从技术到制度

2005-10-23 18:19:51 作者：龙宗智 来源：《检察日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我过去解释“从技术到制度”中的“技术”，是指立法与司法的技术，强调的具体制度程序及其操作的技术性，即所谓“工具理性”，因此仍属社会科学的范畴。然而，对“技术”一词也可以作出新的解释，即科学技术意义上的“技术”。也就是说，“从技术到制度”的另一重含义，是增加法治的科学技术含量，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制度上的难题和困惑。

　　目前，DNA证据，即人体遗传基因检验证据的使用，是美国司法证据学方面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使用DNA证据，大大提高了人身鉴别的准确性，既有利于打击犯罪，也有利于保护人权，因此很快受到司法界的普遍认可并在实践中大量使用，目前已有一批已作有罪判决的重案因DNA鉴定而获昭雪。有的州正考虑制定法律，将DNA检验法定化，并使某些没有钱的嫌疑犯也能有效获得DNA鉴别。这种科技证据的使用，进一步解决了一个制度性问题：对嫌疑犯的非法取供。我在美国各地与检察官、警察交谈，他们承认美国刑事司法中存在警察滥用暴力的情况，如洛杉矶警察在巡逻中殴打黑人致死的罗德·金案件，但认为以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逼取口供的不多。因为这方面的证据法限制十分严格，而且由于强调DNA等物证和鉴定证据的使用，相对来说，减少了对口供的依赖。

　　另一个例子，是对嫌犯的监控措施。美国也有和中国类似的监视居住的制度，我观看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个保释程序，治安法官同意以3.5万美金保释已拘留的嫌疑人，但同时对其执行监视措施，即要求其离开本司法管辖区时必须报告，并在其家中安装电子装置，本人佩戴电子手镯（或类似器件），费用由本人负担。戴上电子手镯，监控官员就可以有效把握其行踪（嫌疑人毁坏监视器件即为重罪）。这样，将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结合起来，以科技手段保证监视措施的执行。这给出一点启示：科技能为既有的制度提供执行可能。在我国刑事司法中，法律虽然规定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但难以有效运用，由于缺乏适当的监控手段，这种措施或者形同虚设，或者成为违法羁押或变相羁押。

　　在内华达州的赌城里洛市，我参观了该市看守所。其间，陪同警官称带我去看法官提审室。一个大房间中，坐了二三十名穿囚服的候审嫌疑人，一名警官在安排提审。然而，法官是在电视屏幕上而不在现场，对候审嫌疑人逐一查明个人身份，询问了是否收到起诉书，是否理解起诉内容，是否认罪等问题。通过电子传输与显示，法官能看见嫌疑人，嫌疑人也能看见法官，法官在自己的办公室就完成了对许多公里以外看守所嫌犯的提审，既节省时间，又节省车辆人员的耗用，尤其是能保障安全，防止发生意外。由此联想到我国司法活动中的一个大难题——证人不出庭，如果采用了类似的“视像会议技术”，证人虽然身处异地，却能通过电视屏幕与法庭成员彼此沟通，将十分有助于出庭问题的解决。

　　当然，用科技解决制度问题，需要科技投入，说到底还是需要钱。但也是由于科技的提高与普及，成本越来越低，加之经济的发展，我国司法活动使用科技手段的能力正日益增强。而且，有些技术实际上有利于降低成本，如前述“视像会议技术”。因此可以说，“从技术到制度”，在中国既有必要性，也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