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酣时不愿醒——《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前言

　　黄岩档案中所存状纸年代不完整，有的年代如光绪三年、五年、七年全缺，另外如光绪十三年虽然有一件状式，但未写明代书人姓名。此外案卷第36号，贴有红色纸条，上面写有“家贫如洗，无力用戳”，案卷第38号也曾贴有请求免于用戳的纸条，案卷64号注明“家贫无力，求恩免戳在内”。其余如案卷58号、75号均未用戳。其中有的注明“代书不敢用戳”，可能是代书人怕受牵连，不敢署名用戳。从代书人用戳情况可以看出，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仅黄岩县就不少于21人，有时一年有四至五名代书人。
　　现存明、清状纸中，在状纸的尾部均附有“状式条例”或称“状式”的附带条款，作为呈写状纸时必须遵守的规则。书写状式时如果违背了“状式条例”的规定，官方将不予受理，因此这种“状式条例”也可以作为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受理自诉案件的条件。这种“状式条例”的条款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虽然互有区别，但其宗旨却是基本相似，并且可以从中明显地观察到具有的沿革特征。　　
　　宋代黄震《黄氏日抄》中收有《词诉约束》一篇，其中“词诉条画”中专门收有受理状式的规定：“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状过二百字不受；一状诉两事不受；事不干己不受；告讦不受；经县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实不受；披纸枷布枷自毁咆哮，故为张皇不受；非单独无子孙孤孀，辄以妇女出名不受。”8
　　此外宋代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收有《约束榜》一篇，内容与黄震《词诉约束》基本相似9。二文均称“约束”，且朱熹在《约束榜》中又云“如有似此违约束之人，定当重行断罪”。可见“约束”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如果将宋代的《词诉约束》与明、清时期的“状式条例”相互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中的渊源。
　　目前已经发现的明代诉讼状纸较少，不久前从安徽省南部即所谓徽州地区休宁县发现的《明隆庆五年休宁县诉状》和《明代万历×年休宁县诉状》均附有“状式条例”，其中《明隆庆六年叶贤诉状》为：一格写二字者，不准；有粘单者，不准；牵连远年无干事情者，不准；无重大事情而告妇女者，不准；事已问结而又告者，不准；被告干证人多者，不准；诬告越诉者，重责，隐下壮丁，故令老幼残疾妇女出名抱告者，不准；拦路喊告者，不准。
这种“状式条例”到了清代，逐渐变得更加明细，如清代《乾隆二十年徽州黟县汪淳告江六女土地纠纷一案诉状》的规则共有十二条，内容为：
　　状式条例
一、事在赦前及远年（以）［已］结之案翻告者不准。
一、怀挟私忿将不干己事摭拾捏控，及违禁纪纠众公呈者，除不准外，是拿治罪。
一、事非命盗，被告不得过三名，应审干证俱不得过二名。如故违，牵出多人者，不准外，代书责革。
一、绅衿、妇女、老幼、废疾无抱告及虽有抱告，年未成丁者不准。
一、细事牵连妇女，及现有夫男，混将妇女装头刁告者不准。
一、告斗殴，不开明伤伏实据，报窃盗不开明年月失单者不准。
一、告犯奸，非奸所现获，及首赌非当场获有赌具者不准。
一、告婪赃，无过付见证及告婚姻无媒妁日期者，不准。
一、告田土债，负无地邻中保及不粘契券印串，无的实年月者，不准。
一、告状前期不准，后期复告，将前批填载词面，如抹煞情节，希图朦混者，查出定究代书。
一、不遵用正、副状式，无代书戳记及逾格双行密写，并式内应填字样不逐细填明者，不准。
一、 无论告、诉、禀各词，概用此式，只于词面分别填明。如用白禀混投者不准。10

　　新发现的清末同治、光绪朝黄岩诉讼档案中的诉状上也有同样附有这种“状式规则”，并且多达二十余条，已显得较为繁琐。
　　清代同光朝时期浙江黄岩民事诉讼状纸所附的《状式条例》：
　　赦前事诬告者，除不准外，即以其罪罪之。
一、将远年旧事及已经审结之案希图翻控者，不准。
一、 凡有职及生监、妇女，年老、废疾或未成丁无抱者，不准。
一、 控告人命，务须开明启衅情由、致死伤痕、时日、处所、的确见证，如虚，以诬告治罪。
一、 户婚田土细事，干证不得过三名，违者不准。
一、 告诈贼，不开明过付见证、贼数、月日者，不准。如虚，以诬告治罪。
一、 告婚姻，无媒妁、聘书；田土粮号、印串、契券；钱债无票约、中证者，不准。
一、 呈词有来稿者，代书查问做状人姓名，务须注明确切姓名，如违究处。
一、 告盗贼，不投明地保验明出入情形，不开明确贼者，不准。
一、 告赌博，无窝伙姓名，又不现获赌具；奸情非奸所捉获指奸者，不准。
一、 词讼如为婚姻，只应直写为婚姻事，倘如田土、钱债、店帐，及命盗，为奸拐等事皆仿此，如敢不遵，仍前做造注语者，提代书重处。
一、 非关命盗奸拐正犯，牵连妇女，不准。
一、 告诉内以生监、妇女作证，并已经结案复行翻控者，不准。
一、 假托控告书役为由，不用代书戳记者，不准。
一、 不遵状式并双行叠写，无代书戳记，副状及呈首不填写新旧字样，并不另纸写粘历次批语者，不准。
一、 现有夫男，教以妇女头混控者，不准。
一、 凡人名有乡民无知，字涉违碍者，代书即更改缮递，如违重究。
一、 呈词过三百字者，不准。
一、 和息呈词非原、被在同劝之人亲书画押，两造当堂同具者，不准。
一、 歇家住址及有功名者必须实填，如有捏写者，代书记责。
一、 原、被人有某人即某人，名号互异者，代书务确查注明，不得任其参差不符，呈内如只有混名，无确切姓名者，定提代书究处。
一、 呈内字画务须端楷，不许潦草，如蝇头细字，除不准外，定提代书重究。
一、 旧案不注明经差姓名，定提代书责处。
一、 词讼不依口真书，摭拾无关本案之事，胪列耸渎者，不准。

　　此类“状式条例”还可以从传世的古籍文献中找到，如清代重要的幕学著作，黄六鸿的《居官福惠全书》一书中也收有此类规定。此外目前已知的诉讼档案如“巴县档案”、“宝坻档案”等所保存的状纸上，也可见到此类规定。近期零星发现的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散见诉讼状纸中绝大多数也附带此类规定。11对于“状式条例”的研究，将会引起法学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在这些规则中，包含了很多程序性规定，其中有些与当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关，了解这些诉讼程序，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民事法律规定与民事案件的审理，并且成为我们解开“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这一谜团的一把钥匙。
　　明、清时期的“状式条例”中具体规定了诉讼必须由具有“官代书”资格的人书写状纸，未经“官代书”而写的状纸，官府不但不予受理，甚至可能因此受到惩罚。这一做法显然更加突出了“官代书”在诉讼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官代书”作为官府指定的代书人，通过代写诉状可以收取费用，甚至包揽词讼，与官吏相互勾结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明、清两代司法腐败的根源之一。12“状式条例”中所称之“珠语”，就是“官代书”在书写诉状时使用的套语，每句“珠语”均为四个字组成，或许即是宋代的“四言杂字”发展而来的。据法史专家陈景良博士考证，宋代“江西州县有舍席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予非圣之书，有如四言杂字，名类非一，方言俚鄙，皆词诉语”13。但据考证现存宋代印刷品中有《四字杂言》传世，每四字为一句，是一种认字读书的启蒙读物。
　　“四字珠语”明、清两代甚为流行，乃至在书写告状事由的时候，如果没有使用“珠语”，地方官将不予受理。现在可以见到的明、清的“讼师秘本”如《折狱明珠》、《霹雳手笔》、《萧曹遗笔》、《法林金鉴录》等书籍中，均收有各种珠语，并且还按吏、户、礼、兵、刑、工划分为“吏条珠语”、“户条珠语”、“刑条珠语”等。“珠语”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四字一句，如同连珠一般，且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因此至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了地方官府受理诉讼时官方认定的案由撮要的专用表达。
　　黄岩诉讼档案中，由于状纸在印刷时已经按四字珠语预留了字格，因此所有的诉状在告状书写理由时均一律使用四字珠语，对于一般的民间纠纷，由于采用了“珠语”，于是事由变成了耸人听闻的重大案情。例如：

纠纷内容 珠语
争水纠纷 强戽水塘
财产继承 霸吞继产
债务纠纷 霸噬肆蛮
债务纠纷 恃强霸吞
失窃案件 夤夜撬窃
遗产纠纷 惑众阻葬
契约纠纷 为中遭害
合同纠纷 图烹诬制

　　其余珠语尚有因奸荡产、恃泼串诈、朋谋贩卖、恃妇横占、义子强占等，无不花样翻新，令人肉跳心惊。但如果仔细阅读告状中的内容，则大部分不过是一些民间细故，或者兄弟失和，或是债务争端，甚至不过是合同之争、契约误解之类。似乎不把问题描述成案情重大，就无法引起官方的重视。而且其中还可以看出，在自诉之初，告状人就不知道自己的民事权利，只是来官府“打官司”。“打”这个字眼是非常具体，非常形象的，至于“官司”，就是靠“官”来司理，因此民事权利的主张，只有伴随着将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看成是凶徒罪犯，自己的权利才能够通过“父母官”的干预得到伸张。当每一个民事案件的提出，都需要“公权力”保障作为前提的情况下，“珠语”的产生和广泛的通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黄岩档案中的诉状呈到县衙内先要交给承发房，再经承发房转交给办案人员，虽然批语署名为知县，但经统计全部诉状的批语实际上均出自师爷手笔。师爷是知县的幕僚，替知县办理钱粮赋税的俗称钱谷师爷，而替知县审理刑事或者民事案件的俗称刑名师爷，黄岩诉状虽然均为民间的自诉案件，但其告状的案情有所不同，并且在状纸的卷首部分经常出现“刑”或“钱”的批文或者钤印，可能即是分别交给不同的师爷办理。师爷代理知县审理后还要代为书写批语，并且在批语后面钤印“闲章”，所谓“闲章”即不是通行使用的姓名章，而是一些表明心志的“寄语”。如果在批文中遇有文字错误或者修改之处，还要在错误或者修改之处加盖此类“闲章”，以表明书写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修改的确信性。
黄岩诉状中师爷在批文上钤印的“闲章”情况详见下表：
年份 知县姓氏 师爷在批文上的钤印
同治十三年 正堂郑 头上是青天
光绪元年 正堂郑 若合符节
光绪二年 正堂郑 头上是青天　摩兜鞬
光绪四年 正堂王 议事以制
光绪八年 正堂伍 勤慎
光绪九年 正堂伍 勤慎
光绪十年 正堂欧阳 临事而思　随人任思 
光绪十一年 正堂欧阳 临事而思　率真 
光绪十二年 正堂倪 案牍劳形
光绪十三年 正堂倪 案牍劳形
光绪十五年 正堂倪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黄岩诉讼档案中师爷的姓名已无法查考，从他们所使用的印文中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到他们在县衙中所处的身份和地位。“临事而思”、“随人任思”表明师爷不但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还要根据县太爷的旨意随时变化，师爷的思考只能隶属于县太爷，而并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头上有青天”，明确告诉世人他的上面还有个做为一县父母的青天大老爷。“议事以制”则表明了自己办事历来循规蹈矩，“勤慎”印文只有二个字，但足以说明了做为师爷必须尊重的宗旨。“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由于印文较多，因此也就更为全面地表达出了师爷的心理状态。最有意思的是“摩兜鞬”三字，印文出自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一《广知》：“邓城西百余里有谷城，谷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一说出自太庙金人《缄口铭》，又作“磨兜坚”。虽然传说有异，但都是指象石头人一样缄口不语，后世成为了“慎言”的代名词，足见这位师爷极其善于守口如瓶，谨言慎行和深怕祸从口出的模样。从知县姓氏与师爷印鉴还可以看出，师爷和知县为一种私人形式下的雇佣关系，知县离任后，他所聘用的师爷也将离开县衙，这与代书人的情况不尽相同。
　　黄岩诉讼档案中除状纸外还包括副状和附件，状纸又称状式或者正状，全部状纸中均有由师爷代理县令做出的批示。本次整理时王宏治教授对黄岩讼档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专文。黄岩讼档所涉及的案件以户婚、田宅、钱债为主，其余还有斗殴等纠纷以及非诉案件。非诉案件如失火、失盗请求备案等。
　　由师爷代理县令在状纸上的判决可以分为受理和不受理两种，无论受理与不受理在判决中均说明了理由。一般户婚、钱债类纠纷受理的很少，而不受理的居多，通常是批给宗族加以调解。田宅类案件如果涉及到财产所有权争端，并与田宅过户和税赋有关时，均予以受理并作出了明确的批判。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中状式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县衙对于民间细故案件所持的审慎态度，无论案件轻重缓急均由师爷代理作出了批判，未发现一件未经批判的状纸。这一现象与前人研究的结果有明显区别，因此将清代的县级审判作为典型的司法审判，或者将清代的县级审判看作仅具备调解功能的看法，在黄岩诉讼档案中不能得到证实。对于已经发现的清代诉讼档案，曾经有一批国内外的学者进行过研究和论述，并且产生不同的结论。日本学者针对所谓的“户婚田土细事”及其州县的司法审理，看做是“调解的一种”，这一观点以东京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滋贺秀三为代表。另外美国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1993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学家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批评了滋贺氏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清代的州县听讼属于“依法分清是否非曲直，保护正当权利拥有者的审判”。16黄宗智教授其后又进一步根据已经发现的档案材料，将这种研究划分为“巴县模式”、“宝坻模式”等，被称之为“与西方近代审判保持本质一致”。尽管黄宗智教授的观点在美国并非通说，但仍然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批评。17对清代的诉讼档案，产生分歧的原因并非源于档案本身的素材，而是取决于美、日两国学者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日本学者的眼中，“民法的近代模式中，与古典的预定调和论相对应，可以看到私人自治原则和契约自由的原则是重要的原则。”18而西方的部分学者则将清代的民事审判习惯地归纳于“典刑意义上的司法行为”中。上述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加以验证，但《黄岩诉讼档案》作为时间相对密集，地点集中的档案史料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证明存在另外一种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司法及与之相适应的程序。由于黄岩诉讼档案中有些将需要进行调解的案件或者不受理案件批回宗族，但缺少如何批回以及交付宗族调解的方法和宗族调解结果的有关记载，我们还不能将县级审判与相应的民间调解进行充分的比较，从黄岩诉讼档案中批判词语所表示的对于宗族调解的尊重等内容，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县级审判与宗族调解之间应当另外存在某种程序性的链接。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发现了与清代州县司法审判内容有关的档案资料，如四川巴县档案、河北宝坻档案、台湾淡水新竹档案等，上述档案的发现对研究清代的历史和司法审判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黄岩诉讼档案可以称作我国包含司法审判内容的第四次档案大发现，这一发现不但丰富了清代档案史料的重要内容，也为我们研究清代的历史、政治、法律提供了一批新的宝贵资料。
尽管黄岩诉讼档案是已发现的清代诉讼档案中年代最晚，数量也相对较少，但其内容主要为民间细故引发的诉讼案件，内容单纯，保存完整，集中地反映出清代末期县级司法审判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对于民间细故案件从立案到审理到判决的全部过程，并且可以从中观察出清代末年类似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黄岩讼档的发现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意义和显著的学术价值。
　　黄岩讼档中除了状纸以外还有案件中的“副状”和附件，“副状”的内容与正状基本相同，但由于文字限制相对宽松使“副状”的表达更为明晰。状纸中附带的附件包括“保状”，即由民间对案件当事人提供的担保文书，其他附件主要有对失火、失盗财产描述性的“失单”和其他与诉讼相关的证据资料。黄岩诉状中所包含的附件是民间细故案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附件不但为县衙审理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案情及研究审判结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佐证材料。传世的清代判词中往往仅收录了官员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但由于缺少对于案情的描述，使传世的清代判词的学术价值受到弱化，另一方面，传世判词中不可能包含与案情有关的各种附件，因此使研究清代司法审判难以全面和深入。黄岩诉讼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附件，从而为我们研究清代的县级审判提供了更加全面和详实的珍贵文献。
　　浙江省清代《黄岩诉讼档案》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及民事纠纷等有关案件的判决与调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针对《黄岩诉讼档案》记录内容的可靠性及其它相关调查是非常有价值的，为此我们决定到《黄岩诉讼档案》所记录的案件发生地对该档案中所记录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核实。调查的结果除了将进一步证实《黄岩诉讼档案》真实可靠以外，通过实地调查还可以发现随着历史变迁，《黄岩诉讼档案》所反映的司法制度与民事习惯的沿革变化。这是我国对发现的历史档案进行的第一次对应性调查，调查中可以直观地了解到《黄岩诉讼档案》中涉案当事人的生活环境，甚至通过观察案发地与黄岩县县城的距离和交通情况，更多地了解到当时告状的实际条件。其中距离的比较与案件性质的比较可以观察到告状时的相对环境，这为我们多年来讨论的传统司法中所谓的“息讼”观念，提供足以印证的资料。如果能够在实地调查中找到涉案当事人的后裔，并设法对案件的后续情况进行追踪了解，显然是更有意义的。《黄岩诉讼档案》中还涉及到一些与讼争相关的标的物，如果能够对上述标的物及其沿革加以了解，可以更加明确地探知《黄岩诉讼档案》中的发案原因。
　　二十世纪上半叶，田野调查的方法曾经普遍地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当时的前贤曾经进行过很多成功的调查，并且为我们留下了在今日仍然足资借鉴的调查报告。但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这种田野调查的方法尽管仍然为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加以利用，但在法史学领域里则很少见到通过调查的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停留在“以论代史”式的泛论中。《黄岩诉讼档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参考资料，针对《黄岩诉讼档案》进行的相关调查，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在那扇大门外面有着沉积了千年的传统积淀，有着我们的先民们创造出并且留给我们的丰富的遗产。只要我们去寻找、去发现、去探索、去研究，在我们的面前将展示出一个古老而又新奇的世界。
　　《黄岩诉讼档案》发现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很多学界同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给予了热忱的关心和支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地感谢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暨许传玺博士、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欧中坦（Professor Jonathan Ocko）先生，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原律政专员御用大律师冯华健先生，感谢美国律师麦克（Michael Dardzinski ）先生、感谢（美）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大律师丁海华先生，感谢嘉润律师事务所大律师龚志忠先生，感谢许允恭家族，正是由于他们的慷慨和信任使我们能够对黄岩诉讼档案的修复整理以及因此而进行的相关调查得以进行。
　　我们还要特别地感谢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感谢黄岩区司法局的原陶鸣局长及全体同仁，感谢黄岩区的朋友黄筱斌先生和黄岩区的所有乡亲们，感谢他们对黄岩调查提供的极大的便利。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法律出版社贾京平社长、蒋浩先生、韩京明先生、曹铀先生和丁敏女士，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才可以使黄岩讼档能够化身千百为学术界所用。感谢殷丽丽小姐，正是她协助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编排录入工作，使本书的出版更加顺利。
  我们在此特别地感谢第一历史档案馆唐益年先生、刘晓敏女士等，他们精心地对黄岩诉讼档案进行整理修复，不但为本书的编辑整理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将使这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得以更好地保存并传之我们的后人。
  当然我们还要由衷地感谢一百年前那些有意或者无意地将这批黄岩讼档存进夹壁墙中的先人，正是他们当时的留心才为我们今天留下了珍贵的黄岩诉讼档案。

　　（很久以前我就想实现一个梦想，这就是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农村进行深入地社会调查，从而挖掘和整理一批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民法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调查成果。后来我为此设计了三个调查，其中第一个是对浙江黄岩进行的调查，这是从已经占有的一百多宗清代黄岩诉讼档案出发所进行的对应性调查，目的是想证实从封建社会过渡到今天，在激烈的变革中民间的调解和民间的自诉案件有哪些发展与变化，并且从中寻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第二个是想对安徽皖南进行调查，这是从已经占有的进万件徽州文书，其中包括契约文书也包括诉讼文书，仍然使用对应性的方法，到契约记录的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发生地，根据诉讼文书的记载到案发地进行对应性调查，设法从中找到恢复当时生活场景的手段，经过对徽州文书记录下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地考察，最终希望对于民间的民商事习惯以及相应的民事诉讼加以综合研究，从而把徽学引进法学。第三个是想对山西钱庄票号进行实地调查，从已经掌握的借贷、运输、合伙等民间契约中进行对应性调查，并且希望将这一调查与前面的黄岩调查和徽州调查作一个比较性的研究。我知道在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情况下，要想完成上面的三大调查似乎真的是一场梦。
　　但是我们终于将黄岩调查完成了，因此我们把梦做得更深了。不久大家又将开始着手整理徽州档案，那里面有明清两代的诉讼状纸，有数以万计的红、白契纸，并且将在不久又开始组织人员前往安徽的休宁、屯溪、黟县、太平、绩溪、祁门等地和江西的婺源县进行预期两年的田野调查。
　　于是我们把梦从浙江黄岩那一片挂满了蜜桔的丛林中，做到徽州那一片黛瓦白墙的古老房子里，或许我们的梦做得更深了。
　　但是不要叫醒我，哪怕这真的是一场梦，当梦到酣时，请不要叫醒我。
　　等我从梦中醒来，我一定会告诉你我在梦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你所有的真实。）

1已经修复的档案第77号、第78号过于残缺，无具体年月，也没有明确的当事人和案由，本次没有选用，另外第79号、第80号两件修复时可能存在错简需要进一步修整，本次也没有采用。本次公布的共计为76宗。
2 黄岩县地理沿革可详见清光绪三年陈钟英等修，王咏霓纂《黄岩县志》。本次调查使用的为《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志第二一一号，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黄岩县志》。另见黄岩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浙江省黄岩县地名志》，1984年12月。
3 关于“状首人”的身份，详见《朱文公集》约束榜。“户民词诉，不应为状首人，自不当出名，其应为状首人，并有正身”（引文转自中华书局点校本《名公书制清明集》附录六1987年第1版P643）
4 关于宋代“钞书铺户”的研究，详见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转型及其意义》。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此外还可参见裴汝诚《宋代“代书人”和“写状钞书铺》半粟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关于宋代时期讼师及代写书状等考证，本文主要参考使用了陈景良博士的研究成果，详见《讼师、讼学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引文，另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十二《教唆与吏为市》。
6 关于中国古代契约中第三方参与并且成为一种习惯的研究，详见李祝环《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现象》原文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第138页——143页。
7 关于宋代“书铺”所具有的司法与公证性的功能，详见戴建国先生《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叶孝信先生主编《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但笔者从已发现的大量明、清两代由代书人代写的法律文书中，可以看出代书人的职能主要是替人写字。另外，据查发现当前国内一些偏远地区还保留代书人职业，如电影《秋菊打官司》一片中，就有秋菊到街上请人代写状纸的情节。
8 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词诉约束》，此条原见于耕余楼刊本，后在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时，点校者将其作为附录收在书后，今即取此本，但笔者重新作了校点。详见《名公书判清明集》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附录五。
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公移·约束榜》。中华书局点校本《名公书判清明集》也收录了《约束榜》，并作为附录六，但该书使用四部丛刊本作底本，今取清武英殿本互校，文字小有异同。详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附录六。
10 本文引用的清代徽州《乾隆二十年徽州黟县汪淳告江六女土地纠纷一案》诉状为田涛先生所藏。
11 本文中所引用的山东、山西等地发现的零星状纸，均为田涛先生新获的档案材料，但尚未能加以整理，其中清代山西省祈州诉状中，有一件“正状”未见附刊“状式规则”。
12 关于“官代书”收取代书费的材料比较少见，本次《黄岩诉讼档案》中有因“家贫无力盖印”的状纸，说明“官代书”收费现象确实存在。近期在徽州发现的清代嘉庆朝诉讼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一簿“告状费用收支帐”，其中记录了清嘉庆朝“官代书”每写一状收费“写状银五钱”，可供参考。
13 前揭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陈先生引文中源自《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
14 “随人任思”的印文见于档案第35号光绪十一年《辛光来呈为投理莫理粘求吊讯事》一案的附件，附件系光绪十年时批文的抄件，故仍归于光绪十年份中。
15 “率真”印文见于档案第48号《徐永宁呈为恃强负噬迫求差追事》一案的附件二，批文为“此案初呈先于何处？应即寻着汇为一起。兹据徐永宁呈称粘有字据等语更不能散失。”因此案除永宁已为“续词”，应当另有“初词”，故仍将此印钤归于光绪十一年份。
16 Philip. C. C. Huang "Between Informal Mediation and Formal Adjudication ——The Third Relm of Qing Civil Justice", Modern China, 19-3,1993. "Codified Law and Magistrial adjudication in the Qing" Bernhardt and Huang ed,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在上述论文基础上，近年他又出版了Philip. C. C. 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7 对黄宗智持不同观点的日本学者，日本东北大学法学部教授寺田浩明在《近年来日美两国学者关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的争论》中曾经对黄宗智的“与西方近代审判保持本质一致”的观点进行过批评。1996年9月21日——23日在日本镰仓市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期帝制中国的法，社会，文化——日美两国学者之间的对话”（Law, Society, an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and Japanese Scholars）。寺田氏发表了《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后收入王亚新、梁治平编译的《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18 （日本）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李毅多、仇京春译。科学出版社，1995年。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