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引论 第二章 恶法亦法
2005-11-01 21:51:22 作者：杨仁寿 来源：法律思想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法律为社会规范之一种，法官适用法律时，不得以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或欠缺为借口，而不予受理，更不得以此为拒绝裁判之理由。在刑事审判，采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不为罪；在民事审判，依“民法”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均有受理、裁判之义务。1977年台再字第42号判例称：“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云云，洵属的沦。
然则，法律之“善”或“恶”，法官有无审查之权？一般而方，法官为一司法者，并非立法者，不得借口法律为一“恶法”，而拒绝适用。盖法官敬动辄以此为理由，拒绝适用法律，将使人民法律生活之安定破坏无遗，甚至侵及立法权，与法治主义之精神有违。惟若贯彻前项主张，即会派生“恶法亦法”，“法律就是法律”等原则，致令法律僵化。
如所周知，制定法律或修改法律之程序，至为繁杂，绝非短期间所能完成，因之，法律苟非“恶”至令人无法忍受之程度，法官仍应运用法律之阐释方法，对此“恶法”加以阐释，使之适合社会之要求，俾能贯彻法律目的或社会目的。盖此时“法律”在外表上虽为“恶法”，在实质上则非为恶法也。
“恶法”一词，乍见之，令人生厌，仿佛充满惨苛的意味。事实上，基在“法的安定性”上所扮演的角色，厥功至伟。设其不善之程度，人民犹可忍受，尚未抒解，使之合于“法的目的性”。慎子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在此范围内，仍有其下面的意义。换言之，恶法亦法必须具有以下二种性质：
其一，必须为法律，亦即法“不善”之程度，尚与正义相悖过甚，运用法律阐释方法加以阐释，仍切合社会之要求，此时“恶法”不过徒具其为恶之处观而已，在实质上仍与其他“善法”无殊。苟法律之恶之程度，忆恶于“无法”，非运用法律阐释方法所能济事，不过徒具“法律”之形貌也，应认“恶法非法”，因此，法官不但应拒绝适用，且一般执法人员亦应拒绝执行，若犹昧著良知，忽视正义，遽予适用或执行，则适用或执行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
举例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德国惨无人道、胡作非为，屠杀犹太人，射杀胡为，无所不用其极，其所颁布之“法律”，殆恶于无法，与正义相悖可谓至于极端，故甚多勇气之法官均拒予适用，其下场当然受到各种不同之迫害。有一脍炙人口之案件，迄今为犹太人所津津乐道，在1945年，有位纳粹官员专司“打击敌人”各种任务。有一天侦悉其妇与其夫在家藏匿犹太人，乃将该犹太人逮捕，其夫见状图逃，当场为该纳粹官员击毙。迨纳粹战败，某妇于1951年自诉该纳粹官员杀人，被告虽辩称：纳粹德国于1945年3月曾颁紧急命令，规定每一位德国武装人员，对于逃犯，负有不经审判即加射杀义务，其为执行公务，枪击自诉人之夫，实依“法”行事云云，却为西德联邦最高法院所不采，认紧急命令已与正义相悖，不再是“法律”，仍对被告予以论罪科刑。
其二，此种“恶法”须具“法的目的性”。过分强调法律系一种“手段”，虽有违法治主义，惟实质上，法律之定制鲜无目的，其目的为何，一言以蔽之，乃在督促人类朝着“人类本质存在”之“共通善”或“正义”而发展。法官在现实“法律拘束之下，仍有运用法律以达成目的之余地，故谓法律第一种达成目的之手段，实不为过。”苟认为“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本身即有目的，未免忽视法律之本质。法官在解释法律行为时亦复如是，就以当事人所欲达到之目的的合理解释之，并以习惯及任意法规补充之，至诚实信用原则则应自始至终介入其间，作为修正或补充目的、习惯或任意法规等标准所决定之表示内容，庶不失当事人之真实。
换言之，法官解释法律行为，应依诚信景当事人这意思表示内容，衡其所欲达到之目的，习惯及任意法规，以探求其表示应有之内容，为合理之解释或补充。法律行为之解释，既在确定构成法律行为要素之意思表示之意义，则于意思表示不明确或不完整时，自须透过解释方法予以阐明或补充，始能获窥当事人已为表示之正确含义，或当事人所为表示之合理的意思。不仅如此，当事人表示行为所具意义，欠缺合理时，亦须变更其表示行为之表示意义，使之合理化。所谓“恶约亦约”云云，自不能任其存在。
莎士比亚名作《威尼斯商人》中“法庭”一幕，最足使习法者悸然心动，其故在此。其大意如下：有意大利士绅安东尼，为至友巴萨尼欧与名媛包雪霞结婚，代向犹太人夏洛克高利借贷3000元，约定准时清偿，若逾期不还，愿割肉一磅以示罚。约成，立借据一纸以为凭。讵知，届期安东尼所经营之货舱，迟迟不归，致未能照约履行。后虽愿忆20倍之借款偿还，冀免割肉之痛，仍不为夏洛克所允。夏洛克为逞一时之快，即诉请法院，请求安东尼履行割肉一磅之约。
法官讯明原委，力劝夏洛克息事宁人未果，即照约判令安东尼应准夏洛克割取胸肉一磅，夏洛克大喜，操刀拟割安东尼胸肉时，法官语之曰：“夏洛克，汝固可依约割取安东尼胸肉一磅，但不得伤其皮肤或使其流一滴血，盖此为契约所无，设因伤其皮肤使之流神圣血液，当予严办，并没收财产，汝其三思之！”夏洛克闻此，脸色骤变，所操利刀停在半空中，迟迟不能下。
以今之法律观点言之，违约割肉之约定，本违背公序良俗，应归于无效，固不言而自明。惟在莎翁时代，能不受“恶约亦约”所拘，进而变更其表示行为之意义，使之合理化，则殊难得。虽威尼斯商人系一戏剧，然戏剧不外人生之反映，此剧多少涉及“诡辩”，但瑕不掩瑜，习法者迄今犹津津乐道，良有以也。
然则，法律之“善”或“恶”，法官有无审查之权？一般而方，法官为一司法者，并非立法者，不得借口法律为一“恶法”，而拒绝适用。盖法官敬动辄以此为理由，拒绝适用法律，将使人民法律生活之安定破坏无遗，甚至侵及立法权，与法治主义之精神有违。惟若贯彻前项主张，即会派生“恶法亦法”，“法律就是法律”等原则，致令法律僵化。
如所周知，制定法律或修改法律之程序，至为繁杂，绝非短期间所能完成，因之，法律苟非“恶”至令人无法忍受之程度，法官仍应运用法律之阐释方法，对此“恶法”加以阐释，使之适合社会之要求，俾能贯彻法律目的或社会目的。盖此时“法律”在外表上虽为“恶法”，在实质上则非为恶法也。
“恶法”一词，乍见之，令人生厌，仿佛充满惨苛的意味。事实上，基在“法的安定性”上所扮演的角色，厥功至伟。设其不善之程度，人民犹可忍受，尚未抒解，使之合于“法的目的性”。慎子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在此范围内，仍有其下面的意义。换言之，恶法亦法必须具有以下二种性质：
其一，必须为法律，亦即法“不善”之程度，尚与正义相悖过甚，运用法律阐释方法加以阐释，仍切合社会之要求，此时“恶法”不过徒具其为恶之处观而已，在实质上仍与其他“善法”无殊。苟法律之恶之程度，忆恶于“无法”，非运用法律阐释方法所能济事，不过徒具“法律”之形貌也，应认“恶法非法”，因此，法官不但应拒绝适用，且一般执法人员亦应拒绝执行，若犹昧著良知，忽视正义，遽予适用或执行，则适用或执行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
举例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德国惨无人道、胡作非为，屠杀犹太人，射杀胡为，无所不用其极，其所颁布之“法律”，殆恶于无法，与正义相悖可谓至于极端，故甚多勇气之法官均拒予适用，其下场当然受到各种不同之迫害。有一脍炙人口之案件，迄今为犹太人所津津乐道，在1945年，有位纳粹官员专司“打击敌人”各种任务。有一天侦悉其妇与其夫在家藏匿犹太人，乃将该犹太人逮捕，其夫见状图逃，当场为该纳粹官员击毙。迨纳粹战败，某妇于1951年自诉该纳粹官员杀人，被告虽辩称：纳粹德国于1945年3月曾颁紧急命令，规定每一位德国武装人员，对于逃犯，负有不经审判即加射杀义务，其为执行公务，枪击自诉人之夫，实依“法”行事云云，却为西德联邦最高法院所不采，认紧急命令已与正义相悖，不再是“法律”，仍对被告予以论罪科刑。
其二，此种“恶法”须具“法的目的性”。过分强调法律系一种“手段”，虽有违法治主义，惟实质上，法律之定制鲜无目的，其目的为何，一言以蔽之，乃在督促人类朝着“人类本质存在”之“共通善”或“正义”而发展。法官在现实“法律拘束之下，仍有运用法律以达成目的之余地，故谓法律第一种达成目的之手段，实不为过。”苟认为“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本身即有目的，未免忽视法律之本质。法官在解释法律行为时亦复如是，就以当事人所欲达到之目的的合理解释之，并以习惯及任意法规补充之，至诚实信用原则则应自始至终介入其间，作为修正或补充目的、习惯或任意法规等标准所决定之表示内容，庶不失当事人之真实。
换言之，法官解释法律行为，应依诚信景当事人这意思表示内容，衡其所欲达到之目的，习惯及任意法规，以探求其表示应有之内容，为合理之解释或补充。法律行为之解释，既在确定构成法律行为要素之意思表示之意义，则于意思表示不明确或不完整时，自须透过解释方法予以阐明或补充，始能获窥当事人已为表示之正确含义，或当事人所为表示之合理的意思。不仅如此，当事人表示行为所具意义，欠缺合理时，亦须变更其表示行为之表示意义，使之合理化。所谓“恶约亦约”云云，自不能任其存在。
莎士比亚名作《威尼斯商人》中“法庭”一幕，最足使习法者悸然心动，其故在此。其大意如下：有意大利士绅安东尼，为至友巴萨尼欧与名媛包雪霞结婚，代向犹太人夏洛克高利借贷3000元，约定准时清偿，若逾期不还，愿割肉一磅以示罚。约成，立借据一纸以为凭。讵知，届期安东尼所经营之货舱，迟迟不归，致未能照约履行。后虽愿忆20倍之借款偿还，冀免割肉之痛，仍不为夏洛克所允。夏洛克为逞一时之快，即诉请法院，请求安东尼履行割肉一磅之约。
法官讯明原委，力劝夏洛克息事宁人未果，即照约判令安东尼应准夏洛克割取胸肉一磅，夏洛克大喜，操刀拟割安东尼胸肉时，法官语之曰：“夏洛克，汝固可依约割取安东尼胸肉一磅，但不得伤其皮肤或使其流一滴血，盖此为契约所无，设因伤其皮肤使之流神圣血液，当予严办，并没收财产，汝其三思之！”夏洛克闻此，脸色骤变，所操利刀停在半空中，迟迟不能下。
以今之法律观点言之，违约割肉之约定，本违背公序良俗，应归于无效，固不言而自明。惟在莎翁时代，能不受“恶约亦约”所拘，进而变更其表示行为之意义，使之合理化，则殊难得。虽威尼斯商人系一戏剧，然戏剧不外人生之反映，此剧多少涉及“诡辩”，但瑕不掩瑜，习法者迄今犹津津乐道，良有以也。
关键词：|无|
相关文章
[错误报告] [推荐] [收藏] [打印] [关闭] [返回顶部]
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