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法的代价
2005-11-12 23:13:19 作者：薛兆丰 来源：博客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我对习惯法的感受始于香港。多年前第一次到香港，我为自己安排了三项活动：一是到香港大学听课，二是到立法局听辩论，三就是到法庭听聆讯。原则上，只有讲英语的地方，才有可能采用习惯法；事实上，除了英、美、澳、加等国外，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香港等英国的前殖民地，也以习惯法为基础。
法庭内从来都不准拍摄、录像和录音。那次参观只留下片断的记忆。后来，有了一个罕有的机会，就是通过电视，观看一连十天的“钟庭耀事件调查”。那次调查，整个程序由一位退休外籍法官主持，照足习惯法进行，但因不是法庭聆讯，故得以向全港电视直播。
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位姓胡的华人律师。他风度翩翩，辩才了得，那口英文听来直透肺腑。后来有个专栏作家，写到这位每天上庭费达数十万港元计的胡律师，也为他的英文啧啧称道，甚至建议港大法律系的学生跟着录音模仿。再后来，接到“八卦”消息，说这位胡律师是名人张天爱的前夫。
经过冗长的调查，老法官宣读结果：事情的原委，问题的重点，考量的角度，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最后法官斩钉截铁地判定：钟庭耀尽管发言前后有出入，但依然诚实可靠，而胡律师的当事人却是不可信的。整个调查结束了，按照出席的律师、法官和当事人的身价，调查费用数以百万港元计，而劳师动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确定那几个当事人中是谁撒了一句谎。
再说去年，有位在美国做生意的朋友，因为贸易上的纠纷闹上法庭。他为了在事前弄清楚一行法律条文的确凿诠释，便由自己的律师撰写好“问卷”，交给行内另一位以诠释有关法规出名的律师，一个礼拜后大家到那位诠释权威处听答案。前后只是一个小时的答疑，收费是5万美元。
从两次生动的经验来看，享受习惯法的代价实在昂贵。从选择律师团，到遴选陪审员，再到不断上诉，法律成本可以是天文数字。而“繁文缛节”换来的好处，是习惯法能够“兼收并蓄、自我完善”。
每个法官都按照具体的情景，参照以往法官的智慧，贡献自己的判断。判词不是三言两语，照搬既有的条文，而是一篇法律论文，甚至是一部论著。从交代事情的经过，到证据的衡量，再到法律思想的追溯，还有每个疑难之处，法官都要一一阐明，供人永久参考。我读过美国上诉法院对微软垄断案的判词，就认为那是学习垄断经济学的优质读物。
没有哪个法官是错误的起点，所以不应对他们求全责备；也没有谁是正确的终点，所以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正是通过这些文献，通过后人对先例的比照，法官才能确立他们的威望和影响。这跟学术界论文的发表、引用和评价过程是一样的，结果是造成了法律的演进。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高利贷法。由于宗教的缘故，人们对高利贷长期持有偏见，直到有位法官，判了一名放弃誓言的许诺人要支付高额罚款，才使得人们逐渐克服对高利贷的偏见，认识到诺言有价，最终废除了英国所有的高利贷法。
高昂的律师费用，反映了两个事实。都是我们感情上不容易接受的。一是法律的裁定有很大变数。在诉讼开始时，即使在所有证据都不再改变的情况下，诉讼也还会出现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结果。在证据和裁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否则，律师行业就会萎缩，被自动化的电脑取代了。但事实上，律师费用高昂，表明诉讼的走向是极不确定的。
高额律师费用的另一个含义，是任何想要寻找公正的人都要付代价，而这代价有时令人却步。这是说，穷人可能买不起解脱，自辩成功的机会要比富人少。如果认为费用划不来，就得认命。这几率上的倾斜，是整套习惯法演进的代价之一。这是否公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正的观念可以是这样的。
法庭内从来都不准拍摄、录像和录音。那次参观只留下片断的记忆。后来，有了一个罕有的机会，就是通过电视，观看一连十天的“钟庭耀事件调查”。那次调查，整个程序由一位退休外籍法官主持，照足习惯法进行，但因不是法庭聆讯，故得以向全港电视直播。
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位姓胡的华人律师。他风度翩翩，辩才了得，那口英文听来直透肺腑。后来有个专栏作家，写到这位每天上庭费达数十万港元计的胡律师，也为他的英文啧啧称道，甚至建议港大法律系的学生跟着录音模仿。再后来，接到“八卦”消息，说这位胡律师是名人张天爱的前夫。
经过冗长的调查，老法官宣读结果：事情的原委，问题的重点，考量的角度，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最后法官斩钉截铁地判定：钟庭耀尽管发言前后有出入，但依然诚实可靠，而胡律师的当事人却是不可信的。整个调查结束了，按照出席的律师、法官和当事人的身价，调查费用数以百万港元计，而劳师动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确定那几个当事人中是谁撒了一句谎。
再说去年，有位在美国做生意的朋友，因为贸易上的纠纷闹上法庭。他为了在事前弄清楚一行法律条文的确凿诠释，便由自己的律师撰写好“问卷”，交给行内另一位以诠释有关法规出名的律师，一个礼拜后大家到那位诠释权威处听答案。前后只是一个小时的答疑，收费是5万美元。
从两次生动的经验来看，享受习惯法的代价实在昂贵。从选择律师团，到遴选陪审员，再到不断上诉，法律成本可以是天文数字。而“繁文缛节”换来的好处，是习惯法能够“兼收并蓄、自我完善”。
每个法官都按照具体的情景，参照以往法官的智慧，贡献自己的判断。判词不是三言两语，照搬既有的条文，而是一篇法律论文，甚至是一部论著。从交代事情的经过，到证据的衡量，再到法律思想的追溯，还有每个疑难之处，法官都要一一阐明，供人永久参考。我读过美国上诉法院对微软垄断案的判词，就认为那是学习垄断经济学的优质读物。
没有哪个法官是错误的起点，所以不应对他们求全责备；也没有谁是正确的终点，所以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正是通过这些文献，通过后人对先例的比照，法官才能确立他们的威望和影响。这跟学术界论文的发表、引用和评价过程是一样的，结果是造成了法律的演进。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高利贷法。由于宗教的缘故，人们对高利贷长期持有偏见，直到有位法官，判了一名放弃誓言的许诺人要支付高额罚款，才使得人们逐渐克服对高利贷的偏见，认识到诺言有价，最终废除了英国所有的高利贷法。
高昂的律师费用，反映了两个事实。都是我们感情上不容易接受的。一是法律的裁定有很大变数。在诉讼开始时，即使在所有证据都不再改变的情况下，诉讼也还会出现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结果。在证据和裁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否则，律师行业就会萎缩，被自动化的电脑取代了。但事实上，律师费用高昂，表明诉讼的走向是极不确定的。
高额律师费用的另一个含义，是任何想要寻找公正的人都要付代价，而这代价有时令人却步。这是说，穷人可能买不起解脱，自辩成功的机会要比富人少。如果认为费用划不来，就得认命。这几率上的倾斜，是整套习惯法演进的代价之一。这是否公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正的观念可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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