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是求 教化为先

2005-11-25 08:47:20 作者：何兵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封建社会司法权一般掌握在县官一人之手。而将司法、行政事务集于地方长官一身，未出现严重案件积压，主要取决于其特殊的纠纷解决策略。其首要的就是无讼是求，教化为先。

    判决具有教喻之作用，古今相同。宋朝名宦胡颖在一篇判决中谆谆教诲道：“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与宗族诉，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诉，则伤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 清康熙帝曾言：“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又说：“善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将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教化即推行儒家之纲常教义，以德化人，息论止争。清代不仅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还有一套上自朝廷，下至乡党保甲的对国民实施教化的制度，类似于现代之普法和宣传教育制度。从清初到清末，“每遇逆望两期，州县官务须率同教官、佐贰杂职各员，亲至公所，齐集兵民，敬将圣谕逐条讲解，浅譬曲喻，使之通晓”。所宣讲之内容除国法、上谕外，更主要的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和无讼思想。儒家思想并非不重视人，但是儒家的人是人伦之人，是处于它所设计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人，而不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在儒家设计的社会角色中，人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的五伦中，只有朋友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根据儒家的“礼”，尊长对卑幼可以单方面行使权力，而卑幼对尊长不得主张权利，只能克尽义务。在这种人伦网络和规定等级贵贱界限的“礼”的束缚之下，人们的权利意识受到压抑，个体的人被淹没消溶其中。儒家重义轻利，提倡知足忍让，劝导人们重视内心修养，在与人发生关系时尽量避免纠纷，保持人际关系和谐。儒家以无讼为“至境”，历代统治者都向人们灌输贱讼的价值取向，对好打官司的人给予严厉的制裁。

    道光年间，四川某地方官在一篇夫子自道式的《劝民告示》中，以自家切身经验现身说法，向百姓宣传息讼的好处：“钱债、田土、坟山及一切口角细故，原是百姓们常有的，自有一定的道理。若实在被人欺负，只要投告老成公道的亲友、族邻替你讲理，所以和息也就罢了，断不可告官讦讼……就算有十分道理也要忍气，牢牢记得本官的话，只要投告亲族和息就吃点亏总比到官较有便宜……本县在江西也是百姓，我家二百年来不敢告状讦讼，暗中得了多少便宜，也只是忍气的好处，你们万不可辜负我教你一片苦心。” 

    儒家思想的教化对于抑制讼案之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据黄宗智研究和推算，清末年间，县衙门每年处理５０至５００个民事案件，好些县可能每年在１００至２００件。平均而言，每县每年约１５０件左右。据对河北３个村庄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４０年发生的４１件纠纷调查，纠纷主要集中于财产继承、土地及行政上的事项，纠纷类型单纯。其中只有１８件纠纷最后演变成法庭诉讼案。每个村庄平均３年多才发生１起诉讼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