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事宁人

2005-12-01 21:20:51 作者：李昌盛 谢满根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清代姚一如任成都知府时，有兄弟争产成讼。开庭前，一绅士前来拜谒姚太守，馈金六千两，嘱其袒护兄长，姚佯许之。及开庭，两造到堂，该绅士亦在旁边。姚大人于是对兄弟二人说：“尔系同胞，为手足；我虽官长，究属外人，与其以金援我，何如一家相让！今金俱在，尔等自思。兄有亏还尔六千金，弟有亏受此六千金，俱可无讼”，兄弟“两个感悟，投立饮泣”。姚大人又对那绅士训斥道：“尔系伊家亲戚，昆季奈何分彼此而辄上下其手？平时不能劝导，又欲宵行嘱托，陷我于不义。今他弟兄已和好，以后稍有龌龊，即惟尔是问！”（（清）诸晦香《明斋小识》） 

    在这起案件当中，姚一如拒绝了贿赂不失为一清官，但兄弟之间争执财产总有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然而姚大人对此似乎并不关心，只求息事宁人就好；倒是对贿赂于他的绅士在堂上大加斥责，并让他承担兄弟永远和睦的责任。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呢？

    清道光年间，宝坻县马营庄陈六的妻子李氏（年仅１６岁）“不能做重活”以及不堪婆母和丈夫的“终日折磨打骂”而离家出走。陈家状告到官，知县传陈、李两家找回李氏，即予调处。公婆表示：“素日打骂是有的，并不折磨，以后好好教导。小的猜疑（儿媳）被人拐逃，是错了，不该混告。”陈六也表示：“小的将李氏领回教训，并不折磨。”在公婆、丈夫、妻子三方表示服从调处之后，各自具结销案。（《顺天府全宗》档案９９号） 

    一名法官在此种情境下，其首要的职责无疑就是查明是否有李氏所言“折磨打骂”的事实，岂能以公婆、陈六一面之词就让其销案了？李氏真的是心甘情愿地承受了调断吗？对于官府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纠纷又平息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求其他，但求息事宁人。可是谁又能说李氏以后就真的不会再被“折磨打骂”了呢？ 

    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小农经济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土地是人的命根子，人们被牢固地束缚在小块的土地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所以与这种经济结构相适应，个人的权利意识极为淡薄，追求安宁、稳定是社会认同的普遍心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息事宁人”的裁断方法不仅法官可以广泛运用，当事人也会“心安理得”地接受。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能力其实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强，由于交通的不便、通讯业的不发达以及地域的辽阔等因素，其权力的触角很难深入社会的基层，一般只能达到县级的水平。县级以下的乡村具有很大的自治性，所以费孝通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皇权与绅权共存的社会，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很多学者都曾正确地指出，近代以前的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所以，国家一般对于那些无关其统治稳定的大事，一般是不去操心的，这样才会形成乡绅名流在乡土中国中的权力地位。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第一例中非但法官不认真裁决纠纷，反而息事宁人，把责任加在绅士身上的原因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强调和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这几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诉讼的发生或纠纷的出现就是对和谐的破坏。但是，只要社会存在一天，由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纠纷就会永伴相随。至于消除的手段，特别是对于那些无关社会统治根本秩序的“细故”小事，自然首先的选择便是“息事宁人”。所以在古代，“息事宁人”作为一种化解纠纷的社会机制，一方面能够使当事人自己尽量寻求矛盾解决的最佳办法；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当事人不因此伤害感情（和气）；所以，对是非对错的考虑常常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和为贵”才是首要的考虑。 

    这种“息事宁人”的纠纷解决办法，作为“本土资源”，对于完善我国当前的调解制度，无疑有一定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