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表制度与古代道德

2005-12-02 08:56:21 作者：马小红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宋朝的时候编写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如果译为我们现代的话，即“著名官员公正司法集录”）收录了许多真德秀的裁判文书。其中，有一篇题目为《孝于亲者当劝，不孝于亲者当惩》的判决。说的是在真德秀所辖的泉州境内，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位名叫周宗强的人，为了治好母亲的病，竟然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做药引，也即人称的“割股救疗”。而在同一个地方，却又有一位名叫吴良聪的人，被其父母以“不孝罪”为名而告到了官府。当时，真德秀将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作出了判决：孝子周宗强割股救母的行为，虽然有些偏执，并非儒家先贤和经典所提倡，但是，“其孝心诚切，实有可嘉”。因此，真德秀决定，除依法对周宗强进行赏赐外，还要“特请赴州，置酒三行，以示礼宾之意，用旗帜、鼓乐、鞍马、伞扇送归其家”。在当时，普通老百姓被官府以上宾之礼而请进衙门中，接收郡守的亲自敬酒，然后又被官府用旗帜、鼓乐、鞍马等隆重地送归家门——这对被旌表者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荣誉。对被旌表者的邻里来说，又具有一种巨大的鞭策和示范效应。

    同时，对那个不孝之子吴良聪，真德秀先生首先是自责，责备自己没有能够及时以礼义来教导子民，因此而出现了吴良聪这样的悖逆之人。作为郡守，真德秀为吴良聪的不孝而“日夕惭惧，无地自容”。真德秀认为，依照律法，被告吴良聪无疑是“罪该极刑”，但是，为了使吴良聪可以改过自新，真德秀决定：“姑与从轻，脊杖二十，髡发，拘役一年。”

    按照中国古代的法律，对吴良聪的这些刑罚都是当众执行的。我们可以想象，当吴良聪因为自己的不孝言行而被当众责打二十脊杖、剃光头发、拘留并劳改一年的时候，其内心是何等的惭愧。正如真德秀在判文中所告戒众人的，如此裁断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知孝于亲者，有司（官府）所深敬；不孝于亲者，王法所必惩”。

    简简单单的一件判词，将人情与法律融为一体，既树立了榜样，又鞭挞了犯罪；不仅将法律的具体条文展现在众人面前，更将法律所要体现的精神深深地烙入了人们的灵魂之中。其言辞的恳切、对情理与法的透彻论述，就是千年之后的我们，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这篇判文，给我们以颇多启迪。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汉朝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旌表制度，即对道德优秀的人，中央朝廷给予一定的物质、精神上的奖励，以期树立榜样，引国民效仿，进而纯化风俗。二十五史中，《游侠传》、《孝子传》（以及《孝友传》、《孝义传》）、《烈女传》、《一行传》、《忠义传》等，都是中国古代的“道德榜”。榜上有名的人物，不仅仅是达官贵人、学士乡绅，更多的是平民百姓。

    在《宋书·孝义传》的记载里，有一位名叫郭原平的农民，在其外出打工的时候，总是谢绝主人提供的伙食，并要求将伙食折为工钱，原因是因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自己不忍独自享用美味。同时，具有政治意味的是，在当时的皇帝驾崩之时，作为一介平民的郭原平“号哭至恸”，对皇恩感念不已。在集市上，郭原平从不弄虚作假，深受人们的信赖，以致有许多人情愿以高价买入他的物品，以示仰慕之情。当然，郭原平只是领取人们的好意，而决不受额外的钱财。郭原平这位平凡的劳动者，一生虽未建功立业，但是他孝父母、敬帝王、睦四邻的言行深深感动了人们，所以，专门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正史，也就有了他的位置。

    树碑立传只是旌表的一种方法，中国古代的旌表是多种多样的。如按“格”（规定）发给赏赐、建府邸牌坊、刻碑和赐名。直到现在，我们在地图上也常能看到孝女河、义达里、孝子村等这样的地名。其实，如果我们有心的话，一定会从这些地名中挖掘出感天动地的“道德故事”。这些故事也许令我们感动，也许令我们心疼，但无论如何，这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

    在１７、１８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启蒙运动中，中国传统法的特色深受启蒙思想家的关注，如孟德斯鸠、魁奈、伏尔泰的著作中皆有大量的有关中国法律的论述。有些观点直到今天也被学界奉为研究中国传统法的经典之论。可惜的是，我们一直过于关注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法的批判，而忽视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法的积极评价。

    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批判为学界熟知，但伏尔泰对中国传统法的赞扬却为人们所陌生。其实，旌表与惩罚相结合是中国法的特色，不仅早为伏尔泰所发现，而且伏尔泰对这一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与西方法比较，肯定中国法律的合理。伏尔泰在其影响世界的巨著《风俗论》中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

    伏尔泰甚至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这种法律较欧洲更为合理。伏尔泰说：“前些时候，一个名叫石桂（音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游者遗失的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他来到这个旅游者的省份，把钱交给了知府，不取任何报酬。对此类事，知府都必须上报京师大理院，否则要受到革职处分；大理院又必须奏禀皇帝。于是，这个农民被赐给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高尚的农民和在农业方面有成绩的人设有官职。应当承认，在欧洲国家，对这个农夫的表彰，只能是课以更重的军役税，因为人们认为他相当富裕。”

    这种融道德教育与法律制裁为一体的传统法体系，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综合治理，还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守法精神，正确地理解法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