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青天”审条石

2005-12-03 15:12:57 作者：郭建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有一天，一个农妇早起赶到城里，卖掉一筐蚕丝后得了两千铜钱，放在竹筐里喜滋滋地回家。刚走出城门，她突然想解手，就急忙钻进路旁的茅厕里，顺手把竹筐放在外面地上。不料，正巧来了个无赖，一把拎走了装有铜钱的竹筐。农妇情急，可又没法起身追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辛苦钱被人拿走。农妇气不过，返身回城来，跑到县衙门前喊冤。看门的衙役问了情况后说：“你连个被告也没有，怎么就来告状？”说完就动手往外赶。农妇大哭大闹，惊动了葛健楚，便亲自出来查问。一听说是这么回事，葛健楚笑着说：“这案子当然有被告，是茅厕里的条石粘住了你的脚，害得你不能去追赶。本县受理这案子。”好言好语将农妇劝回家，告诉她到开审的那天到衙门来。随后，葛健楚派几个衙役把臭烘烘的条石绑起来抬到衙门里，扔在一个角落。又悬榜公布：某日某时审问条石。

    当时，长州县衙就在苏州城里。满城的市民听说了这件奇事，都笑葛知县发了疯。开审那天，市民们纷纷赶来看热闹，大堂、二堂的院落里到处挤满了人。时辰一到，葛健楚升堂，见满衙门人头攒动，沉下脸来，马上要衙役关紧大门，厉声喝道：“良民自应安分守己，无事不得轻入公门。你们胆敢来本衙哄堂塞署，扰乱公门，都要受罚！”按照清代法律，虽然并没有明文禁止百姓旁听案件的审理，但是又确实有“哄堂塞署”之罪，禁止扰乱官府衙门的秩序。按照清代条例，如果聚众四、五十人以上“哄堂塞署”的，为首者比照“光棍”斩立决，枭首示众；从犯拟绞监候，受胁从者也要杖一百。市民们见葛健楚一脸凶相，不知所措，只得全都下跪，连连叩头求饶。葛健楚这才说：“姑念你们都是初犯，且记过这顿打。这样吧，每人罚钱五文！”市民们乖乖地从侧门鱼贯而出。早有衙役在那里放了一个竹筐，等人走完了，差不多也已经积满了一竹筐的铜钱。葛健楚把钱交给农妇，这桩奇案就此告结。

    这个案件，实际上是葛健楚利用一场莫名其妙的审判来救济农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全然是违法乱纪。可是在中国古代，无论法家、儒家，都认定法律不过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只是治理社会的工具，执法应该是以能够立刻实现社会稳定的终极目标为好。尤其是儒家认为，如果法律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开一边。中国古代的基层法官（也就是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从来不会去区分什么是法律上的正义，什么是社会正义，也决不会想到什么是法律上的救济，什么是行政上的救济。反正，他为了“救世”，法律的尺度基本上是不予考虑的。甚至，可以像葛健楚这样，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直接将审判活动当做了社会救济的手段。

    葛健楚的这种做法，在中国法制史上并非完全孤立的事例。事实上，历史上很多有良心的法官也曾主张过这种直接进行社会救济的做法。原南宋官员、后归降金朝的刘祁，在自己的《归潜志》里说：南宋的地方官员往往在富家与贫家的诉讼案件中偏袒贫民，在权豪与百姓的诉讼案件中维护百姓，而不问“理”之何如。刘祁本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沽名钓誉和邀买人心。他说，法官裁判应该“当以至公、无心处之”，“贫富相争，自有曲直，彼贫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乌可执一哉？”

    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也视贫富不均是社会中心问题：“夫人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而后天下可治。”他在浙江淳安当知县时，对于裁判案件有这样的原则：在财产诉讼中，为救“为富不仁”的时弊，宁可让富人、乡宦（退休官员）吃亏，也要偏袒贫民；但在一般争吵冲突中，又要注意维护绅士的特权及形象，宁可让小民吃亏，也要维护绅士的身份。海瑞任应天（今苏南、皖南地区）巡抚时，发布告示，允许百姓告发富豪兼并土地、强占房屋，不限年限，一律受理。如查实，即判决富豪退赔。一时间，四乡贫民纷纷来巡抚衙门前告状，豪绅们心惊肉跳。有人写信劝海瑞说这样会导致刁民欺诈，海瑞回信说：江南小民被豪绅们压榨膏血上百年，现在就是让小民咬豪绅几口又怎么样？不过，海瑞的搞法引起官僚阶层的“公愤”，只当了半年多的应天巡抚就被排挤去职。直到他死后，还有人在自己的书里责怪海瑞，说自从海瑞巡抚江南，江南的民风趋于刁诈，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

    这种传统，实际上直到近代还在影响中国司法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民国政府聘请了法国法学家宝道为司法部顾问，帮助指导起草民法典。他曾撰文谈他对于中国司法实况的观感，说中国的法官“常设法妥协事件，及以和平之方法调解抵触之请求，甚至置现行立法上强性严格之规定于不顾，平时每试行其一己所觉合乎人道及正义者，而不严格遵守法律之文义”。他也认为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将法律仅视为解决问题方法之一而非目的的司法观。

    葛健楚为了达到社会救济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诈术。诈术在现代司法中是没有合法地位的，可是在中国古代，既然法律的实施与适用全然是为了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终极目的，并非是实现法律本身，为了这个终极目的，当然就可以采用各种手段。而且，中华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缺乏严密的形式逻辑概念，所谓“实事求是”，重视结果、崇尚直觉、重于实践，强调的是要得出结论，但往往忽略严密的推理证明过程。因此，在中国古代，使用诈术并不是一件要受谴责的事。相反，这往往被视为“智”的表现，可以被认为是和“仁、义、礼、信”并列的伦理情操。因此，葛健楚“审”条石案件，被苏州市民啧啧称奇，众口称赞，成为“葛青天”最著名的一段佳话，并被士大夫们编入笔记小说，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