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系列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百年转折与重构

田炳信 信力建

  在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用了数百年才完成，而中国从晚清瓦解到现在是百年左右。我们今天仍然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从晚清瓦解到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的整个过程看成是寻求奠定现代中国的一个连续体。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个题目，源于2004年底《21世纪经济报道》（编者注：见2004年12月29日年终特刊第三版）的一个采访。当时说了一个很不成熟也很简单的看法，即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25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中国人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权利等等。

　　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势，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

　　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难以准确描述，但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和乡情。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当代中国的有些讨论当中，这三个传统似乎常常被置于一种互相排斥的状态，有些人会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种传统而排斥其他的传统。大家可能都会感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充满着争论，这些争论有时候甚至影响到个人生活。已经有十几年友谊基础的好朋友，突然之间朋友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了，分歧很严重了以后，朋友都很难做下去，很伤感情。这就是因为一些比较大的争论。现在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正面看法比较容易被接受了，至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如果有分歧也不一定会引起那么强的感情纠纷。但这仅仅是最近两三年的事，以往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会争得剑拔弩张的。因为实际上所谓中国文化的问题，背后带出来的是一个中、西文化的问题。你谈中国文化意味着你怎么看西方文化，隐含着一种比较中国跟西方的看法，这就是贯穿整个20世纪不断的中西文化争论。

　　一直到1980年代的时候，当时知识界的最大焦点是所谓“文化热”，文化热的主题就是又一次的“中西文化争论”。1980年代文化争论的好处在于，它使当时知识分子重新接上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晚清以后整个中国文明突然彻底的瓦解了，从头到尾地瓦解掉了，不但是政治制度瓦解，经济制度瓦解，而且是文化和教育体系都全盘被瓦解。由于整个中国传统文明被瓦解，因此20世纪以来，无论是关于中国还是西方的研究，中国人引用的权威都是西方的。我们或许也会提到孔夫子，但是并不把他作为一个权威。但是最近两年情况似乎有变化，2004年底国内几家报纸都说2004年是传统文化回归年。

　　今年是废除科举100年，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废除科举是什么意思，废除科举对于当时的中国读书人是什么样的冲击。打一个比方说，今天这里清华的学生，从小学考到初中，从初中考到高中，从高中考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突然下一个通知说，你们所有这些学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你学了这些东西都找不到工作，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肯定会疯了，有人恐怕会跳楼，这是非常震撼的。你们可以想见这样一种冲击吗？当时中国社会的瓦解是彻底的，全面的。

　　什么叫科举？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习惯用轻蔑的眼光去看所谓的科举。但科举说到底是整个中国社会维持精英系统再生产最基本的机制。在传统中国，理论上只要是读书人就都会去考科举，能考上进士的诚然不会很多，但你只要是读书人，就会想着去考科举，你下意识中就已经认同了一整套中国传统精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所以尽管你考不上进士，也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精英。而且你可以一年一年的考，从前中国传统考进士没有年龄限制，可以考到七八十岁。你考到七八十岁还没考上，皇帝见这么大年纪还没考上，或许赐你一个进士。为什么？因为要给社会的潜在精英永远存一个希望，如此就可以维持精英系统再生产的运作。从隋唐开始，科举至少有1300多年，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政治－文化机制。

　　晚清废除科举无疑意味着传统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机制的彻底崩溃和瓦解。整个科举制度的废除，整个机制崩溃了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全面重组中国社会的巨大任务。这样的一个社会怎么重新奠定组织一套新的机制，绝不是容易的事。在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用了数百年才完成，而中国从晚清瓦解到现在是百年左右。我们今天仍然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从晚清瓦解到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的整个过程看成是寻求奠定现代中国的一个连续体。

　　西方视角下的中国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认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华盛顿共识”，他的具体看法是可以争论的。但Ramo提出这个看法的意义在于他提醒大家，理解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不能按照各种流俗的看法来了解中国。从西方的角度来说，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中国对西方是一个问题，因为西方统治全世界已经数百年，以西方为主形成的这个世界有一套他们的规范和程序，现在中国似乎像一个突然闯进来的人，导致整个系统都在摇荡。怎么办？中国以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两三个月前，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有一篇社论，批评美国国防部长，他在接受采访时，关于中国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说：“我们祷告中国能够规规矩矩地进入文明世界。”《波士顿环球报》的社论对美国国防部长的这个说话很不以为然，社论开头就说，中国是有三千多年文明的国家，美国建国一共只有两百多年。人家的文明已经三千多年了，你却以为中国好像是一个化外之民，要人家规规矩矩地进入你的文明世界。社论认为美国人要去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是在恢复他从前的光荣和伟大。当然我认为《波士顿环球报》的这个社论很有见地。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中国自己很多人也是像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那样看中国。国内近年的有些说法我是不大认可的，比如很多媒体常常说“中国要融入国际主流文明社会”，言下之意是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自己看成是野蛮人，要脱胎换骨想办法去“融入西方主流社会”。1990年代以来因此常常有这样的心态，认为中国正当性的根据不在于中国自己，而是在西方的认可。本来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但是中国人有时候经常为美国而辩论，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就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一切都站在美国一边，如果美国打伊拉克，中国当然也应该跟上，总而言之最主要的目的是一切希望让西方高兴，得罪不起，尤其是美国。

　　但是我想最近几年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知道，很多东西中国人是没有办法满足西方的，没有办法老让西方高兴的，除非你自己不要活。例如突然之间，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谈中国人民币的问题。人民币该不该贬值我不懂，但是我想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该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又如，本来大家都参加WTO了，都自由贸易了嘛，可是你看美国、欧洲都可以通过他们国家的立法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我们对比一下中国，中国很规矩，加入WTO以后，我们就一直宣传，WTO了，我们要做好准备，意思就是要你做好准备被淘汰。人家就可以立法规定你中国的纺织品限制有多少，我们中国人却似乎相信我们加入WTO，那么我们就归WTO管了，其他什么都不可以做了。天下只有中国人天真地相信国际组织比中国政府大，但任何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的美国政府高于任何国际组织。美国什么时候把国际法国际组织放在眼里过？

　　西方有两种人，一种比较看好中国，比如说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到多少，2030年中国经济可能仅次于美国，等等；还有一种是崩溃说，按照西方很多理论出发，中国一定会崩溃，这么多的问题，比如基尼系数早就超过警戒线，现在又有能源的危机等等。但西方人对我们恶意还是善意，我从来不大在意，善意恶意并不那么重要，只看他判断的根据在哪里。现在问题的复杂性是在于，所有关于中国的谈论几乎都有一定的根据。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腾飞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就很懂中国，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一定懂中国呢？我想不是。至少我是不懂，我是真的不懂。部分的原因和我的专业有关，我的专业是研究西方的，以前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就读，在美国也基本上是研究西方，我在美国很怕别人问我中国的问题，因为我真的不懂。我一点都不是谦虚，我觉得我懂一点西方，但是很不懂中国。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中国很难懂。我会提倡大家放谦虚一点，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懂中国，我们诚然知道中国很多很多事情，但正如老黑格尔说过，“熟知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所以就不是真正了解的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你自以为熟悉，你就以为知道，就不再去追问一个“为什么”，而其实你并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关于中国，可以提出很多问题，未必在座的人能回答出来。

　　例如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成就绝对非凡，为什么中国这么成功，我没有看到过很满意的答案。

　　从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初，整个西方学术界没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特别是苏联，工业化、现代化、教育的程度比中国高得多，农村人口也比中国少得多，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比方说西方学界发现，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我刚到美国时有一个朋友是南斯拉夫人，那时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都宣布独立了，国家已经是战火连天，炮弹到处打。他是塞尔维亚人，到中国去呆了三四个月以后回来和我说，你们中国现在是从下往上走，我们南斯拉夫是从上往下掉，但中国和南斯拉夫还差那么多。你可以想象他们那种优越感自豪感。19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按照常理来说，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西方一般都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像中国这样成功，以后的瓦解就不会发生，是因为改革不下去，才会有这样的全面崩溃和全面瓦解。

　　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整个1980年代，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知识界的话题和关心，当时大家谈论的都是思想和文化的问题，亦即1980年代的所谓“文化热”。我们现在都知道，1980年代整个中国经济每年递增10％，但是在1980年代我们住在中国自己没有感觉，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这个意识。我想绝对不是我个人，我想所有1980年代活跃过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意识到当时中国经济已经起飞。所谓中国经济起飞首先是西方说的，美国是1992年第一次报道，大概是9月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一整版说中国经济起飞了，根据是世界银行的报告，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我们看了都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个之前，所有的谈论都是说中国哪一天垮台。1992年突然提出来，而且西方学者说不但整个1980年代中国经济每年近10％的增长，而且中国经济从1949年到改革前也一直都在高速增长，只不过那时的钱都用去再投资了，没分给老百姓。所有这些初听时都让人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住在中国的中国人好像还不如西方人了解中国。

　　（未完待续，本文同时刊于第6期《书城》杂志。作者系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文章根据作者5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苏延芳录音整理。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