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化”的商鞅

2005-12-04 10:11:31 作者：曾振宇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韩非是历史上第一个对商鞅进行评价的人物，也是年代上离商鞅最近的人物，对商鞅的评价因此而弥足珍贵。商鞅是前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后期法家之翘楚。一生命运蹇促的韩非，对商鞅的功过得失体会得尤其深刻，对商鞅舍生忘死投身改革漩涡的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将商鞅誉为“圣人”，敬慕之情，溢于言表。韩非是历史上第一位同时也是惟一一位称颂商鞅为“圣人”的人。根据儒家“圣人”的标准，“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朱熹）。圣人通道、体道、与道为一。儒、法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道不同，圣人的标准也不同。韩非对商鞅悲惨的政治命运十分同情，对商鞅功成而身亡的不幸遭遇寄托了无尽的哀思。改革顺乎人心、合乎潮流，但为何变法者总是在一片凯歌声中走向刑场呢？对于这一社会现象，韩非苦苦思索多日，不得其解。

    秦汉之交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型期，朝野上下热衷于对历史进行反思，企图从前朝兴亡教训中，为新王朝寻找出万世不劫的法宝。在这一氛围下，秦王朝的成败得失成了两汉王朝关注的焦点。为秦王朝历史奠定封建制度根基的商鞅，则成为两汉人士大加臧否的焦点人物。综观两汉人物对商鞅的评价，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派：讴歌派、折衷派和毁多誉少派。后者的观点是时代的主旋律，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司马迁、班固等人。他们从三方面对商鞅进行发难：一、严刑峻法，刻薄寡恩，不行仁义；二、废除旧的土地制度，造成“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贫富不均的社会局面；三、废弃伦理道德，导致“秦俗日败”。这派观点的一个最大特征，是把秦国与秦王朝的历史混为一谈，把商鞅佐秦与秦始皇父子行事混为一谈，政治功利性的倾向非常明显。表面上，他们似乎是在评论商鞅之得失，但真实用意是借古讽今。董仲舒抨击商鞅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实际上是有所指的。汉武帝时代，土地兼并之风甚嚣尘上，董仲舒建议“限民名田，以皽不足”。但在劝谏方式上，董迂回其事，借评论商鞅治秦得失来影射汉武帝，借分析秦王朝灭亡之因告诫汉武，不可蹈秦亡之覆辙。因此，商鞅成为了秦王朝暴政的替罪羊。鲁迅先生说：“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诚哉斯言！ 

    两汉距离秦朝太近，历史的尘埃尚未落定，评价前朝得失，感性因素多，理性因素少；政治功利性成份多，历史主义成份少。魏晋以降，虽然没有发生西汉“盐铁会议”那样轰轰烈烈的大辩论，但历代对商鞅的评论仍不绝如缕。诸葛亮、王安石、苏东坡、黄震、李贽、康有为和张之洞等人，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总的印象是贬多于褒，否定多于肯定。

    自从近代章太炎先生发表了关于商鞅的专论之后，历代非难商鞅的局面终于有所改变。太炎先生笔底波涛，泄胸中之块垒，为商鞅申两千多年之不白之冤。“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学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商鞅》一文是章太炎为商鞅翻案的巨篇宏文，章氏之论，发前人之未发，对于还商鞅以历史本来面目大有裨益。章太炎认为，商鞅不是“抑夺民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倡导者，更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商鞅是政治家，后世学人多不加甄别，遂将秦以降封建专制主义的罪名强加于商鞅头上。章太炎为此骨鲠在喉，感慨万千。这其中可能也包涵一些误解成分，有些学者简单地将商鞅与历代酷吏归为一类。章太炎认为，商鞅虽然奉行“重刑主义”，但刑罚不是终极目的，不是治国之本，更不是商鞅哲学的终极人文关怀。商鞅心目中的终极理想社会，是经过长期“法治”训导之后的道德理想化社会。“重刑”是手段，“去刑”是目的。在这一点上，商鞅与孔子殊途同归。不同点仅在于，孔子主张通过道德教化达到政治道德化目的，而商鞅主张通过法治进入“以刑去刑”的道德理想化社会。与此相反，张汤、来俊臣等酷吏所代表的封建主义刑罚，缺乏人文关怀，刑罚本身就是目的，目的与手段合而为一。章氏之论，不媚俗，不虚美，千年之惑，从此一湔。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商鞅是一个哈雷彗星式的人物，永远不会被历史所遗忘。每隔一个周期，他的亡灵总要出现一次，促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进行众说纷纭的评价。“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鲁迅一语，道破禅机！因此，九泉之下的商鞅，大可不必在意尘世间的嘈杂与喧嚣。商鞅已经符号化了，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譬喻。人们谈来谈去的商鞅，或许商鞅自己也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