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2005-12-04 18:12:43 作者：赵沛 来源：本网首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廖平是近代经学大师，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经学史上“最后一个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思想家”，^{[[i]]（第274页）}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曾多次指出：中国经学开始于董仲舒，终结于近代经学大师廖平。但是，由于廖平经学前后六变，愈变愈玄，为后人所病诟。相对于与其同时代的几位经学大师，如康有为、魏源、龚自珍等，廖平经学在学术上的影响以及学者对廖平经学的研究都要远为逊色。但客观地讲，廖平经学在其早期的经学史研究阶段，确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黄开国先生曾指出，廖平的经学六变，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其经学思想的两大转变：一是由经学史研究到经学理论建构的转变；二是经学理论从现实向空幻的转变。^[[ii]]所以黄开国先生认为廖平的学术贡献“在史不在论”：廖平经学的贡献在于以礼制来划分今古文经学，也就是他经学一变时期的“平分今古”。他指出了今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经学以《王制》为宗，是孔子晚年的定论，为救世而绘制的蓝图，古文经学以《周礼》为宗，是孔子早年的治国设想，二者所言礼制的不同，构成了今古文经学的根本差异，但今古文经学并无轻重、优劣之分，应当互相补充，不可偏废。此论一出，今古文经学的千年诉讼，几告终结，廖平之功实属不可磨灭。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曾评论廖平经学“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洞彻汉师经例，自魏晋以来未之有也。”廖平的高足，现代学术大师蒙文通先生也指出：“就礼制以立言，此廖师学根荄之所在。”^{[[iii]]（106页）}可见，以礼制解经，乃廖平治《春秋》的最大特点。这和他对《六经》与礼制关系的看法密不可分。

一  廖平论《六经》乃孔子为后王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

廖平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六经》不惟微言大义，更是孔子改制之作。两千年来昧而不明的经学微言大义，就是素王改制。“孔子修《春秋》已，复删《诗》、《书》，定《礼》《乐》，终乃系《易》。《诗》、《书》、《礼》、《乐》，皆素王平治之具，为《王制》之节目。四经皆孔子就旧文翻译，以为教人之本。”^{[[iv]]（20页）}所谓“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互相启发，箴芥相投。自失此义，则形体分裂，南北背驰，六经无复一家之言。”^[[v]]正因为《六经》是孔子为后世立法而修订的新的典章制度（改制），故不必事事合于三代真制：“孔子修述六艺，其道则一，六艺皆孔子所订之制，迥非四代旧典。”^[[vi]]又云：“贤为圣译，皆缘孔子之意而作，盖三代真制实有沿革，古礼荒略，不足为法，六艺于旧事多所改更，今若直录真事，文与六艺相反而不相合，不惟简陋不足为法，而文有沿革，亦不一律，故传者之意全祖六艺而言，不敢复存四代真制。此如六艺之删润。今不能据贤者传记以为四代礼制，皆如孔子之新文也。”^[6]所谓“贤为圣译”，当指后儒传经。廖平认为，后儒传经都是依据了孔子之意。三代实行的制度，代有沿革，且由于年代的久远多已失传，而孔子删定六经，对三代礼制“多所改更”，如果用三代的现实制度与《六经》参照，则多有不相合者。后儒传经者，都祖述孔子《六经》，而不敢复存四代的真制度，实不知此乃孔子改制之作，孔子新文并非都是四代之真制，因此，“《春秋》改时制，所谓因监损益，择善而从，托之《六经》，于时事（制）无关。”^{[[vii]]（凡例）}并且，廖平在《四代古制佚存凡例》中详加说明云：“孔子修述六艺，其道则一，六艺皆孔子所订之制，迥非四代旧典。自七十子后此说失传。今虽力复微言，闻者疑信参半，以素王之制，旧皆属之四代，必创立今学，欲说明此义，非备言四代佚闻与六艺不同者，不足以取信于人。”他进一步说明作《四代古制佚存》的用意是“今故撰为此例，务搜求四代事实与六艺不同者，汇为书，然后人乃悟六艺果素王之教，非四代旧制矣。” 所以，孔子修《六经》，“乃斟酌损益，定为一王之制，踵事增华，去弊除害，文质彬彬，而后为万世可行之政”。“孔子订制，托之于古，当时弟子诵法、官府信从，合口同声，以为古制。此孔子过化存神之妙用，子贡所以叹其不可及。若使人不信，信而不能行，则便不足为圣人矣！”廖平又解释《六经》礼制与四代礼制之所以不同说：“六艺皆出素王，何得有此详备文雅之事？不知三代即三统，谓将来之夏商周，非既往之夏商周也。……盖素王定制，以传百世，异姓而兴不能不改异，若制度拘滞，定于一律，则易代改制，莫之适从。既不能不改，又不可轻变，于是撰为三统之说，取已定之制，分拟三品，如明堂，非夏、殷所有，而立三品明堂，通变以备后王之用。……故三代制，有事实、有托名，学者所当实考者也。”孔子删定的《六经》礼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变以备后王之用”的新制。

《六经》之中，《春秋》为首要。廖平在其成名作《今古学考·今古学宗旨不同表》中有云：“今（学）以《春秋》为正宗，余皆推衍《春秋》之法以说之者。”孔子亦以《春秋》为最得其意者，谓后世知我、罪我者亦在《春秋》。孔子以礼制订《六经》，自然也集中体现在其所订《春秋》一书之中。廖平《王制集说凡例》说：“孔子撰述以《孝经》、《春秋》为主。《孝经》以治己，故曰：‘行在《孝经》’；《春秋》以治人，故曰：‘志在《春秋》’。《孝经》修己之事，于制度则不祥，此内圣之学也；《春秋》专以治人，故以制度为要，此外王之学也。《王制》专为《春秋》而作，故全与《春秋》名物、制度相合也。”所以，“《春秋》有王道，因旧制而加损益，故不拘用周礼，参用四代，因革皆且于经，故《传》皆因经立说。”“六艺所定，礼以意起，故（谷梁）《传》中多据以为说。”^{[7] (隐公元年，秋，七月)}在廖平看来，孔子作为受天命的圣人，负有代天立法的神圣使命，而《六经》就是他代天立法之作，由于孔子是有德无位的“素王”，不能像帝王那样借助权势，把理想变为现实，他只能把代天立法之意，寓于《六经》，尤其是《春秋》之中。而所谓代天立法，除了徒托空言的微言大义之外，更有为后世立法的“典章制度”，所谓“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5]（第175页）}显然，廖平认为，孔子《六经》所托之为后王立法，主要是通过他所订的制度来实现的，如他所说：“《王制》为《春秋》大传，千古翳沉，不得其解，以《谷梁》证之，无有不合。”^{[7]（凡例）}总之，廖平以为，所谓《六经》，是孔子所订的一王之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这正是廖平治经所以重礼制的根本所在。

二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

廖平既认为《六经》，尤其是《春秋》之中，不仅承载着孔子的微言大义，更包含了孔子改制为后王立法的良苦用心，《春秋》一书也就是孔子“新制”的集中体现。所以，他治《春秋》，一方面要发掘圣人的微言大义，更主要的是要辨正其中为新王立法的礼制。在廖平看来，《春秋》一经，实际上包含了事、礼、例三个核心内容，“且经下所有事、礼、例，《三传》全同，略有参差，皆属微末。”^[[viii]]廖平《春秋经传汇解· 提要》记廖平的《春秋经传汇解》对《春秋》事、礼、例的注说：“以事言之，如尹氏卒，旧以为男女不同，今据《左·隐七年》尹氏之文，知《左》经本作尹，《传》之君氏，文不见经，乃明鲁事，发明史例；以礼制言（之），筑王姬馆于外，《左》言非礼，《公》言合礼，各言半面，惟《谷梁》由非礼而合礼，乃为全文；以义例言之，凡有异同，皆属小节。”廖平于《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凡例》亦称：“《春秋》问辞，弟子皆有所据，然其据文本，礼制、文句并用。何君以下说《春秋》者引用经中文句，而略于礼制，一门多与传意相迕，今注（指其《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引者）中据文，半主礼制，半主文句。”他又批评前贤治《春秋》礼制的不足曰：“《三传》言礼制者，每传多各言一隅，必须合考三家方成完说，许郑讦争，皆失此旨。”所以，他治《春秋》“于《三传》礼制异同处，据参差异见诸例以说之，务使彼此相发互文，见义合于礼意为主，不敢轻事杆击，动成龃龉。”

既然《春秋》是孔子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那么，廖平治《春秋》即以发掘其中的礼制为主旨。这在他经学一变的平分今古阶段，体现的尤为明显。事实上，廖平以礼制治《春秋》，就在其平分今古的一变时期。所谓平分今古，就是以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文经学。他认为区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根本就在于其中礼制的不同：今文经学所言礼制是以殷代为主的四代（虞、夏、殷、周）之制，集中见于孔子手定《王制》一书，古文经学所言的礼制纯为周制，主要见于《周礼》一书。前文已述，孔子删定《六经》，对四代礼制“多所改更”，“迥非四代旧制”，是孔子糅合四代之制，为后世立法所订的“新王之制”，为“万世可行之政”。而廖平以为，孔子所订的这些“新制”，就见于他所手定的《王制》一书，而《周礼》则本于周公定制，所以又有古文经学宗周公，今文经学祖孔子之说。

一般以为，《春秋》三传各有其特色，《左传》重事，偏于历史；《公羊》、《谷梁》重义，偏于经学。而《谷梁》解经无重大发明，《公羊》既能发挥圣人的微言大义，又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系统，蔚为一家，为其价值所在。^[[ix]]然廖平治《春秋》则以《谷梁》为要。这自然与他对《谷梁传》的独特见解有密切关系。前文已论，廖平治《春秋》（尤其在其经学一变时期）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他以礼制解《春秋》，在他看来，《公羊》、《谷梁》为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而《谷梁》则是今文正宗。廖平对此有云：“何以见《谷梁》在先？以其所言，尽合于《王制》，知其先传今学，笃守师说也。”^{[[x]]（《参用<左传>论》）}显然，廖平之所以以《谷梁》为今文正宗，是因为《谷梁》所保存的礼制最全，也最得孔子之意，他甚至有《谷梁》与《王制》无一字不合之说。所以，廖平重《谷梁》，和他治《春秋》的总体思路相一致，是其以礼制治《春秋》的必然。廖平在《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自叙》中谈到他作此书的情形，乃“痛微言之久陨，伤绝学之不竞，发愤自矢，首纂遗说，间就传例推比解之，……冥心潜索，得素王、二伯诸大义。甲申初秋，偶读《王制》，恍有顿悟，于是向之疑者尽释，而信者愈坚，蒙翳一新，豁然自达。”可见，廖平《春秋》学原也不能脱离先儒征求微言大义的套路，“偶读《王制》，恍有顿悟”，终于发明了以礼制解《春秋》的路径，而有了与阎若璩考辩伪《古文尚书》、顾炎武发明古韵分部齐名的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发现，被学术界誉为清代学术的三大发明。严式诲在《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序》中称：廖平的《谷梁》之学，“根源《王制》，沟通二传，存汉师之遗说，册范、杨之野言，较清代补注释例诸家，倜乎过之。”颇得廖平《谷梁》学精义。廖平也自称其治《谷梁》“以《王制》为主，参以西汉先师旧说，从班氏为断。”他并解释以《王制》为主曰：“《王制》为《春秋》大传，千古翳沉，不得其解，以《谷梁》证之，无有不合。”^{[7]（凡例）}廖平还有《王制义证》一篇：“引经传及师说注之，以相印证。”惜该书不存，不能详其如何印证。即使是对于同为今文经学的《公羊传》，廖平也认为其中同样包含了孔子为后王立法的“新制”，故又曰：“董子治《公羊》，礼制与本传（《谷梁》）实同” ^{[7]（凡例）}，故取之说《谷梁》，亦无不可。当然，《公羊》、《谷梁》虽同为今文经学，但毕竟又有明显的区别，蒙文通先生曾指出：“由《谷梁》以礼说今文者，鲁学之遗规，由《公羊》以纬说群经者，齐学之成法，此今文中二派对峙之主干。” ^{[3] （106页）}《谷梁》的特点是善于礼制，为鲁学正宗，《公羊》则善于说纬，是齐学的主流，在蒙先生看来，善说礼制的《谷梁》才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正宗 ，也是区分今古的根荄所在，“夫以礼说经者，汉师之家法，石渠、白虎之遗规，今古之大限。”^{[3]（106页）}

三  简要的结论

以礼制治《春秋》是廖平《春秋》学的最重要的特点，通过对孔子“新制”的发掘来论证《春秋》之微言大义，是廖平治《春秋》的独特之处。郑玄也主张兼治三传，“其解礼多主公羊说，而鍼膏、起废，兼主《左氏》、《谷梁》。”尝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 ^{[[xi]]（春秋篇·论春秋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始于范宁而实始于郑君）}所谓《左氏》善于礼，是说《左传》长于史实，其中对上古礼制多所保存。然而，廖平对此有不同看法，廖平于《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庄公元年秋疏云：“《公羊》、《左氏》各言一节，（谷梁）《传》乃全言之，凡三传说礼不同者，多为此例。”上引《春秋经传汇解提要》中，也有同样看法，在廖平看来，《三传》之中惟有《谷梁》传是保存礼制最为周全的。这当然可以视为廖平以礼制治春秋，而尤重《谷梁》的原因。

廖平的经学研究，始于“平分今古”的经学一变，以礼制的不同来划分今文与古文的阵垒，的确是一大发明，对此梁启超即以“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xii]](117-118页)}给予盛赞，就连批评廖平最为激烈的章太炎也对廖平的这一发现颇为赞叹：“余见井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盖惠、戴、凌、刘所不能上，然其余诬谬猬多。”^{[[xiii]](《文録卷·程师》)}章太炎批评廖平甚为激烈，当指其余而言，章氏对上言自注曰：“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古今文，塙然不易，吾诚斥平之谬，亦乃识其长。若夫歌诗讽说之士，目录札记之材亦多诋平违牾，己虽不谬，所以愈于平者安在邪？”看来章氏也并未有抹煞廖平经学贡献之意。蒙文通先生论其师廖平经学说：“廖师之学，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唯善说礼制，依之以求汉师家法之变迁同异，故知据摄以前之古学乃以《王制》为主，以《王制》通《周官》，据摄以后，贾、马之徒，独尊《周官》而不复依傍《王制》。郑玄而下之古学，又以《周官》为主，而以《周官》通《王制》，则学术变合之故，了如指掌。”算是对其师学术精髓的最好阐释了。

本文所及，只是就廖平治《春秋》的突出特点立论，并无全面评价廖平经学之意。故就本文的宗旨而言，可作如下两个方面的简单结论；其一，廖平坚持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王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因此也不必事事与四代礼制相符合。而这些新的典章制度，又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王制》专为《春秋》而作，故全于《春秋》的名物、制度相合也。^{[4]（20页）}故廖平又有《王制》为《春秋》大传之说。其二，正因为如此，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发掘其中的孔子“新制”，并认为《谷梁传》最得孔子的要旨，说礼最全，为今文正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