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最具影响的十大审判方法

2005-12-04 20:41:37 作者：刘子平 来源：中国民商裁判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裁判方法论系法官的必修课业，因为法官裁判案件、调处纠纷不可不讲究方法，需要寻求、遵循其正确的裁判方法、路径。中国司法审判经验源长流久、博大精深，司法文明一脉相承，作为中国法官，无论是为学，抑或裁决案件，均不可知、不鉴。笔者偶窥其间，深为先贤们的司法裁判方法论所折服，现将其中要者试述一、二，或有所禆益于当今司法审判。因笔者才疏学浅，叙述见解难免谬误，谨请同行贤达批评指正。

    一、皋陶的神明裁判方法

    皋陶，姓偃，名大业，字庭坚，尧舜禹时山东曲阜偃地人氏。皋公可谓中国法官之始袓。舜在位时，“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又载“皋陶作士以理民”（《史记•卷二夏本纪》）。因其最贤，禹在位举皋陶荐之天，欲授政于皋，惜皋陶早卒（参见《史记•卷二夏本纪》）。

    传说皋陶为士（大法官）时，养一叫“獬豸”的神兽，该神兽头长一个犄角，又名“独角兽”。据《异物志》载，该神兽，“见人斗则触不直者，见人论则咋（咬）不正者”。皋陶让神兽参与审判，触不直者，然后按神兽意志，正平天下罪恶，民各伏得其实。此乃皋公的神兽裁判法，又称“神明裁判”。皋公的神兽裁判法，系中国司法裁判史上出现第一种裁判方法，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影响极其深远，而“獬豸”神兽亦成为中国法律公平正义之象征。

    笔者认为，在没有律法、规则可循和侦查手段极其落后的原始社会，皋陶利用神兽动物之灵性、嗅觉裁判解决疑案，既快速又易使人接受，虽为“神意裁判”范畴，但其方法仍不失其一定科学性，远比同时期的西方裁判方法先进，今世利用警犬破案即源出其流。当然，神兽裁判法不依靠证据而靠神明，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法律彰明、科学发达的今天，该方法已断不可行，应行证据裁判主义。

    二、周司寇的“三刺”、“五听”裁判方法

    周朝的司法官为大、小司寇。他们在前人审判经验和自身司法实践基础上，总结出切实可行的新裁判方法，使中国法官的裁判方法完全从“神意裁判”中解脱出来，首次形成一套先进、科学的裁判方法。

    其一，以“三刺之法”裁决狱讼。所谓“三刺”乃为分别征求群臣、群吏和万民的意见，然后裁决案件纠纷。此法相当于后世公审咨询裁决制度。

    其二，以“五听之法”断狱。所谓“五听之法”，乃“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参见《周礼•••秋官•小司寇》）

    笔者认为，周司法官所创的“三刺”、“五听”裁判方法，系夏、商、周三朝千百年来司法审判经验的升华，由神意裁判演进到对诉讼当事人的察颜观色，引入并熟练地运用社会心理学为司法裁判服务，是一个司法裁判方法论上质的进步，影响至为深远。尤其“五听”裁判方法，在证据裁判主义确立之前，乃为中国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之一。时至今天，“五听”裁判方法仍不失其镜鉴意义。

    三、孔子的“仁恕论刑”裁判方法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昌平乡陬邑（今曲阜）人氏，曾任鲁国大司寇。孔子周游列国讲学，不得志推行其政见，后回鲁著书立说，删诗书，定礼乐，因史作《春秋》，以当王法。其为人，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谓为至圣（参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论语》等典籍）。

    孔子除其创立儒家学说外，在司法裁判思想上提出了仁恕论刑的裁判方法论。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具体裁判案件，施行刑罚时，应仁恕，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子路》）。

    孔子以仁恕论刑的裁判方法论集中体现在其对“刖人救季羔”故事的评述上。卫国士师（司法官）季羔，经常向犯人施刖刑，即把犯人脚趾砍掉。后蒯聩叛乱，季羔弃城逃走，当他逃到外城城门时，被一个他判处刖刑的守城犯人所救。季羔不明白刖人为何救他，就问刖人：过去我下令砍掉你脚趾，现我处落难时候，正是你报仇的好机会。为何你不但不报仇，反而再三救我？刖人答道：你审理案件治我罪时，先人后我，我想你是在等待免除我罪责的机会；待罪定临刑时，你又面呈怜悯的愁容。可见你是一位德高心慈的好法官！这就是我之所以要救你的原因。孔子非常推崇季羔，认为其裁判案件，适用法律的造旨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既执行了法律又考虑到仁恕。适用法律时，如心存仁恕之道就树立了道德，如一味使用严刑暴力就会树立仇恨。（参见《孔子家语》）。仁恕论刑的裁判方法论，经孔子及其儒家子弟大力推崇，在中国司法裁判史上得到发扬光大。

    笔者认为，仁恕论刑为儒家裁判方法的精义，其引入仁义之道调和了法律的严酷性，可感化罪犯、服讼息诉，其作用与社会意义不可估量。今天中国法官在“严打”思想之下，普遍推行重刑主义，仁恕论刑的裁判方法论无疑有其借鉴意义。法官者应尽可能将仁恕与惩罚统一起来，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建构和谐社会。

    四、李悝的战时“射讼”裁判方法

    李悝，名克，春秋战国晋国人氏。李氏为战国法家创始人，曾为魏文候相、师，积极推行变法，并“撰次诸国法”，于公元前407年著《法经》六篇（参见《七国考•魏刑法篇》、《晋书•刑法志》）。《法经》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之滥觞，具有不朽的历史地位（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4页）。

    李氏不但以其《法经》六篇名世，他在审判方法上亦有其杰出的建树。当李氏为上地之守时，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明言之，在审理争议纠纷案件时，将以射箭定胜负。“射讼”令下，民众惟恐在诉讼中吃亏，或者图在诉讼中取胜，无不疾习射，日夜不息。不久，魏秦战争爆发，魏国大败秦军，因为魏人在李悝的裁判方法影响之下，不分男女老少，咸都练就成百步穿杨之射技，可怜秦国虎狼之师多作利箭下的亡魂。此乃李氏著名的“射讼”裁判方法（参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从承平之世的公正司法角度视之，李氏的“射讼”裁判法，自属离经背道，匪人所思，简直荒唐至极！但笔者认为，作为执法、司法者，其裁判方法自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社会形势，战时裁判方法论自应以保境安民为上。试问“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时值战国争雄，诸候国之间战争不断，国弱则国破民亡，诉讼做得再细致亦于世无益。李氏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寓兵于司法裁判之中，人不知鬼不觉地达到国防之目的。李氏之伟大决非一般循吏可比，其《法经》影响自不容言，而其战时“射讼”裁判法更可谓空前而绝后的法家奇谋奇法，令人拍案惊奇！李氏系创造地实行战时裁判方法的第一人，成功地将国家民间诉讼利益之争引归于强兵御敌，故在司法裁判方法论上应有其一席之位。

    五、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裁判方法

    董仲舒，西汉广川人氏。董氏专治春秋，三年不窥园，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天下学士皆师尊之。董氏撰《天人三策》等名篇，曾为江都相和胶西相，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参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汉时去古未远，论事者多傅以经义。董氏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进而提出当律有疑义时应以经学义理为其基础解释之；在发生疑难案件，应引援经义作参考裁决，法律没有规定的可迳用经义来裁决，此即著名的“春秋决狱”裁判方法。董氏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解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春秋决狱”裁判方法论的要旨乃为：法官裁判案件，应根据案情事实，研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违法、犯罪未遂也不免其责；首恶者应从重惩处，主观上无恶念、过错者应从轻论处。

    后董氏病老退隐，朝廷每有政议，遣使者及廷尉（时首席大法官）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其对皆有明法；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另见《应劭传》）。

    春秋决狱裁判例一：“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春秋决狱裁判例二：“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郝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有关春秋决狱事例，请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0-167页）。

    虽然董氏所著《春秋决狱》已佚传，后世只能从其他典籍记载窥视一、二，但“春秋决狱”裁判方法论，经董氏及其弟子吕步舒等倡行，风行于两汉及汉朝以后，历久不衰。

    笔者认为，“春秋决狱”裁判方法论，对中国法律发展影响至远：其一，其使引经入律、以律注经，儒法合流，渐进式地重朔了中国法律之精神；其二，成功地改造了法家的裁判方法论，使儒家裁判方法论自此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它尚广为影响其他领域的论事、处事方法。客观而言，“春秋决狱”裁判方法论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如东汉桓谭《盐铁论•刑德》所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该方法论无疑带有一定主观擅断之成分，“故其治狱，时有出于律之外者”，不完全符合法治精神。但是，自周未以降，礼崩乐坏，统治者作律束民，而律即刑，具有极大的严酷性。在法律繁琐而不完备的情况下，引经注律，在解决立法之不足的同时，把春秋义理作为司法的衡平原则，缓解了法律的严酷性，引导中国社会走上儒教文明之路，功莫大焉！

    六、狄仁杰的“断狱如流”（速裁）裁判方法

    狄仁杰，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人氏。狄氏为儿时，不闻门外事，坚坐读书。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在位期间，曾长期作司法官，后位至三公，名重一时。而狄氏所荐进者，若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皆为中兴名臣。时人评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狄仁杰传》）。

    唐高宗仪凤年间，狄氏“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又载“稍迁大理丞，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狄仁杰传》）。可见狄氏在不到一年内，审结长久未结的疑难积案一万七千件，并且没有一件冤案。以正常办公时间计，他一天最起码应审理裁决四十多件滞案，创造了中国司法裁判史上审案又快又好的最高记录，可谓“断狱如流”的真正速裁高手。狄氏精通法律，讲究策略，重实际，体恤民情，善断滞狱，效率惊人，据说其耳中中听讼，口中发落，手中批复，而无一差错。由此观之，狄氏的裁判方法，可谓真正的“断狱如流”速裁方法。

    荷兰人罗伯特••••梵•古利克（中文名高罗佩）用英文撰写了《狄公办案大观》一书，对狄氏探案故事及其裁判方法，作了深入具体的描述。他的事迹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同时其速裁方法亦影响及全世界。今天学界对狄氏善断滞狱及其高超的破案手段仍极为称誉，称之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参见李汝涛、李蛟著：《中国历代司法史话》，中国盲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35页）。

    据说中国历史上能行速裁方法者，并非止狄氏一人，如罗贯中著《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凤雏先生庞统理事”记：“吏皆纷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统（庞统）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馀日之事，尽断毕了……”

    笔者认为，上述庞统裁案事如属实，可谓行速裁方法者第一位司法官，但其事不见诸信史记载，而且有拖延案件以显其能，不守法官职业道德之嫌。而狄公不畏上、体恤民情、熟谙法律、智慧贤能、裁决案件神速，有史书为证，为世所公认，他在中国司法史实现了“公正与效率”，无疑系中国乃至世界所有法官的楷模；特别是其“断狱如流”速裁方法，在诉讼爆炸的今天，对我们清案工作具有极大启示与借鉴意义。当然，要行速裁法，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法官的素质与司法能力，以及裁判文书的改革。

    七、宋慈的实证检验裁判方法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南宋福建建阳人氏。宋公出身法官世家（其父名巩，亦断狱名吏），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任主簿、县令、通判兼摄郡事等职；嘉熙六年（1239）升任广东提点刑狱，以后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佑年间，任湖南提点刑狱等官职，凭贤能被荐任大宋提刑官；后辞官归隐于山野（曾隐于广东佛山西樵山虚云村、白云洞）。

    宋公为司法官数十年，处理狱讼，特别重视实证检验，从不轻信诉讼当事人陈言、口供。宋公认为“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对疑难案件尤“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洗冤集录》开篇之言）。他还提出司法检验官必须亲临现场、尸检必须由其亲自填写的检验原则，对疑难狱讼，须充分调查取证，经深思熟虑后才能裁决。由于宋公采取科学实证的裁判方法论，其一生裁断疑狱无数，而无冤诉，名重朝野，被视为“神人”。宋公善于总结审判经验，勤于钻研疑难问题，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详加以整理、核定，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著成《洗冤集录》这部中国乃至世界最早、最系统的法医及裁判方法论名著。

    宋公《洗冤集录》自刊出以来，即为中国宋、元、明、清历代尸伤检验、裁决疑狱的参考准则。氏著在中国司法裁判史上影响之大，无出其右；同时氏著被更译成十余种外国文字，使宋氏实证检验裁判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扬光大。宋公及其《洗冤集录》无论在法医学抑或裁判方法论上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公系中国历史上在世界上最享有盛誉的司法官，荫泽全球。

    笔者认为，在司法裁判史上，宋公所行的实证检验裁判方法，凭其科学实证态度与方法，第一次与刑迅逼供、轻信陈言、主观臆断的裁判方法论真正划清界限，最具科学性。今天，在不少地方仍盛行刑迅逼供、轻信陈言裁决案件的做法，应予彻底摒弃。因人命关天，马虎不得，司法官处理狱讼，生杀予夺，不可不慎，应依据科学、重证据，行实证检验裁判方法裁决案件。

    八、海瑞的“救弊”裁判方法

    海瑞，字汝贤，明朝广东琼山人氏。海公在任期间，一反中国官员“厌讼”传统，提出司法官应积极受理民间诉讼：“凡争斗户婚，虽是小节，当为剖分，衣食等项，当为处理……不能执我严法，使诬者惧之不来，乃并实者弃之，使含冤之人不得伸雪，可以为民父母哉！惰者不肯受理，懦者不能执法，其事均不可通。为此再晓谕，今后凡民间小讼，州县官俱要一一与之问理”（《海瑞集• 示府县状不受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

    海公在提出积极受理民间诉讼的同时，提出其著名司法裁判原则与路径：“疑狱……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其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海瑞集• 兴革条例》，中华书局1987年版）至此海公救弊裁判方法跃然纸上。因为当其时，乡宦、富家为富为仁，兼并土地、侵占田产、欺凌小民，无所不为，故海公在审理案件时屈富、乡宦，以维护小民的利益，以救时弊。

    海公为司法官，行其救弊裁判法，不畏权贵乡宦，“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深受民众爱戴。其在巡抚应天十府期间，小民闻其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公卒时，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小民因之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当然海公为学处世，以刚为主，虽“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而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参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海公之救弊裁判法，虽小有偏差，但切合时弊，符合我党“三个代表”精神殊无异义。今天中国法官，司法自当公允，但面临权贵乡党与市井小民之间、利益集团与普通市民之间、企业公司与职员民工之间的利益纠纷时，如何决择裁判案件，海公的救弊裁判法可为之鉴，有必要更多地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生存利益。

    九、马锡五的巡回“亲民”裁判方法

    马锡五（1899-1962），陕西志丹县人氏，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要职。1943年任民国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开始从事司法工作；1946年被选任地区高等法院院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1954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马公对司法工作非常重视，经办了大量诉讼案件，典型者有：（1）华池县封捧婚姻上诉案；（2）曲子县苏发云兄弟“谋财害命”案；（3）调解合水县丁、丑两姓土地争议案；（4）王治宽侵占王统一场院地基案；（5）延安县杨兆云行政诉讼案；（6）复核周定邦杀人案（参见张希坡著：《马锡五审判方法》，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马公以社会公仆身份，通过巡回审判，不拘形式，不管早晚，不论地头河边，随时随地受理、裁决案件。人们把这种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的裁判案件的方法，称之为“马锡五审判方法”，而马公本人在陕区享有“马青天”之誉。“马锡五审判方法”在当时既合乎政策原则，又顺乎法理人情，经边区政府推介，在边区及以后新中国的司法工作中产生极大的影响。

    马锡五审判方法的基本特点有四：一是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二是贯彻群众路线，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司法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断案。如谢觉哉先生指出：“审判与调解结合，即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三是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严格依法办事。四是实行简便利民的诉讼手续，为人民服务（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732页）。

    笔者认为，马锡五审判方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裁判工作的基本方法论（具体而言，应为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实行审判方式改革前司法工作），其在“司法为民”方面尽显其社会时代意义。在社会新形势下，我们法官是应深居简出、坐堂听案？抑或应送法下乡、巡回亲民？法官是应行精英职业化，抑或行平民司法？诸种问题，均深值我们思考而衡平之。

    十、宋鱼水的“胜败皆服”裁判方法

    宋鱼水法官为新时代的先锋，使诉讼当事人胜败皆服，冠今绝古，独步天下；她的裁判经验与方法的宣传报道影响之大，前所没有，震古烁今，实为中国法官之殊荣。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数风流人物，还须看今朝！”

    为法官者自应寻求最佳裁判方法，追求那胜败皆服、息诉无讼之理想境界。宋法官在中国首次提出胜败皆服裁判方法论，非同凡响，值得每一个法官深入研讨。因宋氏胜败皆服裁判方法论，非笔者之力所能表述其万一，为忠实其法，敬请诸君参详其亲身演讲录及相关司法媒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