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知县巧断情感案

2005-12-05 09:55:00 作者：张仁善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其实，历史上的许多礼法制度在文本上虽然极为严密，但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其作用往往非常有限。各个历史时段，礼法制度所发挥的功能效应并不一样。而且，也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板着“卫道士”面孔审理感情案子，相反，他们经常会摆脱礼法教条，自由发挥，作出合乎情理、顺应人性的判决，从而走向礼法教条的反面。《吴中判牍》记载，晚清时期曾在苏州担任过知县的蒯德模在判案时，就充分利用“自由裁量权”，作出了下列惊人之判。

    丁四姐是一个卖酒人家的女儿，１７岁时嫁给荣金和为妻。丁四姐娘家靠近城镇，她原本在家酿酒，从未干过农活。但嫁到农民出身的荣家后，却要以农为生。这下可难倒了丁小姐，粗重农活不会干，锅台灶下的家务活也上不了手。丈夫、公婆自然没有好脸色，丁四姐也终日郁闷不乐。既然难以安身，干脆就离家出走。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到荣家。夫家急了，请官府查询追找。娘家则说被官兵抢走了。蒯知县不知其中虚实真伪，等到一兵士武云鹏报告自己收留了丁四姐后，才知道“桃药坠雨，尚有余春；柳絮因风，原无定所”。蒯知县认为，“丁年正妙，难禁司马之瑟心；武夫可依，偏爱子南之戎服。人尽可夫也，天实为之。”总之，这类事情在所难免，情有可原。蒯知县又考虑到“丁氏徙倚军中，雅善党家之斟唱；荣某伧粗灶下，那知吴女之温存。若必强以重圆，势必拼将一死。爱河未续，祸水已成，为两家计，均失之矣。”再说，武云鹏乱军中结识丁四姐，贮以金屋收留，并没有私下约定逃跑，与一般强暴侮辱行径有所不同。于是，蒯知县声情并茂地宣布：“如斯婢子，见者皆怜，何况老奴，恋焉怎舍﹖本县用儒家之权变，参佛氏之圆通，破小拘墟，成大欢喜。断令偿以百元，平兹两造，一则黄金买笑，得安歌舞之身，一则白首同归，另觅糟糠之妇”。

    此案中，丁四姐不熟悉田间劳动，为丈夫、公婆所憎恨，按诸礼法，该女不孝；自行离家出走，擅自改附他人，又触犯婚姻律例，与名教“从一而终”之义相抵触；原夫寻至，请官返回，合礼符法，理由充分、正当。可是，蒯知县这位才情饱满、诗兴浓厚的知县，不循礼法成规，不落礼教俗套，对该女子的不孝、不贞行为统统不咎，反根据该女子性情、能力及不愿生活在夫家等意愿，进而作出有利于丁四姐、武云鹏的判决。而且，他明确声称：“用儒家之权变，参佛氏之圆通，破小拘墟，成大欢喜”。实在是拿儒家礼教伦理开涮，蔑视理学名教之心跃然纸上。

    接下一案与上案相似，只是当事人王金妹许配给同城杨永升。还未迎亲成婚，即逢战乱而流离失所，被楚军曾吉祥所得，结为夫妇。然而，当未婚夫寻到后，王金妹旧情复盟，毅然随初恋情哥返乡。本案中，如何处理曾吉祥与王金妹的正式夫妻关系成了本案焦点。蒯知县考虑到：“苏城咫尺，是儿家生长之乡；楚水千寻，有道路流离之苦。通暗中之消息，姻娅频来，得意外之欢欣。夫家尚在，金戈铁马，不安虎帐之身；月黑云深，暗返渔舟之棹。”让鱼米之乡之水灵吴女，随一介武夫嫁到遥远楚地，实在委屈。该女“重还故里，再践前盟”，实在“情有可矜”。曾吉祥若以妻擅自潜逃而举控，势必兴师动众而大肆搜捕，徒增纷争。因此，蒯知县删繁就简，写道：“端丽夫婿，终属萧郎；处道家姬，仍还徐氏。理有一是，事无两全。惟所控衣服几袭、珠玉若干，将必谓其乌有而忿不能平，若遂责以璧还而贫真如洗，本县爱成人之美，不吝己囊，助以二十金，平此两造。纵云负我，不偕钟建以终；或是怜才，愿赎文姬而返。此判”。

    此案中，与上案不同之处，在于一判和，一判离；相同之处，则是惟该女子感情是视，宁愿放弃礼法教条，自掏腰包，也要满足当事人的情感需求。

    另一案的原告人谢登科，向蒯知县起诉亲戚徐有才。因为徐频繁往来谢家，瞒着谢家，与谢女私定终身。同时，谢还要求官府将目无尊长、违背妇道的女儿杖杀，以泄心头之忿。蒯知县问谢登科：女儿已许配给他人了吗﹖谢登科说：没有。于是，蒯知县招徐有才一看，原来是位翩翩少年。蒯知县顿生爱怜之心，当即断令徐有才拿出财礼若干，劝谢登科把女儿嫁给徐有才。蒯知县在判词中写道：“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芈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

    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小女之父谢登科以徐有才与己女私订终身、违反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起诉。蒯知县则看重少年佳丽两厢情愿，般配不过，于是有意成全，甘当“冰人”。因此，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终于促成一段美好姻缘。

    蒯知县任职于清朝咸、同时代。当时，专制政权开始削弱，传统礼法变得松弛。蒯知县的司法态度也自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从以上数例看来，蒯知县判案，坚持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礼法应顺乎“人情”而非压抑“人情”。比起清朝前期，蒯知县的司法理念显然已具有近代法律强调的人性化、人道化特点。由于蒯知县才情横溢，判词的字里行间典故迭出，文情并茂。所以，他的判词既是案件判决，也不失为优美的散文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