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与神理之歧异

2005-12-06 09:53:25 作者：倪正茂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楚康王的重臣令尹（即相国）子南宠幸庶人观起，因观起穷奢极欲而引起楚人忧虑与愤怒，进而导致群情汹汹。楚康王决定严惩子南与观起。当时，子南的儿子弃疾担任楚康王的贴身侍卫。楚康王屡见弃疾，发现弃疾总是泪眼盈眶，于是问弃疾：你多次落泪，原因是什么呢？弃疾说：令尹不称职，国家将要处决他，你是知道的。楚康王问到：那么，你还会留在我身边吗？弃疾答到：父亲被杀，儿子留下来，皇上怎么还能再用呢？但是，把您的命令泄露出去而严重犯罪，我也不会这样做。于是，康王处死了子南，同时将观起车裂、分尸后送到各地示众。

    子南的家臣对弃疾说：请把家主的尸体搬回来吧。弃疾说：君臣办事要符合礼法，会有一些大臣交还尸体的。三天期限一到，弃疾即去请求运回父尸。康王同意了。礼葬父亲完毕，弃疾的门徒说：我们出走吧！弃疾说：我参与了处死父亲的事，有何处可去呢？又说：背弃父亲去侍奉仇人，我也决不忍心！于是，弃疾自缢而死。

    此一公案流传数千年，弃疾一直被视为“忠孝两全”的典范。

    古代中国，当情理与法理相冲突时，往往以情释法，在情理法律观的支配下处理案件。这类案例比比皆是，例如：

    梁朝年仅１５岁的少年吉羽，当其父遭奸吏陷害而即将被处死之时，舍生忘死、挺身而出，毅然决然请求替父赴死。梁武帝对此颇感惊奇，派廷尉蔡法度了解吉羽的情况，察得吉羽此举纯属一己之意，并无他人教唆指使。于是，梁武帝赦免了吉羽父亲的死罪。因此，吉羽的孝行流传四海，人们都把他与西汉少女淳于缇萦以身赎父刑罪的孝行相提并论。（见《梁书·吉羽传》）

    又有魏人长孙虑，因父亲失手打死母亲之事，挺身而出，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回父亲的生命。长孙虑写给尚书的信中说：父母争吵，父亲一怒之下失手打死母亲而闯了横祸。但兄弟姐妹五人，自己是兄长，年仅十五，其余全都弱小，最小的妹妹只有四岁。如果父亲处死，我们也会一个个死去。所以，请求以己身代父受过，使众多弱小的孤儿能够活下去。尚书读信后，深受感动，向魏高祖孝文帝报告说，长孙虑对其父而言是个孝子，对其弟妹而言是个仁兄。推究实际情况，实属可怜和感人。皇帝于是下令，特赦长孙虑父亲的死罪，改为流放边远之地。（见《魏书·长孙虑传》）

    此外如《新唐书·卫孝女无忌传》载卫无忌报父仇案，《旧唐书·王彦威传》载上官兴自首救父案，《涑水纪闻》载侍中曹彬判新婚犯人缓刑案，《元史·王约传》载刑部尚书王约以伦理道德评断柴氏财产继承案，《鹿洲公案》载县令蓝鼎元耐心教化、诱导陈明、陈定兄弟争夺遗产案等，都是在情理与法理相冲突时，以情释法甚至以情代法。总之，是在情理法律观的支配下处理案件的典型事例。

    类似的案情，在国外也不少见，但处理这类事件时，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当事人，其主导性观念却不是情理法律观。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利斯的《安提戈涅》，就是一个典型：

    故事发生地是底比斯。俄底普斯垮台后，克瑞翁取得了王位。俄底普斯的一个儿子为保卫城邦而牺牲，另一个儿子波吕尼斯却背叛城邦、勾结外敌进攻底比斯而战死。克瑞翁为前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下令将后者暴尸田野，并宣布：谁若埋葬波吕尼斯，就将处死谁。波吕尼斯的妹妹安提戈涅公然不理睬克瑞翁的命令，埋葬了哥哥的遗体。安提戈涅认为，她是按照神法来埋葬兄长的，这是神法规定她必须履行的职责。她对克瑞翁说，神法是永恒不衰的，连城邦的法律及你的命令也不能违背它。克瑞翁听了怒不可遏，坚决要处死安提戈涅，把她关入了墓穴之中。后来一位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因而后悔，想去拯救安提戈涅时，她却已死去。这时，安提戈涅的情人即克瑞翁的儿子，因悲痛而自杀。克瑞翁的妻子闻讯，怒责了克瑞翁后，也自杀了。直到这时，克瑞翁后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情理法律观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古希腊乃至尔后的整个西欧地区，神理法律观占据法律观的主流地位。

    “神理法律观”是笔者杜撰的一个概念，法学家们实际上是以“自然法思想”一类概念加以指称的。不过，“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法”、“自然权利”等，曾一再被披上“神”的外衣，笼罩在“神”的灵光圈里。因此，与“情理法律观”相对应，谓为“神理法律观”也无不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所谓“神理”，是比“情理”更接近于法，甚至可以直指其为“法理”的。至于“情理”却决非“法理”，甚至于是与“法理”相悖相逆的。这样一来，不但本文应改为“情理法律观与法理法律观”，而且，我们大可从中窥探中西法律传统的歧异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