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定罪

2005-12-06 09:55:38 作者：李昌盛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明人张瀚曾在《松窗梦语》中颇为得意地记载了一起他在任郡守时所断的一桩难案：有兄弟二人为了财产的问题起了争执，并且相互揭发对方的隐私，于是就告到了县衙。县令不知道该如何裁断此案，就上报给了时任郡守的张瀚。张瀚就问这兄弟二人：“你们两人是同父同母吗？”那两人答道：“是的。”张瀚又说：“亲生兄弟的情义都不念，反而相互攻击对方，这跟同一个母狗所生的小狗去争骨头吃又有什么两样呢？”两人都重重地挨了板子，然后又被同一个枷锁拷在了一起，放在了大牢里。过了一段时间，有几十个人到张瀚那儿跟他说：“他们已经悔罪了，希望能够得到宽宥。”于是张瀚就把这两个人叫了出来，两个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自从发生了争端十多年以来，我们两个人见面都是目不相视，如今一个多月以来，我们一同居住、一起吃饭，一同拉屎，一起撒尿，以前阻隔的情义又通畅了，长年的怨恨也烟消云散了。”然后兄弟二人又向天发誓，以后一定要重归于好。张瀚笑着说：“知道错误能够改正就是良民。”于是就将两人释放了。

    这个案件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古代却并没有时下人们如此强劲的法治理念。我们最喜欢批驳的就是认为这种执法方式是人治的表现，难以有效地防止裁判者的恣意和擅断，这的确一点不错。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实现个案的公正方面，它要比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略胜一筹，尤其是它能够防止法律规则的刻板和呆滞。

    在中国古代，道德的戒律和要求要远胜于法律。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固然会因时因地而异，但是中国式的道德，实际上也就是儒家所讲的道德，却跨越沧桑，未有极大改变，其核心就是“仁”。“仁”体现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皇帝的要施行仁政，所以要爱民如子；做臣子的“仁”则表现在要对君王忠贞不贰，敢于犯颜直谏。可以说，仁是中国式道德的最高境界，一切行为和活动都要讲仁，执法也要讲仁。一个好的执法者，不仅应该懂得法律，还应该善于体察人情风俗，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为了做到轻重适度，为了将有限的法律条文灵活地适用于万变的人情，缘情定罪就势在必然了。正如《宋史·刑法志二》所言：“盖情有万殊，事有万变，法岂能尽情、人之事哉？执法之吏，知之虽不为难，而得之尤为难也。议刑之际，若能用古之法，续时之宜，推情之轻重，尽心而宜之，然后法无废而无失矣，事无失则刑不滥矣。”

    所谓得之者难，是因为裁断者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法律上文本的规定，还要曲尽人情，从而使得纠纷能够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可就非常难了。难怪张瀚如此自得的记载了这一难断之案！我们可以看到张瀚在审理这一起案件时，很明显已经脱离了当事人的诉讼标的而自行一套，以父母官的姿态想要彻底化解这起纠纷，最终如愿以偿。这种裁断方式跟大陆法系“规范——事实——结论”的严密三段论截然不同，倒是与英美法系“事实——先例——结论”的事实出发型诉讼颇有几分相似。

    张瀚之所以如此断案，仍然是中国式道德的要求使然。仁的观念体现在家庭关系中，就是要造成一个温情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所以兄弟之间要相互和睦相处，做兄长的要知道疼爱弟弟，做弟弟的则要尊敬兄长，切不可相互为了一点小事而争吵不休。要是把事情闹到衙门里去了，更是败德之举。所以张瀚才如此大胆地脱离了“当事人”的要求而另行一套，将二者不分对错地都投入了监牢。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中肯地指出：“……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命运，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以上之久……这便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

    以此观念所塑造出来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温情脉脉的社会，和谐融洽是它的理想目标。所以，为了维护温情的道德，必定要处处讲究人情，即使是在法律这块坚硬的规则之地上也难幸免。于是缘情定罪，用无限的情意弥补有限的法条，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