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村庄生活：对川东肖村的观察
2005-12-09 18:49:43 作者：吴 毅 来源：www.cc.org.c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在当下对村庄政治的研究中，通过各种焦点性事件透视村落政治文化的特质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而在这一类焦点性事件中，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又成为了学者们所观注的热点，于是，一时间，对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观察也成为了从事农村政治研究的一份不可缺少的“田野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现实的确已经为学者们去现场观察村委会换届选举准备好了条件，因而，相当一部分学者实际上是从研究村民自治和研究村庄的选举而走向研究农村政治的；二是一些研究者在主观上也认为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是一个能够充分展示农村实际政治游戏规则的窗口。这种观点或许不无道理，然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又告诉我们，在告别了50—70年代高度革命化和政治化以后的平静的村庄生活世界中，诸如村委会换届选举这样一些几年才有一次的焦点性事件对于农民的意义莫过于节庆般的仪式，以对这种热闹的瞬时性能仪式化事件的观察来代替对于乡村生活的长时间观察，便似乎尤如以对过年的夸富宴习俗的观察来代替对于乡村物质生活水平的考察一样，它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乡村政治生活的全部特征，实在是一件值得进一步追问的事情。
本文是一篇来自田野的观察报告，不过，它不仅仅是对焦点性事件的观察，而是将焦点性事件嵌入非仪式化的平静的村庄生活场景中去理解的叙述与阐释，本文力图从个案村在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的变迁中去理解村庄的政治。而个案村在宏观的中国社会告别革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以后，微观的村庄社会结构、社会时空和政治文化形态是笔者所要考察的几个基本视点。 肖村位于川东大巴山区，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业型村庄，1998年，笔者在那里进行过长时间的调研，以图理解其在整个20世纪的变迁过程，本文即是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所以，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文实际上是一部书稿的一部分，而非一篇严格意义的论文。不过，我以为这种写作风格上的差异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此外，我尚要说明，本文无意以小见大，以点盖面。
一、 从政治分层到三元分层
在整个２０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乡村不仅是一个经济化的社会单位，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单位，肖村虽然没有象于建嵘博士所观察过的湖南岳村那样经历过急风暴雨般的大革命洗礼，[1][参见于建嵘博士论文：《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２００１年。]然而，３０年代革命精神与革命逻辑的绵延流传和在５０年代的重新植入，仍然使肖村经历了几十年高度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时代，以至于在那一时期，从村庄的公共话语到社会结构的分层都深深地打上了革命化的政治印迹。 改革使一切又都逐渐地回复到常态的过程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曾经作为村庄社会分层标准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标准逐渐地淡出，人们重新以血缘和地缘的经纬去编织村庄社会的人伦秩序，并且以更为惯常的财富、权力和知识的三元因素去重续对于村庄层级结构的评价标准。
首先消融的是纯政治化分层的标准。政治分层曾经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这种“政治分层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一分层标准“兼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它与客观的政治权利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是与主观意识形态有关，它反映了，在意识形态中，在官方的宣传中，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评价。”[2][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然而，１９７９年前后国家决策层重大的政策转变使这一意识形态标准所造成的政治等级结构消解，肖村的地主和富农重新成为与广大贫下中农享有同等地位与权利的公民，也重新地回到了亲缘社会的网络之中，成为可以与贫下中农称兄道弟的平等的社会成员。就是前保长张大本，也成为为乡人所敬重的老前辈，保长这个词无论对于他或者旁人，仿佛也成为某种能力与资历的象征。富农刘兴木说：“邓小平上台后，给我们摘了帽，我们不再受管制，我们自由了，我感谢邓小平。”张大本则重新回到乡里社会的精英舞台上，积极参与地方各项有影响的公益性活动。张是１９８７年续修乡志的编辑之一，也是１９９４年续修本乡张氏族谱的重要成员。张大本通过他为本乡张姓所新续的字派，表达了他对世事变迁的感悟：“广大尊明道，崇文建其祥；忠厚传家久，世代永安邦；国兴全局亮，官清万载芳；开得荣华旺，改成福寿长；选贤执政响，备军卫平强。”[3][ P乡《张氏族谱》编修小组编印：《四川省D市P乡张氏族谱续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总之，社会分层中的革命化意识形态标准的淡出导致村庄社会政治分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使人们在政治地位上趋于平等。
与此相对应，经济的分化使经济的差距再度成为衡量村庄社会分层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种差距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主要以土地占有的差别这一物化形态表现出来，那么，在土地的权属关系不可能流转的２０世纪末，经济的差距就往往通过村民的住房、家俱、家用物品、生活水平以及各种公共仪式化事件中的夸富宴等形式间接与近似地显现。[4][之所以说是间接和近似，是因为在农户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对家户之间实际收入的准确比较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这一切最终又都迂回曲折地转化为一种主观性的社会追求和社会评价，经济地位成为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这并不等于说村人们会公开将经济收入的差距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划等号，但是，通过对各个年龄层的村民在家庭内部权威地位变化的分析，人们却能感受到两者无所不在的联系。由于肖村的经济分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成员在外务工经商的成功与否，这导致中青年在家庭中决策与权威地位的普遍性上升。也就是说，决定家庭成员权威地位的因素不再是辈份和年龄，而是家庭成员为家庭经济收入所作贡献的大小。因此，在相当多数家庭中，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实际上都不再居于家庭决策的核心位置，而核心家庭的普遍化更是加速了这一权威类型的转化过程，使传统“父子伦”的家庭权威结构向“子父伦”倒挂。我注意到一些老人依靠儿子的赡养而生活，一些老人则以儿子们为轴心安排自己的生活，为外出务工经商的孩子照顾家庭与看管土地成为他们为家庭发挥余热的重要方式。
经济收入的差别实际上也是村民进行自我评价和角色定位的一个标准。经济收入高者，往往在言语和行为之间处处洋溢着成功感，而村里的贫困阶层也再次品味到由贫困所带来的挫折与边缘感，尤其是在那些昔日贫穷，今日仍旧贫困的人群中，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５组的李大明是村里的一位老土改，他出生于１９２５年，是村里的一位老党员和老干部，还担任过大队主任，由于妻子去世较早，两个儿子分家自过，老人目前在经济上十分窘困。老人自述，他现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种责任田和编背蒌，种责任田以糊口，编背蒌一年仅能换得二三百元现金，所以，他一年之中难得吃上一次肉，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甚至很久没有交纳党费了。在李的记忆里，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代无疑是属于土地改革和大集体时期的，那个时代，他家里几兄弟都是干部，在村里是有影响和说话算数的人，但是现在，老人感到了孤寂与落寞，他说，现在是“人看有钱人，狗咬缩脚汉”，“有钱的就该玩，无钱的就该磨”，他认为现在不再是穷人当家了。所以，他很少去参加村里的活动，也不去开会。贫穷和衰老实际上已经使这个肖村的老革命身处现实的政治进程之外，而永远地停留在那激动人心的土地改革和大集体的历史瞬间之中。
肖村的李大明们，尤如我在湖南省白鹤村所看到的王焕桃们一样，[5][参见吴毅：《村民自治架构下的公共权力变迁——湖南省白鹤村村治调查》，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２２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版。第１７７―１７９页。]均属于当今村庄社会中新的贫困者阶层，他们这样的人不多，但由于他们的人生际遇往往与整个２０世纪的历史沉浮和风云变幻紧紧相连，所以对村庄社会的新的社会分层评价标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评价标准的一个较为经典的模式化解释就是那句流行于许多村庄，并且也同样流行于肖村的“过去的穷人现在仍然是穷人，过去的富人现在仍然是富人”。对于这一评价背后所隐含着的历史哲理，除了极个别思维与记忆仍旧停留在后革命氛围中的人会用诸如“复辟”一类的话语进行分析外，许多人已经开始反思，是不是勤劳、智慧和机遇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相当部分老年村民却又去重拾那“人生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的人生宿命论了，尽管他们在年轻时代曾经抛弃过这样的思想。总之，阶级意识退潮了，理性的小农再一次地选择了发家致富的历史逻辑或“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理念。 与身处村庄社会边缘的贫困者相比较，知识无疑再一次转化为一种社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于是，年纪轻轻的乡村医生刘绍安不仅因为他的家道殷实，而且也因为他所具有的特殊技艺而受到村人的尊重。１９９８年５月中旬，刘的父亲亡故，尽管时值大忙季节，但我注意到，办夜那天，帮他操持丧事的人特别多，前去坐夜的人也特别的多，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在同组的另外一件丧事中，无论是帮忙还是坐夜的人数都远不能与之相比。无疑，刘绍安本人在村庄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村办小学教师也仍然处于村庄社会权威与声望的中心，他们不是村组干部，也不一定是村里收入最高的人，但相对稳定的收入，传道、受业、解惑的职业也仍然使他们能够赢得村人的尊重，并且也使村校教师这份职业引起村里一些高中生的羡慕。但教师的职数有限，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如今，公办教师由学校毕业以后分配来，但公办教师来村校多年只是一个过渡，只要有点儿板眼的，也不会呆得很久。前些年村校分来了一位女教师，未干几年就调走了。如今的村校除了负责老师是吃国家编制饭的，其他教师都是由村里聘任的代课教师。村校村办，那些为村干部和村校负责教师所看重的人，自然就成为这场职业竞争中的成功者。 政治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决定村民在村庄社会中地位与声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因素又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村庄社会中的经济能人与政治能人的身份合一而更加不可忽视。如今，中共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的重点不再是血统的“纯正”和“根红苗正”，而是强调致富能力，农村中的经济能人无疑是党组织培养和吸收的重点，培养村组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看这个人有无发家致富的本领。肖村的村组干部在经济收入上大都居于村庄社会的中上层，能人治村，富人治村成为肖村村庄范围内继革命化的精英政治之后的又一种精英政治的类型。而治村又使这些能人和富人多少获得了他们用钱买不来的体面和名声，因此，担任村组干部虽然劳神费力，而且不一定具有优厚的经济回报，但那份体面和地位感却仍然为一些村庄精英所看重。乡干部们告诉我，“不要看一些村组干部成天口口声声地说不想当干部，其实真正不想当的并不多”。毕竟村庄公共人物的身份仍然是值得羡慕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即使在村庄社会也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就此专门调查过一些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回村作短暂停留的年轻人，寻问他们是否愿意担任村组干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真正面临这样的机遇，还是会认真考虑的。
二、 去政治化的社会时空
在村庄场域的概念中，本身就包含着社会时空的维度。所谓村庄的社会时空，是指生活于村庄世界中的人们对时间、空间的理解与设置，前者是精神性的，后者则是具象、直观和可感知的，它是村落文化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划分、标志与安排。[6][参见高丙中：《时空设置的构造与重构：以土族为例》，载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由于村庄的社会时空是村庄生活世界得以展开的框架，因此，它们也成为理解村庄社会特征，乃至于政治特征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维度。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村庄社会时空场域同样是现代性、国家与地方性知识的角力场，在这一角力之中，现代性和国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传统村庄社会时空的进入、挤占、支配乃至于改造，村庄社会时空的重构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５０－７０年代，这一重构最为显著地表现为以革命的全能主义逻辑为中心轴的现代性和国家政治（此一时期，后两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前者的臣属品）对村庄社会时空惯有逻辑的改造甚至颠覆，因此，此一时期，双村的社会时空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宗祠被改造为学校，坟地被开垦为良田，公历取代了农历，一些政治性的时间标志，如“三八”、“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楔入了村落社会的时空结构，冬闲也成为大集体兴修水利、改土改田的季节。除了春节之外，其他传统的节庆被淡化，具有民间神话和宗教色彩的节庆则被取消，一日之中，开会、运动、学习等更是重新编织了村民生活闲暇与劳作的节奏。总之，此一时期的社会时空受到后革命氛围的浸润，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色彩。 改革开放消解了以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为火车头的现代性和国家对村庄地方性传统所实施的强制性改造。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村庄再造，在肖村，村庄社会传统的时空观和时空设置逐渐得以恢复，而依靠革命注入的政治化仪式时空因为相对超离于村庄的生活世界，或者退出场域，或者表现得与村庄的时空设置若即若离。此一时期，现代性和国家虽然并没有停止对双村社会时空的重构，但它却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取代复苏中的传统性因素，而是经过三者重新的搓揉之后所形成的，以地方农业生产、生活为基本依据的，包容了现代性和国家因素的新的时空结构。更为重要的变化则在于，在肖村的社会时空领域也经历了一个从泛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过程。 在农业化的肖村，社会时空分布与设置的再民间化十分的完整与彻底，农业生产和村落生活的变化节奏再一次成为主要影响和支配村民的劳动、生活、起居和闲暇的基本因素。依靠革命而进入村庄的政治化时空设置基本上退出了村落场域。 一年四季，村里人忙半年，闲半年。农历的正月是一年之中最闲暇的日子。这时，天气尚寒，没有什么农活，人们忙着过年。一般在头年的腊月，人们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这时，杀猪是免不了的，同时还要准备鸡、鸭、鱼等年货。按村里的习俗，鸡一定要红鸡公，这象征着事业发达，鱼则表示年年有余，日子越过越好。这时，外出的人们都会回到家里，团团圆圆，享受这一年中最喜悦的日子。汉人过年的习惯，还是以大年三十为起始点，这一天，不仅要置办全家人的年饭，还不能忘了给先人祖辈敬香。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祭祖活动已经不再具有社区公共性，而是一种各家各户自由安排的私人行为，各家都要到自家的祖坟前敬香，一般须敬到上四辈的祖先，但是，村人们共同的始祖坟前却不再有香火。这再一次表明，尽管思想上的解禁已经使村民们可以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去重新寻找与祖先的沟通，但是作为一种社区性的宗族政治文化，却已经在现代理念，尤其是在被革命所搭载的现代性理念的荡涤之下消失了。 大年三十的团圆从中午开始，饭后，村民们要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根据乡俗，大年初一、初二和初三这三天是不能洒扫庭厨的，因为这意味着新一年的财运会被扫掉。下午，村民们开始在门上贴对联，过去，人们请人写对子，现在则是到场街上买现成的。贴好对联以后，一家人必须洗头、洗澡。在肖村，受水源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在寒冷的冬季洗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年前的洗澡更具有象征性事件的意义，澡要洗得干净，这意味着将旧日的晦气洗尽，以图来年的好运。而乡里风俗，大年三十这一天将脚洗干净更是重要的，这意味着走到哪一家都能赶上好东西吃。大年三十的晚上是年夜饭，但电视的普及已经彻底改变了肖村年夜饭的节奏，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将年夜饭的结束时间压到晚上８点钟以前，这无疑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现代性和国家对传统的社会时空进行改造的成功范例，尽管这并不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本意。不过地方性知识还是有时间显露自己的存在，每每在电视里的新年钟声敲响以前，村民们就会悄悄潜出家门，到水井里“抢水”，这时的水是“银水”，不仅要“抢”，而且还要看哪一家“抢”得快。待到新年的钟声敲响，便是华夏大地普天同庆的时刻，此时，肖村家家户户燃放起烟花爆竹，共同庆贺这辞旧迎新的时刻。 从初一到十五，村民的主要任务是娱乐。打纸牌、打麻将、走人户、进城购物、登高，玩车车灯，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参加各式各样的宴席则是这一系列节目中的重头戏。人们在年节之中吃好的穿好的，尽情享受这一年之中最为轻松、愉快的闲暇时光，过了十五，村民就要开始为新的一年备耕了。 农历的二三月份是春耕时节，过完年以后的村民们逐渐地忙碌起来。一年之季在于春，这时，人们开始点种作物，翻耕冬水田，为春播做准备。
三月，清明节这一天，各家各户要给祖先烧香挂坟，过了清明，村民们开始点包谷、种西瓜、栽小秧、种花生。
四月，人们开始收胡豆、割油菜、割麦子，四月之末栽大秧，在这之后，一年之中最忙的季节来临了。
五月，五月五端阳节，这一天，村人们要吃包子和麻花，亲戚间要相互走动，未远行的孩子们要回家，干儿子、干女儿也要去拜见各自的干爹干妈。过去，村里人还有组织到明月江划龙船的，但近些年因为无人组织，这一节目已经没有了。过了端阳节，天气渐热，一天之中，农民清晨就下地干活，等到上午八九点钟日头高照，则收工回家，午饭之后，人们开始了午睡的习惯，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日头西斜，才再次出工，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披星戴月是对这一时期村人劳作的一个较好的概括。五六月份，地里的农活主要有栽红薯、种绿豆，进行田间管理，渐渐的，农活又松了下来。 到了七八月份，便是收获的季节，谷子、高梁、花生、玉米等都要收割。七月半过鬼节，传说阴曹地府在此期间要给鬼放假，所以，先人、祖人都要回家，旧歌谣云：“七月里来七月七，七月十五敬祖人，七月半来七月半，祖人都要回家看。”所以，此时各家各户都要忙着包符纸、烧黄钱，这意思当然是给在阴间的先人们准备花销。 八月十五过中秋，村里流行吃糍粑，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也吃月饼赏月。又据乡里规矩，还要看天门开，传说半夜过后，天门要开。老人们说，此时的天象决定着来年的气候。农活方面，这时各种农作物都已经收获，地里的农活主要是清除杂草，翻耕田地，准备冬种。乡里人说：“八月耕田一碗油，九月耕田半碗油，十月耕田光骨头。”所以，这一时期地里的活还是有得做。 九月，九月九，村人要过重阳节。九月上旬点油菜、胡豆，下旬点麦子。
十月过后，肖村进入农闲时节。所谓闲半年，就是从此时一直到次年的二月。进入终月和腊月之后，人们又开始为过年而奔忙。
在去除了政治权力对村落时间的进占以后，村民的劳作与休息又重新地与农作物的播种、生长与收获节律以及相应的村落文化连接成为一个和谐而自然的整体，在村落的时间设置当中，决定时段分布的是农历、农时和赶场日，公历和星期对村民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在一天之中，决定时间分配的是太阳的位置和肚子所发出的摄取食物需求的信号，而不是小时和分钟，农忙时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闲时节，人们又成天呆在家里，以各种方式打发着无尽的时间。 闲暇的变化也透射出村落私人时间领域的去政治化。改革开放以前，村民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实际上被国家挤占和控制，其形式和内容充满着政治化的色彩。那个时期，除了吃饭和睡觉等生理需求所占用的必要时间，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时间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甚至连吃饭也成为“公共时间”的一部分。这种情景有如苏珊•福特•维尔特夏尔所说的那样：“当私人生活的乱石碴被完全消除干净后，公共生活被变成了一堵表面光洁无比的巨墙。巨墙里面什么都是一个模样。”[7][ Susan Ford Wiltshire, Public and Private in Virqil’s Aeneid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9),P.64,转引自王绍光：《私人时间与政治——中国城市闲暇模式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５年夏季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闲暇不再总是必须去适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框架，”[8][王绍光：《私人时间与政治——中国城市闲暇模式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５年夏季卷。]村民们有了以自己所乐意的方式安排和选择闲暇的自由。在２０世纪的末叶，聊天、打牌、喝酒等传统的闲暇方式重新又在农闲时节占据重要的位置。随着电视的普及，看电视逐渐成为人们消闲，尤其是消磨从晚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光的最为重要的方式，这不仅意味着现代性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村落闲暇方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且还意味着国家拥有了安排和调控村民闲暇内容的新的手段，尤其是电视里播放的各种时事新闻和主旋律的影视节目，仍然向村民传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与符号，并且将肖村与国家连接为一个整体。然而，影视节目不断的商业化趋势却日益与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相贴近，给村民们带来了真正的放松和快乐。我注意到，各种武打和言情剧尤为村民所喜爱，前者大概能满足村人们的童话心理，而后者则寄托了村人们对都市生活时尚的向往。在各种时尚节目之中，唯独体育节目不太受村人的亲睐，这大约是因为现代竟技体育过于贵族化，而离村人的生活理想太遥远的缘故。
肖村社会空间的场域氛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两个方向上同时展开。一是政治化的场域氛围消失，传统的历史人文氛围重现，二是村庄世界的开放所导致的民工潮虽然使外出者与外部社会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但它所导致的村庄精英人口的空心化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村庄政治文化的构成，使村庄公共参与中的“无政治阶层”在人口数量上居于多数。
从前一个方面的变化看，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相对于外流人口不断扩大的社会见识和社会联系，留在村里生活的老弱妇儒的空间活动范围相对狭小，许多留守家园的中老年人生活半径在方园１５里以内，即使到并不算很远的达城去逛街购物，也并不是常有的事情。日复一日的“日子”，“face to face group”的交往空间，公共生活的减少，使这些昔日“身在双村，心怀天下”的人民公社社员重新回复到传统村落社会的内封闭状态（当然，这只是相对的，例如电视就为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建立起一种虚拟的桥梁），每天从锄头下流趟过的“日子”成为他们所关注的重心，而回忆则成为他们评价现实的一种方式。这种村庄文化的内封闭甚至在村庄空间形制上也能够找到某种映证，那房前屋后日益增加的坟墓不仅仅是在与活人争夺土地，它们更是帮助今人与历史、过去和传统发生连接的物质化中介。于是，我蓦然间明白了历史对于村落社会的意义，历史对于肖村的村民不是抽象的记忆，更不是那一本本用文字码出来的字书，而是这一座座具体可感，在时序上由远及近排列出来，并且还将不断排列下去的坟墓群，坟墓与房舍相伴，阴宅与阳宅为伍，或多或少从社会空间结构上凝固了村庄社会的文化形态。
然而，年轻人却无法与这历史的村庄为伍，面对着日益开放，充满诱惑力的外部世界，他们不愿象父辈那样固守在村庄的农舍和祖先的墓碑旁，他们要到外面去挣钱，去闯世界，去感受与村庄社会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加入民工潮的队伍，他们开始挣脱村庄，去体验和适应新的世界。
刘本凡：我第一次打工去了广州，是与村里人同去的，但去了以后便各奔前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粮食加工厂干活，我吃住都在厂里，每月工资３００多元，我在厂里一边做搬运，一边学技术。在那里，我干了一年多，后来，又有一家粮食加工厂请我去搞技术，每月工资５００多元。我第一次外出打工，前后一共向家里寄回两万多元钱，这笔钱是家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第一打工回家后，我家修了新房子，建房是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愿望，看到这个愿望由我自己实现了，我感到骄傲，别人也很钦佩我。
刘本仁：第一次外出是在１９９５年，我去了广州天河，同路的有八九个人。到了天河，正是大年初一，当时我们未能找到熟人，我们蹲在一个屋檐下，又冷又饿，我想，家里现在肯定已经在放鞭炮了，想着想着，鼻子就发酸了。第二天，我们找到一家私人打米厂，工作是搞搬运，报酬是计件，搬运谷子３角钱一包，一包重１５０斤，主要是上下车，最多的一天我挣了六七十元钱，一个月下来，平均可找七八百元钱。我第二次外出是１９９６年，也是腊月间去的，目的是到广州搞建筑。几次打工，我在外面挣了一万多元钱。
刘强：１９９７年２月，我与枣谷山上的同伴一起去浙江慈溪，在新铺镇神马电器集团做工。那里主要生产童车，我干的是装配的活，工资底薪每月４８０元，加班则另计报酬，一个小时加班给两块三角五。在那里，吃住都在厂里，也没有什么休息日，除非厂里没有活做，我在那里干了１０个月，挣了４０００多元钱，除去花销，只节余了１８００元，但父母并不在乎我是否挣到钱，平平安安回来他们就放心了。
刘小丽：初中毕业以后，我在村办小学里当了两年代课教师，但钱很少，我并不想长期干下去。我不顾家里的阻拦，决定南下打工，我与同伴一起到了广东的增城，在一家毛织厂做事，我的工作是补毛衣，报酬既计件又记时，每月工资６００－８００元左右，但工作很辛苦，早上６点半上班，１２点下班，下午１点半上班，５点半下班。厂子里过集体生活，我十分不习惯，我在那里干了两年，两年我都是忍过来的，两年下来，花销之外，我存了一万元。
外出打工使他们多少都挣到了一些钱，但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感受到钱的重要，为了挣钱，他们还得不断地离开村庄，南下北上。为此，他们不惜含辛茹苦，忍受着颠沛流离的苦楚，并且承受着身心的磨炼。
打工日记两则：
作者：刘小丽
我很想潇洒地走完打工之路，可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事不由自己心想，心里想而做不到，好多事都要思前想后，想好了才去做。在这些平淡而空虚的日子里，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想一些不该想的，并且处处还要用虚伪来包装自己的真我，咳，这是一种什么日子，我自问自想，想我过得好累，但是再苦再累，生活的路是自己选择的，不管怎样都要自己承受，不要向任何人诉说。你的辛酸换来的只是冷漠的目光，所以必须要坚强起来，在虚伪中度过打工生涯。
你总是那样摇摇头，不肯相信眼前的一切，就象不肯相信你那充满艰难的未来。
因而你总将热烫的理想贴在冰冷的雪霜上，然后说，我不相信生命的每一趟流浪都将更加远离我的家园。
你哭过，在阳光照到的角落，我默默发誓─泪水不仅仅是懦弱。
作者：刘本凡
打工是人生的一段过程，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经历，悲欢离合，对恋人的思念，对亲人的呼唤，焦渴的心底是多么的灼热。
我们选择打工就是为了将来不再打工，孤独、炎凉、浩淼、泠漠的人世，我就象苦海中颠簸的小舟，疲倦、饱受人生的屈辱，尽其力责，兢兢业业，提心吊胆，受老板的臭骂自己却满脸陪笑，他们对我们人格的侮辱，我总是忍耐、忍耐，求得心平气合。 岁月是艰苦的，生命是苦难的，“让一时心平气合，退一步海阔天空”，忍耐的心就象摔不断，折不碎的宝物，给自己的心里加点润滑剂，让自己在异地求一碗安稳的饭吃。
打工确实很艰辛，有时心酸，有时不幸，靠自己的劳动和双手换一份报酬。我想虽然我们穷，但并不低人一等，有时受着超负荷的劳动，却只有一点微薄的报酬，仅仅是我们的悲哀吗？抬眼视成社会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故乡的贫穷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多少人也同我一样拼死拼搏，改旧换新，而不由使外出打工感到骄傲和自豪。无须低头做人，昂首挺胸，乘着年少来拼搏，春风作伴好还乡。 打工尽管很艰辛，但每一个打工者的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发家致富的梦想，然而，这份梦想却又恰恰是与肖村不相关联的。刘小丽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车，在达城里跑运输。刘本凡则希望通过打工为将来做小买卖积攒本钱。打工使村里的年轻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使他们与村里的利益连带更加疏远，于是，偶尔的返乡倒使得这些土生土长的肖村后生对自己的家乡有了几分看客的心理： 回到村里，我对传统的村落生活方式已经感到不习惯，对乡里人的素质也感到不太适应，乡下干部的素质很差，他们根本不把农民放在眼里，只知道要钱。在外面，有事求人，打一个电话就行了，但这里的官员比县太老爷还县太老爷。在外面打工，可以接触各种人，而呆在家里，信息不灵，日子单调乏味，人在各方面都退化了，只有一辈子受穷。
回到家里，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一是生活上不习惯，因为外面的生活好一些，二是觉得家里不好耍，在外面干也干了，耍也耍了，但是在家里耍就没有收入了。
则回家时，感到很冷清，一到晚上，没有什么地方可走。活路也多，也没有外面热闹，短短在外十个月，我好象有了两种体会，刚出去时，凡事靠自己，十分想家，但一回来，反面觉得外面更好。在外面，生活和工作都十分有规律，按时上下班，按时吃饭，回来就不行了，农村的生活节奏与城市不同，农村的活路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早做完早收工，农闲时拖一两天也可以，但忙起来又忙死人。 城里人的生活更有条有序，乡里人更散漫，城里人生活更充实，乡里人成天围着农活转。
回到村里，感觉不习惯，我已经花钱进驾校学习汽车驾驶，目标是当司机，我的心已经不在村里了。 可见，青壮年的外流，虽然打开了村庄的边界，促成了村民利益与外界的联系，但是，这种状况对于克服村落文化的闭锁性却并不一定会产生多么大的积极影响，因为外流的村民只是把村庄看作一个暂时歇脚的驿站，或者看作一个远航前的锚地，却并不将其视为一个终将回归的港湾。因此，诚如吴淼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所说：“人们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机会”了，对于他们而言，“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9][吴淼硕士学位论文：《规划性社会变迁视角下的乡村民主选举实践——以湖南Ｂ村第四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５月。]结果，如侯鸟般纷飞往返的青年打工者们在国家的户藉制度改革以前，虽然还很难在城市社会真正的札根，但他们在经济和文化认同上与村庄的关联度却急剧地降低，这使得诸如家乡的发展，村庄的公共事务至乃于村庄政治等，都愈益远离打工者们的世界。结果，除了极少数留守村庄的青壮年（其中包括村组干部）村庄中的老弱妇孺就成为村庄公共生活最主要的承载体。而这些人无论从意识与能力，还是从文化与需求上看，却又恰恰是最易外于政治的群体。[10][参见张鸣：《热闹中的冷想》，《读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这种状况进一步褪去了村庄社会本已淡薄的政治色彩，使村庄政治成为村治精英和个别“大社员”所专有的公共空间。
三、 新村庄政治人的谱系分析
在普遍无政治化的场域气氛中，人们的行为规则与大集体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节将着重探讨在新的村治格局下肖村村民作为村庄政治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意识、角色与行为。
从村庄政治人的谱系看，对肖村村民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分层，分层的依据是各个群体与村政运作的关系和他们在村庄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治理精英的村组干部虽然人数很少，但他们无疑是村政运作的核心，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主角，这不是一个应然的评价，而是一个实然的判断。因为村组干部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并且以维持和推动这一权力的正常运作为职责。而且，村庄权力与一般科层化体制中的某一级行政权力不同，它既具有实质上的行政性权力特点，村治精英作为一级相对独立的（或称自治的）社区性权力的表征，他们又是典型的地方社会政治权力的人格化载体。因此，在村庄场域普遍非政治化的氛围中，唯独村组干部是须庚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职业政治人”。 村组干部的政治性不仅表现在他们作为国家和农民的承接体和中介人，必须在两者之间沟通、衔接与周旋，而且还表现在随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化，要求村组干部必须象一个真正的地方政治精英那样去运作村庄政治的资源，适应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以实现村庄治理的目标。事实表明，既使是在村庄公共权力能量减弱的背景下，面对着普遍无组织和原子化的村庄社会，人数上很少，但却是组织化了的村治精英仍然具有动员村庄政治资源的能力与技术，而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村庄政治的主动权。这主要表现在： 从总体上讲，村组干部运作村政是以国家的强势支持为背景的，这种强势支持最具体地表现为乡干部的支持。无论是传统的治理格局，还是村民自治的村治格局，村组干部都是国家权力在村庄的根脚，国家的任务，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最终都有赖于村组干部的配合和运作。这就决定了村组干部的权力从根本上看（即从实然的角度看）是以国家的权力支撑为背景的，这种权力支撑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表现为以强势的组织化暴力为背景。村治精英的这种特殊地位，不仅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获得来自于国家方面的行政支持（具体表现为乡政府权力系统的支持），而且也使他们有可能较为方便地搭载国家制度化资源的便车，以维护作为治理精英的特殊制度利益。而且我们看到，在村庄政治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村治精英都十分懂得动用国家资源，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也维护精英自身的团体利益的。 乡村干部的相互依赖和乡干部对村组干部个人的人情支持，也是村庄精英可以动用的个人资源。前面一些章节的描述和分析已经表明，在乡村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乡村干部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从类似于科层体制中的上下级行政关系转变为一种需要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和相互依赖的真正的“政治关系”，即利益的互赖关系。这种利益互赖关系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人情与面子的互动上，一定程度上，这种人情与面子的互动甚至是乡村干部能否在工作中相互配合与支持的重要前提，这就必然使乡村干部的关系渗入浓厚的个人人情关系的因素。因此，我们看到，但凡乡干部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或者本人逢升迁调动等,一个想在干部位置上继续干下去的村干部总是会以各种乡里社会所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谊。同样，村干部家里有喜事，或者遇到麻烦，我们也总可以看到乡干部的在场。这无疑使村组干部在村庄政治运作中，包括在精英利益的实现中增加一份可以动用的资源。
组织化动员管道是村治精英运作政治的现成资源。这主要是指党组织和其他群团组织。一些村庄的党组织和其他群团组织虽然可能已经很不健全，但它的合法性体制地位和组织化管道仍然可以帮助村组干部在实现社区公益的同时也运作村庄政治。治理精英所具有的象征性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个人影响力同样有助于村治精英个人声望的确立。符号资本是体制所赋予的，它赋予村治精英言论与行为的体制化色彩，帮助他们塑造社区公共人物的形象，这种由体制所塑造的正统形象再加上治理精英因个人能力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与社区影响力，也是村组干部在村庄政治运作中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
此外，诸如信息资源的优势和村组干部在亲缘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等，也都构成了村组干部可资动用的资源因素。
从整体上看，党员仍然是村庄政治的紧密层。
至１９９８年底，肖村一共有党员３５人，这其中，除少数人担任村组干部外，其余绝大部分人没有担任任何公共职务。肖村的党员分布在４个党小组，其中１、２村民小组合设一个党小组，３、４、５村民小组各设一个党小组。从年龄结构上看，党员中年龄最大者超出７０岁，年龄最小者年近３０岁，５０岁以上者有２０多人。肖村的党员一多半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入的党，另外一部分是在部队服役时入的党，从９０年代初到１９９８年，由村里发展的党员只有两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现在农村青年中想入党的人不多。曾经担任过P乡党委书记的代科告诉我，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重心是吸收经济能人入党，但恰恰是这些人却并不一定有入党的要求，这使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例如，身为村主任的刘本文和村文书的肖心力都不是党员，而且他们也坦言自己还没有入党的想法。村党支部书记肖万芝也告诉我，现在村里很少有人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除了组织发展停滞之外，村里的党员也很少组织活动，一年之中仅有的几次需要党员参加的会议，到会者也多半是兼任着干部职务的党员，其他非兼职的党员大都不到会。为了吸引党员参加活动，例如参加乡里的会议，村里不得不安排一顿午饭，即使如此，多数党员仍然不去参加。组织发展的停滞和组织动员功能弱化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弱化和虚化，所以，包括双村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村庄，所谓农村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指的就是党支部书记和支委会一班人。 尽管如此，程序化和体制内的村庄政治仍然首先是在党员群体中发生的。这主要是因为从村政运作的过程设计看，党员比非党员具有更多介入和参与村政的可能。尽管许多党员实际上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但作为村里，大凡涉及到全村利益的决策，无论是布置政府的任务，还是村庄公益，在主要的村组干部形成基本意见后，为了获取全村性的认同，或者作为一种决策传递与沟通的方式，一般都要召集全村党员开会。在党员会议上，村干部向党员们沟通情况，并征求意见，因此，党员有了先于群众的知政、咨询和建议权，尽管相当一部分党员可能会主动放弃这样的由政治优先权，但仍然有一部分党员，尤其是那些与现任支村委班子关系紧密的党员对这样的权利颇为珍视与自豪。由乡法庭退休，组织关系转入村里的老党员肖和枢就说，他这几年虽然不再在支部里任职，但村里有什么大事，包括干部班子的备配和后备人才的培养等，支部书记还是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而他也乐意继续发挥影响。另一方面，也正是出于对村庄党组织虚化状态的担忧，作为党组织人格化代表的党支部书记也深感有发挥老党员余热，并通过他们扩大党支部对村民的影响与动员能力的必要。因此，但凡村中大事，支部书记也总是要设法调动老党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能量。我在一篇对肖村１９９８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论文中，就特别提到了支部书记运用老党员的威望，帮助村主任连选连任的故事： 肖还特别重视做村中威望高、辈份高的老人的工作，要他们发挥特殊影响力，共同保证选举意向的实现。例如：村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肖姓老人，该老人是一位退休赋闲在家多年的原乡法庭庭长，这位老人懂政策，有文化，平日里主持公道，接济村民，在村里有极高的威望。肖便首先做通了他的工作。果然，在党员会上，退休的老庭长站出来讲话了，他希望村委会逐步过渡，而这一次换届选举则以稳定为主。在他的表态之下，其他老党员也齐声咐合。[11][吴毅：《新规则是如何演绎的——个村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９年冬季卷。]
然而，在肖村，这种对老党员、老干部的依赖仅仅构成了村庄政治的一个特色，而且，与其将这一特色视为一种程序化的运作制度，还不如将其视为党支部书记个人所具有的资源网络与权力运作技术的一环。事实上，由于土地承包已经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关联两个方面个人化了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结构，因此，将党员视为村庄政治的紧密层，一是从对现实的观察着眼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作为村庄的非治理精英群体，党员可能具有，而且也实际具有的更多介入村政的应然状态。而在实然的过程中，党员与村庄政治的关系，则显示出远比“紧密联系”更为复杂的图像。 ２０世纪末叶，肖村党员群体的公共意识和角色行为已经非均质化了。个私化的经营与生活方式已经使党员之间的利益差别大于利益一致。因此，同为党员，其意识与行为却可能迥然相异。 党员中的一类是积极配合村里工作者.支配这一类党员角色与行为意识的动机，一是历史的惯性，即作为党员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惜日政治荣誉与威望的珍惜，二是利益的联带，即他们或者与现任的主事村干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或者他们本人尚有涉足村政的想法。客观地看，这一类党员虽然可以称作是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但他们在人数上却并不很多。
党员中的另一种类型是疏离村政者，这些人也多是一些老党员。由于村中党员以中老年人为主，经年累月的历史往往会积淀出一些影响人际关系的矛盾，例如村组干部的更叠，从有权的满足到无权的失落，时世的变迁所造成的个人地位变化，抑或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部分党员对村政的看法，从而影响他们作为村庄政治人的意识和行为。这一类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从支村委班子退下来的老党员，这些人退出村政舞台，除了年龄方面的因素，人事关系中的矛盾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他们下台以后，往往会对村政采取有意回避的态度，这样做一是可以使自己忘却不愉快的过去，二是可以封住别人的口，以免形成新的矛盾。另一种情况也是属于退下来的干部，这部分人的资格更老，往往在土地改革之初就担任干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然已经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尤其是其中有的人如今在经济上仍然比较贫穷，对比昔日的辉煌，如今他们培感失落，所以他们对村政的评价往往容易偏激和否定，而贫困的现实又使他们在晚年还不得不终日奔波于生计，久离村政舞台也使他们为村民们所遗忘，这部分人一定程度上已经重新生活在村庄社会的边缘，远离了村庄政治。村庄中还有一部分老人与这些人的情况相类似，他们不一定是党员，但却是土改和集体化时期的积极分子，村里甚至还有一位在朝鲜战争中负伤，荣立二等功的劳英模，由于这部分人的生活境遇改变不大，他们往往充满着失落与惆怅。他们同样也远离了村政。 党员中的主流是那些随大流者。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偶尔会在党员会上出现，你会觉得他们与普通村民无异，因为支配这些人言行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农民的道德与农民的理性，决定他们是否参政与问政的主要因素也主要是利益的取舍。不过，较之于普通村民，他们感到自己多了一层组织的归属与约束，所以，从总体上讲这部分人更有可能接近村政，也更有可能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党员中也不乏与村干部对着干的人，这些人之所以持这样的立场，多半是与村里较为尖锐的矛盾使然。由于这种矛盾难以化解，不交提留，不参加组织生活就成为他们在行为上的选择。村里一旦出现一两个这样的党员，就可能在村民中造成较大的影响，也可能给村里的工作带来阻力，因此，在村里人的眼里，称他们为“大社员”可能更为合适。 “大社员”是活跃于村庄舞台上的一股重要力量。“大社员”一词产生于人民公社后期，在公社体制下，大集体中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公社社员，而所谓“大”者，则专指那些敢于同干部对着干，不怕事，使干部感到不好打理的人。所谓大，特殊者也，意指不听话，不好对付者。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社员变为了村民，但“大社员”一词却留传下来，用以专指那些不完成任务，干部又拿他们没有办法的人。所以，在乡村干部的眼里，“大社员”一词实际上就是指“刁民”，是一个带有强烈的否定性评价的词。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我也已经分析了“大社员”的一些行为。 那么，“大社员”是否就一定等同于“刁民”呢？通过调查，我认为在村庄社会中，虽然不排除个别蛮不讲理者，但是，真正可以被称作是“大社员”的那些人却又都既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违规者，也不是那些不通情理的“蛮子”，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法律上的违规者，那么他就连当“社员”的资格都将失去，又何以敢言大者，而如果他是一个一味使蛮的人，难道他还能狠得过以暴力为潜式的国家公共权力？实际上，在前文中，我们就看到，这些所谓的“大社员”在与村干部甚至乡干部较力时，并不是一味使蛮，而是蛮中带巧，行动的政策依据与分寸感都把握得很好。所以，如今村庄中典型的“大社员”，恰恰可能是那些熟悉乡村政治游戏规则，敢于运用规则，甚至敢于在规则与犯规之间踩钢丝的人，更不排除那些以己之非对村政或乡政之非的“胆大妄为者”。所以，所谓“大社员”无疑又是相对于村庄社会中绝大多数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村民而言的。 哪些人容易成为被人们所公认的“大社员”呢？除了我在第九章中所提到过的一定的文化见识和政策水平之外，我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多半有过担任干部的经历，因为一些特殊事件，或者按他们本人的解释，是由于村里和乡里在涉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时处事不公，使他们成为了村庄政治的失意者，于是，这些人脱离了村政的主流，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现任干部的对立面。而按照乡村干部的说法，就是由于村里和乡里在某件事情上没有处理好，或者不如他们的意，一旦下台，他们就由干部变为了专门跟你过不去的“大社员”。 “大社员”在村庄公共事务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一般情况下，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他们的作用较之于普通村民也没有什么不同。（１）这些人多半都担任过干部，现在下台了，又多与村里有矛盾，为了回避矛盾，他们既使对村里有什么看法和建议，一般也不会轻易表态，以免授人以柄。（２）在农业化的肖村，村政的内容相对单纯，真正需要群策群力，借助公众参与集中群体智慧，形成决策的时候和机会并不多，加之“大社员”多为村中能人，平日里将主要的心思放在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上，也无暇他顾。（３）“大社员”在乡里社会的口碑未必好，因为他们凡事叫真，而且往往是以己之非对人之非，这在讲求互给面子和相互下台的乡里社会至少会被认为是很不好处的人。所以，群众说他们“大”，是说他们惹不起，而不是承认他们的这种个人品性一定具有转化成为民间领袖甚或可以取代现任干部的潜质。 但是，在普遍静默，缺乏组织化的村庄，“大社员”的这种惹不起与“狠劲”，却又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村庄里的知名度。因此，在一些焦点性的社区政治事件，例如村委会换届选举这一类大事中，当村庄政治需要公共人物，而村民们所能共享的公共人物除了活跃于村政舞台之上的村组干部之外又实在乏善可陈之时，[12][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村民们便有可能将目光转向这些大社员，“这些人虽然也不怎么的，但他们敢于讲话”，“说不定他们可以干得更好？”于是，我在１９９８年冬季村委会换届选举各小组初提的候选人中，看到了一些被公认为是“大社员”的人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具有主动的精神（更多情况下是半推半就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从政的经历，并且也有自己的想法），这些被视为“大社员”的人便被卷入了村庄政治，客串了一次政治精英的角色。
“大社员”“出山”对于村庄既定的政治资源分配格局有可能形成一种挑战，这自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也势必引起村治精英的回应，挑战与应战也激发了普通村民对村庄政治的参与和关注，结果，在诸如村委会换届选举这样一些瞬时性的社区事件中，无政治的村民会暂时地转化为政治的村民，无政治的村庄也会暂时地转变为政治的村庄，而“大社员”卷进村庄政治的本身就可能是促成这种转化的诱因。 但是，“大社员”的特殊背景和特殊名声却又使他们的这种卷入很难成功，一则村民对这些人的评价分歧太大，二则他们自己处于一种无组织化的状态，三则他们的出现反倒激发了村治精英的求胜欲望，以至于在平日里看起来十分弱化和虚化的组织化资源在这个时候反倒发挥出了较强的组织与动员能力，这种组织化的动员能力在面对无组织的村庄社会时，仍然可以化解可能对既定政治资源分配格局造成影响的个体性政治行为，结果，“大社员”的“出山”虽然促成了政治过程的精彩，但却未必能够导致结果的改变，即使个别人真有其心，却也可能难遂其愿。 但是，也许我们对“大社员”在村庄政治中的作用本来就不必期待过高，因为说到底他们并不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所要孵化的龙种，而只是村民在村庄中缺乏“高大威猛”的非治理精英时的一种替代性选择。[13][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村级权力的合法性》，工作论文，２０００年。]人们对于“大社员”所期许的并不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性格与品性，而是对民主政治过程需要竞争、角力和博弈看法的一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在村庄民间社会尚未孕育出健康的竞争的因子时，“大社员”大概还有可能继续在重新建构的新政治过程中继续客串起反对派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存在，对于村治精英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监督，即“代行村庄社区中相当部分‘无政治阶层’对村政的监督和压力”。[14][前引吴毅文。]
“大社员”的参政是以普通村民作为“无政治阶层”的广泛存在为前提的。将普通村民视为“无政治阶层”，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村政，不具有由“无政治阶层”转化为政治阶层的潜力，而是说相对于后革命氛围中高度“革命化”的村庄政治人，现在的村民已经将关注重心转向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利益关系更为密切的“俗事”，即他们已经成为最为典型的理性的经济人。从高度“革命化”的政治人转变为为“俗事”所缠的经济人，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全能主义政治退出村庄，使村庄作为农民生活世界的常态特征得以复归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看，“无政治阶层”的广泛存在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当村民不再面临必须从事政治参与的压力，当村庄与村民的经济关联度降低，当村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选择机会去实现他们的抱负和人身价值时，[15][参见吴毅：《村治中的政治人—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战备与管理》１９９８年第１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指望他们仍然表现得那么的政治化，那么的具有参与热情和参与精神呢？难道现代民主政治的建构所需要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既有参与的权利，同时又有不参与的自由这样一种宽松、和谐的非政治化环境吗？我以为，这是我在对普通村民作一种“无政治阶层”的类型学定性时所必须要说明的。
但是，以上的说明只是体现了我对当代肖村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一种基本价值评价。我认为，这种价值评判对于把握农村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实现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从价值的把握回到肖村的实然政治过程，“无政治阶层”作为对双村村民政治状况的一种总体性把握，却并不是要否定或者忽视村民中不断增长的现代政治意识，包括政治参与意识，而只是说不想对这种意识的作用作一种不切实际的拔高。事实上，“无政治阶层”们仍然是关心村政的。村庄是村民的生活世界，村政的状况决定了村庄发展的可能前景，所以，当我向村民寻问起村里的事，诸如村务公开、财务状况、农民负担、村民代表会议、村庄权力结构时，大多数人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有的人对上述问题不了解，就会发几句牢骚，说出一些偏激的话，但无论是对吉林梨树县村民自治的佳许，[16][村中一位盲人，十分熟悉国家有关村民自治的政策，他向我谈到了吉林梨树县实行村民自治，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事情。]还是对村内事务的指责，都实实在在地透露出以村为家的村民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正是这种关心使我意识到，无论对现实村庄中的自治与民主的发育状况作何评价，但它们的确是具有民意基础，并且很值得去做进一步提升的，更何况民主法制意识的“进村入户”也体现了现代性对传统乡村社会不可逆转的改造。所以，“无政治阶层”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了肖村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而不断成长过程中的民主、法制意识则体现了村民政治文化转型的方向。普通村民对于村庄政治的实际态度和行为就是由这种基本生存状态、转型中的政治理念，再加上现实的村庄政治结构所共同形塑的。
基于一种基本的无政治的生存状态，普通村民们可能会对村里的事务表现得无甚关心，也可能不会去参加村里的大会，甚至包括象选举这一类十分重要的会议，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切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就象一些村民们回答我的，“如今谁还关心这些？这些东西有啥子用？能换钱吗？”“选谁不也是交钱？”所以，当一些村民决定在家干活，而不去参加会议时，一定不要以为他们分不清谁轻谁重，因为站在大文化的角度和站在村庄的角度对于权利和参与的理解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当知识分子在为农民的政治权利不能落实而愤愤不平的时候，农民们却也完全可能并且有理由对送上门来的权利不予重视。也许，站在知识分子和农民立场上看两者都没有错，当现代性要求普遍的实施社会政治权利的人人平等时，有人不要这一权利，也是完全正常，并且应该允许的，权利的落实固然重要，但选择权利的自由可能比行使权利本身来得更为重要。记得在１９９８年冬季村委会正式换届选举日的前夜，天上突然下起了少见的冬雨，至使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第二天选举大会来了３８８人，占全村应到选民人数７３５人的５２．８％。[17][参见吴毅：《新规则是如何演绎的—一个村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９年冬季卷。]我以为，也许是老天拦住了一些本想来开会的人们，然而，许多村民马上指出我这一想法的天真和幼稚，他们告诉我：“老天下雨，这是在帮忙，因为下雨，无法下地，呆在家里也无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来开会，如果天晴，绝不会来这么多人。”
基于不断增强的现代民主和法制意识，不一定行使现代政治权利的村民却一定会用现代性的政治标准去衡量自己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落实和尊重。这一点与前面的分析并不矛盾，因为是否行使权利是个人的自由，但个人是否具有权利却事关作为现代公民的政治资格。所以，一些村民会对村里的党员加干部的村民代表会议模式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这并不能真正体现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性。而另外一些村民在有限的公共参与过程中所看重的就是规则的公正性，而非结果的满意度。就如同他们对选举的评价：“只要规则公正就行了，至于谁当干部则无所谓。”因为“谁当干部都要向农民收钱”。而规则是否公正，关系到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维护和尊重，关系到作为人的尊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普遍对１９９８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所实行的秘密划票制度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秘密划票能够充分保护选民的自主性，“想写谁就写谁，不会得罪人。”[18][参见上引文。]
民主与法制意识的增强，同样可能使作为“无政治阶层”而存在的普通村民对村政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这即是所谓政治期望的提升与体制满足这种期望的能力差异在转型期双村民众政治意识中的一个具体反映。所以，人们喜欢以外国来比较中国，以城市来比较农村，以发达地区来比较D市肖村，甚至以大集体的优势来比较土地下户的劣势，这一比较，村里的工作还真有可能就被比成“丑小鸭”了。于是，以情绪化的批评代替设身处地的理解就往往会成为民众政治情绪的一种表达甚至渲泄方式。如果对此不加分析，不进行长时期的观察与思考，就极易将在政治上不作为的农民视为充满着政治渴求的斗士。
总之，一切都只有在对影响村庄政治发展的诸种变量的综合分析中才能够求得理解，而在这些变量中，农民普遍非政治化的生存状态、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和农村政治从总体上亟待提升的现状共同塑造了农民作为新时期村庄政治人的行为特征。这种特征从总体上看是无政治的，但却并不排斥村民们可以以最为政治的话语和标准去衡量甚至批评村庄政治的环境与现状。所以，农民们对社区事务可能是关心的，但却同样可能是不会行动的；农民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儿完全不重要的小事就自动的放弃选举，但如果有哪个干部事先不通知他参加选举，他却会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愤愤不平；农民们可能会以最激烈的言辞来批评干部的工作，但他们却仍然有可能在３年一次的神圣选举中把自己的选票作为人情而轻易送给他们在心里面并不喜欢的公众人物。一切都不是用某种单一的理论就能够概括，而是只有置身于具体的情景之中才能获得理解的。
本文是一篇来自田野的观察报告，不过，它不仅仅是对焦点性事件的观察，而是将焦点性事件嵌入非仪式化的平静的村庄生活场景中去理解的叙述与阐释，本文力图从个案村在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的变迁中去理解村庄的政治。而个案村在宏观的中国社会告别革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以后，微观的村庄社会结构、社会时空和政治文化形态是笔者所要考察的几个基本视点。 肖村位于川东大巴山区，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业型村庄，1998年，笔者在那里进行过长时间的调研，以图理解其在整个20世纪的变迁过程，本文即是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所以，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文实际上是一部书稿的一部分，而非一篇严格意义的论文。不过，我以为这种写作风格上的差异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此外，我尚要说明，本文无意以小见大，以点盖面。
一、 从政治分层到三元分层
在整个２０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乡村不仅是一个经济化的社会单位，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单位，肖村虽然没有象于建嵘博士所观察过的湖南岳村那样经历过急风暴雨般的大革命洗礼，[1][参见于建嵘博士论文：《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２００１年。]然而，３０年代革命精神与革命逻辑的绵延流传和在５０年代的重新植入，仍然使肖村经历了几十年高度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时代，以至于在那一时期，从村庄的公共话语到社会结构的分层都深深地打上了革命化的政治印迹。 改革使一切又都逐渐地回复到常态的过程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曾经作为村庄社会分层标准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标准逐渐地淡出，人们重新以血缘和地缘的经纬去编织村庄社会的人伦秩序，并且以更为惯常的财富、权力和知识的三元因素去重续对于村庄层级结构的评价标准。
首先消融的是纯政治化分层的标准。政治分层曾经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这种“政治分层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一分层标准“兼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它与客观的政治权利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是与主观意识形态有关，它反映了，在意识形态中，在官方的宣传中，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评价。”[2][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然而，１９７９年前后国家决策层重大的政策转变使这一意识形态标准所造成的政治等级结构消解，肖村的地主和富农重新成为与广大贫下中农享有同等地位与权利的公民，也重新地回到了亲缘社会的网络之中，成为可以与贫下中农称兄道弟的平等的社会成员。就是前保长张大本，也成为为乡人所敬重的老前辈，保长这个词无论对于他或者旁人，仿佛也成为某种能力与资历的象征。富农刘兴木说：“邓小平上台后，给我们摘了帽，我们不再受管制，我们自由了，我感谢邓小平。”张大本则重新回到乡里社会的精英舞台上，积极参与地方各项有影响的公益性活动。张是１９８７年续修乡志的编辑之一，也是１９９４年续修本乡张氏族谱的重要成员。张大本通过他为本乡张姓所新续的字派，表达了他对世事变迁的感悟：“广大尊明道，崇文建其祥；忠厚传家久，世代永安邦；国兴全局亮，官清万载芳；开得荣华旺，改成福寿长；选贤执政响，备军卫平强。”[3][ P乡《张氏族谱》编修小组编印：《四川省D市P乡张氏族谱续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总之，社会分层中的革命化意识形态标准的淡出导致村庄社会政治分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使人们在政治地位上趋于平等。
与此相对应，经济的分化使经济的差距再度成为衡量村庄社会分层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种差距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主要以土地占有的差别这一物化形态表现出来，那么，在土地的权属关系不可能流转的２０世纪末，经济的差距就往往通过村民的住房、家俱、家用物品、生活水平以及各种公共仪式化事件中的夸富宴等形式间接与近似地显现。[4][之所以说是间接和近似，是因为在农户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对家户之间实际收入的准确比较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这一切最终又都迂回曲折地转化为一种主观性的社会追求和社会评价，经济地位成为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这并不等于说村人们会公开将经济收入的差距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划等号，但是，通过对各个年龄层的村民在家庭内部权威地位变化的分析，人们却能感受到两者无所不在的联系。由于肖村的经济分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成员在外务工经商的成功与否，这导致中青年在家庭中决策与权威地位的普遍性上升。也就是说，决定家庭成员权威地位的因素不再是辈份和年龄，而是家庭成员为家庭经济收入所作贡献的大小。因此，在相当多数家庭中，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实际上都不再居于家庭决策的核心位置，而核心家庭的普遍化更是加速了这一权威类型的转化过程，使传统“父子伦”的家庭权威结构向“子父伦”倒挂。我注意到一些老人依靠儿子的赡养而生活，一些老人则以儿子们为轴心安排自己的生活，为外出务工经商的孩子照顾家庭与看管土地成为他们为家庭发挥余热的重要方式。
经济收入的差别实际上也是村民进行自我评价和角色定位的一个标准。经济收入高者，往往在言语和行为之间处处洋溢着成功感，而村里的贫困阶层也再次品味到由贫困所带来的挫折与边缘感，尤其是在那些昔日贫穷，今日仍旧贫困的人群中，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５组的李大明是村里的一位老土改，他出生于１９２５年，是村里的一位老党员和老干部，还担任过大队主任，由于妻子去世较早，两个儿子分家自过，老人目前在经济上十分窘困。老人自述，他现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种责任田和编背蒌，种责任田以糊口，编背蒌一年仅能换得二三百元现金，所以，他一年之中难得吃上一次肉，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甚至很久没有交纳党费了。在李的记忆里，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代无疑是属于土地改革和大集体时期的，那个时代，他家里几兄弟都是干部，在村里是有影响和说话算数的人，但是现在，老人感到了孤寂与落寞，他说，现在是“人看有钱人，狗咬缩脚汉”，“有钱的就该玩，无钱的就该磨”，他认为现在不再是穷人当家了。所以，他很少去参加村里的活动，也不去开会。贫穷和衰老实际上已经使这个肖村的老革命身处现实的政治进程之外，而永远地停留在那激动人心的土地改革和大集体的历史瞬间之中。
肖村的李大明们，尤如我在湖南省白鹤村所看到的王焕桃们一样，[5][参见吴毅：《村民自治架构下的公共权力变迁——湖南省白鹤村村治调查》，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２２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版。第１７７―１７９页。]均属于当今村庄社会中新的贫困者阶层，他们这样的人不多，但由于他们的人生际遇往往与整个２０世纪的历史沉浮和风云变幻紧紧相连，所以对村庄社会的新的社会分层评价标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评价标准的一个较为经典的模式化解释就是那句流行于许多村庄，并且也同样流行于肖村的“过去的穷人现在仍然是穷人，过去的富人现在仍然是富人”。对于这一评价背后所隐含着的历史哲理，除了极个别思维与记忆仍旧停留在后革命氛围中的人会用诸如“复辟”一类的话语进行分析外，许多人已经开始反思，是不是勤劳、智慧和机遇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相当部分老年村民却又去重拾那“人生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的人生宿命论了，尽管他们在年轻时代曾经抛弃过这样的思想。总之，阶级意识退潮了，理性的小农再一次地选择了发家致富的历史逻辑或“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理念。 与身处村庄社会边缘的贫困者相比较，知识无疑再一次转化为一种社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于是，年纪轻轻的乡村医生刘绍安不仅因为他的家道殷实，而且也因为他所具有的特殊技艺而受到村人的尊重。１９９８年５月中旬，刘的父亲亡故，尽管时值大忙季节，但我注意到，办夜那天，帮他操持丧事的人特别多，前去坐夜的人也特别的多，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在同组的另外一件丧事中，无论是帮忙还是坐夜的人数都远不能与之相比。无疑，刘绍安本人在村庄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村办小学教师也仍然处于村庄社会权威与声望的中心，他们不是村组干部，也不一定是村里收入最高的人，但相对稳定的收入，传道、受业、解惑的职业也仍然使他们能够赢得村人的尊重，并且也使村校教师这份职业引起村里一些高中生的羡慕。但教师的职数有限，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如今，公办教师由学校毕业以后分配来，但公办教师来村校多年只是一个过渡，只要有点儿板眼的，也不会呆得很久。前些年村校分来了一位女教师，未干几年就调走了。如今的村校除了负责老师是吃国家编制饭的，其他教师都是由村里聘任的代课教师。村校村办，那些为村干部和村校负责教师所看重的人，自然就成为这场职业竞争中的成功者。 政治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决定村民在村庄社会中地位与声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因素又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村庄社会中的经济能人与政治能人的身份合一而更加不可忽视。如今，中共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的重点不再是血统的“纯正”和“根红苗正”，而是强调致富能力，农村中的经济能人无疑是党组织培养和吸收的重点，培养村组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看这个人有无发家致富的本领。肖村的村组干部在经济收入上大都居于村庄社会的中上层，能人治村，富人治村成为肖村村庄范围内继革命化的精英政治之后的又一种精英政治的类型。而治村又使这些能人和富人多少获得了他们用钱买不来的体面和名声，因此，担任村组干部虽然劳神费力，而且不一定具有优厚的经济回报，但那份体面和地位感却仍然为一些村庄精英所看重。乡干部们告诉我，“不要看一些村组干部成天口口声声地说不想当干部，其实真正不想当的并不多”。毕竟村庄公共人物的身份仍然是值得羡慕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即使在村庄社会也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就此专门调查过一些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回村作短暂停留的年轻人，寻问他们是否愿意担任村组干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真正面临这样的机遇，还是会认真考虑的。
二、 去政治化的社会时空
在村庄场域的概念中，本身就包含着社会时空的维度。所谓村庄的社会时空，是指生活于村庄世界中的人们对时间、空间的理解与设置，前者是精神性的，后者则是具象、直观和可感知的，它是村落文化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划分、标志与安排。[6][参见高丙中：《时空设置的构造与重构：以土族为例》，载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由于村庄的社会时空是村庄生活世界得以展开的框架，因此，它们也成为理解村庄社会特征，乃至于政治特征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维度。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村庄社会时空场域同样是现代性、国家与地方性知识的角力场，在这一角力之中，现代性和国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传统村庄社会时空的进入、挤占、支配乃至于改造，村庄社会时空的重构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５０－７０年代，这一重构最为显著地表现为以革命的全能主义逻辑为中心轴的现代性和国家政治（此一时期，后两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前者的臣属品）对村庄社会时空惯有逻辑的改造甚至颠覆，因此，此一时期，双村的社会时空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宗祠被改造为学校，坟地被开垦为良田，公历取代了农历，一些政治性的时间标志，如“三八”、“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楔入了村落社会的时空结构，冬闲也成为大集体兴修水利、改土改田的季节。除了春节之外，其他传统的节庆被淡化，具有民间神话和宗教色彩的节庆则被取消，一日之中，开会、运动、学习等更是重新编织了村民生活闲暇与劳作的节奏。总之，此一时期的社会时空受到后革命氛围的浸润，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色彩。 改革开放消解了以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为火车头的现代性和国家对村庄地方性传统所实施的强制性改造。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村庄再造，在肖村，村庄社会传统的时空观和时空设置逐渐得以恢复，而依靠革命注入的政治化仪式时空因为相对超离于村庄的生活世界，或者退出场域，或者表现得与村庄的时空设置若即若离。此一时期，现代性和国家虽然并没有停止对双村社会时空的重构，但它却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取代复苏中的传统性因素，而是经过三者重新的搓揉之后所形成的，以地方农业生产、生活为基本依据的，包容了现代性和国家因素的新的时空结构。更为重要的变化则在于，在肖村的社会时空领域也经历了一个从泛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过程。 在农业化的肖村，社会时空分布与设置的再民间化十分的完整与彻底，农业生产和村落生活的变化节奏再一次成为主要影响和支配村民的劳动、生活、起居和闲暇的基本因素。依靠革命而进入村庄的政治化时空设置基本上退出了村落场域。 一年四季，村里人忙半年，闲半年。农历的正月是一年之中最闲暇的日子。这时，天气尚寒，没有什么农活，人们忙着过年。一般在头年的腊月，人们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这时，杀猪是免不了的，同时还要准备鸡、鸭、鱼等年货。按村里的习俗，鸡一定要红鸡公，这象征着事业发达，鱼则表示年年有余，日子越过越好。这时，外出的人们都会回到家里，团团圆圆，享受这一年中最喜悦的日子。汉人过年的习惯，还是以大年三十为起始点，这一天，不仅要置办全家人的年饭，还不能忘了给先人祖辈敬香。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祭祖活动已经不再具有社区公共性，而是一种各家各户自由安排的私人行为，各家都要到自家的祖坟前敬香，一般须敬到上四辈的祖先，但是，村人们共同的始祖坟前却不再有香火。这再一次表明，尽管思想上的解禁已经使村民们可以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去重新寻找与祖先的沟通，但是作为一种社区性的宗族政治文化，却已经在现代理念，尤其是在被革命所搭载的现代性理念的荡涤之下消失了。 大年三十的团圆从中午开始，饭后，村民们要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根据乡俗，大年初一、初二和初三这三天是不能洒扫庭厨的，因为这意味着新一年的财运会被扫掉。下午，村民们开始在门上贴对联，过去，人们请人写对子，现在则是到场街上买现成的。贴好对联以后，一家人必须洗头、洗澡。在肖村，受水源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在寒冷的冬季洗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年前的洗澡更具有象征性事件的意义，澡要洗得干净，这意味着将旧日的晦气洗尽，以图来年的好运。而乡里风俗，大年三十这一天将脚洗干净更是重要的，这意味着走到哪一家都能赶上好东西吃。大年三十的晚上是年夜饭，但电视的普及已经彻底改变了肖村年夜饭的节奏，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将年夜饭的结束时间压到晚上８点钟以前，这无疑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现代性和国家对传统的社会时空进行改造的成功范例，尽管这并不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本意。不过地方性知识还是有时间显露自己的存在，每每在电视里的新年钟声敲响以前，村民们就会悄悄潜出家门，到水井里“抢水”，这时的水是“银水”，不仅要“抢”，而且还要看哪一家“抢”得快。待到新年的钟声敲响，便是华夏大地普天同庆的时刻，此时，肖村家家户户燃放起烟花爆竹，共同庆贺这辞旧迎新的时刻。 从初一到十五，村民的主要任务是娱乐。打纸牌、打麻将、走人户、进城购物、登高，玩车车灯，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参加各式各样的宴席则是这一系列节目中的重头戏。人们在年节之中吃好的穿好的，尽情享受这一年之中最为轻松、愉快的闲暇时光，过了十五，村民就要开始为新的一年备耕了。 农历的二三月份是春耕时节，过完年以后的村民们逐渐地忙碌起来。一年之季在于春，这时，人们开始点种作物，翻耕冬水田，为春播做准备。
三月，清明节这一天，各家各户要给祖先烧香挂坟，过了清明，村民们开始点包谷、种西瓜、栽小秧、种花生。
四月，人们开始收胡豆、割油菜、割麦子，四月之末栽大秧，在这之后，一年之中最忙的季节来临了。
五月，五月五端阳节，这一天，村人们要吃包子和麻花，亲戚间要相互走动，未远行的孩子们要回家，干儿子、干女儿也要去拜见各自的干爹干妈。过去，村里人还有组织到明月江划龙船的，但近些年因为无人组织，这一节目已经没有了。过了端阳节，天气渐热，一天之中，农民清晨就下地干活，等到上午八九点钟日头高照，则收工回家，午饭之后，人们开始了午睡的习惯，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日头西斜，才再次出工，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披星戴月是对这一时期村人劳作的一个较好的概括。五六月份，地里的农活主要有栽红薯、种绿豆，进行田间管理，渐渐的，农活又松了下来。 到了七八月份，便是收获的季节，谷子、高梁、花生、玉米等都要收割。七月半过鬼节，传说阴曹地府在此期间要给鬼放假，所以，先人、祖人都要回家，旧歌谣云：“七月里来七月七，七月十五敬祖人，七月半来七月半，祖人都要回家看。”所以，此时各家各户都要忙着包符纸、烧黄钱，这意思当然是给在阴间的先人们准备花销。 八月十五过中秋，村里流行吃糍粑，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也吃月饼赏月。又据乡里规矩，还要看天门开，传说半夜过后，天门要开。老人们说，此时的天象决定着来年的气候。农活方面，这时各种农作物都已经收获，地里的农活主要是清除杂草，翻耕田地，准备冬种。乡里人说：“八月耕田一碗油，九月耕田半碗油，十月耕田光骨头。”所以，这一时期地里的活还是有得做。 九月，九月九，村人要过重阳节。九月上旬点油菜、胡豆，下旬点麦子。
十月过后，肖村进入农闲时节。所谓闲半年，就是从此时一直到次年的二月。进入终月和腊月之后，人们又开始为过年而奔忙。
在去除了政治权力对村落时间的进占以后，村民的劳作与休息又重新地与农作物的播种、生长与收获节律以及相应的村落文化连接成为一个和谐而自然的整体，在村落的时间设置当中，决定时段分布的是农历、农时和赶场日，公历和星期对村民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在一天之中，决定时间分配的是太阳的位置和肚子所发出的摄取食物需求的信号，而不是小时和分钟，农忙时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闲时节，人们又成天呆在家里，以各种方式打发着无尽的时间。 闲暇的变化也透射出村落私人时间领域的去政治化。改革开放以前，村民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实际上被国家挤占和控制，其形式和内容充满着政治化的色彩。那个时期，除了吃饭和睡觉等生理需求所占用的必要时间，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时间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甚至连吃饭也成为“公共时间”的一部分。这种情景有如苏珊•福特•维尔特夏尔所说的那样：“当私人生活的乱石碴被完全消除干净后，公共生活被变成了一堵表面光洁无比的巨墙。巨墙里面什么都是一个模样。”[7][ Susan Ford Wiltshire, Public and Private in Virqil’s Aeneid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9),P.64,转引自王绍光：《私人时间与政治——中国城市闲暇模式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５年夏季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闲暇不再总是必须去适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框架，”[8][王绍光：《私人时间与政治——中国城市闲暇模式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５年夏季卷。]村民们有了以自己所乐意的方式安排和选择闲暇的自由。在２０世纪的末叶，聊天、打牌、喝酒等传统的闲暇方式重新又在农闲时节占据重要的位置。随着电视的普及，看电视逐渐成为人们消闲，尤其是消磨从晚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光的最为重要的方式，这不仅意味着现代性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村落闲暇方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且还意味着国家拥有了安排和调控村民闲暇内容的新的手段，尤其是电视里播放的各种时事新闻和主旋律的影视节目，仍然向村民传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与符号，并且将肖村与国家连接为一个整体。然而，影视节目不断的商业化趋势却日益与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相贴近，给村民们带来了真正的放松和快乐。我注意到，各种武打和言情剧尤为村民所喜爱，前者大概能满足村人们的童话心理，而后者则寄托了村人们对都市生活时尚的向往。在各种时尚节目之中，唯独体育节目不太受村人的亲睐，这大约是因为现代竟技体育过于贵族化，而离村人的生活理想太遥远的缘故。
肖村社会空间的场域氛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两个方向上同时展开。一是政治化的场域氛围消失，传统的历史人文氛围重现，二是村庄世界的开放所导致的民工潮虽然使外出者与外部社会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但它所导致的村庄精英人口的空心化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村庄政治文化的构成，使村庄公共参与中的“无政治阶层”在人口数量上居于多数。
从前一个方面的变化看，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相对于外流人口不断扩大的社会见识和社会联系，留在村里生活的老弱妇儒的空间活动范围相对狭小，许多留守家园的中老年人生活半径在方园１５里以内，即使到并不算很远的达城去逛街购物，也并不是常有的事情。日复一日的“日子”，“face to face group”的交往空间，公共生活的减少，使这些昔日“身在双村，心怀天下”的人民公社社员重新回复到传统村落社会的内封闭状态（当然，这只是相对的，例如电视就为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建立起一种虚拟的桥梁），每天从锄头下流趟过的“日子”成为他们所关注的重心，而回忆则成为他们评价现实的一种方式。这种村庄文化的内封闭甚至在村庄空间形制上也能够找到某种映证，那房前屋后日益增加的坟墓不仅仅是在与活人争夺土地，它们更是帮助今人与历史、过去和传统发生连接的物质化中介。于是，我蓦然间明白了历史对于村落社会的意义，历史对于肖村的村民不是抽象的记忆，更不是那一本本用文字码出来的字书，而是这一座座具体可感，在时序上由远及近排列出来，并且还将不断排列下去的坟墓群，坟墓与房舍相伴，阴宅与阳宅为伍，或多或少从社会空间结构上凝固了村庄社会的文化形态。
然而，年轻人却无法与这历史的村庄为伍，面对着日益开放，充满诱惑力的外部世界，他们不愿象父辈那样固守在村庄的农舍和祖先的墓碑旁，他们要到外面去挣钱，去闯世界，去感受与村庄社会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加入民工潮的队伍，他们开始挣脱村庄，去体验和适应新的世界。
刘本凡：我第一次打工去了广州，是与村里人同去的，但去了以后便各奔前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粮食加工厂干活，我吃住都在厂里，每月工资３００多元，我在厂里一边做搬运，一边学技术。在那里，我干了一年多，后来，又有一家粮食加工厂请我去搞技术，每月工资５００多元。我第一次外出打工，前后一共向家里寄回两万多元钱，这笔钱是家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第一打工回家后，我家修了新房子，建房是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愿望，看到这个愿望由我自己实现了，我感到骄傲，别人也很钦佩我。
刘本仁：第一次外出是在１９９５年，我去了广州天河，同路的有八九个人。到了天河，正是大年初一，当时我们未能找到熟人，我们蹲在一个屋檐下，又冷又饿，我想，家里现在肯定已经在放鞭炮了，想着想着，鼻子就发酸了。第二天，我们找到一家私人打米厂，工作是搞搬运，报酬是计件，搬运谷子３角钱一包，一包重１５０斤，主要是上下车，最多的一天我挣了六七十元钱，一个月下来，平均可找七八百元钱。我第二次外出是１９９６年，也是腊月间去的，目的是到广州搞建筑。几次打工，我在外面挣了一万多元钱。
刘强：１９９７年２月，我与枣谷山上的同伴一起去浙江慈溪，在新铺镇神马电器集团做工。那里主要生产童车，我干的是装配的活，工资底薪每月４８０元，加班则另计报酬，一个小时加班给两块三角五。在那里，吃住都在厂里，也没有什么休息日，除非厂里没有活做，我在那里干了１０个月，挣了４０００多元钱，除去花销，只节余了１８００元，但父母并不在乎我是否挣到钱，平平安安回来他们就放心了。
刘小丽：初中毕业以后，我在村办小学里当了两年代课教师，但钱很少，我并不想长期干下去。我不顾家里的阻拦，决定南下打工，我与同伴一起到了广东的增城，在一家毛织厂做事，我的工作是补毛衣，报酬既计件又记时，每月工资６００－８００元左右，但工作很辛苦，早上６点半上班，１２点下班，下午１点半上班，５点半下班。厂子里过集体生活，我十分不习惯，我在那里干了两年，两年我都是忍过来的，两年下来，花销之外，我存了一万元。
外出打工使他们多少都挣到了一些钱，但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感受到钱的重要，为了挣钱，他们还得不断地离开村庄，南下北上。为此，他们不惜含辛茹苦，忍受着颠沛流离的苦楚，并且承受着身心的磨炼。
打工日记两则：
作者：刘小丽
我很想潇洒地走完打工之路，可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事不由自己心想，心里想而做不到，好多事都要思前想后，想好了才去做。在这些平淡而空虚的日子里，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想一些不该想的，并且处处还要用虚伪来包装自己的真我，咳，这是一种什么日子，我自问自想，想我过得好累，但是再苦再累，生活的路是自己选择的，不管怎样都要自己承受，不要向任何人诉说。你的辛酸换来的只是冷漠的目光，所以必须要坚强起来，在虚伪中度过打工生涯。
你总是那样摇摇头，不肯相信眼前的一切，就象不肯相信你那充满艰难的未来。
因而你总将热烫的理想贴在冰冷的雪霜上，然后说，我不相信生命的每一趟流浪都将更加远离我的家园。
你哭过，在阳光照到的角落，我默默发誓─泪水不仅仅是懦弱。
作者：刘本凡
打工是人生的一段过程，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经历，悲欢离合，对恋人的思念，对亲人的呼唤，焦渴的心底是多么的灼热。
我们选择打工就是为了将来不再打工，孤独、炎凉、浩淼、泠漠的人世，我就象苦海中颠簸的小舟，疲倦、饱受人生的屈辱，尽其力责，兢兢业业，提心吊胆，受老板的臭骂自己却满脸陪笑，他们对我们人格的侮辱，我总是忍耐、忍耐，求得心平气合。 岁月是艰苦的，生命是苦难的，“让一时心平气合，退一步海阔天空”，忍耐的心就象摔不断，折不碎的宝物，给自己的心里加点润滑剂，让自己在异地求一碗安稳的饭吃。
打工确实很艰辛，有时心酸，有时不幸，靠自己的劳动和双手换一份报酬。我想虽然我们穷，但并不低人一等，有时受着超负荷的劳动，却只有一点微薄的报酬，仅仅是我们的悲哀吗？抬眼视成社会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故乡的贫穷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多少人也同我一样拼死拼搏，改旧换新，而不由使外出打工感到骄傲和自豪。无须低头做人，昂首挺胸，乘着年少来拼搏，春风作伴好还乡。 打工尽管很艰辛，但每一个打工者的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发家致富的梦想，然而，这份梦想却又恰恰是与肖村不相关联的。刘小丽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车，在达城里跑运输。刘本凡则希望通过打工为将来做小买卖积攒本钱。打工使村里的年轻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使他们与村里的利益连带更加疏远，于是，偶尔的返乡倒使得这些土生土长的肖村后生对自己的家乡有了几分看客的心理： 回到村里，我对传统的村落生活方式已经感到不习惯，对乡里人的素质也感到不太适应，乡下干部的素质很差，他们根本不把农民放在眼里，只知道要钱。在外面，有事求人，打一个电话就行了，但这里的官员比县太老爷还县太老爷。在外面打工，可以接触各种人，而呆在家里，信息不灵，日子单调乏味，人在各方面都退化了，只有一辈子受穷。
回到家里，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一是生活上不习惯，因为外面的生活好一些，二是觉得家里不好耍，在外面干也干了，耍也耍了，但是在家里耍就没有收入了。
则回家时，感到很冷清，一到晚上，没有什么地方可走。活路也多，也没有外面热闹，短短在外十个月，我好象有了两种体会，刚出去时，凡事靠自己，十分想家，但一回来，反面觉得外面更好。在外面，生活和工作都十分有规律，按时上下班，按时吃饭，回来就不行了，农村的生活节奏与城市不同，农村的活路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早做完早收工，农闲时拖一两天也可以，但忙起来又忙死人。 城里人的生活更有条有序，乡里人更散漫，城里人生活更充实，乡里人成天围着农活转。
回到村里，感觉不习惯，我已经花钱进驾校学习汽车驾驶，目标是当司机，我的心已经不在村里了。 可见，青壮年的外流，虽然打开了村庄的边界，促成了村民利益与外界的联系，但是，这种状况对于克服村落文化的闭锁性却并不一定会产生多么大的积极影响，因为外流的村民只是把村庄看作一个暂时歇脚的驿站，或者看作一个远航前的锚地，却并不将其视为一个终将回归的港湾。因此，诚如吴淼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所说：“人们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机会”了，对于他们而言，“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9][吴淼硕士学位论文：《规划性社会变迁视角下的乡村民主选举实践——以湖南Ｂ村第四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５月。]结果，如侯鸟般纷飞往返的青年打工者们在国家的户藉制度改革以前，虽然还很难在城市社会真正的札根，但他们在经济和文化认同上与村庄的关联度却急剧地降低，这使得诸如家乡的发展，村庄的公共事务至乃于村庄政治等，都愈益远离打工者们的世界。结果，除了极少数留守村庄的青壮年（其中包括村组干部）村庄中的老弱妇孺就成为村庄公共生活最主要的承载体。而这些人无论从意识与能力，还是从文化与需求上看，却又恰恰是最易外于政治的群体。[10][参见张鸣：《热闹中的冷想》，《读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这种状况进一步褪去了村庄社会本已淡薄的政治色彩，使村庄政治成为村治精英和个别“大社员”所专有的公共空间。
三、 新村庄政治人的谱系分析
在普遍无政治化的场域气氛中，人们的行为规则与大集体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节将着重探讨在新的村治格局下肖村村民作为村庄政治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意识、角色与行为。
从村庄政治人的谱系看，对肖村村民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分层，分层的依据是各个群体与村政运作的关系和他们在村庄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治理精英的村组干部虽然人数很少，但他们无疑是村政运作的核心，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主角，这不是一个应然的评价，而是一个实然的判断。因为村组干部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并且以维持和推动这一权力的正常运作为职责。而且，村庄权力与一般科层化体制中的某一级行政权力不同，它既具有实质上的行政性权力特点，村治精英作为一级相对独立的（或称自治的）社区性权力的表征，他们又是典型的地方社会政治权力的人格化载体。因此，在村庄场域普遍非政治化的氛围中，唯独村组干部是须庚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职业政治人”。 村组干部的政治性不仅表现在他们作为国家和农民的承接体和中介人，必须在两者之间沟通、衔接与周旋，而且还表现在随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化，要求村组干部必须象一个真正的地方政治精英那样去运作村庄政治的资源，适应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以实现村庄治理的目标。事实表明，既使是在村庄公共权力能量减弱的背景下，面对着普遍无组织和原子化的村庄社会，人数上很少，但却是组织化了的村治精英仍然具有动员村庄政治资源的能力与技术，而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村庄政治的主动权。这主要表现在： 从总体上讲，村组干部运作村政是以国家的强势支持为背景的，这种强势支持最具体地表现为乡干部的支持。无论是传统的治理格局，还是村民自治的村治格局，村组干部都是国家权力在村庄的根脚，国家的任务，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最终都有赖于村组干部的配合和运作。这就决定了村组干部的权力从根本上看（即从实然的角度看）是以国家的权力支撑为背景的，这种权力支撑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表现为以强势的组织化暴力为背景。村治精英的这种特殊地位，不仅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获得来自于国家方面的行政支持（具体表现为乡政府权力系统的支持），而且也使他们有可能较为方便地搭载国家制度化资源的便车，以维护作为治理精英的特殊制度利益。而且我们看到，在村庄政治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村治精英都十分懂得动用国家资源，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也维护精英自身的团体利益的。 乡村干部的相互依赖和乡干部对村组干部个人的人情支持，也是村庄精英可以动用的个人资源。前面一些章节的描述和分析已经表明，在乡村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乡村干部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从类似于科层体制中的上下级行政关系转变为一种需要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和相互依赖的真正的“政治关系”，即利益的互赖关系。这种利益互赖关系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人情与面子的互动上，一定程度上，这种人情与面子的互动甚至是乡村干部能否在工作中相互配合与支持的重要前提，这就必然使乡村干部的关系渗入浓厚的个人人情关系的因素。因此，我们看到，但凡乡干部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或者本人逢升迁调动等,一个想在干部位置上继续干下去的村干部总是会以各种乡里社会所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谊。同样，村干部家里有喜事，或者遇到麻烦，我们也总可以看到乡干部的在场。这无疑使村组干部在村庄政治运作中，包括在精英利益的实现中增加一份可以动用的资源。
组织化动员管道是村治精英运作政治的现成资源。这主要是指党组织和其他群团组织。一些村庄的党组织和其他群团组织虽然可能已经很不健全，但它的合法性体制地位和组织化管道仍然可以帮助村组干部在实现社区公益的同时也运作村庄政治。治理精英所具有的象征性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个人影响力同样有助于村治精英个人声望的确立。符号资本是体制所赋予的，它赋予村治精英言论与行为的体制化色彩，帮助他们塑造社区公共人物的形象，这种由体制所塑造的正统形象再加上治理精英因个人能力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与社区影响力，也是村组干部在村庄政治运作中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
此外，诸如信息资源的优势和村组干部在亲缘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等，也都构成了村组干部可资动用的资源因素。
从整体上看，党员仍然是村庄政治的紧密层。
至１９９８年底，肖村一共有党员３５人，这其中，除少数人担任村组干部外，其余绝大部分人没有担任任何公共职务。肖村的党员分布在４个党小组，其中１、２村民小组合设一个党小组，３、４、５村民小组各设一个党小组。从年龄结构上看，党员中年龄最大者超出７０岁，年龄最小者年近３０岁，５０岁以上者有２０多人。肖村的党员一多半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入的党，另外一部分是在部队服役时入的党，从９０年代初到１９９８年，由村里发展的党员只有两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现在农村青年中想入党的人不多。曾经担任过P乡党委书记的代科告诉我，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重心是吸收经济能人入党，但恰恰是这些人却并不一定有入党的要求，这使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例如，身为村主任的刘本文和村文书的肖心力都不是党员，而且他们也坦言自己还没有入党的想法。村党支部书记肖万芝也告诉我，现在村里很少有人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除了组织发展停滞之外，村里的党员也很少组织活动，一年之中仅有的几次需要党员参加的会议，到会者也多半是兼任着干部职务的党员，其他非兼职的党员大都不到会。为了吸引党员参加活动，例如参加乡里的会议，村里不得不安排一顿午饭，即使如此，多数党员仍然不去参加。组织发展的停滞和组织动员功能弱化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弱化和虚化，所以，包括双村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村庄，所谓农村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指的就是党支部书记和支委会一班人。 尽管如此，程序化和体制内的村庄政治仍然首先是在党员群体中发生的。这主要是因为从村政运作的过程设计看，党员比非党员具有更多介入和参与村政的可能。尽管许多党员实际上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但作为村里，大凡涉及到全村利益的决策，无论是布置政府的任务，还是村庄公益，在主要的村组干部形成基本意见后，为了获取全村性的认同，或者作为一种决策传递与沟通的方式，一般都要召集全村党员开会。在党员会议上，村干部向党员们沟通情况，并征求意见，因此，党员有了先于群众的知政、咨询和建议权，尽管相当一部分党员可能会主动放弃这样的由政治优先权，但仍然有一部分党员，尤其是那些与现任支村委班子关系紧密的党员对这样的权利颇为珍视与自豪。由乡法庭退休，组织关系转入村里的老党员肖和枢就说，他这几年虽然不再在支部里任职，但村里有什么大事，包括干部班子的备配和后备人才的培养等，支部书记还是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而他也乐意继续发挥影响。另一方面，也正是出于对村庄党组织虚化状态的担忧，作为党组织人格化代表的党支部书记也深感有发挥老党员余热，并通过他们扩大党支部对村民的影响与动员能力的必要。因此，但凡村中大事，支部书记也总是要设法调动老党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能量。我在一篇对肖村１９９８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论文中，就特别提到了支部书记运用老党员的威望，帮助村主任连选连任的故事： 肖还特别重视做村中威望高、辈份高的老人的工作，要他们发挥特殊影响力，共同保证选举意向的实现。例如：村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肖姓老人，该老人是一位退休赋闲在家多年的原乡法庭庭长，这位老人懂政策，有文化，平日里主持公道，接济村民，在村里有极高的威望。肖便首先做通了他的工作。果然，在党员会上，退休的老庭长站出来讲话了，他希望村委会逐步过渡，而这一次换届选举则以稳定为主。在他的表态之下，其他老党员也齐声咐合。[11][吴毅：《新规则是如何演绎的——个村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９年冬季卷。]
然而，在肖村，这种对老党员、老干部的依赖仅仅构成了村庄政治的一个特色，而且，与其将这一特色视为一种程序化的运作制度，还不如将其视为党支部书记个人所具有的资源网络与权力运作技术的一环。事实上，由于土地承包已经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关联两个方面个人化了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结构，因此，将党员视为村庄政治的紧密层，一是从对现实的观察着眼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作为村庄的非治理精英群体，党员可能具有，而且也实际具有的更多介入村政的应然状态。而在实然的过程中，党员与村庄政治的关系，则显示出远比“紧密联系”更为复杂的图像。 ２０世纪末叶，肖村党员群体的公共意识和角色行为已经非均质化了。个私化的经营与生活方式已经使党员之间的利益差别大于利益一致。因此，同为党员，其意识与行为却可能迥然相异。 党员中的一类是积极配合村里工作者.支配这一类党员角色与行为意识的动机，一是历史的惯性，即作为党员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惜日政治荣誉与威望的珍惜，二是利益的联带，即他们或者与现任的主事村干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或者他们本人尚有涉足村政的想法。客观地看，这一类党员虽然可以称作是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但他们在人数上却并不很多。
党员中的另一种类型是疏离村政者，这些人也多是一些老党员。由于村中党员以中老年人为主，经年累月的历史往往会积淀出一些影响人际关系的矛盾，例如村组干部的更叠，从有权的满足到无权的失落，时世的变迁所造成的个人地位变化，抑或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部分党员对村政的看法，从而影响他们作为村庄政治人的意识和行为。这一类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从支村委班子退下来的老党员，这些人退出村政舞台，除了年龄方面的因素，人事关系中的矛盾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他们下台以后，往往会对村政采取有意回避的态度，这样做一是可以使自己忘却不愉快的过去，二是可以封住别人的口，以免形成新的矛盾。另一种情况也是属于退下来的干部，这部分人的资格更老，往往在土地改革之初就担任干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然已经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尤其是其中有的人如今在经济上仍然比较贫穷，对比昔日的辉煌，如今他们培感失落，所以他们对村政的评价往往容易偏激和否定，而贫困的现实又使他们在晚年还不得不终日奔波于生计，久离村政舞台也使他们为村民们所遗忘，这部分人一定程度上已经重新生活在村庄社会的边缘，远离了村庄政治。村庄中还有一部分老人与这些人的情况相类似，他们不一定是党员，但却是土改和集体化时期的积极分子，村里甚至还有一位在朝鲜战争中负伤，荣立二等功的劳英模，由于这部分人的生活境遇改变不大，他们往往充满着失落与惆怅。他们同样也远离了村政。 党员中的主流是那些随大流者。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偶尔会在党员会上出现，你会觉得他们与普通村民无异，因为支配这些人言行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农民的道德与农民的理性，决定他们是否参政与问政的主要因素也主要是利益的取舍。不过，较之于普通村民，他们感到自己多了一层组织的归属与约束，所以，从总体上讲这部分人更有可能接近村政，也更有可能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党员中也不乏与村干部对着干的人，这些人之所以持这样的立场，多半是与村里较为尖锐的矛盾使然。由于这种矛盾难以化解，不交提留，不参加组织生活就成为他们在行为上的选择。村里一旦出现一两个这样的党员，就可能在村民中造成较大的影响，也可能给村里的工作带来阻力，因此，在村里人的眼里，称他们为“大社员”可能更为合适。 “大社员”是活跃于村庄舞台上的一股重要力量。“大社员”一词产生于人民公社后期，在公社体制下，大集体中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公社社员，而所谓“大”者，则专指那些敢于同干部对着干，不怕事，使干部感到不好打理的人。所谓大，特殊者也，意指不听话，不好对付者。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社员变为了村民，但“大社员”一词却留传下来，用以专指那些不完成任务，干部又拿他们没有办法的人。所以，在乡村干部的眼里，“大社员”一词实际上就是指“刁民”，是一个带有强烈的否定性评价的词。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我也已经分析了“大社员”的一些行为。 那么，“大社员”是否就一定等同于“刁民”呢？通过调查，我认为在村庄社会中，虽然不排除个别蛮不讲理者，但是，真正可以被称作是“大社员”的那些人却又都既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违规者，也不是那些不通情理的“蛮子”，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法律上的违规者，那么他就连当“社员”的资格都将失去，又何以敢言大者，而如果他是一个一味使蛮的人，难道他还能狠得过以暴力为潜式的国家公共权力？实际上，在前文中，我们就看到，这些所谓的“大社员”在与村干部甚至乡干部较力时，并不是一味使蛮，而是蛮中带巧，行动的政策依据与分寸感都把握得很好。所以，如今村庄中典型的“大社员”，恰恰可能是那些熟悉乡村政治游戏规则，敢于运用规则，甚至敢于在规则与犯规之间踩钢丝的人，更不排除那些以己之非对村政或乡政之非的“胆大妄为者”。所以，所谓“大社员”无疑又是相对于村庄社会中绝大多数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村民而言的。 哪些人容易成为被人们所公认的“大社员”呢？除了我在第九章中所提到过的一定的文化见识和政策水平之外，我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多半有过担任干部的经历，因为一些特殊事件，或者按他们本人的解释，是由于村里和乡里在涉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时处事不公，使他们成为了村庄政治的失意者，于是，这些人脱离了村政的主流，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现任干部的对立面。而按照乡村干部的说法，就是由于村里和乡里在某件事情上没有处理好，或者不如他们的意，一旦下台，他们就由干部变为了专门跟你过不去的“大社员”。 “大社员”在村庄公共事务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一般情况下，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他们的作用较之于普通村民也没有什么不同。（１）这些人多半都担任过干部，现在下台了，又多与村里有矛盾，为了回避矛盾，他们既使对村里有什么看法和建议，一般也不会轻易表态，以免授人以柄。（２）在农业化的肖村，村政的内容相对单纯，真正需要群策群力，借助公众参与集中群体智慧，形成决策的时候和机会并不多，加之“大社员”多为村中能人，平日里将主要的心思放在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上，也无暇他顾。（３）“大社员”在乡里社会的口碑未必好，因为他们凡事叫真，而且往往是以己之非对人之非，这在讲求互给面子和相互下台的乡里社会至少会被认为是很不好处的人。所以，群众说他们“大”，是说他们惹不起，而不是承认他们的这种个人品性一定具有转化成为民间领袖甚或可以取代现任干部的潜质。 但是，在普遍静默，缺乏组织化的村庄，“大社员”的这种惹不起与“狠劲”，却又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村庄里的知名度。因此，在一些焦点性的社区政治事件，例如村委会换届选举这一类大事中，当村庄政治需要公共人物，而村民们所能共享的公共人物除了活跃于村政舞台之上的村组干部之外又实在乏善可陈之时，[12][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村民们便有可能将目光转向这些大社员，“这些人虽然也不怎么的，但他们敢于讲话”，“说不定他们可以干得更好？”于是，我在１９９８年冬季村委会换届选举各小组初提的候选人中，看到了一些被公认为是“大社员”的人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具有主动的精神（更多情况下是半推半就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从政的经历，并且也有自己的想法），这些被视为“大社员”的人便被卷入了村庄政治，客串了一次政治精英的角色。
“大社员”“出山”对于村庄既定的政治资源分配格局有可能形成一种挑战，这自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也势必引起村治精英的回应，挑战与应战也激发了普通村民对村庄政治的参与和关注，结果，在诸如村委会换届选举这样一些瞬时性的社区事件中，无政治的村民会暂时地转化为政治的村民，无政治的村庄也会暂时地转变为政治的村庄，而“大社员”卷进村庄政治的本身就可能是促成这种转化的诱因。 但是，“大社员”的特殊背景和特殊名声却又使他们的这种卷入很难成功，一则村民对这些人的评价分歧太大，二则他们自己处于一种无组织化的状态，三则他们的出现反倒激发了村治精英的求胜欲望，以至于在平日里看起来十分弱化和虚化的组织化资源在这个时候反倒发挥出了较强的组织与动员能力，这种组织化的动员能力在面对无组织的村庄社会时，仍然可以化解可能对既定政治资源分配格局造成影响的个体性政治行为，结果，“大社员”的“出山”虽然促成了政治过程的精彩，但却未必能够导致结果的改变，即使个别人真有其心，却也可能难遂其愿。 但是，也许我们对“大社员”在村庄政治中的作用本来就不必期待过高，因为说到底他们并不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所要孵化的龙种，而只是村民在村庄中缺乏“高大威猛”的非治理精英时的一种替代性选择。[13][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村级权力的合法性》，工作论文，２０００年。]人们对于“大社员”所期许的并不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性格与品性，而是对民主政治过程需要竞争、角力和博弈看法的一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在村庄民间社会尚未孕育出健康的竞争的因子时，“大社员”大概还有可能继续在重新建构的新政治过程中继续客串起反对派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存在，对于村治精英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监督，即“代行村庄社区中相当部分‘无政治阶层’对村政的监督和压力”。[14][前引吴毅文。]
“大社员”的参政是以普通村民作为“无政治阶层”的广泛存在为前提的。将普通村民视为“无政治阶层”，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村政，不具有由“无政治阶层”转化为政治阶层的潜力，而是说相对于后革命氛围中高度“革命化”的村庄政治人，现在的村民已经将关注重心转向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利益关系更为密切的“俗事”，即他们已经成为最为典型的理性的经济人。从高度“革命化”的政治人转变为为“俗事”所缠的经济人，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全能主义政治退出村庄，使村庄作为农民生活世界的常态特征得以复归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看，“无政治阶层”的广泛存在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当村民不再面临必须从事政治参与的压力，当村庄与村民的经济关联度降低，当村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选择机会去实现他们的抱负和人身价值时，[15][参见吴毅：《村治中的政治人—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战备与管理》１９９８年第１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指望他们仍然表现得那么的政治化，那么的具有参与热情和参与精神呢？难道现代民主政治的建构所需要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既有参与的权利，同时又有不参与的自由这样一种宽松、和谐的非政治化环境吗？我以为，这是我在对普通村民作一种“无政治阶层”的类型学定性时所必须要说明的。
但是，以上的说明只是体现了我对当代肖村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一种基本价值评价。我认为，这种价值评判对于把握农村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实现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从价值的把握回到肖村的实然政治过程，“无政治阶层”作为对双村村民政治状况的一种总体性把握，却并不是要否定或者忽视村民中不断增长的现代政治意识，包括政治参与意识，而只是说不想对这种意识的作用作一种不切实际的拔高。事实上，“无政治阶层”们仍然是关心村政的。村庄是村民的生活世界，村政的状况决定了村庄发展的可能前景，所以，当我向村民寻问起村里的事，诸如村务公开、财务状况、农民负担、村民代表会议、村庄权力结构时，大多数人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有的人对上述问题不了解，就会发几句牢骚，说出一些偏激的话，但无论是对吉林梨树县村民自治的佳许，[16][村中一位盲人，十分熟悉国家有关村民自治的政策，他向我谈到了吉林梨树县实行村民自治，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事情。]还是对村内事务的指责，都实实在在地透露出以村为家的村民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正是这种关心使我意识到，无论对现实村庄中的自治与民主的发育状况作何评价，但它们的确是具有民意基础，并且很值得去做进一步提升的，更何况民主法制意识的“进村入户”也体现了现代性对传统乡村社会不可逆转的改造。所以，“无政治阶层”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了肖村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而不断成长过程中的民主、法制意识则体现了村民政治文化转型的方向。普通村民对于村庄政治的实际态度和行为就是由这种基本生存状态、转型中的政治理念，再加上现实的村庄政治结构所共同形塑的。
基于一种基本的无政治的生存状态，普通村民们可能会对村里的事务表现得无甚关心，也可能不会去参加村里的大会，甚至包括象选举这一类十分重要的会议，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切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就象一些村民们回答我的，“如今谁还关心这些？这些东西有啥子用？能换钱吗？”“选谁不也是交钱？”所以，当一些村民决定在家干活，而不去参加会议时，一定不要以为他们分不清谁轻谁重，因为站在大文化的角度和站在村庄的角度对于权利和参与的理解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当知识分子在为农民的政治权利不能落实而愤愤不平的时候，农民们却也完全可能并且有理由对送上门来的权利不予重视。也许，站在知识分子和农民立场上看两者都没有错，当现代性要求普遍的实施社会政治权利的人人平等时，有人不要这一权利，也是完全正常，并且应该允许的，权利的落实固然重要，但选择权利的自由可能比行使权利本身来得更为重要。记得在１９９８年冬季村委会正式换届选举日的前夜，天上突然下起了少见的冬雨，至使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第二天选举大会来了３８８人，占全村应到选民人数７３５人的５２．８％。[17][参见吴毅：《新规则是如何演绎的—一个村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９年冬季卷。]我以为，也许是老天拦住了一些本想来开会的人们，然而，许多村民马上指出我这一想法的天真和幼稚，他们告诉我：“老天下雨，这是在帮忙，因为下雨，无法下地，呆在家里也无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来开会，如果天晴，绝不会来这么多人。”
基于不断增强的现代民主和法制意识，不一定行使现代政治权利的村民却一定会用现代性的政治标准去衡量自己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落实和尊重。这一点与前面的分析并不矛盾，因为是否行使权利是个人的自由，但个人是否具有权利却事关作为现代公民的政治资格。所以，一些村民会对村里的党员加干部的村民代表会议模式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这并不能真正体现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性。而另外一些村民在有限的公共参与过程中所看重的就是规则的公正性，而非结果的满意度。就如同他们对选举的评价：“只要规则公正就行了，至于谁当干部则无所谓。”因为“谁当干部都要向农民收钱”。而规则是否公正，关系到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维护和尊重，关系到作为人的尊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普遍对１９９８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所实行的秘密划票制度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秘密划票能够充分保护选民的自主性，“想写谁就写谁，不会得罪人。”[18][参见上引文。]
民主与法制意识的增强，同样可能使作为“无政治阶层”而存在的普通村民对村政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这即是所谓政治期望的提升与体制满足这种期望的能力差异在转型期双村民众政治意识中的一个具体反映。所以，人们喜欢以外国来比较中国，以城市来比较农村，以发达地区来比较D市肖村，甚至以大集体的优势来比较土地下户的劣势，这一比较，村里的工作还真有可能就被比成“丑小鸭”了。于是，以情绪化的批评代替设身处地的理解就往往会成为民众政治情绪的一种表达甚至渲泄方式。如果对此不加分析，不进行长时期的观察与思考，就极易将在政治上不作为的农民视为充满着政治渴求的斗士。
总之，一切都只有在对影响村庄政治发展的诸种变量的综合分析中才能够求得理解，而在这些变量中，农民普遍非政治化的生存状态、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和农村政治从总体上亟待提升的现状共同塑造了农民作为新时期村庄政治人的行为特征。这种特征从总体上看是无政治的，但却并不排斥村民们可以以最为政治的话语和标准去衡量甚至批评村庄政治的环境与现状。所以，农民们对社区事务可能是关心的，但却同样可能是不会行动的；农民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儿完全不重要的小事就自动的放弃选举，但如果有哪个干部事先不通知他参加选举，他却会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愤愤不平；农民们可能会以最激烈的言辞来批评干部的工作，但他们却仍然有可能在３年一次的神圣选举中把自己的选票作为人情而轻易送给他们在心里面并不喜欢的公众人物。一切都不是用某种单一的理论就能够概括，而是只有置身于具体的情景之中才能获得理解的。
关键词：|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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