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政治与政治学中的村庄研究
2005-12-09 18:55:44 作者：吴 毅 来源：www.cc.org.c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在前面的十三章里，我以整个２０世纪一百年双村的权威与秩序变迁为基本视点，以影响这一变迁的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作用为理论观照的三个维度，描述和分析了双村村治变迁的诸种面相，现在，应该是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在此，有三个基本问题是我所要回答和进一步讨论的：第一、２０世纪双村一百年以政治变迁为主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在这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宏观变迁过程中，究竟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微观化态势与特征，或者说，以我在导论中所预设的决定双村村治变迁的三个基本逻辑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可以被理论化的互动结构，这种互动结构又是如何具体地形塑村治变迁形貌的。尽管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很可能会导致对历史本身的一种概化式的主观建构，但是，既然这是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避免的，而且它也仍然具有纯粹的解构所不可替代的优势，至少，人类仍然存在着对知识的普遍性、整体性与连续性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程本身的概括和预见的需要，[i]那么，这种工作就仍然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我关于双村的微观叙事对于理解整体性的２０世纪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它能够帮助人们感悟到那些可以被称作是理论的启示吗？第三、以微观的村庄叙事作为我在自己的学术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我究竟对它寄予了一种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说我预期它可能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哪些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尽管这种预期可能只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想法，或者也可以称作是一种野心，但是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学人来说也都是很难避免的。
一、 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种逻辑的演进与互融
对于２０世纪双村政治的整体性把握而言，回溯一下第二——十三章所讨论过的基本问题和结论是十分必要的：
在第二章中，我首先探讨了双村权力与权威结构的原初形态。我注意到，双村作为一个移民村，所谓原初的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实际上是一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大文化传统的置入。在这种置入和继之开始的权威与秩序的发生过程中，出现的是人们在许多研究中都能够看到的宗族与保甲的二元权力并存，前者是民间社区性权威的象征，后者是国家“编户齐民”的继续。但是，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转型中，两者都经历了一个嬗变与沦落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宗族权威以其传统伦理性的变异反映了宗族秩序在大变局中无所适从和无所依凭的迷茫；另一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性权力下沉虽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否则，２０世纪乡村革命的基础也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建构。保甲体制边缘性特征的极限化所导致的经纪体制难以为继，即使是在３０—４０年代地处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地带的双村，也已经不是用赢利型和保护型经纪的二元分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所能够解释得了的，经纪体制处于不断的解构之中是一种更为准确的说明。正是在这两种权力整体性衰落的过程中，现代化对于双村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新权威的建立，而是传统权威的瓦解，正是基于此，双村也仍然具有革命的潜在基础。
然而，具体到双村的历史，革命的形式和话语却又是外部置入的结果。在第三章中，我探讨了在５０年代初的宏观性革命剧变下双村权力秩序的重构，我发现这种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话语改变精英评价标准的结果，边缘人物的中心化是这一时期村治精英产生的重要方式，而在一个具体的场域中潜在的精英转化为现实村治精英的过程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选择”，也取决于新兴公共人物是否能够很快掌握和运用新政治话语的权力技术。[ii]但是，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于，革命第一次将党政权力结构深置于村庄社会，并继之以行政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构建起前所未有的国家统摄村庄的大共同体社会。革命所导致的全能政治是理解这一时期双村秩序的基本概念，也是理解现代性和国家权力强力进入村庄，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发生遭遇的一个特别的路径。
在第四、五、六章中，我展开了对革命后国家权力对双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所实施的有计划变迁的全景式描述。我注意到，虽然这个过程不乏现代性的强力推动，而且也可以说它是现代性借助于国家实施对村庄社会改造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决定改造内容与形式的最为直接和表象的动力首先还是来自于新政治按照革命的理想和精神所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从总体上看，５０—７０年代的双村无疑深置于一种延续着革命精神与逻辑的后革命的氛围之中。在这种后革命的乡村变迁中，无论是国家对传统村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改造，还是作为现代性因素的现代教育与科技对村庄社会的进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抑或是村庄公共生活从地方场域进入国家场域的过程，都无一不打上后革命的政治烙印，从而一方面使得双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与后革命的政治过程紧密交织，另一方面又使得整个这一过程充满着后革命状态与传统村庄地方性逻辑的巨大张力。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仍然看到，即使是在最具革命精神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变迁中，也仍然能够发现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存在。传统资源附着于各种现代的形式中影响着变迁本身，这种状况不仅实现了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换和延续，同时也为双村在结束后革命状态之后的权威与秩序重建准备了条件。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段的透视，有几个历史的悖论引人思考：一是５０年代生产关系的变革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引起小农社会历史逻辑的变化，倒是国家权力对经济与社会的重组对于重塑村庄秩序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二是现在被人们从价值上否弃的人民公社时期恰好也是各种现代性要素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进入双村的时期，而这之后的“乡政村治”却又使这种现代性要素的进入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三是７０—８０年代农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科技而非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分析中所得出的这一结论在双村也得到了映证；四是最激进的革命文化恰好与传统相依相存。由此，我不禁想到，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解释模式都不免显得单薄和乏力。
改革在使中国社会脱离了诗化的革命政治之后，也使双村告别了革命的终极关怀，进入改革时代。通过第七、八章的描述和分析，人们看到，这一时期以世俗的经验智慧和乡土社会的常识来重建村庄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秩序是双村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虽然这一过程负载着新时代的要求，并且为改革话语所引导，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趋势却是与一个远比革命时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大传统的接轨，其神髓就是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但是，２０世纪末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双村村治模式，既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历史的回复，却也不是简单地用“制度创新”和“先行一步”的“无声革命”所能够完全读懂的。在２０世纪这段所余不多的时间里，变迁中的村治权威与秩序在历史和新世纪的楔合点上呈现出了一种过渡态和模糊性，此时，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社会各自的需求仍然是决定尚未最终成形的、脱离了革命的新村治模式的三种基本力量，这也就为人们继续理解新世纪之初的双村村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这段历史同样留给我这样几个问题：（１）建国后３０年大规模改造的制度性成果何以会在短短几十天的土地重新丈量中循入历史的浩淼烟波之中；（２）面对土地承包以后村庄重新回归历史的惯性，我们应该如何反思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以及同样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现代性的局限性；（３）公社以后时期的村治格局与现代性和村落传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既新又不新的村治格局中，作为一种历史遗产的经纪体制是否已经再一次凸显于国家和农民之间。这些问题也正是困扰着当前的村治研究，并引起争论的几个难点。
第九、十、十一这三章着重分析了“乡政村治”格局下双村村政的主要内容与实现形式。无疑，若按村政中的国家需求与社区需求进行定位，这一时期，仍然可以从行政与自治这两个层面条分缕析出村政中的政务与村务，但是我发现，在双村村政的运行过程中，所谓行政与自治的类分也只具有发生的而非过程的意义。一方面，村政的行政化、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以及国家和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秩序无时不在显示国家的在场，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具有国家特征的行政性任务和现代性变迁，一旦被置诸于村庄之中，也不可能不受到村庄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并按照村庄特殊主义的逻辑运行。所以，我以为仍然只有置身于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互通互融的具体场境之中，才能够透视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外诱型现代化以后的双村村政的基本特征。
在第十二章中，我所讨论的是在土地承包和“乡政村治”背景下，作为现代知识技术体系的教育、卫生和科技在双村呈现出的新的境况，以及民间信仰的重新活跃。人们已经看到，与家户经济这一特殊的小农经济和复兴的地方市场经济相适应，一度凭借政治管道强力输入的现代知识体系相对地剥离了政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变迁要素在双村寻找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教育、卫生和科技事业的民间化就是这一方式的具体形态特征。与此相伴随，在告别了高度革命化的泛政治时代以后，曾经处于极度隐伏状态的民间信仰又再度成为村庄地方性知识中十分活跃的元素，并形成了与现代知识的相融与共处。这一切都在表明，现代社会的转型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与现代性对村落传统的改造与消灭，地方性知识在以现代性和国家进入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也会发挥自己独特的功效。
第十三章分析了宏观的中国社会告别泛政治化时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以后双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相对于５０—７０年代亢奋的革命化政治，这一时期双村政治文化的变化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社会分层从阶级化的一元政治分层重新回到以财富、权力和知识的惯常的三元分层标准；二是村庄社会时空氛围的去政治化趋势对村民基本生存状态的影响；三是在新村治格局和去政治化的时空场域中村民作为政治人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无政治”的意识、角色与行为。透过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我注意到在宏观的政治变迁下转型期乡土社会的地方特性对村落政治文化影响的重新抬升，“生活即政治”重新成为支配村民意识和行为的基本逻辑。而把这种变化放在整个２０世纪村落政治文化的变迁趋势中考察，我们又可以参悟到现代性与国家“大文化”和村落地方性“小文化”之间所呈现出来的互动态势，即由相对阻隔到前两者对后者的高度统合再到三者互渗的世纪变奏。
综观以上各章所展示出来的双村村治的基本形貌与变迁轨迹，我们看到，现代性、现代化中的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无疑是自始至终影响整个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历程的三个最为基本的因素，双村的村治历程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因素互动和演进的过程中形塑出具体时空场域中的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而２０世纪从革命的兴起到革命的克里斯玛再到革命的退潮这一革命的三重变奏则是决定以上三种逻辑互动形式与特征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我们理解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变迁的第四个楔入性要素。
国家的因素是连接和沟通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中介。现代化中国家作用的基本特征，即由杜赞奇等人所归纳出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在基层乡村，这一过程具体化为体制性权力的下渗和国家对乡土社会的规划性变迁；现代性因素内含着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两个层面，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特征决定了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往往会以国家为搭载工具，而现代性的权利话语则会赋予现代国家行为以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合法性特征；村庄的地方性因素源远流长，它是前现代社会国家“大文化”与双村地方性知识的融合，在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上，它无疑是处于前者的一端。
三种因素，或者说影响双村村治历程的三个基本逻辑在历史进程中的交互演进，以２０世纪初现代化国家的体制性权力和话语对双村的进入与浸润为开端。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与国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互为支持的。然而，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失范与政治无序化、精英与民众沟通机制断裂与上层精英的腐败与武化、下层社会的赤贫与边缘化这一总体性社会危机状态下，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任务实难完成，因此，无论是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还是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对村庄社会的进入与浸润都十分的有限，并且极不成功，以至于现代化对双村的影响既不是新政治结构及其权威的建立，也不是经济社会的转型，而只是传统权威的瓦解及相对于中心城市社会转型的边缘化过程，直到２０世纪中叶政治革命的成功，才给新国家在新的社会基础和理念上塑造现代村庄权威与秩序提供了历史楔机。
革命奠定了现代性和国家重新进入双村的基础，也决定了它们的进入方式。５０年代双村权威与秩序的再造及社会转型不仅以革命为动力，而且以革命为表征，而在５０—７０年代革命的“入魅化”不断升格，成为支配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时，[iii]甚至连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社会变迁本身也都成为了体现革命克里斯玛的工具。结果，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遭遇便被置换成以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对村庄社会形态、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重塑，全能主义政治不仅成为推进社会革命的手段，[iv]并且也成为社会变迁的目的。此一时期，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成为编织双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根本性力量，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在双村具体化为在基层村庄建立党政权力架构和构建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的努力，现代性则以其特殊的形式担负起消灭传统，实现“历史超越”的物质与文化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功能发挥虽不完备，但却也借助于全能主义政治之力，表现出对双村社会的强力进入。
尽管如此，村庄地方性知识也并不是被动地去等待着以革命为载具和表征的国家与现代性的消蚀与拆卸，恰恰相反，即使是最为激进的社会改造和最具国家意识形态威权地位的文化的革命，在双村，或者说在整个中国的村庄社会也遭遇到地方性知识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反蚀与涵化。因此，当体现着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架构被置入乡村时，它也仍然不能不考虑与传统的乡–村–组体制的接轨，尤其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层级也基本上是昔日村政结构的一种特殊再现；当科层化的运行模式渗透到了乡村底层时，我们却也仍然可以从新式的乡村治理精英身上看到经纪模式的历史投影；当土改和社会革命的万钧雷霆击垮了传统的乡村精英集团和宗族权威之后，我们却仍然从中发现了昔日村庄家族政治的痕迹，以政治革命为表象的家族斗争不仅在赵力涛所观察的河北“某村”存在，[v]而且在双村也同样可以找到踪迹；[vi]当政治家们以集体化的组织去网络马铃薯般的个体农民时，它同时也满足了原子化的农民渴求国家大共同体庇护的夙愿和他们那只患寡不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乌托邦取向；当集体主义支配了农村经济的运行时，村庄的小农理性却又在悄悄地消蚀着它的基础；当激进的革命文化对包括各种民间信仰在内的村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摧枯拉朽的冲击和扫荡时，民间信仰也只不过是从场面之上转移到场面之下，由后革命政治所塑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仍然在明里或暗里追寻着传统，甚至连最革命、最“现代”的政治文化本身有时也不免成为各种村落传统表现和转译自己的一种特殊驱壳。总之，这种遭遇是一个同时存在着解放与摆脱、进入与反蚀、扩张与消解、建构与解构、消灭与涵化、扫荡与隐伏、吸附与融入等各种因素的互动过程，也是一场比试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逻辑谁更强大，谁又更具有韧性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国家与现代性凭借着革命化全能主义政治的强力极大地挤压了地方性知识存续与活动的空间，而后者则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韧性显示着自己的存在，直到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退潮。
革命全能主义政治的退潮使得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之间得以在２０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重新安排它们之间的结构化关系。从人民公社到土地承包，从政社合一到“乡政村治”，在实质上都是日渐超离于乌托邦政治思维方式的国家在世俗理性智慧的指导下对村落地方性逻辑的让步（当然，并非仅仅就双村一个村庄而言），这便导致了在新政治话语形式下的传统国家和农民经济与政治关系格局的现代性转换，这种转换既指向了未来，同时也承接了过去，而现代性也开始重新寻找它在国家和地方性逻辑之间的位置以及它对于村庄社会的进入方式。
在此,２０世纪末最后２０年的超越革命的过程再一次成为人们理解双村村治转型中的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的互动结构的关键，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所凸显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村落地方性逻辑的重新承认与尊重，而村民自治则既承继了２０世纪初所开创的村治传统，又将这一传统导向现代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国家借助于传统资源、现代治理理念和市场经济，改变着自己在村庄场域的存在方式；而失去了全能政治权力推动的现代性也转而寻求一种非行政化的切入路径，人们在第十二章中所看到的作为现代知识技术体系的教育、卫生和科技的民间化过程即是这一切入在双村这一特定场域中所展示出来的情景。而重新张扬的地方性知识则从传统和现代两个路向上同时寻求重新构造村庄权威与秩序的资源——小农化的经济经营，经纪模式与民主法制的结合，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作为一种秩序之理的并存，民间信仰的再利用，村庄社会结构与评价机制的重建，“生活即政治”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代公民文化的吮吸等等，这一切既反映了国家与现代性在新的时空场景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改造，同时也展现出地方性知识在嬗变与转换中所仍然具有的独特品性。总之，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在新的时代开始了新一轮的互渗、互融与交错。
从而，到了２０世纪末，双村的村治格局一方面已经从根本上不同于２０世纪之初，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超离历史，并且也远非国家和现代性的权力结构所欲达至的形貌。
上述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现代化背景下从国家–现代性要素依托革命对村庄社会的改造到超越革命后的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历史逻辑共同重塑新村治格局的过程。目前，新一轮历史演进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虽然在新世纪中双村的村治形貌与变迁轨迹还暂时是那么的模糊不清，但是，上述三种逻辑的共存与博弈无疑仍然是决定未来村治走向的最为基本的动力。
二、从叙事到理论：关于２０世纪村治变迁的反思政治学
我关于２０世纪村治变迁中三种逻辑互动的理论模型，是对川东双村经验的提炼,那么，这一提炼对于学术研究又有何可能的启迪呢？
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业已指出，相对于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是一种反对片面追求一般性、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的“大理论”，而主张个别性、差异性、局部性的“小叙事”，如果以此为归依，那么，到此为止我关于双村的研究也就应该完成了，任何进一步的理论推导都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脱离特定情景与“上下文”互动关系的“宏大叙事”。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虽然经常将问题的探讨置于一个远比双村更为宏大的社会与理论场景之中，但我也随时在提醒自己，这仅仅或者主要只是在进行双村的叙事和阐释，我并不想因为某种以小见大的不成功的努力而被疑为以点盖面或以偏概全，况且，如果要进而面对关于双村经验典型性与代表性的置疑，那就更是一件令人感到十分疲惫的事情。所以，我在此借用毛丹先生在他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一书中的一句话来再次表明我的立场：“至少，我本人一旦进入具体的描述过程后，一直毫无这样的企图。”[vii]
然而，类比和联想则应该是允许的，因为无论是作者或者读者在叙述或读完某个微型叙事之后，都自然会追问叙事背后的学理意蕴，并进而要求作者提供可以进一步发挥该叙事的解释效用的时空域，否则，固执地秉持一种极端的小叙事的描述与阐释立场，那就将像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我们所得到的有可能只能是数量上无限膨胀的各种零零碎碎的局部知识或无限多样的‘小叙事’，而无法得到一个有关世界或我们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示意图’。它将使我们失去有关事物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和连续性方面的知识，失去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那种宏观视野，以及我们的生活同样必须的那些概括与预见能力，甚至失去我们的认知与社会交往能力本身。”[viii]因此，不仅类比和联想进而追问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我关于双村经验的理论模型有何学术的功用？
双村的历程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是极为普通的，说它普通，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双村的故事在中国的很多村庄都出现过（当然，具体的情节自然不同），而双村在中国既不落后，也不发达，它实在是中西部农村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因此，关于双村经验的提炼，无论是对其他村庄的叙事或阐释，或者是相对于其他学者从其他村庄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其他的解释模式，至少也是多了一种可以进一步参照，比较乃至于批判的东西。
根据我的观察，在近年来关于２０世纪中国村庄政治的研究中，对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二元研究框架的强调是比较充分的，所谓“国家进入”、“国家权力下沉”和“国家政权建设”一类语汇的流行就是这种分析视角在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一个证明。这一视角的优势在于它克服了原本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那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范式的单向性，反映了研究者们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型构、国家建设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谋”的“传统复兴”的现代化过程的感悟，[ix]然而，也正如邓正来先生所指陈的那样，相当多的类似研究却存在着用语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代替作为分析对象的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象，并且潜在地将国家和社会作为彼此相对的两个同质性实体，而非需要将它们置于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从而既未能使这一研究框架得到适用，[x]也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
我对双村村治变迁的叙述与阐释，即是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置于现代化的大场景和双村的小场景中去考察的一个尝试，因此，我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大与小，宏观与微观场景的交错与互叠中，国家对于村庄的政治影响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进入与结构重塑，并且也不仅限于治理方式的变革，它同时还意味着作为文化意识形态权力的符号转换和现代性的进入，而后者对于人们理解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尤为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的最根本使命是完成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无论作为一种知识技术体系，还是一种权力结构，它既依靠了国家的支撑，同时也给国家提供了支撑。因此，相对于村庄社会，国家的进入与现代性的进入往往是一体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国家对社会的进入较为成功时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二元研究框架中置入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便可能使人们对２０世纪村庄变迁的特殊形貌具有更为情景化的理解。
相对于社会这一较为宏大和抽象的结构性要素，我在双村的小场景中借用了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作为理解村庄社会变迁的又一个基本的变量。人们看到，在很多的时候，我所指称的地方性知识可以转译为“传统”，但是，我认为传统更具有指向过去的线性特性，而地方性知识则是一个可以指向过去，也可以表征现在的场域性概念。所以，强调作为一种分析意义上的结构性概念的地方性知识与同样作为分析意义上的结构性概念的现代性及国家的互动关系，就既有助于克服那种从“过去”到“现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现代化史观，而且也有助于反映现代化背景下的大场域与小场域互渗互融的空间性特征。而且，以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取代“传统”的概念也有助于避免关于“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理解中可能会遭遇到的道德困境。“传统”在通常的意义上总是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落后”、“衰落”与“消亡”，而田野调研的经验却告诉我，包容了“历史”（这其中包括作为“大文化”的历史和“小文化”的历史）和“现在”的地方性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决定现代社会变迁形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大至如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小至如双村那样的村庄史也已经证明，现代性和国家只有在时空的进入与穿透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与地方性知识的对接和互融，才可能对社会变迁发生根本性影响。因此，强调地方性知识的作用，就是强调了“小文化”在变迁中的能动影响和作用，强调了乡土特性对于“大文化”的反渗和改造，也强调了不同空间层次中的知识与权力对村治转型的共塑。也就是说，决定村治中的权威与秩序变迁的不仅有时间的互渗，同时还有空间的互叠。
然而，我认为我关于革命的三重变奏是决定２０世纪村治变迁中的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互动特征和结构的观点可能是更值得注意的。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革命震荡和颠簸，尤其是在经历了后革命的折腾之后，人们似乎已经开始对革命感到疲惫，[xi]以至于在强调国家和现代性，乃至地方性的同时又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革命在２０世纪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而双村的经验告诉我，站在新世纪的了望台上回溯上一个世纪的历史，正是革命的三重变奏搭建起了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活动的历史舞台，也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形式与内容，因此，将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背景的忽视将使我关于三种逻辑互动的解说脱离“情景”与“上下文”。实质上，从宏观的角度看，无论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乡村权威与秩序的衰落，还是其在５０年代的重建以及５０—７０年代的政治全能化，抑或是在８０年代以后的历史续接中的现代转换，都与革命形态的三种表现密切相关。于是，我不禁要进一步去思考革命在三种逻辑的互动关系演进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当然，这种思考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双村的经验了。
毫无疑问，席卷上一个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不是人为的，它是１９世纪的中国在应对西方现代性压力失败情景下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尽管有许多具体而复杂的原因，但是，概略地讲，它是中国固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失范、政治权威衰落、传统精英分化、传统价值跌落、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连接断裂背景下所导致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和如萧功秦先生所说的“文化地狱感”的产物。[xii]这种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和“文化地狱感”已经使人们对当时所出现的任何平和与妥协的社会改造方案失去了兴趣和耐性（尽管它们可能十分的深刻，且具有惊人的历史洞见力），而选择以革命的方式整体性地重塑社会。革命也的确以其特殊的方式成功地化解了这种危机感和“地狱感”，使整个社会有机会在彻底坍塌下去的旧社会废墟上重建权威与秩序，并且以新的理念、路向和制度模式重新去应对现代性压力。中国乡村社会自５０年代开始的权威与秩序重塑，也正是得益于这场革命之力。
然而，这场革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惯性，因为它不像一般改朝换代意义上的农民革命那样，一旦当旧的王朝被颠覆，革命也就寿终正寝，它是一场“社会革命”，即它虽然在中国缘起于应对现代性的压力和列强的入侵，但革命本身所内含的价值取向却是要将中国引领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所以，革命所完成的“改朝换代”的任务就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中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在武装的战争结束以后才真正的开始。这便是我们在理解双村、乃至于在理解５０—７０年代的中国大历史时所必须注意的。在这段大历史中，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已经由１９世纪的发展目标转换为２０世纪中叶的社会革命的手段，于是，自５０年代开始的整体性的乡村变迁也就成为了新型的社会革命转型的一部分，国家则成为这一转型的助推器。所以，在５０—７０年代，现代性和国家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实现革命的手段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革命为轴心而旋转的，本书的第三章《导向革命和全能的村庄秩序》、第四章《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第五章《教育、科技的进入与民间信仰的隐伏》和第六章《后革命氛围中的村庄政治》就是这一宏大而复杂的多重历史变奏在双村的特殊显现。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得以理解全能主义的政治为何会成为支配那一时段中国历史的普遍现象，因为革命者仍然要以革命化的权威与秩序来安排整个社会。[xiii]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现代化与革命的张力发生了。回溯历史，我们发现，从根本上看，现代化和现代政治革命是因果关系，而不是果因关系，而身处革命旋涡之中的人们显然是过多地看到了革命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瞬间性与时效性。想以瞬间性的革命（包括被人们所认为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替代渐进积累中的社会变迁，显然易于使人们陷入革命的克里斯玛情结，即对革命全能性作用的崇拜，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持续的后革命氛围之中。所以，在当事者所从事的不断的社会革命的改造中，后来的研究者们却看到了后革命状态对现代性逻辑的压抑，看到了泛政治化时代的迟迟无法结束。事实上，从革命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看，我注意到，任何政治革命在扫荡了旧的社会秩序之后都应该有一个退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标志着常态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建，而革命本身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因素也只有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常态性社会秩序中才能够真正的积累与生长，革命只能为变迁创造条件，却无法替代变迁，而革命亢奋的延续则反而会延迟这一变迁的发生。因此，我们看到了不仅在双村，而且在其他村庄，革命虽然塑造了一个以趋近理想社会为目标的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却最终未能改变小农社会的运行逻辑；革命虽然更替了乡村社会的精英集团，但却最终未能改变村庄政治社会的等级结构及评价标准；革命虽然挤压了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存空间，但却未能完成对村落政治文化的重塑。相反，持续亢奋的后革命氛围最终却使中国社会不得不以一种最为残酷的形式——“文革”去开始那告别泛革命化的过程。
８０年代的改革说到底是一场被推迟了的革命落幕过程的开始，以此为起点，革命后的常态社会重建才真正开始。正是在这一常态社会的重建过程中，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得以在２０世纪的历史中第一次以一种原生的，本真的形貌形成彼此的互动，因此，原来被革命所无限伸张了的国家权力逐渐改变了其全能主义的特性；服从于革命需要的现代性开始成为一种主导社会变迁的相对独立因素，地方性知识也得到了承认和尊重，在这种背景下，２０世纪中叶村治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几个历史难题也才有了真正解决的可能。总之，一切又都重新地与比革命更为悠久的中国大历史相承接，一切又都在这种承接中去演绎它们在新世纪中的未来。２０世纪的大革命已经完成了它所应该完成的，而且也只能完成的那些使命，剩下的便应该是在新世纪常态化的现代变迁中去解决了。
三、 微观的村庄与宏观的学术：我从事田野研究的学术指向
从双村的微观叙事走到对２０世纪革命与村治变迁关系的点评，这之间是否跨越了太大的距离？我关于村庄研究的学术立意究竟在哪里？这是我想要最后说明的一个问题，我也想借助这种说明对我近几年来的学术心路做一个回溯。
我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注切入乡村社会研究的，在这种切入中，我所首先接触的不是现实的农村，而是理论的农村，然而，我却以为那就是现实农村在理论上的反映，只是在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９７年底这一年半期间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村治实验之后，我才开始改变这一看法，并进而对自己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怀疑。
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黄梅县小池镇的水月庵村进行了一场村治改革的实验，发起这场实验的是张厚安和徐勇教授，其余的主要成员有项继权、王敬尧、于建嵘和我。实验的初衷是力图将我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有关知识和理论运用于实际，以实践由张厚安教授所倡导的“理论务农”和“理论支农”的主张。无疑，我们这个群体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仅凭年过七旬的张教授十下水月这一点（也可能还不止这个数），我们就自诩绝对不缺乏当初梁漱溟和晏阳初先生的热情。这次实验使我们得到了当今高等院校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很难得到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机会，同时也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更为难得的以实际经验检测理论的机会。于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有了类似当初梁先生那种乡村运动，运而不动的感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每一个“水月实验”的参与者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总结，而我所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思所想实在是存在着太大的距离。由此，我开始反思，究竟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还是理论与现实存在着距离，进而我们所具有的理论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问题。也许，这几个方面的因素都有，而我在当时却更关注于后者。
之所以会这样，与我个人所具有的外行心态有关。因为在参与这场实验的主要成员中，徐勇教授、于建嵘和我三人并不出身在农村，但是徐勇教授当过知青，我则以种种理由躲过了那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因此，我很清楚，尽管我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但我的底气仍然是不足的，正是这种不足，使我将自己定位于外行。因此，在实验的过程中，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农民的所思所想奉为经典和真理，并去思考他们为何会“这样地”看问题，而不是“那样地”看问题，不敢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去评判农民行为的对与错。也许正是这种外行的心态使我在尚未正式接触人类学的知识之前，便开始不自觉地运用人类学调查者所强调的“主位”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事物，[xiv]即以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作为调查者所思所想的基础，尝试着去理解农民的立场，尝试着去理解在同一件事情上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所可能持有的不同观点和想法。因此,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村，逐渐成为我给自己的农村研究所定下的一条规矩。得益于这条规矩，当我们的实验遇到困难时，我开始思考乡村社会对于由外部置入规则的反应为何不如我们事先所预想的那样。延寻着这种思路，我特别注重分析外置的制度规则在进入乡村社会之后的实际遭遇，以及由这种遭遇所折射出来的国家大文化与村庄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作为实验者的我们在当时也是这种大文化的一种体现，因此，这种思考有助于解答我自己在实验中所感受到的困惑。
于是，我开始感受到，从整体上看，我们这些生活在２０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有些西方化了（地域和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它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所思所想实在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日后的研究使我认识到，这里的西方化不是一种借鉴和拿来，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被遮蔽和被替代。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接触着中国的事物，但是，现代化中潜移默化的文化和学术殖民却已经使我们这些人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化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经验，乃至于这一经验本身也已经被西方化，然后，这种被西方化了的“中国经验”又被用来论证在实质上也是西方化了的“中国理论”。当然，在水月庵时，我还不太可能站在这个层面上去思考问题，而仅仅是将这种西方化和距离感看作是知识分子脱离民间社会的结果。因此，尽可能地贴近民间社会，缩小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成为这一时期我给自己规定的主要工作。紧接着在１９９８年的双村调查，就是我这种思想的一次实践。在双村的调研中，我给自己所规定的任务不是去评判，而是去阅读、理解和弄懂，这也成为我迄今为止的一个信条。
正是在这种理解之中，我开始对我们所从事的农村个案研究工作有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前，“理论支农”一直是我个人的学术指归，但是，黄梅的困惑和双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尚不能站在村庄的立场上完全的理解村庄的行为，而是站在村庄之外去指点村庄时，理论支农可能就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且，我也开始思考有关农村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农村实证研究从严格的方法论类型上划分，实际上只能称作是实证研究的一种类型，它可能更类似于人类学所讲的田野工作，它的长处在于对被调查对象独特品性的体验与感悟，而不是如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那样强调统计数据和量化分析。“理论支农”所依凭的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的体验与感悟（当然，这也很重要），而必须有以不同区域的调查所提供的数据与统计分析作支撑，如若一定要以个案的田野调查作为政策研究的背景，也不可缺少区域调查统计这一个重要环节。相反，经由个案田野工作中所获得的对被调查事物的特殊感悟和由这种感悟中所产生的理论灵感，却于学术本身的发展有着天然的相关性，因为田野工作提供了一面反思理论的镜子，在这种反思之中，新的理论火花产生了，而调查者本人或其他调查者又可以通过其他的田野经验来对已有的理论灵感进行验证，这不就是理论产生的一条路径吗？于是，我开始逐渐地明晰了个案研究的价值主要在学理而不在政策的思想。
１９９８年７月，黄梅“水月村治实验”论证会在小池镇举行，会议期间，我与一些同道交流了我的这一看法，当然，和者有之，不认同者也有，这也很正常，思想也只有在平等的交流之中才能逐渐地成熟。在此前后，我陆续翻阅了一些社会调查方法论的书籍，并开始接触一些人类学者所撰写的田野研究作品，这使我的想法更为明晰，带着这种思想，在１９９８年下半年，我又第二次奔赴双村。
１９９９年１０至１２月，贺雪峰和仝志辉两位先生完成了在江西的调研，在这之后我与贺君在隔三差五的高价的电话学术交流之中（贺在荆门职业技术学院，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就是打长途电话），我突然发现他时不时地会冒出要从事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想法。对于如贺君这样一位忧国忧民之士竟然突然会回到书斋做诸如“性质”、“特性”之类的研究，我初时并不理解，且以为他所提出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概念也实在太过于模糊，没有边界，有些象一个“框”。然而，黄梅和双村的经验使我立马就意识到他的所指也就是我的所想，即通过对个案的挖掘与感悟，去理解现阶段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形貌。我虽然意识到贺君的想法实际上意味着要去完成一项仅仅依靠几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但我也明确地认同他关于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在近期内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的想法。毕竟，中国的现代化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纪，而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又已距我们有半个世纪之遥，借此概念框架探讨半个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附和了他和仝志辉关于从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主张，并且也为他们丰富自己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的这一研究思路显然也得到了徐勇教授的支持与鼓励。
此时，正值学术资源本土化的讨论渐起，这种本土化的讨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自觉，它所反映的是新生代学人对于以国外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现象的不满和建立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雄心，这显然是国内具有反思自觉的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所发起的一场学术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使我有机会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将自己关于个案研究的学理定位的主张和贺雪峰、仝志辉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主张进行新的定位和思考。我以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话讲述着同一个事情，而本土化则可以作为这个工作的一个总体性的指称，因为无论是纯学理的研究也罢，或者是以学理研究为始，以政策研究为终的工作也罢，难道首先不应该有一个中国关怀和中国立场吗？
那么，我们的田野研究在这种学术资源本土化过程中能够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从学术行为上，本土化的努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足于本土社会，提出既本土化，又带有国际性和历史视野的基本研究命题，形成对既有西方学术理论的反思和对话，并在这种反思和对话中发育出自己的理论与研究范式；二是深入中国的基层社会，以本土化的自觉与本土化的关怀去重新获取中国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首先去西方化，然后从中提炼理论营养，形成概念架构和研究范式，并经过经验和理论的证实与证伪去整合概念架构和研究范式。我以为，这第二步工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单纯为了反思和对话而做的本土化努力，十分容易陷入为方沂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尴尬，即“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进入研究者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不得而知。”[xv]而扎根于基层田野的研究和村庄叙事不仅为我们提取去西方化的中国经验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为学者们提供了连接基层社会的机会，只有这种与基层社会的连接和互动才真正有助于在不排除各种外来理论与价值的同时保持对学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警醒和独立，并寻找到本土理论的社会根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关于双村的叙事和阐释便获得了属于它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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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谢立中：《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启示与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ii] 参见李康博士论文：《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１９３８—１９５２）——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附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９９年。
[iii] “入魅化”一词借用自萧功秦对８０年代之前的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概括。萧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以８０年代分段，前一个阶段可以称作是“入魅化”的时代，基本特征是以革命的方式建构理想社会，后一个过程是“脱魅化”的时代，即以世俗的经验智慧来应对各种发展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参见其文：《警惕以革命的方式重建理想社会》，《东方》２００１年２—３期（合刊）。
[iv]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０页。
[v] 参见赵力涛：《家族与村庄政治：１９５０—１９７０》，《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号。
[vi] 参见本书第三章刘伦之死。
[vii]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页。
[viii] 前引谢立中文。
[ix]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的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０９页。
[x] 前引邓正来文。
[xi] 各种各样的保守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实质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心态。
[xii] 参见前引萧功秦的论文。
[xiii] 参见邹谠关于全能主义政治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解释，参见前引邹谠书。
[xiv] 人类学者主张，在田野调查中应取“主位”的调查立场，即调查者应该学习以被调查者的立场和方法去看待和理解被调查对象，而不是以调查者所惯有的立场和方法，即“客位”的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被调查对象。人类学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当地文化。参见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xv] 方沂：《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８月号。
一、 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种逻辑的演进与互融
对于２０世纪双村政治的整体性把握而言，回溯一下第二——十三章所讨论过的基本问题和结论是十分必要的：
在第二章中，我首先探讨了双村权力与权威结构的原初形态。我注意到，双村作为一个移民村，所谓原初的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实际上是一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大文化传统的置入。在这种置入和继之开始的权威与秩序的发生过程中，出现的是人们在许多研究中都能够看到的宗族与保甲的二元权力并存，前者是民间社区性权威的象征，后者是国家“编户齐民”的继续。但是，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转型中，两者都经历了一个嬗变与沦落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宗族权威以其传统伦理性的变异反映了宗族秩序在大变局中无所适从和无所依凭的迷茫；另一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性权力下沉虽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否则，２０世纪乡村革命的基础也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建构。保甲体制边缘性特征的极限化所导致的经纪体制难以为继，即使是在３０—４０年代地处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地带的双村，也已经不是用赢利型和保护型经纪的二元分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所能够解释得了的，经纪体制处于不断的解构之中是一种更为准确的说明。正是在这两种权力整体性衰落的过程中，现代化对于双村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新权威的建立，而是传统权威的瓦解，正是基于此，双村也仍然具有革命的潜在基础。
然而，具体到双村的历史，革命的形式和话语却又是外部置入的结果。在第三章中，我探讨了在５０年代初的宏观性革命剧变下双村权力秩序的重构，我发现这种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话语改变精英评价标准的结果，边缘人物的中心化是这一时期村治精英产生的重要方式，而在一个具体的场域中潜在的精英转化为现实村治精英的过程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选择”，也取决于新兴公共人物是否能够很快掌握和运用新政治话语的权力技术。[ii]但是，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于，革命第一次将党政权力结构深置于村庄社会，并继之以行政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构建起前所未有的国家统摄村庄的大共同体社会。革命所导致的全能政治是理解这一时期双村秩序的基本概念，也是理解现代性和国家权力强力进入村庄，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发生遭遇的一个特别的路径。
在第四、五、六章中，我展开了对革命后国家权力对双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所实施的有计划变迁的全景式描述。我注意到，虽然这个过程不乏现代性的强力推动，而且也可以说它是现代性借助于国家实施对村庄社会改造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决定改造内容与形式的最为直接和表象的动力首先还是来自于新政治按照革命的理想和精神所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从总体上看，５０—７０年代的双村无疑深置于一种延续着革命精神与逻辑的后革命的氛围之中。在这种后革命的乡村变迁中，无论是国家对传统村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改造，还是作为现代性因素的现代教育与科技对村庄社会的进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抑或是村庄公共生活从地方场域进入国家场域的过程，都无一不打上后革命的政治烙印，从而一方面使得双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与后革命的政治过程紧密交织，另一方面又使得整个这一过程充满着后革命状态与传统村庄地方性逻辑的巨大张力。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仍然看到，即使是在最具革命精神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变迁中，也仍然能够发现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存在。传统资源附着于各种现代的形式中影响着变迁本身，这种状况不仅实现了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换和延续，同时也为双村在结束后革命状态之后的权威与秩序重建准备了条件。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段的透视，有几个历史的悖论引人思考：一是５０年代生产关系的变革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引起小农社会历史逻辑的变化，倒是国家权力对经济与社会的重组对于重塑村庄秩序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二是现在被人们从价值上否弃的人民公社时期恰好也是各种现代性要素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进入双村的时期，而这之后的“乡政村治”却又使这种现代性要素的进入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三是７０—８０年代农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科技而非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分析中所得出的这一结论在双村也得到了映证；四是最激进的革命文化恰好与传统相依相存。由此，我不禁想到，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解释模式都不免显得单薄和乏力。
改革在使中国社会脱离了诗化的革命政治之后，也使双村告别了革命的终极关怀，进入改革时代。通过第七、八章的描述和分析，人们看到，这一时期以世俗的经验智慧和乡土社会的常识来重建村庄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秩序是双村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虽然这一过程负载着新时代的要求，并且为改革话语所引导，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趋势却是与一个远比革命时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大传统的接轨，其神髓就是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但是，２０世纪末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双村村治模式，既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历史的回复，却也不是简单地用“制度创新”和“先行一步”的“无声革命”所能够完全读懂的。在２０世纪这段所余不多的时间里，变迁中的村治权威与秩序在历史和新世纪的楔合点上呈现出了一种过渡态和模糊性，此时，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社会各自的需求仍然是决定尚未最终成形的、脱离了革命的新村治模式的三种基本力量，这也就为人们继续理解新世纪之初的双村村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这段历史同样留给我这样几个问题：（１）建国后３０年大规模改造的制度性成果何以会在短短几十天的土地重新丈量中循入历史的浩淼烟波之中；（２）面对土地承包以后村庄重新回归历史的惯性，我们应该如何反思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以及同样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现代性的局限性；（３）公社以后时期的村治格局与现代性和村落传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既新又不新的村治格局中，作为一种历史遗产的经纪体制是否已经再一次凸显于国家和农民之间。这些问题也正是困扰着当前的村治研究，并引起争论的几个难点。
第九、十、十一这三章着重分析了“乡政村治”格局下双村村政的主要内容与实现形式。无疑，若按村政中的国家需求与社区需求进行定位，这一时期，仍然可以从行政与自治这两个层面条分缕析出村政中的政务与村务，但是我发现，在双村村政的运行过程中，所谓行政与自治的类分也只具有发生的而非过程的意义。一方面，村政的行政化、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以及国家和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秩序无时不在显示国家的在场，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具有国家特征的行政性任务和现代性变迁，一旦被置诸于村庄之中，也不可能不受到村庄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并按照村庄特殊主义的逻辑运行。所以，我以为仍然只有置身于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互通互融的具体场境之中，才能够透视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外诱型现代化以后的双村村政的基本特征。
在第十二章中，我所讨论的是在土地承包和“乡政村治”背景下，作为现代知识技术体系的教育、卫生和科技在双村呈现出的新的境况，以及民间信仰的重新活跃。人们已经看到，与家户经济这一特殊的小农经济和复兴的地方市场经济相适应，一度凭借政治管道强力输入的现代知识体系相对地剥离了政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变迁要素在双村寻找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教育、卫生和科技事业的民间化就是这一方式的具体形态特征。与此相伴随，在告别了高度革命化的泛政治时代以后，曾经处于极度隐伏状态的民间信仰又再度成为村庄地方性知识中十分活跃的元素，并形成了与现代知识的相融与共处。这一切都在表明，现代社会的转型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与现代性对村落传统的改造与消灭，地方性知识在以现代性和国家进入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也会发挥自己独特的功效。
第十三章分析了宏观的中国社会告别泛政治化时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以后双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相对于５０—７０年代亢奋的革命化政治，这一时期双村政治文化的变化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社会分层从阶级化的一元政治分层重新回到以财富、权力和知识的惯常的三元分层标准；二是村庄社会时空氛围的去政治化趋势对村民基本生存状态的影响；三是在新村治格局和去政治化的时空场域中村民作为政治人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无政治”的意识、角色与行为。透过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我注意到在宏观的政治变迁下转型期乡土社会的地方特性对村落政治文化影响的重新抬升，“生活即政治”重新成为支配村民意识和行为的基本逻辑。而把这种变化放在整个２０世纪村落政治文化的变迁趋势中考察，我们又可以参悟到现代性与国家“大文化”和村落地方性“小文化”之间所呈现出来的互动态势，即由相对阻隔到前两者对后者的高度统合再到三者互渗的世纪变奏。
综观以上各章所展示出来的双村村治的基本形貌与变迁轨迹，我们看到，现代性、现代化中的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无疑是自始至终影响整个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历程的三个最为基本的因素，双村的村治历程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因素互动和演进的过程中形塑出具体时空场域中的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而２０世纪从革命的兴起到革命的克里斯玛再到革命的退潮这一革命的三重变奏则是决定以上三种逻辑互动形式与特征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我们理解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变迁的第四个楔入性要素。
国家的因素是连接和沟通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中介。现代化中国家作用的基本特征，即由杜赞奇等人所归纳出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在基层乡村，这一过程具体化为体制性权力的下渗和国家对乡土社会的规划性变迁；现代性因素内含着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两个层面，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特征决定了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往往会以国家为搭载工具，而现代性的权利话语则会赋予现代国家行为以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合法性特征；村庄的地方性因素源远流长，它是前现代社会国家“大文化”与双村地方性知识的融合，在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上，它无疑是处于前者的一端。
三种因素，或者说影响双村村治历程的三个基本逻辑在历史进程中的交互演进，以２０世纪初现代化国家的体制性权力和话语对双村的进入与浸润为开端。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与国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互为支持的。然而，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失范与政治无序化、精英与民众沟通机制断裂与上层精英的腐败与武化、下层社会的赤贫与边缘化这一总体性社会危机状态下，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任务实难完成，因此，无论是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还是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对村庄社会的进入与浸润都十分的有限，并且极不成功，以至于现代化对双村的影响既不是新政治结构及其权威的建立，也不是经济社会的转型，而只是传统权威的瓦解及相对于中心城市社会转型的边缘化过程，直到２０世纪中叶政治革命的成功，才给新国家在新的社会基础和理念上塑造现代村庄权威与秩序提供了历史楔机。
革命奠定了现代性和国家重新进入双村的基础，也决定了它们的进入方式。５０年代双村权威与秩序的再造及社会转型不仅以革命为动力，而且以革命为表征，而在５０—７０年代革命的“入魅化”不断升格，成为支配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时，[iii]甚至连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社会变迁本身也都成为了体现革命克里斯玛的工具。结果，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遭遇便被置换成以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对村庄社会形态、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重塑，全能主义政治不仅成为推进社会革命的手段，[iv]并且也成为社会变迁的目的。此一时期，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成为编织双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根本性力量，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在双村具体化为在基层村庄建立党政权力架构和构建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的努力，现代性则以其特殊的形式担负起消灭传统，实现“历史超越”的物质与文化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功能发挥虽不完备，但却也借助于全能主义政治之力，表现出对双村社会的强力进入。
尽管如此，村庄地方性知识也并不是被动地去等待着以革命为载具和表征的国家与现代性的消蚀与拆卸，恰恰相反，即使是最为激进的社会改造和最具国家意识形态威权地位的文化的革命，在双村，或者说在整个中国的村庄社会也遭遇到地方性知识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反蚀与涵化。因此，当体现着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架构被置入乡村时，它也仍然不能不考虑与传统的乡–村–组体制的接轨，尤其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层级也基本上是昔日村政结构的一种特殊再现；当科层化的运行模式渗透到了乡村底层时，我们却也仍然可以从新式的乡村治理精英身上看到经纪模式的历史投影；当土改和社会革命的万钧雷霆击垮了传统的乡村精英集团和宗族权威之后，我们却仍然从中发现了昔日村庄家族政治的痕迹，以政治革命为表象的家族斗争不仅在赵力涛所观察的河北“某村”存在，[v]而且在双村也同样可以找到踪迹；[vi]当政治家们以集体化的组织去网络马铃薯般的个体农民时，它同时也满足了原子化的农民渴求国家大共同体庇护的夙愿和他们那只患寡不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乌托邦取向；当集体主义支配了农村经济的运行时，村庄的小农理性却又在悄悄地消蚀着它的基础；当激进的革命文化对包括各种民间信仰在内的村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摧枯拉朽的冲击和扫荡时，民间信仰也只不过是从场面之上转移到场面之下，由后革命政治所塑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仍然在明里或暗里追寻着传统，甚至连最革命、最“现代”的政治文化本身有时也不免成为各种村落传统表现和转译自己的一种特殊驱壳。总之，这种遭遇是一个同时存在着解放与摆脱、进入与反蚀、扩张与消解、建构与解构、消灭与涵化、扫荡与隐伏、吸附与融入等各种因素的互动过程，也是一场比试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逻辑谁更强大，谁又更具有韧性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国家与现代性凭借着革命化全能主义政治的强力极大地挤压了地方性知识存续与活动的空间，而后者则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韧性显示着自己的存在，直到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退潮。
革命全能主义政治的退潮使得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之间得以在２０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重新安排它们之间的结构化关系。从人民公社到土地承包，从政社合一到“乡政村治”，在实质上都是日渐超离于乌托邦政治思维方式的国家在世俗理性智慧的指导下对村落地方性逻辑的让步（当然，并非仅仅就双村一个村庄而言），这便导致了在新政治话语形式下的传统国家和农民经济与政治关系格局的现代性转换，这种转换既指向了未来，同时也承接了过去，而现代性也开始重新寻找它在国家和地方性逻辑之间的位置以及它对于村庄社会的进入方式。
在此,２０世纪末最后２０年的超越革命的过程再一次成为人们理解双村村治转型中的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的互动结构的关键，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所凸显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村落地方性逻辑的重新承认与尊重，而村民自治则既承继了２０世纪初所开创的村治传统，又将这一传统导向现代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国家借助于传统资源、现代治理理念和市场经济，改变着自己在村庄场域的存在方式；而失去了全能政治权力推动的现代性也转而寻求一种非行政化的切入路径，人们在第十二章中所看到的作为现代知识技术体系的教育、卫生和科技的民间化过程即是这一切入在双村这一特定场域中所展示出来的情景。而重新张扬的地方性知识则从传统和现代两个路向上同时寻求重新构造村庄权威与秩序的资源——小农化的经济经营，经纪模式与民主法制的结合，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作为一种秩序之理的并存，民间信仰的再利用，村庄社会结构与评价机制的重建，“生活即政治”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代公民文化的吮吸等等，这一切既反映了国家与现代性在新的时空场景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改造，同时也展现出地方性知识在嬗变与转换中所仍然具有的独特品性。总之，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在新的时代开始了新一轮的互渗、互融与交错。
从而，到了２０世纪末，双村的村治格局一方面已经从根本上不同于２０世纪之初，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超离历史，并且也远非国家和现代性的权力结构所欲达至的形貌。
上述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现代化背景下从国家–现代性要素依托革命对村庄社会的改造到超越革命后的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历史逻辑共同重塑新村治格局的过程。目前，新一轮历史演进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虽然在新世纪中双村的村治形貌与变迁轨迹还暂时是那么的模糊不清，但是，上述三种逻辑的共存与博弈无疑仍然是决定未来村治走向的最为基本的动力。
二、从叙事到理论：关于２０世纪村治变迁的反思政治学
我关于２０世纪村治变迁中三种逻辑互动的理论模型，是对川东双村经验的提炼,那么，这一提炼对于学术研究又有何可能的启迪呢？
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业已指出，相对于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是一种反对片面追求一般性、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的“大理论”，而主张个别性、差异性、局部性的“小叙事”，如果以此为归依，那么，到此为止我关于双村的研究也就应该完成了，任何进一步的理论推导都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脱离特定情景与“上下文”互动关系的“宏大叙事”。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虽然经常将问题的探讨置于一个远比双村更为宏大的社会与理论场景之中，但我也随时在提醒自己，这仅仅或者主要只是在进行双村的叙事和阐释，我并不想因为某种以小见大的不成功的努力而被疑为以点盖面或以偏概全，况且，如果要进而面对关于双村经验典型性与代表性的置疑，那就更是一件令人感到十分疲惫的事情。所以，我在此借用毛丹先生在他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一书中的一句话来再次表明我的立场：“至少，我本人一旦进入具体的描述过程后，一直毫无这样的企图。”[vii]
然而，类比和联想则应该是允许的，因为无论是作者或者读者在叙述或读完某个微型叙事之后，都自然会追问叙事背后的学理意蕴，并进而要求作者提供可以进一步发挥该叙事的解释效用的时空域，否则，固执地秉持一种极端的小叙事的描述与阐释立场，那就将像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我们所得到的有可能只能是数量上无限膨胀的各种零零碎碎的局部知识或无限多样的‘小叙事’，而无法得到一个有关世界或我们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示意图’。它将使我们失去有关事物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和连续性方面的知识，失去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那种宏观视野，以及我们的生活同样必须的那些概括与预见能力，甚至失去我们的认知与社会交往能力本身。”[viii]因此，不仅类比和联想进而追问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我关于双村经验的理论模型有何学术的功用？
双村的历程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是极为普通的，说它普通，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双村的故事在中国的很多村庄都出现过（当然，具体的情节自然不同），而双村在中国既不落后，也不发达，它实在是中西部农村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因此，关于双村经验的提炼，无论是对其他村庄的叙事或阐释，或者是相对于其他学者从其他村庄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其他的解释模式，至少也是多了一种可以进一步参照，比较乃至于批判的东西。
根据我的观察，在近年来关于２０世纪中国村庄政治的研究中，对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二元研究框架的强调是比较充分的，所谓“国家进入”、“国家权力下沉”和“国家政权建设”一类语汇的流行就是这种分析视角在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一个证明。这一视角的优势在于它克服了原本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那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范式的单向性，反映了研究者们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型构、国家建设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谋”的“传统复兴”的现代化过程的感悟，[ix]然而，也正如邓正来先生所指陈的那样，相当多的类似研究却存在着用语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代替作为分析对象的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象，并且潜在地将国家和社会作为彼此相对的两个同质性实体，而非需要将它们置于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从而既未能使这一研究框架得到适用，[x]也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
我对双村村治变迁的叙述与阐释，即是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置于现代化的大场景和双村的小场景中去考察的一个尝试，因此，我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大与小，宏观与微观场景的交错与互叠中，国家对于村庄的政治影响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进入与结构重塑，并且也不仅限于治理方式的变革，它同时还意味着作为文化意识形态权力的符号转换和现代性的进入，而后者对于人们理解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尤为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的最根本使命是完成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无论作为一种知识技术体系，还是一种权力结构，它既依靠了国家的支撑，同时也给国家提供了支撑。因此，相对于村庄社会，国家的进入与现代性的进入往往是一体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国家对社会的进入较为成功时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二元研究框架中置入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便可能使人们对２０世纪村庄变迁的特殊形貌具有更为情景化的理解。
相对于社会这一较为宏大和抽象的结构性要素，我在双村的小场景中借用了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作为理解村庄社会变迁的又一个基本的变量。人们看到，在很多的时候，我所指称的地方性知识可以转译为“传统”，但是，我认为传统更具有指向过去的线性特性，而地方性知识则是一个可以指向过去，也可以表征现在的场域性概念。所以，强调作为一种分析意义上的结构性概念的地方性知识与同样作为分析意义上的结构性概念的现代性及国家的互动关系，就既有助于克服那种从“过去”到“现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现代化史观，而且也有助于反映现代化背景下的大场域与小场域互渗互融的空间性特征。而且，以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取代“传统”的概念也有助于避免关于“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理解中可能会遭遇到的道德困境。“传统”在通常的意义上总是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落后”、“衰落”与“消亡”，而田野调研的经验却告诉我，包容了“历史”（这其中包括作为“大文化”的历史和“小文化”的历史）和“现在”的地方性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决定现代社会变迁形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大至如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小至如双村那样的村庄史也已经证明，现代性和国家只有在时空的进入与穿透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与地方性知识的对接和互融，才可能对社会变迁发生根本性影响。因此，强调地方性知识的作用，就是强调了“小文化”在变迁中的能动影响和作用，强调了乡土特性对于“大文化”的反渗和改造，也强调了不同空间层次中的知识与权力对村治转型的共塑。也就是说，决定村治中的权威与秩序变迁的不仅有时间的互渗，同时还有空间的互叠。
然而，我认为我关于革命的三重变奏是决定２０世纪村治变迁中的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互动特征和结构的观点可能是更值得注意的。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革命震荡和颠簸，尤其是在经历了后革命的折腾之后，人们似乎已经开始对革命感到疲惫，[xi]以至于在强调国家和现代性，乃至地方性的同时又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革命在２０世纪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而双村的经验告诉我，站在新世纪的了望台上回溯上一个世纪的历史，正是革命的三重变奏搭建起了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活动的历史舞台，也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形式与内容，因此，将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背景的忽视将使我关于三种逻辑互动的解说脱离“情景”与“上下文”。实质上，从宏观的角度看，无论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乡村权威与秩序的衰落，还是其在５０年代的重建以及５０—７０年代的政治全能化，抑或是在８０年代以后的历史续接中的现代转换，都与革命形态的三种表现密切相关。于是，我不禁要进一步去思考革命在三种逻辑的互动关系演进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当然，这种思考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双村的经验了。
毫无疑问，席卷上一个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不是人为的，它是１９世纪的中国在应对西方现代性压力失败情景下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尽管有许多具体而复杂的原因，但是，概略地讲，它是中国固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失范、政治权威衰落、传统精英分化、传统价值跌落、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连接断裂背景下所导致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和如萧功秦先生所说的“文化地狱感”的产物。[xii]这种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和“文化地狱感”已经使人们对当时所出现的任何平和与妥协的社会改造方案失去了兴趣和耐性（尽管它们可能十分的深刻，且具有惊人的历史洞见力），而选择以革命的方式整体性地重塑社会。革命也的确以其特殊的方式成功地化解了这种危机感和“地狱感”，使整个社会有机会在彻底坍塌下去的旧社会废墟上重建权威与秩序，并且以新的理念、路向和制度模式重新去应对现代性压力。中国乡村社会自５０年代开始的权威与秩序重塑，也正是得益于这场革命之力。
然而，这场革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惯性，因为它不像一般改朝换代意义上的农民革命那样，一旦当旧的王朝被颠覆，革命也就寿终正寝，它是一场“社会革命”，即它虽然在中国缘起于应对现代性的压力和列强的入侵，但革命本身所内含的价值取向却是要将中国引领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所以，革命所完成的“改朝换代”的任务就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中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在武装的战争结束以后才真正的开始。这便是我们在理解双村、乃至于在理解５０—７０年代的中国大历史时所必须注意的。在这段大历史中，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已经由１９世纪的发展目标转换为２０世纪中叶的社会革命的手段，于是，自５０年代开始的整体性的乡村变迁也就成为了新型的社会革命转型的一部分，国家则成为这一转型的助推器。所以，在５０—７０年代，现代性和国家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实现革命的手段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革命为轴心而旋转的，本书的第三章《导向革命和全能的村庄秩序》、第四章《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第五章《教育、科技的进入与民间信仰的隐伏》和第六章《后革命氛围中的村庄政治》就是这一宏大而复杂的多重历史变奏在双村的特殊显现。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得以理解全能主义的政治为何会成为支配那一时段中国历史的普遍现象，因为革命者仍然要以革命化的权威与秩序来安排整个社会。[xiii]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现代化与革命的张力发生了。回溯历史，我们发现，从根本上看，现代化和现代政治革命是因果关系，而不是果因关系，而身处革命旋涡之中的人们显然是过多地看到了革命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瞬间性与时效性。想以瞬间性的革命（包括被人们所认为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替代渐进积累中的社会变迁，显然易于使人们陷入革命的克里斯玛情结，即对革命全能性作用的崇拜，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持续的后革命氛围之中。所以，在当事者所从事的不断的社会革命的改造中，后来的研究者们却看到了后革命状态对现代性逻辑的压抑，看到了泛政治化时代的迟迟无法结束。事实上，从革命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看，我注意到，任何政治革命在扫荡了旧的社会秩序之后都应该有一个退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标志着常态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建，而革命本身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因素也只有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常态性社会秩序中才能够真正的积累与生长，革命只能为变迁创造条件，却无法替代变迁，而革命亢奋的延续则反而会延迟这一变迁的发生。因此，我们看到了不仅在双村，而且在其他村庄，革命虽然塑造了一个以趋近理想社会为目标的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却最终未能改变小农社会的运行逻辑；革命虽然更替了乡村社会的精英集团，但却最终未能改变村庄政治社会的等级结构及评价标准；革命虽然挤压了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存空间，但却未能完成对村落政治文化的重塑。相反，持续亢奋的后革命氛围最终却使中国社会不得不以一种最为残酷的形式——“文革”去开始那告别泛革命化的过程。
８０年代的改革说到底是一场被推迟了的革命落幕过程的开始，以此为起点，革命后的常态社会重建才真正开始。正是在这一常态社会的重建过程中，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得以在２０世纪的历史中第一次以一种原生的，本真的形貌形成彼此的互动，因此，原来被革命所无限伸张了的国家权力逐渐改变了其全能主义的特性；服从于革命需要的现代性开始成为一种主导社会变迁的相对独立因素，地方性知识也得到了承认和尊重，在这种背景下，２０世纪中叶村治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几个历史难题也才有了真正解决的可能。总之，一切又都重新地与比革命更为悠久的中国大历史相承接，一切又都在这种承接中去演绎它们在新世纪中的未来。２０世纪的大革命已经完成了它所应该完成的，而且也只能完成的那些使命，剩下的便应该是在新世纪常态化的现代变迁中去解决了。
三、 微观的村庄与宏观的学术：我从事田野研究的学术指向
从双村的微观叙事走到对２０世纪革命与村治变迁关系的点评，这之间是否跨越了太大的距离？我关于村庄研究的学术立意究竟在哪里？这是我想要最后说明的一个问题，我也想借助这种说明对我近几年来的学术心路做一个回溯。
我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注切入乡村社会研究的，在这种切入中，我所首先接触的不是现实的农村，而是理论的农村，然而，我却以为那就是现实农村在理论上的反映，只是在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９７年底这一年半期间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村治实验之后，我才开始改变这一看法，并进而对自己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怀疑。
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黄梅县小池镇的水月庵村进行了一场村治改革的实验，发起这场实验的是张厚安和徐勇教授，其余的主要成员有项继权、王敬尧、于建嵘和我。实验的初衷是力图将我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有关知识和理论运用于实际，以实践由张厚安教授所倡导的“理论务农”和“理论支农”的主张。无疑，我们这个群体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仅凭年过七旬的张教授十下水月这一点（也可能还不止这个数），我们就自诩绝对不缺乏当初梁漱溟和晏阳初先生的热情。这次实验使我们得到了当今高等院校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很难得到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机会，同时也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更为难得的以实际经验检测理论的机会。于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有了类似当初梁先生那种乡村运动，运而不动的感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每一个“水月实验”的参与者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总结，而我所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思所想实在是存在着太大的距离。由此，我开始反思，究竟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还是理论与现实存在着距离，进而我们所具有的理论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问题。也许，这几个方面的因素都有，而我在当时却更关注于后者。
之所以会这样，与我个人所具有的外行心态有关。因为在参与这场实验的主要成员中，徐勇教授、于建嵘和我三人并不出身在农村，但是徐勇教授当过知青，我则以种种理由躲过了那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因此，我很清楚，尽管我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但我的底气仍然是不足的，正是这种不足，使我将自己定位于外行。因此，在实验的过程中，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农民的所思所想奉为经典和真理，并去思考他们为何会“这样地”看问题，而不是“那样地”看问题，不敢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去评判农民行为的对与错。也许正是这种外行的心态使我在尚未正式接触人类学的知识之前，便开始不自觉地运用人类学调查者所强调的“主位”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事物，[xiv]即以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作为调查者所思所想的基础，尝试着去理解农民的立场，尝试着去理解在同一件事情上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所可能持有的不同观点和想法。因此,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村，逐渐成为我给自己的农村研究所定下的一条规矩。得益于这条规矩，当我们的实验遇到困难时，我开始思考乡村社会对于由外部置入规则的反应为何不如我们事先所预想的那样。延寻着这种思路，我特别注重分析外置的制度规则在进入乡村社会之后的实际遭遇，以及由这种遭遇所折射出来的国家大文化与村庄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作为实验者的我们在当时也是这种大文化的一种体现，因此，这种思考有助于解答我自己在实验中所感受到的困惑。
于是，我开始感受到，从整体上看，我们这些生活在２０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有些西方化了（地域和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它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所思所想实在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日后的研究使我认识到，这里的西方化不是一种借鉴和拿来，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被遮蔽和被替代。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接触着中国的事物，但是，现代化中潜移默化的文化和学术殖民却已经使我们这些人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化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经验，乃至于这一经验本身也已经被西方化，然后，这种被西方化了的“中国经验”又被用来论证在实质上也是西方化了的“中国理论”。当然，在水月庵时，我还不太可能站在这个层面上去思考问题，而仅仅是将这种西方化和距离感看作是知识分子脱离民间社会的结果。因此，尽可能地贴近民间社会，缩小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成为这一时期我给自己规定的主要工作。紧接着在１９９８年的双村调查，就是我这种思想的一次实践。在双村的调研中，我给自己所规定的任务不是去评判，而是去阅读、理解和弄懂，这也成为我迄今为止的一个信条。
正是在这种理解之中，我开始对我们所从事的农村个案研究工作有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前，“理论支农”一直是我个人的学术指归，但是，黄梅的困惑和双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尚不能站在村庄的立场上完全的理解村庄的行为，而是站在村庄之外去指点村庄时，理论支农可能就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且，我也开始思考有关农村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农村实证研究从严格的方法论类型上划分，实际上只能称作是实证研究的一种类型，它可能更类似于人类学所讲的田野工作，它的长处在于对被调查对象独特品性的体验与感悟，而不是如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那样强调统计数据和量化分析。“理论支农”所依凭的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的体验与感悟（当然，这也很重要），而必须有以不同区域的调查所提供的数据与统计分析作支撑，如若一定要以个案的田野调查作为政策研究的背景，也不可缺少区域调查统计这一个重要环节。相反，经由个案田野工作中所获得的对被调查事物的特殊感悟和由这种感悟中所产生的理论灵感，却于学术本身的发展有着天然的相关性，因为田野工作提供了一面反思理论的镜子，在这种反思之中，新的理论火花产生了，而调查者本人或其他调查者又可以通过其他的田野经验来对已有的理论灵感进行验证，这不就是理论产生的一条路径吗？于是，我开始逐渐地明晰了个案研究的价值主要在学理而不在政策的思想。
１９９８年７月，黄梅“水月村治实验”论证会在小池镇举行，会议期间，我与一些同道交流了我的这一看法，当然，和者有之，不认同者也有，这也很正常，思想也只有在平等的交流之中才能逐渐地成熟。在此前后，我陆续翻阅了一些社会调查方法论的书籍，并开始接触一些人类学者所撰写的田野研究作品，这使我的想法更为明晰，带着这种思想，在１９９８年下半年，我又第二次奔赴双村。
１９９９年１０至１２月，贺雪峰和仝志辉两位先生完成了在江西的调研，在这之后我与贺君在隔三差五的高价的电话学术交流之中（贺在荆门职业技术学院，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就是打长途电话），我突然发现他时不时地会冒出要从事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想法。对于如贺君这样一位忧国忧民之士竟然突然会回到书斋做诸如“性质”、“特性”之类的研究，我初时并不理解，且以为他所提出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概念也实在太过于模糊，没有边界，有些象一个“框”。然而，黄梅和双村的经验使我立马就意识到他的所指也就是我的所想，即通过对个案的挖掘与感悟，去理解现阶段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形貌。我虽然意识到贺君的想法实际上意味着要去完成一项仅仅依靠几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但我也明确地认同他关于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在近期内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的想法。毕竟，中国的现代化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纪，而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又已距我们有半个世纪之遥，借此概念框架探讨半个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附和了他和仝志辉关于从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主张，并且也为他们丰富自己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的这一研究思路显然也得到了徐勇教授的支持与鼓励。
此时，正值学术资源本土化的讨论渐起，这种本土化的讨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自觉，它所反映的是新生代学人对于以国外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现象的不满和建立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雄心，这显然是国内具有反思自觉的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所发起的一场学术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使我有机会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将自己关于个案研究的学理定位的主张和贺雪峰、仝志辉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主张进行新的定位和思考。我以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话讲述着同一个事情，而本土化则可以作为这个工作的一个总体性的指称，因为无论是纯学理的研究也罢，或者是以学理研究为始，以政策研究为终的工作也罢，难道首先不应该有一个中国关怀和中国立场吗？
那么，我们的田野研究在这种学术资源本土化过程中能够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从学术行为上，本土化的努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足于本土社会，提出既本土化，又带有国际性和历史视野的基本研究命题，形成对既有西方学术理论的反思和对话，并在这种反思和对话中发育出自己的理论与研究范式；二是深入中国的基层社会，以本土化的自觉与本土化的关怀去重新获取中国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首先去西方化，然后从中提炼理论营养，形成概念架构和研究范式，并经过经验和理论的证实与证伪去整合概念架构和研究范式。我以为，这第二步工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单纯为了反思和对话而做的本土化努力，十分容易陷入为方沂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尴尬，即“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进入研究者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不得而知。”[xv]而扎根于基层田野的研究和村庄叙事不仅为我们提取去西方化的中国经验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为学者们提供了连接基层社会的机会，只有这种与基层社会的连接和互动才真正有助于在不排除各种外来理论与价值的同时保持对学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警醒和独立，并寻找到本土理论的社会根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关于双村的叙事和阐释便获得了属于它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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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谢立中：《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启示与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ii] 参见李康博士论文：《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１９３８—１９５２）——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附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９９年。
[iii] “入魅化”一词借用自萧功秦对８０年代之前的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概括。萧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以８０年代分段，前一个阶段可以称作是“入魅化”的时代，基本特征是以革命的方式建构理想社会，后一个过程是“脱魅化”的时代，即以世俗的经验智慧来应对各种发展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参见其文：《警惕以革命的方式重建理想社会》，《东方》２００１年２—３期（合刊）。
[iv]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０页。
[v] 参见赵力涛：《家族与村庄政治：１９５０—１９７０》，《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号。
[vi] 参见本书第三章刘伦之死。
[vii]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页。
[viii] 前引谢立中文。
[ix]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的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０９页。
[x] 前引邓正来文。
[xi] 各种各样的保守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实质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心态。
[xii] 参见前引萧功秦的论文。
[xiii] 参见邹谠关于全能主义政治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解释，参见前引邹谠书。
[xiv] 人类学者主张，在田野调查中应取“主位”的调查立场，即调查者应该学习以被调查者的立场和方法去看待和理解被调查对象，而不是以调查者所惯有的立场和方法，即“客位”的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被调查对象。人类学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当地文化。参见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xv] 方沂：《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８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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