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

2005-12-16 21:32:14 作者：高鑫 来源：法律思想网整理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解读《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

高鑫

我们为自己设计了很多解释我们这个社会中疑难问题的公式，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将我们碰到的所有问题，套进那些公式中去，于是我们将得到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形势一片大好，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以后还将更好。

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法学的研究，也被我们的导师们设计了很多既方便又简明的公式。如果我们评价古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在一个“出礼入刑、刑礼相得、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公式里套算出我们的古人是怎样按照现代人的需要和逻辑去进行思考，当然也要计算出我们今天能够借鉴的价值。如果我们评价某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可以利用下面的公式进行套算：如他的历史性、他的阶级性、他的进步性，当然还不能忘记他的局限性和借鉴性。因此任何一个已经作古了的前贤，都应当按照我们的需要重新进行剪裁，我们无法征求被评价人的意见，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让他们适应我们的时代。即便是我们想要设计未来的法律，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公式去套算那些所谓的大陆法或者判例法，不必考虑在遥远的山村生活着的乡民们有多少财产，只要我们为他们制定了一部“物权的法律”，于是所有的悲哀和灾难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式里找到圆满的回答，哪怕是用这种方法去套算一起起矿难，一场场天灾，一个个人祸，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既然没有人禁止我们思考，那就是我们自己放弃了思考的自由。

写进文献的真实，不等于我们所企盼的真实。于是让我们想起几十年前一批怀着和我们一样的热情和信念的人，曾经自发地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过出于学者的热诚与良知而进行的社会调查，我们也因此被激发出一种冲动，我们想走出去看看，带着我们的头脑和热情，丢弃所有的公式，去寻找属于我们的真实。也许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引自  田涛 《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

没有人能够想到，2000年7月浙江黄岩的一场台风摧毁了一些老旧房屋，却意外导致一批清朝后期的诉讼档案的发现。更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些黄岩诉讼档案居然诱发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一批学者自发组织起来，到浙江台州那一片青山绿水之间进行了一次从传统到现实的田野调查，而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黄岩诉讼档案的真实可靠，为了证实多年以来思考着的传统社会与现实的链接关系，为了证实一种区别于官方经典的另样真实。2004年12月17日，《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在中国政法大学首发，此书被评价为近年来法史学界运用新材料新的调查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我的导师王宏治教授是该书的主编之一，而由王教授引见，我有缘与此书的另一位主编田涛教授结识。田涛教授是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法律文献学家。他的研究方法是近代法学家中别具一格的，其主要表现在对于传统材料的考据和对新发现材料的搜集整理，尤其是对传统民事契约的研究独有建树。而他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听其讲述黄岩之旅中的细故，着实让我惜于无缘亲自去黄岩体味那份发现的乐趣。可幸的是，田先生邀请我协助他完成这部记录黄岩之旅的《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初稿的整理完善工作。现在想来，修改工作中不无艰辛，每一段文字都要重新斟酌润色，每一份材料都要重新逐字核对，繁重的工作量于我有时都吃不消，但却见田先生始终精神矍铄。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使此书成为一部“用最通俗的语言写成的一篇美文，用最简朴直白的文字来表现内心激情的作品，讲述给大家的不过是一段简单的经历，一个边走边看的人随手写下的心得。”于我来说，这个过程使我学习了材料的组织与完成的方法，而更多地还在于体会到了写作的乐趣。对有幸成为第一读者的人来说，此书不失为一部集法学、史学、文学于一体的作品。在这部书中法学家们可以看到的是制度与习惯，史学家们可以看到的是沿革与变迁，而文学家们看到的是离合与悲欢。田先生在书中正是沿着浙江西部山区调查的路线，描述了他所见到的那些被我们冷落了真实，在这本书中，他用直观的描述，优美的文字以及充满了对今日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别样的真实。

《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一书于2005年10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装祯精良，版式设计独具匠心。全书19.9万余字，以黄岩两次实地调查的路线为基线，以文字的形式带领读者走进一次沟通传统与现实的寻法下乡。此外书中配有大量此次调查的图片资料、黄岩诉状档案史料以及古今民间契约文本，以学术书籍抑或文学书籍定位均不为过。

品一杯香茗，读一本好书，何等的快慰。而与大家分享读书的乐趣，也不失为一番乐事。此处，笔者节选此书中之一些精彩片段，供诸位先睹为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理论先行的方法逐渐成为主流，而田野调查的方式渐渐被人遗忘。我们习惯于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思考，于是这种思考便具有了明确的方向性和被固化的逻辑。我们可以想到当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便成了伟大的分水岭。1949年9月30日以前是旧的统治，10月1日以后是新的统治；1949年9月30日以前是旧的法律，10月1日以后是新的法律；1949年9月30日以前是旧的社会，10月1日以后是新的社会。但是我们是否想过，1949年9月30日以前是旧的习惯，10月1日以后是新的习惯么？甚至从“社会”二字上讲，新旧之间所包含的文化属性我们应该如何去划分呢？惯性的思维方法显然是容易被采纳的，一方面无需更多的主观创造，另一方面这种惯性思维的正确丝毫不需要去证实，只要我们沿着惯性的轨迹，我们便可以得出不容置疑的结论。

如果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坐在有荫凉的地方想一想，或者低着头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们也许会得出其他的结论。比如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某一天作为文化的分水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某一天成为划分新旧习惯的界限，哪怕这一天是何等的伟大。

我们为自己设计了很多解释我们这个社会中疑难问题的公式，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将我们碰到的所有问题，套进那些公式中去，于是我们将得到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形势一片大好，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以后还将更好。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法学的研究，也被我们的导师们设计了很多既方便又简明的公式，如果我们评价古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在一个“出礼入刑、刑礼相得、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公式里套算出我们的古人是怎样按照现代人的需要和逻辑去进行思考，当然也要计算出我们今天能够借鉴的价值。如果我们评价某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可以利用下面的公式进行套算：如他的历史性、他的阶级性、他的进步性，当然还不能忘记他的局限性和借鉴性。因此任何一个已经作古了的前贤，都应当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重新剪裁，我们无法征求被评价人的意见，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让他们适应我们的时代。即便是我们想要设计未来的法律，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公式去套算那些所谓的大陆法或者判例法，不必考虑在遥远的山村生活着的乡民们有多少财产，只要我们为他们制定了一部“物权的法律”，于是所有的悲哀和灾难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式里找到圆满的回答，哪怕是用这种方法去套算一起起矿难，一场场天灾，一个个人祸，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黄岩诉讼档案的发现让我们对以往所有的被套进公式中的真实产生了怀疑，我们发现这些档案中所记录的当事人及其争讼的事实，和当时官方描述的经典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许是黄岩诉讼档案所记录的事实过于琐碎，官方的历史不可能包含这些民间的细故，但是这些档案资料让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种真实，让我们怀疑清代官方的经典，是否也早已被清代的主流学者在公式里提前为我们套算和裁量过了。

写进文献的真实，应当不等于我们所企盼的真实。于是让我们想起几十年前一批怀着和我们一样的热情和信念的人，曾经自发地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过出于学者的热诚与良知而进行的社会调查，我们也因此被激发出一种冲动，我们想走出去看看，带着我们的头脑和热情，丢弃所有的公式，去寻找属于我们的真实。也许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被冷落的真实》  之《引子》节选

县衙大门外的影壁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式官府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个高大得就像一道栅栏，把官府和百姓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影壁外面的是百姓，他们不能随便到影壁的里面去，当然，也不许向里面张望，因为他们是子民。他们自己也不敢向里面张望，因为百姓们在官的面前常常会谦虚地把自己称作“蚁民”或者“小人”。影壁以内的情况则不同，里面的人是大人，是长官，是“父母”，所以里面的“父母”可以支使、驱赶、奴役外面的子民。“子民”有了不平的事，需要官府来解决的，要求助于他们在影壁墙里面的“父母”，请这些“父母”为他们撑腰。于是，这个影壁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父母”难道是想见就见的吗？平常在家里常见到的那是“爹娘”，“父母”和“爹娘”当然不一样。爹娘只是生养你的肉身，“父母”要“怙恃”你的灵魂。因此，官府的影壁墙上就要塑上一个神兽，脑袋上长着一个独角的怪物，有人叫它“獬豸”。据说远古的时候，官府审理案件，也要辨出一个是非曲直，那时候就把这个怪物牵出来，让它用鼻子嗅一嗅，据说很是灵验。“獬豸”能够区别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蛋，然后用犄角去牴那个坏人，这样不但善恶可分，忠奸还可自明矣。奇怪的是古代所有的文献都没有记载过这些可爱的独角兽们吃什么，喝什么，也没有记录下来他们如何交配，如何繁育后代。因为多年以来大家都心存敬畏，不敢去妄猜当这些独角兽在遇到“民刑不分”的案件时是如何了断的。反正“子民”们见影壁上的怪兽，心下便生恐惧，搞不清那位獬豸大人吃了没有、喝了没有，弄不清它老人家今天心情如何，更怕翻了脸，一阵乱顶，把个清清白白的人儿给顶翻在地，让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法外逍遥。所以“子民”们就越发地不敢轻易走到影壁里面来了，“獬豸”也就正襟危坐、堂而皇之地成为“法律”的化身，一下子在中国干了好几千年。

影壁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在上面张贴公告，今天称之为“公示”，古代也叫“露布”，也就是官方把认为应当告诉大家和可以告诉大家的那些消息“公告天下”、“晓谕世人”。政府当局将告示公开张贴在衙门前的影壁墙上，又叫“昭告”，因此影壁墙也被叫作照壁。现在可以见到的明清时期的公文，大部分都要在纸上用雕版印刷一个图案，上面是个梯形，就好像一个房檐，下面是个长方形，就好像一面墙壁，似乎还带有早期“露布”的一些特征。这样的印刷品，就是所谓的“公文”，让人一见，便知是官家下来的物件，心中不由得便产生几许畏惧之情来。

黄岩诉讼档案中，替人写状纸的代书人用的押印，也被刻意地作成这样的形状，冠冕堂皇地盖在状纸上。其实代书人并非官方的人物，但是用了这个形式，便化为了“作公”的，或多或少地占了“公家”的人员的便宜，即使通行起来不一定取得很大便利，但是实惠总是有的。黄岩区政府的大门是朝南开的，门前有穿绿色制服的保安守卫，当今的保安功用是非常复杂的，除了给他发薪水的人以外，任何人也讲不清楚保安究竟为谁而来和为什么站在那里，当然更讲不出保的是什么安。走到政府大门前，看见威风凛凛的保安，心里窃窃地想如果不是由黄筱斌带我们进去，肯定要遇到不少麻烦。从此，在整个黄岩调查的进行中，我不敢离开黄科长半步，他的脸就如同一张通行证，每次有他在前面开路，我们便可以紧紧跟着他长驱直入。在日后的接触中，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他，我们的调查或许会中途而返。

——《被冷落的真实》  之《初到黄岩》节选

村口处有一个用红砖砌成的小卖部，显得有一些抢眼。小卖部里有两个老式的玻璃柜台，里面放着一些香烟和小食品，靠墙的一侧有一排货架，架子上面有镰刀、锄头、铁锹头等各种各样的小农具，也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日用杂项，其间还摆放着几瓶贴着花花绿绿标签的瓶装酒。柜台的上面放着两三个带玻璃盖子的罐子，这是一种在今天的城市里已经难以见到了的专门用来放糖果的器皿，里面有一些不带包装的廉价糖果。这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卖部，居然成了董岙村民们聚集的中心，他们在这里交换着能够了解的关于村里或者关于外部世界的全部信息，在这里他们可以享受一种群体的快慰和幸福。也许这里的村民永远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被称作“超市”或者“购物中心”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影响村里的小卖部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在中国所有的偏远地区，在那些被称作“经济欠发达”的乡村，有无数个这样的小卖部，由于经营者资金的限制，更是因为当地的“消费者”所谓“消费能力”的限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陈设，匮乏的不能再匮乏的商品，支撑着最基层的消费者的起码需求。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村民们聚集在小卖部周围的乐趣，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在这里购买任何物品，他们似乎希望在小卖部那里得到一种交流的机会，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机会，一个获得外部消息的机会，一个显示自我存在的机会。

人是一种群体动物，这包含着不同性别的人，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甚至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人，都会按照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简单原则划分或者聚集在一起。当小卖部前面的人群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可以立即判断出我们不属于他们那一个群体，我们即便是想尽办法去接近去融合，但是“人以群分”的简单原则，仍然象一个无形的墙，将我们和村民分隔成彼此不同的两类人。于是小卖部外面的村民，努力的打量着一群无论是穿着、举止、语言甚至神情和他们全然不同的人。突然间仿佛一种神秘的力量，使这群刚才还在小卖部前面自在并且自得的人一下子失去了信心，我听见他们尽量压低声音，彼此私语，隐约中听到其中一个人用稍微大一点的声音说了一声：“喊村长去”。“对，快喊村长去，喊他到小卖部来”。我和我的同行者呆呆的站在小卖部周围，尽可能的接受着一双双眼睛的审视。我丝毫没有想到，在当今的中国城市的经济和农村的经济，城市的文化与农村的文化，居然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我看见在村民的眼神中，我们这一群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一群肩扛着摄像机，手拿着.照相机和录音器材的陌生人，就如同从地里冒出来的异类。

很快有几个人从村子里迎了出来，看上去其中有几位象是村干部的模样，根据我的经验，农村的干部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个是会笑，但却是一种并非发自内心的复杂表情，通常透着一点狡狯与迎合，来者果然满脸堆满着这样的笑容；第二个是会看，眼睛既善于仰视又善于俯视，所以眼珠就显得很灵活。对于乡上、县上乃至于更上、更更上边来的官员或者官员的随从，他们的眼睛肯定是仰视的，那种眼神带着谦卑和温顺，让乡上、县上乃至更上、更更上边来的人感到很舒服，并且会从这样的目光中得到不少满足。对于本村的村民或者是外村流窜而来的小商小贩，他们的眼睛肯定是俯视，让被俯视者在威严中变得驯服。这次我看到的是一些充满仰视的眼神，所以我猜想一定是村干部们来了。第三个特点便是会说，起码会说一种夹杂着乡土之音的普通话，这种语言在当地被称作“官话”，村干部们老远便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连声说着“欢迎欢迎，欢迎光临，欢迎指导。”

为首的一位看上去四十多岁，人长得高高大大，穿戴得整整齐齐。很有礼貌的对我们说：“欢迎上级来我们这个小村……”，也许他实在搞不清楚我们这一哨人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所以他把原来准备好的类似“视察”、“参观”、“指导”之类的语言缩了回去。在他的眼里，我们这一群老老少少，看上去半官半民，手里的家伙奇奇怪怪。我想在他的语言中，大概没有类似“寻法下乡”、“田野调查”一类的词汇。

——《被冷落的真实》  之《发现董岙》节选

（上承两份金岙村中之调解书）调解书要“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村留一份”，其中有一个还要报送乡里的派出所。说明了这份调解协议不但是由村委会组织的，而且还要在村庄中记录在案，以防止调解人反悔。调解书上接受调解的当事人除了签名以外还要求按指印，以表示亲自认同，这是中国传统契约文书中的一种认证形式，村民也将此称作“签字画押”。这是一种固定化了的程序，这个程序表示了当事人对调解过程中的“认证”，同时也带有一种信证色彩。因此纠纷双方都必须遵照执行，他们在调解书上按过手印，是一种“双方永不反悔，今后必须和好”的担保。在调解书中村中的组织者和代笔人以及中证人都无需按手印，因为不需要这些人的亲自认同，这些人的参加只是使调解书更能够具有普遍的公信力。即便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我们也不能想象那里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村官与村民，老人与青年，长辈与晚辈，男人与女人，壮者与弱者等等，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他们可以划分成同一经济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村庄中所有的人绝对平等。但是在他们进行调解的时候，又需要将接受调解的双方暂时地局部地架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下，于是在调解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证人的参加。这些中证人就像一个支点，将原来并不完全平等的当事人，架构在一个暂时的平等环境中。这些中证人的身份可能是当事人的亲属，或者是由村里指派的或者是由当事人自行挑选的，无论如何这些人都应当具有一定的资信度。

村庄中的秩序需要村庄里的所有成员共同维系，村民之间的纠纷调解过程中并没有援引当代的各种法律法规，也没有对责任的划分寻找更多的理由，而是沿用了传统的民事调解的方法。显然在那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则，在潜意识的状态下支配着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规则是一种习惯，其本身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和独特的程序。从表面看来这种调解并不合于今日的法律程序，但却能够为村民所接受，并且可以具有良好的执行效果。这种现象并非为金岙村所独有，而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一种普遍存在，只是我们的法学家更乐于接受西方人为我们安排的模式，更愿意用马克斯·韦伯所设定的思维定势去进行思考，忽略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着的那些源于本土的素材，更冷落了生养我们的先民。

除了纠纷调解之外，村委会的调解功能还涉及到村民中相邻关系或者财产权利的界定。由于居住在同一村庄中村民很多为同宗的近支，需要进行调解或者协商的当事人可能是叔侄，甚至是兄弟。如果将这些民事行为的调处，都交给人民法院依照今日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那么不仅会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法律成本，同时其结果也难以得到执行。而村庄中根据村民中历史形成的经验和习惯，在村庄中具有公权力村委会的组织下所进行的调解，不但没有直接沿用今日的民事法律规范，甚至无需说明调解的理由，却能够直接产生调解的结果。说明在那样的环境下，存在着一种为村民们所熟知，而又为我们的法学家们所忽略的规则。

——《被冷落的真实》  之《金岙之门》节选

我看了看周围的山，山上长满了层层的绿树和片片的竹林，在绿树和竹林之间，可以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斑斑驳驳。蜿蜒的小路将散落着的农田串在一起，沿着山坡向山顶走去。

据说古代的时候，“刑”字最初是由一个“刀”字和一个“井”字组成的，“刀”字表示一种强力，“井”就是每天赖以生存的井水，“井”就是家，“刑”就是强迫一个人离开他的家，用暴力迫使人去离乡背井。当一个人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面前将会迎来什么，但是他的背后一定是一口井，那是他的家，他不得不背对着井而渐行渐远。

一个封闭状态下的农业社会，人是不能够离开土地的，人离开了土地就成了流民，土地离开了人，就成了荒田。于是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将人和土地捆绑在一起。但是在现代社会，人和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加，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随着交通手段的改进，无法避免人和土地之间发生的离心现象。当离开土地的农民，背对着他身后的井，他只能走向城市，并力争在那些他们并不熟悉的地方寻找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而我们今天的城市，好像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我们的法律也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当一批又一批离开土地的农民走进城市的时候，我们的管理者却好像看到了商机，甚至将农民们的来来往往，看成生财的机会。

我们的先民是何等的看重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啊，为此吴道朋走了七十里路到县里去备案，去设法讨回因为火灾而失去的土地契约。吴道朋的子孙们在重新获得了土地证书的时候，他们热血沸腾，用美酒去告慰他们的先辈。当那些庄稼人又能够重新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的时候，他们居然能够再盖起一座土地庙，在里面祭祀的其实并不是简单的神像，而是农民们对于土地的崇拜。然而，又有数不清的人，选择了离开这块生养了他们，又埋葬了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的后背对着的是故乡的井水，他们的前面是冷酷的城市。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法律应该承认并且面对今日中国的这一现象。我们欠了那些养育过我们的农民很多。

——《被冷落的真实》  之《百年遗愿》节选

我们忙着收集和抄录标本的时候，大樟殿里已经陆续来了不少村民，他们三三两两凑在殿里的桌子上打牌下棋自得其乐，也有少数人围在我们周围看稀罕。我问一位长者“大樟殿”的由来，他津津乐道地对我说：“唐朝年间，这里长了一棵樟树，活了一千多年，后来成了仙，那时候还有外面的人来朝拜，树上挂了不少用丝绸作的帐子，有不少人来这儿求哩，灵验得很。”

“后来呢！怎么看不见那棵大樟树了呢？”

“死了，前几十年才死的，活着的时候有好几抱粗。”说着，他还用双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下，以显示当年那棵古樟树有多么的粗壮。

为了证明他的话，他还带我到庙里转了一圈，庙只有一进，门廊旁正在建设一个戏台，看起来这个大樟殿也是多功能性的，这一带流行绍兴戏和越剧，逢年过节或者遇有谁家办大事的时候，剧团便下来演出。戏台的对面有一排主殿，殿中祭祀的神像很是古怪，中间主祀是大樟树的牌位，两侧是释迦牟尼和八仙，让佛祖、菩萨和吕洞宾他们站在一起，是要靠超凡的想像力才可以实现的。研究宗教史的人可以从释、道、儒三教合一的角度作出不少极有说服力的文章，但是在村民的眼中，大家都是神仙，多多亦善，更何况本来进到庙里的未必都是信众，目的更有不同，有求子的，有求财产的，有求因缘的，有求富贵的，各路神明的职责也不尽相同，大家各取所需，彼此相安无事。

带领我参观的长者好像从我的脸上看出了蹊跷，笑着对我说：“现在就让搞一个庙啦，大家凑的钱，共同建的。”原来这个庙是村民们积资建设的，而且只让建一个庙，只好把各路神仙都请进来，谁也不得罪，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大樟树是一棵美丽的大树，在那棵大树的树荫下，曾经有岭根村的多少兴衰往事，也有这里的村民们数不清的快乐和辛酸，于是他们让大樟树变成了神，给这棵大树建了一座庙，让各路神仙来陪祀，这或多或少有些浪漫，在浪漫中又夹杂着村民们无限的寄托。

前两天就听说如今山区里大一点的村庄都有村民集资新建的各式庙宇，一般规模都较小，而且内容也比较杂乱，据说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各地村民大部分是以建设“文化活动站”的名义进行申报，而且当前村庄中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的现象比较普遍，村庄中经常是由老人和妇女、儿童留守，因此解决这部分人的文化生活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各村均设有老年活动站，提供一个专门给村中老年人活动的场所，有些村庄选在废弃的村办学校，有些选在原来的村委会的其他空闲房屋，有些则利用庙宇建筑加以改造。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乡间，甚至一些中小城市，宗教信仰仍然是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不仅是在老年人中，甚至中、青年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面对生存竞争日见激烈的现实，需要借助神明的力量来进行自我解脱。一些偏远的地区，自然条件的局限使当地人们的经济生活难以很快提高。一些靠手工业加工或者通过小商品流通使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当地文化教育没有得到同步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度的普遍增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的加剧，都可能使一部分人重新回到原来已经放弃的迷信思想中，并靠此来解释他们所遇到的种种不公正与不公平。“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理智告诉他们科学所无能为力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亦只在这个领域内，他们疑心有另一种在那里支配着的力量。”[1]

——《被冷落的真实》  之《百年遗愿》节选

董岙及周围的村庄最独特的建筑当属这里的厕所，当地人称为“茅舍”。据村中的人说，原来每个大队只有一个单独的“茅舍”，以便对粪便进行集中管理，现在几乎每户都有自己的“茅舍”。由于这里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因此没有必要划分这些厕所是公用厕所还是私用厕所，甚至于进入厕所的人的性别划分也已经不再重要。这里的厕所一般在3－10平方米之间，有的是单独一个大便坑，有的是几个大便坑横向联在一起，我们见到一个厕所中最多的有六个大便坑呈“一”字形排列，便坑距厕所地面高约40－50厘米，便坑上安装有木质的便台，少数带有扶手，部分便台上边设有盖子。所有的厕所仅有房屋和三面的围护墙，一律不设门窗，而且进入厕所后坐在便台上面朝外，也不进行任何围护遮挡。由于很多这种厕所设置在村中房舍周围或者小路边上，而且厕所的正面向外，路经这里的人可以一眼观察到厕所中的全部情况。我们在调查时经常发现有妇女正在厕所中方便，见到我们路过时妇女端坐在厕所的便台上，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甚至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据村中的村民说，他们非常看重厕所里的粪便，这是村中主要的肥料来源。据说一个厕所可以有几个人不分性别同时使用，但我们在调查中尚未发现有男女同时共用一个厕所的现象。我们调查组的成员中女生不敢在白天使用这样的厕所，她们只是互相笑，互相推诿，我真不知道她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的。男士们也不敢轻易走进这样的厕所，因为这样的厕所太开放了，开放地令人难以接受。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历来以豪爽著称的蒋浩先生，勉强坐在厕所里比划了一下，为我们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未等照完，他便跑了出来，嘴里还忙不迭喊着：“不成，不成，实在是不成。”董岙三面环山，一面向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这里没有陌生人，因此不需要由于陌生人的出现而产生的回避，大约正是如此才让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厕所。

——《被冷落的真实》  之《重访董岙》节选

船开了，村长和乡亲们的身影很快被水库上的雾气笼罩的无影无踪，我拿出村长送给我们的杨梅，吃了一粒，甜甜的味道中居然有一种淡淡的酸，我又挑选了几枚，那种酸酸的感觉依旧萦绕心头。我把手中的杨梅一粒一粒地抛到湖水里去，一粒一粒地，慢慢地抛，就像每一粒杨梅都带着他们所遇到的所有不平，杨梅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轻轻地钻进了湖底，我希望他们所遭遇的不平也随着杨梅的消失而无影无踪。

在船上我们和黄筱斌依依不舍，这个热情豪爽的近乎于北方汉子一样的壮汉，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据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象我们这样认真的人，冒着闷热的天气，钻到大山里来，拜访老人，寻找各种资料，他祝愿我们成功。两次来黄岩，我们不但和黄筱斌结下了友谊，也和陈村长以及董岙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内心还在记挂着林因福老人，那位最后的代书人，从他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信任，一种在今日的社会中久违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生而具有的信任。几乎所有我们遇到的所有人，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在他们的眼中人和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象我们索要一点报酬，更没有人向我们提出应当办理什么“暂住证明”之类的东西，我从这些人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超脱，一种超越了他们所生存的物质条件的超脱。

在没有来过黄岩之前，我的心里到处都是净土，我满怀希望地愿意跟在那些法学家们的后面，以为从遥远的西方引进的各种现代化的法律，足以让普天下的人民都享受到法给他们的雨露和滋润。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我们在课堂过所学过的一切，我相信所有被成为道理的道理，但是两次的黄岩调查却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周围的一切，不得不对已经成为定理的所有公式产生了怀疑。

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但是我的父亲曾经是农民的儿子，我的母亲也曾经是农民的女儿，后来他们生养了我，我却从来不曾想到过去回报生养过我们的祖先。当我有一次从这些善良的农民身边，带走了我所需要的契约文书和资料的时候，我又能给他们一些什么呢？

船头传来一阵刺耳的汽笛声，我看见岸边有司法局的几位领导在向我们挥手，我们就要登岸了。我不由地再次转过身来想看看那些大山，看看那些大山深处的乡亲们。但是我身后只有烟雾一样的水汽，荡漾在水库的水面上。

——《被冷落的真实》  之《告别黄岩》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