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者”眼中的乡村故事与乡土经验——读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2006-01-19 22:03:14 作者：刘义强 来源：学术批评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吴毅先生的新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是一本让人充满阅读期待的书。从书中走出来，故事和历史的张力始终牵曳着现实的思考，反观当前学界之研究现状，如梗在喉，欲一吐为快。
该书以一个微型村庄社会在中国二十世纪风雨激荡中的权威与秩序变迁作为基本视点，透视了小地方眼中的大社会的百年变迁，贯穿其中的理论维度被作者概括为“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的地方性知识”。当然，萦绕二十世纪的革命话语与实践是勾连诸种变迁的基本背景。在这里，我们发现被隐没和边缘化的村庄日常生活走进大历史的宏大话题中，获得了它自主而又鲜活的生命力。按照作者的自我定位，这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或者说实践。
“理解者”是我对作者在这个村庄文本中讲述乡村故事和解读乡土经验时所扮演的角色的判断，而作者也曾在文中强调，“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农民的所思所想奉为经典和真理，并去思考他们为何会这样地看问题，而不是那样地看问题”，“以主位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事物，即以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作为调查者所思所想的基础，尝试着去理解农民的立场，尝试着去理解在同一件事情上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所可能持有的不同观点和想法。”“通过对个案的挖掘和感悟，去理解现阶段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形貌。”“通过这一研究，我在为20世纪中国农村村治历程的图像提供一个微型案例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这一历程本身的理解。”
我是一个读书不太认真的人，但是在阅读的当下总是感到这个“理解者”的角色设定似乎具有一种隐喻性，城市知识分子/普通农民、城市/农村、大理论/小叙事、西方/东方、中心/边缘……，“理解”或许是躲避前者的强势及其对后者的遮蔽的一个可行的理路。至少，理解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前者对后者的不理解、甚至可能曲解的事实，进而寻求进入后者的日常生活形态中，探寻一种与后者妥协的认识逻辑和生活逻辑，展现不同的社会世界图景，从而编织一幅可以或可能与后者共享的社会生活事件的意义网络。诚然，“理解者”这种姿态本身并不必然带来这些，它需要在理解的实践中努力把握和无限接近。吴毅先生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么一种理解的实践，一种“神入”的策略，即通过对村庄和农民经历与情感的重新体验来为无声的乡村社会的自身逻辑进行合理性表达。
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在村庄发源的追问中，在村庄精英的成长和行动故事中，在革命后的权威和秩序的翻转（其实把英文revolution的原意翻转来描述这一时期的变动要比革命更形象、更直观）中，在革命和后革命场景下村庄的不同际遇中，在村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的曲折交汇与纠结中，作者坚持“乡村主位、农民主位”的理解立场，让乡村社会自身的历史和话语从陈迹中显现出来，既挑战了既有的、至上而下的解释逻辑的合法性和自洽性，又和缓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生活经验和认识逻辑的紧张。理解，我是在韦伯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或许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和感同身受的体验过程，是一个一方试图进入另一方生活世界的寻求精神相遇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对于双村百年变迁的体验和感悟，其结果绝非寻找一个真实的村庄故事，而是寻找村庄内外知识的相遇。
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送给我们的最大礼物是我们被抽离出了脚下的土地，这既给了我们超越当下实践的可能性，也屏蔽了我们对中国经验的“中国化”认识。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宿命，无可抵挡。但是，如果我们不但对这些“抽离化机制”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敏感，反而恣意舞蹈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经验和事实的裁切与搓揉，历史留给我们的下一个宿命只怕会更加凄惨。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涌动着一波又一波“中心”对“边缘”的论说，与其说是发现“边缘”，不如说是将活生生的边缘故事不停地变换着方式屏蔽在繁复而又简要的宏大话语之幕中。吴先生的探索是十分值得思考的，走进农民的日常生活，听懂农民的生活逻辑，理解一个微型村落百年间变迁的权威与秩序形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底气应对强势话语权力，为中国乡土经验和可能的新话语构建探索一个可以安放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理解者”眼中，一些宏大话语，诸如“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与社会”，还有我们僵硬的二十世纪现代化的历史陈述，都不小心露出了尾巴。
我所要论说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故事”。诚如作者所言，“讲故事”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方兴未艾的一个时尚。以我的理解，“讲故事”这种一度被排除在规范的现代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之外的表达方式，之所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社会人类学逐渐侵入其他学科，并非“故事”本身如何生动有趣，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在规范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叙事之中发现不了中国社会经验的切实表达路径。来自西方的概念话语来到中国后，面对一个完全异质的历史记忆和社会时空，在提供了大量新颖有力的解释路径的同时，也不断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无力感。理论与生活之间的张力随着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要求愈益提高而凸现出来，当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自身的逐渐成熟也加速了寻求“中国化”表达方式的理论企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种要求没有或者说是难以完全地被从西方社会经验中孕育的现代规范社会科学话语和言路来承担。“讲故事”用一种对中国社会经验的更加切近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力图“闪避”西方强势理论话语的遮蔽，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展现出更大的空间。在吴毅先生为我们讲述的村庄故事里，不仅复杂化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单薄而简化的认识，而且精细化了对中国乡村故事的理解，纠正了我们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所谓“历史知识”。
沉浸在作者流畅而细致的双村故事中，二十世纪开初乡村社会的权威变迁、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村庄在革命后权力秩序的重建、村庄地方性知识在挟革命而来的国家权力和现代性渗透中的处境与反噬、被改革超越后从高度政治化向无政治状态的回归、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村庄的深刻变迁等，凡此种种，既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又在我们的印象之外。如二十世纪30、40年代村庄社会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权威建构的双重整体衰落，绝非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的二元分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替代可以解释，而是两种经纪体制被不断解构的结果；再如50年代初革命后政权对双村的改造中，乡村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对接技术绝非单单国家统合社会所能形容；50－70年代的生产关系变革远不如国家权力对村庄经济与社会的重组对小农社会历史逻辑的变化影响深远，而现在被全面否弃的人民公社时期却是各种现代性要素大规模进入乡村社会的时期，其后的“乡政村治”却使得现代性要素进入乡村遭遇严峻挑战；又如怎样理解改革时期“土地下户”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将前30年的制度形态化为无形，如何从30年的激进改造到回归乡村社会的历史常态来理解国家权力和现代性在改造乡村社会时的限度；改革之后从村庄场域村民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国家、现代性和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互动格局转换与重构，所有这些我们以为早已解决的认识问题，却都重新被作者的故事勾连出不同的认知画面。这是一个小故事挑战大理论的激动人心的过程，一个在故事中而又不得不远离故事本身的言路历程。
近年来，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一些学者，包括本书作者在内，开始主张“中国主位”的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从农村研究农村”，“农村主位”，其思想核心在于建构一套非西方理论关照的中国乡土经验，进而寻求对这一经验的妥贴化理论表达。其中，前者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理念人”的知识分子，走出，至少是暂时搁置已有理论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强势话语对中国社会事实和经验的“看待、分析和评价”，走向乡土经验的再认识，不仅是一个艰难的转型，也是一种痛苦的实践，它意味着我们在要对切割社会的工具本身高度警惕的情况下，使用全新的切割方式。这种思路同逐渐兴起的学术资源本土化的思潮相互连通，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斯书中，吴先生为自己的主张实践了一回，他倾注心血从大理论中解救出来的乡土经验值得研究者认真思量。在对村庄权威人物兴替的叙述中，在对村庄中的国家权力行使限度的理解中，在对村庄仲裁和调节的记录中，在对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消解、隐伏和复兴的追述中，在对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村庄反映的观照中，等等等等，作者依自己的思路勾勒了一幅贴近乡村、贴近农民的村庄日常生活图景。这幅图景使作者意识到，我们对于乡村社会自身的日常形态，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的潜在逻辑，对于国家、市场、现代性这些外来力量之于乡村社会的影响的认识是过于粗糙了，过于“规范”了。这可能正是理论失语的本质所在。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有大量的研究瞩目于乡村社会的一些焦点性事件，在缺乏足够的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和理解的情况下，恣意利用远离村庄实践的大理论图解破碎的所谓经验事实，得出结论和论断。撇开这些结论与论断的正误不讲，单是缺乏对乡村和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使用破碎的经验事实和即时性的戏剧化场景来试图解释一般事件这一点，就已经注定了它们的短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衡量，我非常同意徐勇教授在本书序言中对该书的评断：本书和不久前出版的于建荣博士的《岳村政治》一书构成二十世纪末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双子星座。
熟读该书，受益良多，也有一些疑问，想与作者和其他读者商榷。作者在书中引之为理论三维之一的“现代性”似乎缺乏清晰的界定，或者说在行文中总是让人出于半理解状态。作者对“现代性”的界定是“既指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物质和知识要素对村庄的渗入与改造，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新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权力。”行文中，作者一方面对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特征没有辨别，另一方面对现代性在不同时期和社会时空中的不同面向缺乏析判，所以似有一种惟一性的“现代性”的意象。笔者比较倾向于刘小枫先生对于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所侧重的是一个社会中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态和形态的与工业社会之前的传统断裂式变化这样一个题域，而且，在古典社会理论大师们，如涂尔干、西美尔、韦伯、特洛而奇、腾尼斯等那里，现代性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杆格，绝非一个自成体系的惟一。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学界论说纷纭，如果不对其展开必要阐释和厘定，这个概念的解释力会有所折扣，此其一。其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对该书的评论中，有评者认为作者过于投入地钻进对细枝末节情境的表述中，失去了社会科学寻求一般解释的内在意含；与之相反，另一些人则嫌故事讲的仍不到位，没有更好的做到在细致的故事讲述和事实的“拼接”中凸现理论的踪影。见仁见智，我不做断语，但作者在行文中似乎始终处于大理论图解事实和故事中见理论的紧张中，不时的偏移叙述方位，这既构成阅读的张力，也多少不太与作者的为文企图完全一致。显然，社会科学之为社会科学而不是小说，其意必在求一般，而“讲故事”既为作者提供了打开新认识的一个口子，也挑战了作者驾驭特定故事逻辑走向与一般理论相遇时的心力。在此，作者的尝试充满艰辛，疏漏也多出现在对这种“相遇”的度的把握上。这可谓是挑刺了，不能算作批评。
最后，将一个总体的读书印象作为斯文之结：一个暂时悬置西方社会科学大理论的“理解者”在小心地“闪避”大理论框架对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误读中，展示乡土经验的另一些不同面向。再加上一句，大理论仍然构成研究的论题选择和出发点。从对大理论的刻意“逃避”到根本意义上的某种回归，或许，“本土化”的工作和与世界对话真是一体两面。
(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该书以一个微型村庄社会在中国二十世纪风雨激荡中的权威与秩序变迁作为基本视点，透视了小地方眼中的大社会的百年变迁，贯穿其中的理论维度被作者概括为“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的地方性知识”。当然，萦绕二十世纪的革命话语与实践是勾连诸种变迁的基本背景。在这里，我们发现被隐没和边缘化的村庄日常生活走进大历史的宏大话题中，获得了它自主而又鲜活的生命力。按照作者的自我定位，这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或者说实践。
“理解者”是我对作者在这个村庄文本中讲述乡村故事和解读乡土经验时所扮演的角色的判断，而作者也曾在文中强调，“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农民的所思所想奉为经典和真理，并去思考他们为何会这样地看问题，而不是那样地看问题”，“以主位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事物，即以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作为调查者所思所想的基础，尝试着去理解农民的立场，尝试着去理解在同一件事情上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所可能持有的不同观点和想法。”“通过对个案的挖掘和感悟，去理解现阶段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形貌。”“通过这一研究，我在为20世纪中国农村村治历程的图像提供一个微型案例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这一历程本身的理解。”
我是一个读书不太认真的人，但是在阅读的当下总是感到这个“理解者”的角色设定似乎具有一种隐喻性，城市知识分子/普通农民、城市/农村、大理论/小叙事、西方/东方、中心/边缘……，“理解”或许是躲避前者的强势及其对后者的遮蔽的一个可行的理路。至少，理解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前者对后者的不理解、甚至可能曲解的事实，进而寻求进入后者的日常生活形态中，探寻一种与后者妥协的认识逻辑和生活逻辑，展现不同的社会世界图景，从而编织一幅可以或可能与后者共享的社会生活事件的意义网络。诚然，“理解者”这种姿态本身并不必然带来这些，它需要在理解的实践中努力把握和无限接近。吴毅先生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么一种理解的实践，一种“神入”的策略，即通过对村庄和农民经历与情感的重新体验来为无声的乡村社会的自身逻辑进行合理性表达。
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在村庄发源的追问中，在村庄精英的成长和行动故事中，在革命后的权威和秩序的翻转（其实把英文revolution的原意翻转来描述这一时期的变动要比革命更形象、更直观）中，在革命和后革命场景下村庄的不同际遇中，在村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的曲折交汇与纠结中，作者坚持“乡村主位、农民主位”的理解立场，让乡村社会自身的历史和话语从陈迹中显现出来，既挑战了既有的、至上而下的解释逻辑的合法性和自洽性，又和缓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生活经验和认识逻辑的紧张。理解，我是在韦伯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或许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和感同身受的体验过程，是一个一方试图进入另一方生活世界的寻求精神相遇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对于双村百年变迁的体验和感悟，其结果绝非寻找一个真实的村庄故事，而是寻找村庄内外知识的相遇。
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送给我们的最大礼物是我们被抽离出了脚下的土地，这既给了我们超越当下实践的可能性，也屏蔽了我们对中国经验的“中国化”认识。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宿命，无可抵挡。但是，如果我们不但对这些“抽离化机制”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敏感，反而恣意舞蹈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经验和事实的裁切与搓揉，历史留给我们的下一个宿命只怕会更加凄惨。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涌动着一波又一波“中心”对“边缘”的论说，与其说是发现“边缘”，不如说是将活生生的边缘故事不停地变换着方式屏蔽在繁复而又简要的宏大话语之幕中。吴先生的探索是十分值得思考的，走进农民的日常生活，听懂农民的生活逻辑，理解一个微型村落百年间变迁的权威与秩序形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底气应对强势话语权力，为中国乡土经验和可能的新话语构建探索一个可以安放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理解者”眼中，一些宏大话语，诸如“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与社会”，还有我们僵硬的二十世纪现代化的历史陈述，都不小心露出了尾巴。
我所要论说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故事”。诚如作者所言，“讲故事”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方兴未艾的一个时尚。以我的理解，“讲故事”这种一度被排除在规范的现代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之外的表达方式，之所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社会人类学逐渐侵入其他学科，并非“故事”本身如何生动有趣，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在规范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叙事之中发现不了中国社会经验的切实表达路径。来自西方的概念话语来到中国后，面对一个完全异质的历史记忆和社会时空，在提供了大量新颖有力的解释路径的同时，也不断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无力感。理论与生活之间的张力随着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要求愈益提高而凸现出来，当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自身的逐渐成熟也加速了寻求“中国化”表达方式的理论企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种要求没有或者说是难以完全地被从西方社会经验中孕育的现代规范社会科学话语和言路来承担。“讲故事”用一种对中国社会经验的更加切近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力图“闪避”西方强势理论话语的遮蔽，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展现出更大的空间。在吴毅先生为我们讲述的村庄故事里，不仅复杂化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单薄而简化的认识，而且精细化了对中国乡村故事的理解，纠正了我们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所谓“历史知识”。
沉浸在作者流畅而细致的双村故事中，二十世纪开初乡村社会的权威变迁、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村庄在革命后权力秩序的重建、村庄地方性知识在挟革命而来的国家权力和现代性渗透中的处境与反噬、被改革超越后从高度政治化向无政治状态的回归、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村庄的深刻变迁等，凡此种种，既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又在我们的印象之外。如二十世纪30、40年代村庄社会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权威建构的双重整体衰落，绝非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的二元分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替代可以解释，而是两种经纪体制被不断解构的结果；再如50年代初革命后政权对双村的改造中，乡村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对接技术绝非单单国家统合社会所能形容；50－70年代的生产关系变革远不如国家权力对村庄经济与社会的重组对小农社会历史逻辑的变化影响深远，而现在被全面否弃的人民公社时期却是各种现代性要素大规模进入乡村社会的时期，其后的“乡政村治”却使得现代性要素进入乡村遭遇严峻挑战；又如怎样理解改革时期“土地下户”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将前30年的制度形态化为无形，如何从30年的激进改造到回归乡村社会的历史常态来理解国家权力和现代性在改造乡村社会时的限度；改革之后从村庄场域村民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国家、现代性和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互动格局转换与重构，所有这些我们以为早已解决的认识问题，却都重新被作者的故事勾连出不同的认知画面。这是一个小故事挑战大理论的激动人心的过程，一个在故事中而又不得不远离故事本身的言路历程。
近年来，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一些学者，包括本书作者在内，开始主张“中国主位”的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从农村研究农村”，“农村主位”，其思想核心在于建构一套非西方理论关照的中国乡土经验，进而寻求对这一经验的妥贴化理论表达。其中，前者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理念人”的知识分子，走出，至少是暂时搁置已有理论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强势话语对中国社会事实和经验的“看待、分析和评价”，走向乡土经验的再认识，不仅是一个艰难的转型，也是一种痛苦的实践，它意味着我们在要对切割社会的工具本身高度警惕的情况下，使用全新的切割方式。这种思路同逐渐兴起的学术资源本土化的思潮相互连通，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斯书中，吴先生为自己的主张实践了一回，他倾注心血从大理论中解救出来的乡土经验值得研究者认真思量。在对村庄权威人物兴替的叙述中，在对村庄中的国家权力行使限度的理解中，在对村庄仲裁和调节的记录中，在对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消解、隐伏和复兴的追述中，在对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村庄反映的观照中，等等等等，作者依自己的思路勾勒了一幅贴近乡村、贴近农民的村庄日常生活图景。这幅图景使作者意识到，我们对于乡村社会自身的日常形态，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的潜在逻辑，对于国家、市场、现代性这些外来力量之于乡村社会的影响的认识是过于粗糙了，过于“规范”了。这可能正是理论失语的本质所在。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有大量的研究瞩目于乡村社会的一些焦点性事件，在缺乏足够的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和理解的情况下，恣意利用远离村庄实践的大理论图解破碎的所谓经验事实，得出结论和论断。撇开这些结论与论断的正误不讲，单是缺乏对乡村和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使用破碎的经验事实和即时性的戏剧化场景来试图解释一般事件这一点，就已经注定了它们的短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衡量，我非常同意徐勇教授在本书序言中对该书的评断：本书和不久前出版的于建荣博士的《岳村政治》一书构成二十世纪末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双子星座。
熟读该书，受益良多，也有一些疑问，想与作者和其他读者商榷。作者在书中引之为理论三维之一的“现代性”似乎缺乏清晰的界定，或者说在行文中总是让人出于半理解状态。作者对“现代性”的界定是“既指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物质和知识要素对村庄的渗入与改造，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新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权力。”行文中，作者一方面对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特征没有辨别，另一方面对现代性在不同时期和社会时空中的不同面向缺乏析判，所以似有一种惟一性的“现代性”的意象。笔者比较倾向于刘小枫先生对于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所侧重的是一个社会中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态和形态的与工业社会之前的传统断裂式变化这样一个题域，而且，在古典社会理论大师们，如涂尔干、西美尔、韦伯、特洛而奇、腾尼斯等那里，现代性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杆格，绝非一个自成体系的惟一。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学界论说纷纭，如果不对其展开必要阐释和厘定，这个概念的解释力会有所折扣，此其一。其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对该书的评论中，有评者认为作者过于投入地钻进对细枝末节情境的表述中，失去了社会科学寻求一般解释的内在意含；与之相反，另一些人则嫌故事讲的仍不到位，没有更好的做到在细致的故事讲述和事实的“拼接”中凸现理论的踪影。见仁见智，我不做断语，但作者在行文中似乎始终处于大理论图解事实和故事中见理论的紧张中，不时的偏移叙述方位，这既构成阅读的张力，也多少不太与作者的为文企图完全一致。显然，社会科学之为社会科学而不是小说，其意必在求一般，而“讲故事”既为作者提供了打开新认识的一个口子，也挑战了作者驾驭特定故事逻辑走向与一般理论相遇时的心力。在此，作者的尝试充满艰辛，疏漏也多出现在对这种“相遇”的度的把握上。这可谓是挑刺了，不能算作批评。
最后，将一个总体的读书印象作为斯文之结：一个暂时悬置西方社会科学大理论的“理解者”在小心地“闪避”大理论框架对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误读中，展示乡土经验的另一些不同面向。再加上一句，大理论仍然构成研究的论题选择和出发点。从对大理论的刻意“逃避”到根本意义上的某种回归，或许，“本土化”的工作和与世界对话真是一体两面。
(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民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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