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司法远离“灾难”

2005年12月1日，持续了5年之久的“乌特鲁性虐儿童案”审理终结。该案以6名上诉人全获无罪释放，使法国司法界、政府乃至国家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并引发了法国司法史上的一场大地震。法国各大媒体将“乌特鲁”事件称为“司法灾难”，人们宣称没有司法保障，官员深恐人民对司法失去信心。

2000年12月5日，法国北部距首都巴黎250公里海滨布咯涅的社会服务部门通知检察官：乌特鲁镇（OUTREAU）居民德赖夫妇的3个小孩有可能受到父母的性侵犯。两周后，幼儿园阿姨又报称德赖家小孩指名道姓地说还有6个邻居也参与“干那事”。2001年1月，海滨布咯涅警察署着手调查该案，开始确定德赖夫妇周围人的身份，这时德赖家的孩子又说还有其他儿童受害。同年2月，德赖夫妇被捕，警察从德赖家里搜出录像带计恐怖片61盘、淫秽片168盘及淫秽物品。同年3月6日，警方又拘留了德赖的邻居格莱浓和她的男友代尔扑朗克和道斯克3人。格莱浓招认同男友及道斯克晚上经常在德赖家谈性事，但道斯克始终否认。同一天，警察把20多名儿童带到警察局问话。从这时起一直到2004年5月一审开庭，在预审法官法布里斯·博高德（BURGAUD）主持下，总共传讯了70位成年人。最后，18人被控聚奸、狎猥和毒害儿童，其中4人在地方法院一审获罪，分别被判四年、六年、十五年及二十年有期徒刑。其余14人中，1人于在押候审期间自杀身亡，7人一审无罪释放，6人一审被判有罪，分别被判十八个月缓刑至判有期徒刑七年不等（上诉后改判无罪）。13名无辜者除1人因怀孕得保外候审外，其余都先后被临时拘留达两个半月至三年多。这起冤狱导致他们中有的家庭破裂、经济破产。案中执达吏和他的妻子被拘留后，其母不思茶饭、拒绝说话，两个月后死去；其他人被拘留后，孩子都被安排寄养。

2005年12月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给本案中13名司法受害者的致歉函中，以其惯有的独特个人风格在信中写道：“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司法灾难，作为司法保障人，我坚持以司法的名义向你们表示遗憾和抱歉。”12月6日，国家总理德维尔潘与司法部长克莱芒在总理府接见了由律师陪同的上述13位受害者，并许诺国家将给予他们赔偿。德维尔潘说：“你们经历的悲剧将作为一个例子甚至一个无以言状的过错在司法界里永远留下痕迹。”后来他又发表讲话说：“对这场司法混乱和这一悲剧，我也要以国家及政府的名誉承认已造成的过错。”12月7日，国会宣布全体议员一致通过成立由30名议员组成“国会调查委员会”，以调查该案中存在的“司法操作不良”。其实，早在2005年12月1日，该案宣判后仅1小时，司法部长克莱芒就发表声明，向无罪释放者及其家属表示抱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抱歉，而是我所代表的司法界的抱歉。”克莱芒公布，应总统要求，同时得到总理的协调，已开始全面调查有关司法部门办案程序情况的真相。在11月30日庭审结束时，身为国家最高级法官之一的巴黎总检察长博特就当庭向受害者表示遗憾，并发表讲话说：“这场灾难并非日常的司法，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类事情重演。”总统、总理、司法部长、巴黎总检察长对一个案件同时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在法国是史无前例的。

人们再次动情地呼唤：找回正义，远离“灾难”。

随着媒体对这一事件内幕的不断曝光，该案的预审法官博高德因其“不利于被告人”的预审工作而受到公众的批评。因为在旷日持久的预审期间，博高德并不重视物证，其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早已形成的主观臆断提供假想的事后证明。整个案卷里只有从德赖家搜得的一批录像带及淫秽物品，别无他证。博高德对14个清白者的起诉及坚持临时拘留始终基于无凭口供，包括众多儿童凑热闹式的编造。18位被告人中的德赖夫妇及格莱浓和其男友代尔扑朗克4人被捕后不久就招认——多年来，德赖的妻子米莉娅姆经常利用周末纠集格莱浓及其男友在德赖夫妇家中，聚奸、狎猥和毒害德赖家的3个孩子。这4个人认罪后，先后指控了14人，但这4人中的3人很快就承认是自己诬告并撤销了指控。只有米莉娅姆出尔反尔，三度翻供，反复指控。预审法官居然丝毫不怀疑她口供的可信度。米莉娅姆指控杜硕施瓦女士于1999年11月、12月期间强奸了德赖的3个孩子，辩方律师当庭证实那段时间杜硕施瓦根本不在该镇。预审法官竟然替米莉娅姆辩解说她并没有讲过“11月、12月”，对辩方律师提供的证据置若罔闻。由于预审法官对米莉娅姆恣意指控的纵容，邻居拉维艾夫妇也遭牵连。拉维艾是一个11岁女孩的继父，女孩不喜欢继父，于是乘机指控继父伙同另外两人强奸她。但医生证实，拉维艾的继女仍是完璧无暇。案中一名指控多明尼克·维埃尔神父强奸的儿童与神父不相识；而另一儿童描述神父家里有电视机，但事实上神父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视机；一名指控拉维艾的15岁少年在庭上不认得拉维艾，保护儿童协会的律师居然给以提示。最离谱的是小勒格朗，他与父亲一同被拘留后百辩莫申，于是他给预审法官博高德和里尔市（LILLE）地方电视台写信，指控德赖杀了一个比利时女童。德赖妻子米莉娅姆马上予以确认，但称她家孩子当时都不在场，可她的一个孩子却跟法官说，见到爸爸在卧室用铲子杀死了小女孩，之后埋在爸爸朋友家的花园里；而乱告继父强奸的拉维艾家小女孩则跟法官说，她从自家窗户看到德赖在停车场打死小女孩。尽管儿童的假话很容易被识破，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坚持认为是“可信的”。于是，法官下令掘地，但一无所获。比利时警方也通知法国说比利时并无女童失踪。对此，小勒格朗后来感叹：“我说真话没人听，甚至不看我一眼；我说假话，马上变得重要。”他解释道，编造德赖杀害比利时小女孩是为了引米莉娅姆上当附和，以证实她一直在胡说八道。此事不仅没有让预审法官警醒，反而在一审时据此给小勒格朗加刑一年。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章节的记录居然在移交巴黎上诉法院的卷宗里被抽掉了。

在司法过程中，司法者内心深处的观念、偏好等，会在不经意间超越法律程序规则，控制法官的选择和判断。

博高德在此案中自始至终犯了两大原则性错误，一是丧失了法国预审法官的第一原则——中立性——同时搜集控告材料和辩护材料。只求定罪，冤枉好人。二是违背了判前无罪推定原则：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不负责任地当着其家人宣布嫌疑人的罪状，并威吓将被处以重刑；同时还向媒体公布了被逮捕人的姓名和身份，致使无辜者名誉受损，并导致嫌疑人在拘留期间遭受同囚的严重侮辱和殴打。或许，预审法官偏离原则的做法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有关。近年来，欧洲性摧残少年儿童的案件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法国、比利时，此类新闻频频曝光。这种变态的性虐儿童事件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欧洲各国警方加强合作，打击儿童色情犯罪。欧洲警察组织发言人表示：“欧洲警察正履行职责，打击此类虐童案件。”法院对此类案件往往倾向于重判，社会学家积极关注儿童权利，媒体则对长期存在的这一社会弊病进行了大量曝光。正如代理检察官雅尼埃所言，该案之所以连续出错也受到比利时杜特乌案的影响以及“媒体的过分渲染”。比利时距乌特鲁“只有两步之遥”。当时比利时正好破获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绑架、羁囚、贩卖、杀害未成年少女的“杜特鲁案”，预审法官办案的心理受到影响是有可能的。它再一次警醒司法者，培养良好的心灵习惯对于塑造程序法的品格是多么的重要。

乌特鲁案的司法谬误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面的。巴黎总检察长博特认为：“不可能一开始就说这一切是由于两、三个人的错误。”“应该仔细地审查整个案卷。调查期间有太多的分隔，太多的机构插手。”代理检察官雅尼埃解释说：“该案是由一些小的恶习、恶劣的运作以及疏忽大意积累造成的。”他要求陪审团成员表现“人道主义和谦虚的态度，这两者正是该案中最欠缺的。”一位智者曾说：“程序法是一张脆弱的网，它试图描绘并控制社会，却经常被社会现实所扭曲。”2002年7月，警方已在其调查结论中表示“怀疑多于确信”，但是没有任何人拥有足够的批评精神来阻止整个机器。这起司法灾难的发生，有人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草率增加被告人数量、无限延长临时拘留期限的做法，凸显出法律和公正在拥有不可罢免权的预审法官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无论民事还是刑事程序法都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技术结论，它不允许提供正义的方法沦落成个人偏好的奇思妙想，不允许司法者根据争议当事人的不同感受而区别对待。但当法官的人性弱点与司法制度的漏洞并道后，走出来的就是一条无辜者的灾难之路。法国的司法制度赋予预审法官以绝对权力，为的是保障法官的完全中立性。但制度只是给预审法官提供了保持中立的条件，却没有设置制约预审法官滥用绝对权力的机制。因此，当预审法官背离这一制度的初衷，行使“绝对”权力却丧失中立性的时候，严重如本案的结果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希拉克总统在致歉信中提到，要对司法、警察和社会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运转失灵进行三项调查。并且他“将亲自关注对司法、警察和社会服务等三类部门(可能犯的运作不良)的调查结果并采取有根据的制裁”。总统还在信中说：“同样，还将进行必要的改革，使这样的惨剧永远不再发生。”司法部长克莱芒宣布：他将提议对“法官明显的判断错误给予处分。”克莱芒还宣布：总监察署将对司法、警察以及社会机构展开三方调查。12月7日宣告成立的由30位议员组成的国会调查委员会已开始运作，将在为期6个月的时间里举行60场听证会，以找出乌特鲁案中司法程序的所有“运作不良”。应当说，这一司法冤案的发生，案中的指控人及法庭内外的预审环境只是偶然因素，其必然因素则是法律界所指的定时炸弹——预审制度。“乌特鲁性虐儿童案”只是引爆了这颗定时炸弹。不管预审法官博高德最终的结局如何，但预审法官制及预审法官的“不可罢免权”将面临巨大挑战。人们期待着它催生一场司法改革，使多年来困扰法国的一些“司法机关严重的机能障碍和灾祸”最终得以解决，不让这样的冤案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