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的乡村自治与法治（上）

 

 

 

    “在中国，乡村聚落的出现是出于安全的需要”，“它们与城市的差别仅在于它们有自已的组织去执行这些功能”。[1]马克斯·韦伯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农村产生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我国农村与西方社区的明显差异，即：防御机制的自足性和功能自治性。考诸历史，我国农村的形成乃是以氏族——这一在西方中世纪时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的经济单位——为载体，以家产制为经济支持，以血缘（而非契约）为纽带的地缘性集合体。所以，我国农村的类型明晰，“往往以村落里独有的或占优势的氏族来命名”，“有时乡村就是氏族的联盟。”[2]正是基于氏族制基础上的乡村组织首先要保障其宗族繁衍、生活安全的目的，由此导致了宗族内部的职能化。因此，“乡民不必依靠强力性的外来王法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凭借相互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对相对长久的利害关系的考虑，通过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礼俗来调整公共生活中发生的冲突，维护家族或乡村共同体内部的秩序”。[3]在此基础上，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正确地指出，“在传统中国，乡村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4]。因此，概而言之，从我国农村的产生特征而言，其首先应是一种制度外演进的结果：氏族的分裂、联合、氏族阶层的划定等等。[5]其次又是一种制度化的结果：氏族内职能划分和权力分配等。就其宗族结构的调整、农村内部权利义务的配置、正义的分配而言，官方权力的烙印不甚明显。这体现了吉登斯意义上传统国家的主要特点，即国家行政权力涵盖面的局限性。这样，我国乡村发展史从来就缺乏官方和民间的互动过程。这就意味着，从乡村的历程来展开调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自足的，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6]。在乡村社区单元里，国家和官方权力的影子难以寻觅或印记模糊。

 

 

    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的独特论述，世界社会发展史经过了三个特征鲜明的历史阶段：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正如吉登斯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的三种描述国家与社会关系史的模式，是为了理论说明而建构的“理想型”，在具体的时间—空间里可能会出现一些地方性变异。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设定，吉登斯认为，在传统国家的社会结构中，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城乡之间的差异比较严重。一般而言，上层阶级居住在城市，下层阶级居住在乡村，两者之间甚至有着不同的“传统”即：“大传统”与“小传统”。并且，传统国家行政力量涵盖面亦为有限，疆域只存在边陲而无现代意义上的边界，这体现了传统国家控制范围的局限。因此，传统国家本质特征的裂变性（segmentary）导致政治中心的控制能力有限。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一般限制在城市之中，国家的象征体系和宗教与乡村的宗教保持着较大距离。一般而言，在传统国家里，政治与经济是分离的，乡村社会往往在统治者眼中是一个政治载体而不是重要的经济载体。这也正如波兰尼（Polanyi）所强调的，非现代社会并不存在明晰的“经济领域”[7]。倘若基于这种论断，我国长期以来无疑一直辗转于传统国家时代的窠臼之中，传统国家行政力量涵盖面的局限性给乡村职能体系的完善和价值自足提供较大的拓展空间。“在任何形式的传统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的行政控制都限制在城市之中，同时国家象征体系与宗教、与一般人民的‘民俗’保持较大距离，这就导致监视力的软弱”。[8]在行为规范方面，许多规范只对城市居民有效而对农村社会的一般乡民毫无制约力。[9]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是用不上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保证”，[10]而只有当国家认为需要并且其行政权力强大到足以最大限度地参与民间（笔者更愿以乡村社会称之）事务的管理时，才可能发生官方和民间两种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冲突和博弈。

 

    历观我国农村的演进史，激烈的冲突时有发生，但针对一般民间纷争，为降低管理成本、缓和双方矛盾起见，往往以官方—民间、国家—社会间互动为最终结果。即国家承认或授权乡村对自身的纷争具有一定的裁判权，或者在官方裁判中充分考虑乡村的习俗和意见。当然，这里涉及到宗族谋反之类的威胁帝国政权的恶性案件除外。显著者如洪武二十其年四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者，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11]这种具有折衷色彩的官方审判不仅仅是统治者的统治策略和技巧的体现，也是家国合一的文化传统使然，更是民间习惯法的权威性反映。著名法学家瞿同祖就指出：“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权力的时代，家庭实被认为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12]因此相应地，村落首领对民间纠纷的审判权也稍有限制。一般而言，涉及命案的重大刑案必须报官。而且，通过民间调解和官方审判形式体现的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相互渗透、配合以及逻辑上的内在关联。正像国内有些学者考证的那样，在清代的乡村社会中，许多宗族规约就收有康熙九年颁行全国的“上谕十六条”，有的甚至将清律中相关条款择要录入。[13]这种现象笔者在当前江西的一些村庄的“村规民约”也时有所见。又比如，研究《大清律例》的学者发现，在通常被西方学者译为“民事法”的“户律”里面，有关继承或土地交易的法律规定甚少，而且完全没有系统性，而这些规则空间恰恰为官方所放任的大量民事习惯填充之。这集中体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配合与分工。在另一方面，虽然官方不以族规以及地方俗例为“法”，而事实上在审判过程中司法者往往将其决定建立在民间既存的规约、惯例和约定之上，特别是当这些规约、惯例并非明显地与国家法上相应原则相悖时尤为如此。[14]因此可以说，中国农村的发展史一直是一部乡村自治史，一部官方正式法和民间法的互动史。[15]倘不重视此点，任何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便会受到质疑甚至阻厄。

 

     2．现代乡村建设之路径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家产制（以土地的家族占有为显著特征）作为传统农村赖以建立的经济纽带被解散后，村民对宗族间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情结至少从制度形态上受到有力的推毁，每一个村民都以新中国的公民身份被整合到强大的国家机器中去。“破四旧”等运动使政治国家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传统的宗族观念和宗族权威失去其依附、滋长蔓延的土壤。著名学者费正清曾对此作了较为完整的描述，他指出：“在农村范围里，实际上意味着的属于家族祠堂的财产及其他东西都应该被没收。对作为大家族各支及宗祠基础的同一祖先的祭祀，以及家族成员对此作的捐献，都成为对中央集权进行政治对抗的精神及经济基础，因而是不允许存在的。同样，地方上的土地庙只重视地方团结而排斥外部世界；从事宗教活动的专业人员，如巫师、算命人、魔臣，他们独立于政府控制的政治经济之外，所有这些都不允许存在。”[16]然而，正是由于民间法这种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的消匿和缺席，导致在我国价值形态领域里缺乏一种足以影响、对抗乃至与官方法互动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官方权威缺乏广袤的评价土壤和民间回应机制，从而部分地酿成文革悲剧。[17]因此，当前我国农村自治面临的至要问题，在于建立既体现国家—社会互动的规则又保持相对独立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的乡村社会秩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提出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口号，这吹响了国家整体性地向现代国家迈进号角。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在乡村社会集中体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利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在于，使乡村社会中的农民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易者，从而将农村逐渐推向市场。这一过程使我国农村利益和权力结构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农村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再生和发展趋向，从这种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按纽”[18]

 

     1．乡村传统的回归与重构

 

    自19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就已受到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抨击，首先是西方部分传教士基于一种基督教的普世论，企图用基督精神对中国传统的“异教”色彩进行殖民性改造乃至取代。民国甫立，国家政权便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口号企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现代改造。[19]在此期间，大量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话语”和价值形态，将乡村社会的传统视为一种与现代社会迥然不同的具有落后色彩的文化体系，使乡村社会的传统成为“现代化的敌人”。50年代初的新政权的土地改革容忍并利用了部分地方传统。1953年到58年期间，国家政权开始把地方社区的制度和经济纳入全国性的集体化运动。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国家政权的极“左”政策企图将文化的彻底变革强加于社会各个角落以获得绝对的政治权威。至此，乡村社会中的传统至少在制度或仪式上几乎陷入空白。[20]然而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在东南沿海和内地个别省份，传统（无论从宗族观念等形式意义，还是从传统象征体系的重建等实质意义而言）在农村土壤上重新回溯，诸如修谱[21]、民间习惯的有效性重构，乡土社会的保障机制重新实行等等。这种现象似乎是当前我国文化界存在的“世纪末怀旧情怀”弥散的结果。但是，就传统的表现形态和价值取向而言，它是历史条件与现实情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对这种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无疑有益于对农村问题和现状的清晰把握。

 

    其一，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文革”运动中对民间传统的侵入是“激烈的占据和摧毁式”，而非“渗透性地同化和改造式”进行的，因此运动的效果客观上止于表面之制度、仪式与器物。而且这种改造颇有意识形态意味和价值绝对主义趋向，仅仅从“破四旧”这种类概念式的具有行动主义和形式主义色彩的交锋模式便可窥测这一点。因此，在社会心理学的立场而言，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乡土意识、民间价值等依旧顽强地在乡民的头脑中延续、滋生，一旦遇到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舆论引导，便容易死灰复燃，附着新体，从而春风吹又生。因此，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种长期踞于乡村社会的组织严密、结构完整、功能健全的宗族制度早在50年代便了无踪迹了，但宗族制度的解体并不意味基于血缘和文化基因上的宗族关系的解体，并且这种关系虽历经“文革”而未减其锐。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策的转型和体制突破，这种宗族关系又以其固有的文化形式进行重建，一方面对其固有的宗族传统及其文化仪式在某些方面进行复制，另一方面对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和“生产”。[22]而且，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言，它对乡村社会的冲击主要不是体现在政治上，而是在心理上并最终体现在文化上。“文革”运动的大量“事件”主要发生在城市，城市的喧嚣和动荡使农民们的一个传统观念得到加强，即认为乡村社会的外部世界是危险的，对陌生人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代表通常应当敬而远之，这使得社会主义教育的初步成就被一笔抹杀。“文革”后，农民们又一头扎进传统信仰和礼仪中去也就理所当然了。[23]

 

  　其二，我国法制完善和法律权威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正式制度的正义分配机制的缺席，使村民自觉地依赖宗族内的评价机制进行正义配置，从而得以解决纠纷，保障公平；[24]而且通过这种形式获致的“公平”是具体的而并非抽象的，其权衡之标准也是“地方的”而非“他方的”。其次，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法制宣传力度不够，村民对官方制度性知识的熟悉成本远大于本已了然于胸的“地方性知识”[25]的了解。而且即使村民深谙官方法具体而微者，亦不免基于经济学之利弊权衡而规避之。[26]甚至有些情形乃公然违背法律而适用地方习惯，只因官方不以为忤，则俨然存矣。此种现象，于清代为甚，延至今日，亦时有所见。另外，乡村社会利用“地方性知识”进行纠纷裁决，由于争斗双方深处“熟人社会”之中，有相同的道德语境，不仅有利于民间止争息讼，更可使当事人获致一种因地方舆论之称誉所致的妥帖公平之感。因此深处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往往在进行制度选择时，有效而经济地利用本土的制度资源进行正义分配。[27]按照王学辉先生的观点，国家法之所以不能深入乡村社会，“是中国统一法制的‘法治半径’太小，所谓法治半径即法得以贯彻执行的程度和范围，人民对法的需求量不大”。[28]对于此种现象，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予以了确认，他认为，“法制（虽然）是政体的一部分，（但）它始终是高高地超越农村日常生活水平的、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纠纷是通过法律以外的调停以及根据旧风俗和地方上的意见来解决”[29]

 

    其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公社”制向乡政权的转变，以及基层群众性组织地位的宪法规定，使乡村社会再次从国家结构中重新回到自治型社区的地位。依附、安全和价值指引的惯性使得以姓氏为特征的宗族观念和传统形式有了滋生的空间。宗族关系是一种固有的可再生的社会资源，具有超越社区时空限制的凝聚力，特别是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未有效建立起来，宗族内部或村落内部的互助机制使村民感觉到地缘与血缘依赖的便利。它客观上在乡村经济建设、调解民事纠纷及社会保障方面起到独特作用。[30]因此，村民再次以一个公民（国家）和族民（社会）的双重身份重新自我定位、自我选择，有时甚至在身份冲突中不能自已。一旦官方政权没有足够的权威性的介人，往往会发生角色的偏离。

 

    其四，地方基于发展当地公益事业吸引外资等的经济性考虑。当然，这种形式意义上的传统回归不构成笔者讨论的范围和对象。而且它对农村现代观念的形成以及自治制度的发生、演进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充其量是政府策略性考虑内容之一。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即：即使当地政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使该吸引投资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原因依旧是宗族性的，也反证了宗族情怀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都依旧生生不息。

 

 

    （1）帝国中的缙绅考察

 

    通观我国历史，由于我国经济形态的封闭性导致由此型构的乡村社会结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缺乏开放性。因此，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呈较强的稳定状态。作为该权力场域之表征的乡村精英，其角色亦为固定。在封建帝国时代，乡村社会的精英角色主要由缙绅阶层扮演。所谓缙绅，又称乡绅、绅士，广义上的缙绅既指离职退休居乡的官僚之流又指未做官而有进士、举人、监生、秀才等功名或出身的读书人、士大夫之属。[31]缙绅阶层在乡村和乡村以上之政治结构中所扮演之角色体现国家政权渗入乡村之程度。[32]缙绅阶层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乡村宗族与官方交通的桥梁，官府统治乡村难以超越之。此则既维护官方统治秩序又教化万民，因之素有“衣冠之倡，士林之表”的称誉。隋唐之前，清议盛行，缙绅权威炽张，不少地方官往往因乡里士大夫之品评显名而获得官职。因此，乡村缙绅操纵时论导引视听颇类时下媒体之翻云覆雨，影响地方官员的进退迁黜，甚至使其“几为缙绅监印者”。[33]特别是隋唐以降，州府县官任期、避籍等规则逐渐严格，外籍地方官蹴至辖地，无所根基，下车伊始，往往登门投贴，早拜山头，促成官绅合流之现象。然而就乡村社会之缙绅阶层的社会地位而言，既独立亦不独立，它与国家和村庄三者之间共同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架构，并且成为国家与村庄之间的缓冲地带，有效地维持了乡村社会价值观的完整以及社会结构的稳定，从而客观上巩固了封建帝国的政治基础。如果仅仅从与国家政权相对应的秩序和价值的存在等外观形态对乡村自治进行考察，无疑，作为乡村精英的缙绅阶层型构并支撑了乡村社会这个在国家看来是“一个遥远的存在”的历史空间，使乡村社会在封闭的地方文化网络中的“自治”成为可能，然而这决非本文论旨中的宪政型自治。笔者认为，传统乡村社会中权力结构的一元性和封闭性，使得缙绅统摄下的自治图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色彩。在传统社会的三角结构中，缙绅阶层作为独立的一支力量，左右逢源，时而官绅合流以镇民乱，诡寄赋税、兼并田产、欺男霸女、起灭词讼，时而族绅团聚以抗官逼，挟众要胁、保守地方、待价而沽，谋私人之政治经济地位。[34]即便是村庄之村首，亦不免由其提名，经县衙门正式批准之，方可谋得该职。[35]而背后操纵之实，不言而喻。故中华帝国延绵数千载，时有自治之地方而无自治之民众，基本上可以成立。

 

 

    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时代的进程中，随着国家权力日益向村落渗透，公共教育的加强，传统日益退守并顽固存在，农村价值形式、话语权威才呈多元姿态产生并壮大。话语权威的多元化源于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及其多元化。就辨证唯物论的立场而言，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乃是由乡村经济结构的分化导引所致，中央政府对农村政策特别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策略递变，乃是乡村生产方式范畴中一项重要的历史变量。而农村生产关系之体制性突破，引发生产力之新一轮增长，在此生产力增进的流程之中又易引发乡村生产关系之重组，从而，乡村社会资源由改革前的政治意识形态独断之情形日益不复存在，且该社会资源的表现形态亦呈现多元化，非以前的政治出身、党员、又红又专、根正苗红所能涵盖。因之，由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分化导致了农村权力结构日趋多元之情态，令乡村精英阶层的多元化成为可能。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布迪厄的社会资本与场域理论，如果以乡村社会为一个场域进行考察，那么身处于权力场域不同“位置”的乡村精英，由于掌握与支配着不同的社会资本，往往利用掌握的各种资本或资源为夺取、巩固和强化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现存之“位置”而不断争夺与博弈，从而构造出乡村权力场域之均衡。乡村管理中的“共识”才可能在此结构依托之上得以产生。

 

    笔者通过考察和思考指出，当前乡村权力场域中精英主要呈现以下形态：先是那些改革开放进程中“先富起来”的农民，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及见多识广的进城打工者等等，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由于与外界的广泛交往而获致的开阔视野，以致既能摧毁乡村传统偶像之威权和地方性知识的统摄，又可脱逾于宗族内的福利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而取得官方权威之保障，譬如诉讼费用和保险金等的支付。这样,基于低生产力水平和安全起见而形成的宗族权威失去其辉煌的意义。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就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亲属集团就是一个很有效力的“保险公司”，而在现代社会中，血缘关系远不如传统社会中显得那么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险替代了家庭保险。[36]其次，拥有丰富的坚实的“官方资源”或权力资源的农民（譬如领导的战友，亲戚位居显要，认识“上面”等），有些农民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质的角色，如劳动模范、各级人大代表等。[37]他们的安全意识的形成也由于有较权威的和便捷的保障机制而日趋巩固，从而能“说得话起”并与宗族保持个性化的独立。其三，村支书、村主任等官方代理人，这些村民是官方权威在村落中的代理而又别于官方权威，虽然他们在乡村场域中有“干部”之称谓。这决定了他们既有独立的价值立场又与宗族和其他农村精英保持微妙之关葛。然而，作为与宗族权威相对的一类群体，又有某些农村精英的特点。这种角色的双重性使他们在乡村政策的执行中容易陷入不可自拔的角色冲突之中。

 

 

    乡村社会中精英阶层的兴起，严重地削弱了宗族在农村权威群像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由于精英阶层来源于不同的宗族、与宗族关系亲疏远近各异，使农村权力格局呈现复杂多姿的模式。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单姓氏的村落中（单一村落），由于宗族权威和精英阶层的存在，并各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力和民心资源，使得任何一项村落内部制度的创制皆要历经成本颇巨的博弈过程。此博弈只有达到某均衡状态即：宗族权威、精英、官方代理人三位一体时才可能停止。而且，基层政权往往也愿意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直接任命或操纵选举使在宗族中已树立起威信的人作为官方代理人，从而“便于管理”、“有时搞得掂”。然而，三位一体的村落组织模式虽可能导致制度创制及执行成本最小化，但极容易引起农村中诸如“南霸天”之类的恶性现象，从而族民（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证，为虎作伥，横行乡里的封建劣习可能死灰复燃，不利于农村民主的推进。而且，由同一个村落既执行宗族内部的“地方性知识”的规范又要遵守官方正式制度的制约，当两者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难免国家利益遭受损害。当前，新闻报道中农村的一些“疑难杂症”大多渊源于此，不能不引人注目。

 

    其二，多姓氏村落（复合村落）。由于精英的宗族归属性以及各宗族由来以久的竞争和矛盾冲突状态（该状态并不必然体现于族斗、族殴等暴力冲突上，更多地表现在宗族文化、宗族偶像和宗族心理层面）使每一个村民天然地拥有两种身份，即：族民和村民。双重身份的冲突至为明显地表现在村内事务管理和村内选举的投票取向上。这样，西方的“经济人”概念在村民的投票心态和价值推理中不谋而合地体现出来。按单一村落中的选民推理逻辑，族民势众的精英最可能推上复合村落的官方代理人位置（村主任等），从而使该宗族权威得以“合法化”。这样，倘在文明程度较低，各宗族关系紧张的背景中，其他宗族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族间正义得不到合理分配，制度外的回应机制可能生效。这在我国落后地区多体现为族斗族殴等。尤其在两个人口相当或经济实力或官方资源也相当的宗族组织那里，“他们对话语霸权的控制欲望会使他们始终处于一种对抗状态”。[38]当然，这有赖于文明的进程的族间关系的明朗化，更有赖于民主和法治的输入。

 

    其三，理想型村落。即：宗族势力平均化、均衡化或宗族观念已趋于零，或宗族分化极为严重，几乎每个人都代表一个宗族。这种理想状态也可以从黑格尔氏对“市民社会”的定义中导出，即：“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和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39]这里，黑氏的“抽象普遍性”即指该集合体本身的构成分子间没有内在性的关连，他们的关系只是外在性与工具性的，即：宗族势力分化后不复存在或其影响几乎为零。该理想模式或在城市或在经济发展迅速、人口迁流频繁的地区可能存在。至于大部分以家族为结构元素的村落只能视之为理想而已。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建设的推进，传统农村结构必然经历深刻的变化，理想农村模式将日愈变为现实。只有在这种模式下的村民，才可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法律意义上的选民对村内事务进行合法性参与。

 

    无论是传统的回归还是精英阶层的多元化都预示着我国农村的价值结构和权力结构出现新的组合形式。这无可置疑地构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制度之理论背景，这要求政府在农村制度的设计和创新上“不应完全忽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网终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40]虽然，我们已建立较有效的基层群众性自治体制，且赋予其宪法地位上的保障。但是农村中冲突和紧张的事件不断涌现表明了该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断裂。而这一切在本质上是由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对“前景”和“后景”位置的设置所决定的。因此它又与对传统力量的重新审视和定位有关。

 

 

    “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干扰而已。”[41]费孝通先生的话给我们对传统的定位提供了公正的参考。民间传统的复兴对农村的制度设计的影响意义重大。而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时，政府应充分利用这部分“知识”以便取得制度上合法性资源，以及敏锐地感受到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脉搏并使之上升到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上，则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政治结合的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有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要，以及花多大代价去实施它”。[42]可以说，任何制度实施的语境都是具体的特定的，一项普适性制度企图在特定的制度语境和社会结构中发挥应然性作用，无疑需要因地制宜的策略和实事求是的品质。否则，任何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皆会受到挑战，公平与正义之价值也只能是形而上之理想而已。尊重乡土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完全基于人类认识活动的有限性和多样性。按照哈耶克的分析，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有限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理性无法掌握全部的知识，因而不能理性地设计未来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经验的，是在大浪淘沙式的不断有选择地剔除不适当的行为形成的，任何一种人类行为或知识都是首先局部地自发地出现的，它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同其他方式的共存与竞争中最终通过“社会选择”而显示其优越性与适应力，并为人们所采用并占统治地位的。[43]因此，从知识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考察，乡村社会的习惯体系和价值观念(习惯、风俗、话语)在其特定的时空维度内皆存在其相对合理性，它们是特定的乡村社会的乡民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生产实践中无数次博弈所产生的均衡的表达。这些习惯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有效性的评判标准“是从某一特殊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由‘意义之共同体’中的习俗和信仰来维护，不承认任何其他合法性标准的检验。”并且“在传统之外，在‘地方性之外’，不存在衡量特殊性实践的标准。对于各种知识体系的评判，只能来自于各种传统的内部”。[44]可以说，任何一个乡村社会传统都意味着一个场域的存在，在这个场域之中，乡民们严守着共同的信念，同时有自己共同的惯习、生成框架和价值观念，并以特定的符号公式体现出来。以江西新干县石口村管理习惯为例，在实施正式村级选举之前，由于该村属于典型的复合村落，其中张氏家族占96%以上，其余为刘氏李氏和彭氏三姓且为客姓。在未产生“村委会”这一国家法确认的正式管理机构之前，石口村村内事务的管理皆由各宗族推选的几名德高望重或拥有较大话语权力的村民组成村管会，负责解决村内和族内诸事务。笔者查阅了家中所藏《张氏家谱》，自清末民初以降，莫不如此，村内无较大之纷争，族间交通友善，其乐融融。然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颁布以后，村委会的产生由村民普选，基于笔者对复合村落选举的阐述，石口村中三个较小宗族迄今再也无人被选入村委会，且分田分地都次于主姓，村内族内事务的管理困难重重、纷争不断，主姓时有逐客之意。彭姓去年不得已迁回邻乡原籍，其他两姓亦思量引迁之事项。

 

    石口村的案例无疑提供了以下探讨：即在乡村社会业已存在和谐有效“合法”的秩序前提下，国家正式制度被强制性地推进到乡村社会，从而导致乡村秩序的解体并以该正式制度为框架型构新的统治秩序。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来自何方?它为何能得以发生?苏力先生对“送法上门”现象的判断为此提供了较为准确的答案：即“由于种种自然的人文的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国家权力对至少是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是软弱的”，因此，国家权力总是企图使其“在权力的边缘地带试图以法律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45]但是，不难发现，国家权力的扩张无疑建立在一种错误的理论逻辑之上，即价值绝对主义和理论两极化倾向。或者说，对我国农村社会特征的定位产生错误所致。

 

 

    自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以来，在一般的社会学与政治学语域中，传统与现代久已成为两套泾渭分明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以致影响到国家政权或人文学者面对乡村传统的立场策略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我国五四运动的文化立场和文革时期的破除旧传统的政策便反映对传统—现代二元结构采取的非此即彼的决断式态度。其遗患延迄今日，有目共睹。当然，韦氏对于现代和传统的类型学划分也许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梳理的必要的学术策略，但是,这种纯粹的学术策略一旦被引入政治思维，那么学术与政治的混淆则客观上必然导致政治领域里传统与现代在概念上的对立化，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非彻底摧毁传统便不能有所谓的现代化。这样一个误解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而其实在汉语词汇中也很难找到反映此中间状态的概念。第二，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消失及新的社会格局和理念建立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一假设涉及到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问题，即“工具论”和“本质论”的区分。第三，传统社会价值与制度框架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国家政权全面现代化的失败。

 

    其实，韦伯对现代与传统的二分法近年来亦受到社会学家们的普遍挑战。举其显著者，据德国著名学者鲁道夫对印度的传统与现代化的研究表明，纯粹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只是个时间概念。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关键性概念，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非常复杂，几近辨证。传统中存在现代因子，现代中亦存在传统成分。任何传统都并非绝对静止的纯粹的封闭的，传统之中的内在矛盾使变革成为可能[46]。吉登斯曾指出：“传统是一种将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传统并不是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在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拒绝变迁，这种环境几乎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变迁具有了任何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47]

 

    因此，就乡土社会的传统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而言，首先承认传统作为乡土社会演进理性与秩序的记录和表达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必要的。这里，合理性主要是针对价值评价而言的，有效性则是针对执行效果而言的。其次，对乡土社会传统中的合理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使其符合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从而将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结构之中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互动，这是势在必行的道路选择。其实，单单就人类文明的承继性和连续性而言，至少在民国以前，我国的乡村自治和社会秩序保持了长期的高度的稳定性和自足性。民国以降，延迄至今，随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与扩张的种种努力，传统价值与秩序受到冲击，使乡村社会一直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鲜明的社会特征之中，从而使我国农村具备了全部的转型期特征。[48]

 

我国农村所处的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使得国家权力在向乡村社会推进时必须采取“制度对话”的方式才能得以展开。即在正式制度的设计和推进过程中找到并融合符合该项制度的目标模式和预设价值的本土资源。任何制度的创制与实践决非抽象的无背景的价值活动。它背后都关涉一个活生生的具体而微的不断变化的乡村传统。本土资源的寻觅，不单单是向历史典章中寻章摘句，也不是学者们坐而论道式的权威阐释，而是活生生流动于乡民生活中实际影响其行为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和观念，这些非正式制度和观念在与国家制度的碰撞中必然导致官方制度的变迁。在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下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实施过程之中。“法律制度在变迁同时获得人们的接受与认可，进而能有效运作的一条便利途径，是获得合法性——即人们下意识的认同—的一条有效途径。”[49]农村问题的解决应是哈耶克意义上自由秩序与建构秩序的衍生历程，忽视这一点，任何制度都无法在乡村社会获得其合法性，执行成本与效果也大打折扣。

 

 

 

    在问题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自治的涵义作出初步的界定，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的《辞海》：自治乃是自己管理自己。《三国志·魏志·毛阶传》中“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这反映了自治一词的中心涵义。然而，语言是社会契约的全部（利奥塔），自治一词的定义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所不同，涉及到社会语言学中词语变迁问题。根据福柯的观点，任何一种对语言结构的分析皆可以寻觅到一种对人进行控制的外在权力体制。这种结构语言学上的阐述昭示了一个语言哲学上的结论，即任何社会结构的变迁都会对处于该变迁区域的惯常语言结构及其承载的意义结构产生影响甚至决定了语言的变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和追索可以捕捉到现实社会情境中的权力结构变迁图景，而且，任何语言都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建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型构现实的社会秩序。倘若基于此种立场，任何一种对“自治”的阐释无疑都具有了相对意义。因此，有学者早就指出，“自治这个概念现在充满了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内容，以致几乎不可能谈论它的核心是什么”。[50]但是，尽管如此，作为自治的内核却能跨越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为人所共识，这是由语言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决定的。所谓自治，就是事物按照自身的逻辑规则方法自我管理、不受外来权力性干预的一种状态、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综合。抽象而言，自治意味着主体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其核心在于村民自主、自律、自由地管理自己。笔者认为，在宪政框架下对“农村自治”的考察具有双向维度，首先从国家结构角度上讲，乡村自治意味着一个与国家政权相对应的秩序与价值的空间存在，并且国家之整体性政策必须受到乡村习惯法之过滤方可顺利实施。其次，从乡民权利角度讲，乡村自治意味着村落内部事务之普遍参与，而非个别权威或权威阶层如缙绅一手包办之。此两项准则构成本文分析宪政型自治的基本框架，无论何者之缺失皆不构成本文之宪政型自治。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治原则的确立，则需要一个双重民主化的过程，一方面，它关涉到国家权力的自我认识和改造，因为乡村民主是国家民主发展的关键部分和最后突破口。另一方面，它牵涉到乡村社会的重新建构与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二元结构之划分，以及对国家行动的方式与界限的重新认识，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辨证发展的要求。

 

    考诸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史，由于封建官僚体制只触及到县级政权，使得乡村社会有着长期的自治传统（以村规民约为标志），并型构了具有时空合理性的乡村权力结构、权威体系和价值形态。[51]这对封建帝国政治体制的稳定运作无疑提供了结构严谨的基石。以提出“以社会控制权力”而著称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你不让乡村强大和独立，你从那里只会得到顺民，而绝对不会得到公民。”[52]宪政体制下的农村自治之意义在于：首先，作为与国家权威相对应的乡土社会的存在，为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提供参照评价和反馈,并使国家和社会作为互动体系有了空间上的可能性。其次，乡村自治的存在使乡民的独立的权利诉求依附于由乡村社会构筑的传统文化网络之上，能有效的制衡国家权力无规范地渗透和推进，乡民作为个体的人格自由和权利能得到保障。再次，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实践领域，乡村的自治使乡民的创造性自由的发挥，使乡村制度的设计有了可能，为国家政权的制度创新提供方案。特别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乡村自治使由于村民民主训练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得到逐渐培养，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与井然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仿效欧美，实行自治，将地方自治之实行视为完善国家政治，培养宪政意识、实行民主宪政之基础。1903年出版的《浙江潮》上刊载的《敬告我乡人》便宣言：“自治体为国家间接之行政机关，以地方之人治理地方之事，而间接以达国家行政之目的。…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53]上述时论，虽然在历史语境上甚至概念上与本文农村自治之论旨具有不可通约性，但它与当前我国农村自治与宪政实践历程具有共同的问题语境。至少，它一定程度上论证了我们正在实践的前人由于种种原因失败的事业具有合理性。其实，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改革家们在乡村社会中曾推行过各种形式的村民自治制度，如秦汉时期的乡官推举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晚清时期的乡镇自治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一些类似做法等等。尽管这些做法有类似选举的一些内容，但与现代民主的实质内核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在很长历史时期推行的乡里制度，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向农村渗透的标志，总体上并未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自治性政治结构，与现代民主完全无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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