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倒使我们的人中国化了”——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的法文化阅读
2006-04-05 17:56:16 作者：王一强 来源：法律史学术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内容摘要：庄士敦临别演说词对英国人在威海卫32年的殖民统治做了回顾。读解这篇演说词，有助于我们了解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赖以存在的法文化环境，特别是作为法律制度制定与实施之主要参与者庄士敦的法律思想。本文认为，无论庄士敦本人的“中国化”还是英租威海卫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其核心都是“儒家化”，这是英国殖民统治获得某种“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庄士敦，中国化，英租威海卫，治理方式。
1930年10月1日，威海卫结束了32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就在威海卫即将交还中国政府的前两天，时任英国驻威海卫办事大臣的庄士敦发表了一篇充满依依不舍的临别演说，听众为租界内的总董、商会代表、教育机关及英政府职员、巡捕队成员等，地点在威海卫副华务司署。演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现在是中国式，和我们三十二年以前初来威海的时候是一样，我们从没有一点野心要使你们变为别种人。你们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和你们合作。或者在威海和你们住在一块儿的英国人跟你们学的，最少也比你们跟我们学的一般多。恐怕我们没使你们英国化，你们倒使我们的人中国化了。[[1]]
此言不虚，庄士敦本人就正是一个被深深“中国化了”的人。
庄士敦的这篇临别演说，对英国人在威海卫32年的殖民统治做了回顾，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材料，其中涉及法律制度与法文化的内容引起笔者特别的注意。他说：“中英间之法律及别种要例，多有不同之处。”“本政府对于中国风俗习惯，并不加以干涉，至于在法庭上，极力依照中国法律及惯例办理，其有在道德上与公正上与英国观念相抵触者，则修改之。”他举例说明道：“中国习惯中有一最残酷无道者，即妇女缠足。本政府已尽力劝告界内人民脱离此唯一之恶习[[2]]。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能用强迫手段使你们解除此种习惯，所以我们除此之外，用尽方法劝导你们，但是所得之效果很少，这是本大臣很抱歉的。本大臣曾对你们说过总有一天你们的后代必以这种万恶的习惯为厌恶为希奇，并且疑惑你们为什么只管姑息，恐怕你们自己也要这样的，到了那时你们就要后悔当初没听我们的忠告。”庄士敦的上述说辞涉及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二元法律，而这一问题又与中西文化问题有密切关系。读解庄士敦的这篇临别演说词，有助于我们了解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赖以存在的法文化环境，特别是作为法律制度制定与实施之主要参与者庄士敦的法律思想。
一、“洋儒”：庄士敦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化”
庄士敦不是一个仅仅出于猎奇而顷心于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而是一个立志探求中国文化真谛并深刻卷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的英国人。在他的中国故事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帝师”经历。作为末代皇帝宣统的英文老师，一个为恢复帝制不遗余力的“帝师”，一个将西方生活与现代文明带给皇帝的“怪人”，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他穿大清朝服，行大清礼节（但没有行跪礼），崇尚儒家思想，讲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官话（在香港时期则学会了广东话），以至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中国话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给溥仪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庄士敦“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3]]
1874年，庄士敦[[4]]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茀莱明·约翰斯顿。中文姓名庄士敦，字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1894年，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之后，考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庄士敦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34年。1904年，经骆克哈特推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1919年2月，庄士敦离威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当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英国政府这时似乎突然发现了庄士敦的价值，在其离威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后来，溥仪则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
庄士敦出任“帝师”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1918年，徐世昌准备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继续为留有帝号的溥仪当老师。徐世昌等人决定为博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物色人选的任务交给了李经迈。李经迈是李鸿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担任不同要职，辛亥革命后，李经迈来威海避难期间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极为赞赏，在李经迈看来，庄士敦当然是最佳人选。庄士敦在充当“帝师”角色的同时，也是清室的保护人，是复辟势力试图与英国人保持某种关系的联络者。然而，庄士敦充当的却是复辟闹剧中的滑稽角色，中国历史不可逆转地向另一方向走去。1924年底，在庄士敦陪同下，溥仪装病躲进德国医院，庄士敦立即去和英国公使馆接洽，然而却与英国公使争吵起来，公使对庄士敦试图让英国卷入阴谋迭出的中国政治震怒不已。原来，英国外交部曾明确指示驻华使馆：“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庄士敦在这位公使心目中，可能早已是一个一心效忠外国主子的“英奸”。就在庄士敦迟迟不归时，赶到德国医院的罗振玉则和日本人联络妥当，等到庄士敦赶回医院时，溥仪早就处于日本人的“保护”下了。此后，庄士敦与英国外交部的关系槽糕到了极点，而在溥仪的圈子里，庄士敦也失去了影响力，尽管他还保持着与“小皇帝”的联系，并为此雇佣了一个从前在宫里做事的人。
次年，庄士敦任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1927年，庄士敦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威海卫并出任行政长官。这时，庄士敦发现他自己居然“已经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5]]。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
庄士敦回国后，经骆克哈特等人推荐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但他身在英国，却“心在汉”。对中国尤其是溥仪的关心使他对周围的生活漠不关心，对溥仪痛苦而艰辛的遭遇以及难以预测的命运，庄士敦始终满怀同情。“九·一八”事变后，他代表英国外交部来中国办理归还威海卫等遗留问题时，又到天津去看过溥仪，他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一篇一百多字的“御制序文”。当得知溥仪有意出关重建清朝帝业时，庄士敦兴奋不已，说要在书稿后面增写一章“龙归故里”。1935年，庄士敦亲往长春谒见了已是伪满“康德皇帝”的溥仪，这是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也是与他的倒霉学生的最后一面。1934年，他的《紫禁城的黄昏》在伦敦出版，轰动欧洲，不久，中文版与日文版也相继问世，给他带来巨大声誉。这本书记述了困居紫禁城中“清室”的黄昏———从民国成立到1924年溥仪出宫期间的事变，庄士敦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与末代皇帝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通过对事件的记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政治上的复辟主张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他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最真诚地希望溥仪皇帝陛下及其在长城内外的人民，经过这个黄昏和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更为幸福的时代曙光。”[[6]]
翻看庄士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就可以鲜明地看到庄士敦的上述基本思想。庄士敦认识不少皇族，包括光绪的弟弟，溥仪的爸爸。庄士敦喜欢康有为，崇拜光绪，认为他是伟大的皇帝，而对慈禧和袁世凯则大加贬斥。此外，庄士敦也极力贬低共和之父、中国帝制的覆灭者孙中山，认为他的理论“漏洞百出”，缺乏实力和能力，还说他思维方式不清晰。庄士敦一再强调，当时的中国人并不向往共和，共和只是一些政客争权夺利的筹码，自从共和之后，中国人获得的自由更少了。孙中山也承认，民国建立后，许多情况反而变得更糟，这倒是与庄士敦的看法有共同处。1919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现在国内的政治，比较满清的政治，没有两样，依兄弟看，满清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满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如现政府滥捕滥杀良民，在满清政治专制时代，还没有发现，如现在武人官僚的贪婪，亦较满清时代为甚。兄弟记得清代某粤督于一年内，搜刮得一百多万，人已诧为奇事；由今日看来，像督军师长等，有一年发财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财到千余万的。方今贪婪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7]] 然而，庄与孙的药方却截然不同，一个要复辟帝制，一个要继续革命。庄之所以贬孙褒康，显然出于他与溥仪相同的复辟政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向我密陈恢复“大计”的人，到处都有，比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父子，打着“中华帝国宪政党”的招牌，在国内国外活动。而他们的活动情况，则通过庄士敦传到宫中。“民国十三年春节后，康有为给庄士敦的信中说：‘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大为欢欣鼓舞。”[[8]]
庄士敦是一个汉学功力深厚、具有学者素养的人，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中国》、《狮龙共存威海卫》、《儒教与近代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庄士敦原先信仰基督教，后对中国佛教发生兴趣。他曾遍访名山宝刹，与高僧、法师讨论玄奥问题。通过阅读大量的佛家释典，他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比基督教圣经高深，他曾经常和一个英国神甫通信，用佛教理论驳斥圣经，以至后来他不再到教堂作礼拜。1901年，庄士敦以“林绍阳”的中国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该书指责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反对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谴责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胡乱干涉，并指责传教士所用的种种恫吓言辞如不信上帝要下地狱，异教神是魔鬼等等。他特别喜欢旅游，1902年7月，他穿越云南、越南、然后又到了缅甸；1906年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1908年，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1913年，他又一次走上了最终一站为普陀山的旅行。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由于“帝师”的身份，他卷入中国政治。后来，他弃佛从儒，1934年出版的《儒家与现代中国》，可列入现代新儒家的作品。我们看到，庄士敦的由佛而儒的中国化路径，竟与地道的宋儒相合，与他的政治文化盟友康有为异曲同工。
庄士敦的政治理念与文化立场是一致的。在庄士敦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著述中，充满了“国粹”主义色彩，这种由外国人表达的“国粹”言论，读来格外有种怪味。在他的著述中，我们很难发现同期西方人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对中国人的歧视，更多的则是对中国传统的赞美与辩护。他认为，“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9]] 这与当时孔教会的思想同调，孔教会的人认为，“孔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10]]
民国初年，孔教问题成为中西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一个争论焦点。有些学者从学术上论证孔教为宗教，如张东荪就认为，自宗教上观察孔教，“知孔教确为宗教”，孔教既是中国故有文明之结晶，又是维系中国故有文明的基本文化传统，孔教足以挽回今日人心之堕落！是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民初孔教活动中，一些外国人也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表达了对孔孟之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赞叹。1910年，在爱丁堡召开的世界传教大会认定，“归根到底是孔教的教训使中国伟大。”美国的西卫琴博士欲“为孔教会尽力”，专程来到中国，他宣称“欧洲将归依于孔子矣”，所以中国万万不可“自弃圣人”。
1912年，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陈焕章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当时除李提摩太、李佳白、狄考文、花之安等传教士成为孔教会的支持者外，许多外国在华官员也都表示支持和赞助。庄士敦听说“外国人可以入孔教会”，感到“不胜庆幸”，马上捐款入会。他说中国人如果不崇敬孔子，“不诵习孔教之奇经伟典”，就会成为“中国人之祸害”。他还写文章论证了孔教应定为国教，说：“中国两千年来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归依，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哉！”他认为，“欲保孔教之地位，救孔教于衰微，舍定国教外无他法”。否则，“大教就湮，道德沦丧，中国四万万人民，将随其先圣先贤相传之国粹而并尽，其不可寒心哉。”[[11]]
1934年，庄士敦买下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三个小岛，岛上悬挂“满洲国”国旗，宣称这三座小岛为“小中国”，以示对宣统的效忠。他还在住所办了一个陈列馆，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饰物等。他给岛上的居室分别取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逢年过节则穿戴清朝朝服邀请亲友聚会。不负“怪人”之议，“庄士敦去世时要求把他的所有私人文件销毁”。[[12]] 中国帝制随着大清的覆灭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了，但这位苏格兰人却忠贞守侯了一生。庄士敦一生未婚，陪伴他的是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中国情结”，这种情结我们可以在他的这篇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的临别演说词中读到，他说：“你们将来会得到一位比我更加能干的中国长官，但我自信你们永远不能得到一位比我更加爱恋威海的长官”[[13]]。1938年，庄士敦在对中国往事的无限回忆和对遥远东方的另一座小岛——刘公岛的惦记中去世，死后就埋葬在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的版税买下的小岛上，时年64岁。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此深地卷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事件，除了庄士敦，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例。
二、“德治”：治理方式的“中国化”
庄士敦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这主要体现于他在威海卫的行政实践上，庄士敦的“亲民”决非仅仅是一个“形象”，他的“亲民”决不是做做“姿态”，而是由其理想使然。这位除了与骆克哈特有共同语言而与他的英国同事格格不入的“怪人”，经常下乡巡回，用一口流利的威海地方方言与各色人物交流。当然，他的“亲民”也“中国化了”，“亲民”的深层是“父母官”与“青天”的自居。庄士敦写道：“无论作出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我经常从儒家经典著作或者圣谕那儿载抄一些恰当的文句，目的是针对眼下的案件所提出的问题给我的听众以一点道德训教。例如，有两个邻居为一些小事争吵，我就会给他们讲讲康熙引用过的箴言及其诠释者们有关同村邻里之间应和睦相处的大道理；或许我是在提醒他们如果乡邻之间争吵不休，各不相让，不仅会彼此终身成仇，且会殃及子孙后代，永难和解。”“理论上说，作为一县父母，凡有两造争讼到庭，不仅要允执其中，惩罪罚恶，昭雪无辜，还要化其‘子民’之心，言之以义，喻之以例，使其乐服往圣之遗教，无论居家治国，处邻里待陌路，均能敬古畏威。”[[14]]
对此，马来西亚学者陈玉心在“清代健讼外证”一文中写道：“尽管庄士敦并不相信所有的中国地方长官都能成功地履行了其在这方面的职责，但是他自己决定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官。裁判官一职从形式上看近似中国的地方长官，二者之主要相似点在于一人兼有司法和行政的双重职能，例如裁判官需要负责辖境内士民百姓各方面的事务，不仅限于法律。有证据表明，威海卫的当地中国人确实把英国裁判官视同于租借前的中国地方长官。”[[15]]
笔者注意到，“中国化了”的庄士敦，在许多方面或许比他的中国同道更能理智或“经验”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庄士敦在描述威海卫问题时曾说，“没有祖产，没有祖先牌位”，用以说明财产和祭祀的互惠关系，这里，他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
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说：海西头的车硕学，“是很好的表样，对于一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恭敬、应该纪念车先生。在中国海岸对于上岸及遭风的风船有一种很不好的风俗，就是只知道抢货物抢东西，对于救命是不管的。威海的人民对于此种事情大大改良，是大半因为车老先生的模范，所以英政府送他的纪念品是应该的。他对于遭风的船是极力救命，并且救他们的东西。”[[16]] 庄士敦上面提到的车硕学是海西头村的村董，其“应该恭敬”的事情是这样的：1905年1月的一天，一艘货船“在海西头村长沙套偶遭风雪”，触礁搁浅，是时，风大浪高，天气恶劣，车硕学等人古道热肠，拯人于危。当船主王佐纲驶着由车硕学等人修复好的船返回福建后，写信给骆克哈特，表达对车硕学的赞扬和感谢。骆克哈特对此非常重视，特意在香港定作了一面用檀香木制作的匾额，上刻“拯人于危”四字，亲自送到海西头并与车硕学及家人合影留念。骆克哈特还在村董大会上，号召村董们向车硕学学习，为使车硕学舍己救人的事迹家喻户晓，又在四乡张贴布告。此后，他几乎逢会必讲、逢人便提，车硕学已然成为头号模范人物。
继车硕学之后，不断有人受到当局的奖赏和表彰。在英租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表彰好人好事的文件。[[17]] 不仅表彰“好人好事”，当局还刻意批评、谴责“不仁不义”现象。1916年，有人“投井自尽，有五十余人环井边袖手旁观”。骆克哈特闻后发训辞道：“你们这般狠心人，生于孔孟之乡，习闻圣贤之教，竞无恻隐之心。不知尊重人命，不肯救人出危，所行既显违孔孟之道，即不配生于圣人之乡，就应该迁徒圣教不至之处。……你们众学生，读书学理，自幼宜习仁民爱物之心，勉尽救人助人之义”。[[18]] 我们看到，庄士敦与骆克哈特在治理理念上都把“德治”置于极高的地位，而他们的“德治”，无论其理念还是用语都是“儒家化”的。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重提车硕学一事后，说道：“现在的总董也是很好的，有许多在威海帐饥那一年，很出力的。政府得静子苗作宝先生的帮助，有数次可纪念的，是对于两次调查界内户口。对于羊亭到凤林修一汽车道路的计划的成功，本大臣大半是仗着羊亭总董孙文杰先生的深切合作。”[[19]] 这里，总董们的“深切合作”具有了“德”的意味，在上述说辞中，孔子的“为政以德”跃然而出。然而，无论对于骆克哈特还是庄士敦来说，“德治”并非唯一所求，“事功”才是追求的现实目标，一个雄心勃勃的打造北方香港的计划，一直让骆克哈特与庄士敦耿耿于怀，这符合儒家的“裕民”“惠民”思想。
为了打造北方香港，发展威海地方经济，他们意识到首先要改善和提高威海的交通条件。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说：“界内人民之公益心很有几种可以说的，本大臣现在只说其一。英政府初来威海时，道路有无有的、有很坏的，只可走轴子、牲口及行人，英政府要改良道路，只得慢慢的进行，一部分是因人民不知道好路之必要，再因为财政上的关系。政府要筑可以行车的道，无钱购买修道所必用之地，地主不应允，而政府强占与政府不给钱的事，英政府决不办，这一层是无须说的。英国的政治是自由的、民主的，若是那么样，是与英国政策完全相反的。大困难平均起来就是向村民说公众的利益，他不但对于公众有利，就对于自己也有益，他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东西。可是这几年来，对于道路与他种事情，这种私利主义渐渐没有了。照着去年羊亭区与凤林区之间开的新道，就可以看出来，约在二年前本大臣允许界内通行汽车，就是因为道路有进步，再是因为人民对于生计的重要及交通的价值有点醒悟，所以到现在界内汽车很多。”[[20]]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英国版的“义利之辨”，庄士敦一方面借机宣扬了英国人的自由、民主理念；另一方面则把经济建设与道德及人们公益心的培养联系在了一起。庄士敦斤斤乐道的“私利主义渐渐没有了”，与儒家的“天下为公”理想相通。而在筑路用地问题上，“政府强占与政府不给钱的事，英政府决不办”的政策，则让我们看到这位“洋儒”的“轻赋税”与“义中取利”。
有意思的是，庄士敦虽不能劝说他的威海卫臣民们剪掉辫子，但在他的劝说下，“中国皇帝”却剪了辫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从民国二年起，民国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非常和婉，根本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成了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现在，经庄士敦一宣传，我首先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功夫千把条辫子全不见了，只有三位中国师傅和几个内务府大臣还保留着。”[[21]] 而庄士敦治下的威海卫却是另一番景象，直到1930年中国政府收回威海卫时，租界内的男人还疏着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以至于接收大员王家桢于四乡考察时不禁唏嘘感慨。[[22]] 这种现象与英国人的统治政策大有关系。骆克哈特早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中就提出了一个温和的保守的租界地施政政策：“尽可能地利用现存机构”、“尽可能地保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统治下尽量维持中国的现状”，来威海卫后，这一政策得到贯彻。骆克哈特来威海后的第五天，便召见各村村董，赋予他们协助威英当局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之后不久，威英当局开始为村董们颁发执照，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与道德等手段，威英当局把村董们牢牢控制在殖民政府手中。1906年，威英当局在村董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总董制，对此，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不无得意地介绍并评价了这个“系本大臣所计划的”制度，他说：
“自从组织总董以来，众位及前任总董与英政府管理威海这种深切适宜的合作，本大臣极表感谢的。此种组织的成功，本大臣个人十分满意。全租界有三百五十余村，占地三百方里，分为二十六区，每区有一总董，作为英政府与各村之媒介，此系本大臣所计划的，此种计划继续进行，并未修改，已有二十五年。在此计划实行以前，界内村庄形同孤立的公会，政府只得任其为公会，对于管理上自然发生困难障碍，除此之外，那时候交通的方法也很恶劣。自从分为二十六区，每区约有九村至十五村之数，在一位总董指导之下，代表其所辖之村，与政府接洽公事，管理上难办之事因之大容易解决。最重要的是各村居民因为得彼此合作，发生一种社会上的觉悟，知道与较大的团体结合起来，此较单独的公会是有利益的。在本界内政府与人民协商各种重要的事情，是自然的政策，即如社会上、生计上、财政上的各事，不但政府对于行政上之动机可得公论之指导，并且人民也可藉以知道作公民的职分和权利。”[[23]]
这里，一个“得公论之指导”的“与人民协商各种重要的事情”的政府形象被勾勒出来，在此制度下，公民有了权利义务[[24]]意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上的觉悟”。而这一切，都与“本大臣所计划的”总董制分不开。庄士敦何止是得意，简直就是盖棺论定了。
温和的保守的租界地施政政策，由于是在骆克哈特与庄士敦这两位崇尚儒家思想的人物主持下贯彻实施的，其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就势所必然了。概括地说，“中国化”的治理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对德治与教化的高度重视；2、村董制及总董制的建构与运做；3、诉讼制度的调整与“权变”——轻证据[[25]]、重教化、注重调解等。比较而言，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在政府运做与行政管理方面明显表现出这样几点优越：精干，高效，廉价。这与当时弥漫于整个中国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反差。正是这种反差，促使英国人的殖民统治逐渐在当地获得了某种“认同”。1904年，在庄士敦初来威海任职的当年，境内商绅就为他赠送卷轴，赞誉他为“父母官”。“1930年他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按中国传统又为其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26]] 直到今天，“庄大人”为政清廉的口碑还在民间流传。
应当指出，英租威海卫32年的历史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交往的历史，而“承认”包含着交往的真正秘密，以至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一场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从理论上探索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那么，“承认”是一个基本点。它既是一个经验领域也是一个思辨问题。英租威海卫的历史，英租威海卫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可以告诉我们“承认”在权利义务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英国殖民统治在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居然渐渐获得当地人的某种“承认”，笔者认为其中存在这样几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政府的廉洁高效；其二是它的“中国化”，其中最高行政长官及其主要官员的“中国化”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健讼外证”一文的作者陈玉心女士证据充分地说，威海卫的当地中国人确实把英国裁判官视同于租借前的中国地方长官了。她引用庄士敦的话说，“从总体上说，威海卫在聆讯和处理案件的方式上和中国其他地方非常相似：因此，如果有人从中方边界一侧来到威海卫打官司时，即便他久已适应了本国的诉讼方式，也不会有身处异国他乡之感”；[[27]] 其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具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另一地方[[28]]说：英国人初来威海卫时，当地居民抗英甚烈，然而，几年后却变得温顺服帖，竟视殖民统治者为“父母官”。查阅英租威海卫1900年的历史档案便可感受到，“划界遭袭”是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峻问题。[[29]] 当初，抗英活动主要是反对英国人的划界埋碑，英国人白天立界碑后，当地居民竟夜里或将之拔除或偷偷向租借地内侧移动，然而多年后，却发生了当地居民偷偷向租借地外侧移动界碑的事。[[30]] 个中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笔者以为是与土地制度及税费问题密切相关的。据笔者粗阅档案材料看，英租威海卫的土地税远低于周边区域，此项制度必然引起当地居民的好感；最后，相对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与租界外动荡、险恶的环境形成强烈反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上可见，无论庄士敦本人的“中国化”还是威海卫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实质上其核心都是“儒家化”，而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则是骆克哈特与庄士敦施政时从一开始就着力进行的。庄士敦初来威海时，就决心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31]]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庄士敦的这篇临别演说词，有许多意味深长之处，他说：“我与威海人民交接甚久，很相亲睦，一旦分离，我心中所受之感动，自然比较殖民大臣因放弃治理威海所受之感动重大的多，因为殖民大臣计划威海的一切事情是远在伦敦”。说这话时，想必庄士敦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参杂在那些酸甜苦辣中的或许更多的是他与伦敦殖民部的多年积怨。庄士敦说，“和你们住在一块儿的英国人跟你们学的，最少也比你们跟我们学的一般多”[[32]]，然而，这位“中国化了”的英国人究竟学到些什么呢？我们在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过程中或许会发现更多鲜为人知的东西。
“恐怕我们没使你们英国化，你们倒使我们的人中国化了”，这就是32年间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碰幢、交流的一个结果。
2004年2月9日—29日 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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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强: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副教授。
[[1]]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此文件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成。本文在引用中文文本时根据英文文本对中文文本中的个别错误文字做了适当调整。
[[2]] 关于缠足问题的历史档案可查阅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 335卷，“禁止缠足的告示及建立女子学校建议”；卷号： 551—560卷：“天足会章程”、“反缠足告示”、“威海原足会劝谕放足广告”、“劝释缠足论”“请禁缠足书”、“戒妇女缠足论”、“反缠足宣传单”、“反缠足的告示、广告”、“反缠足告示”、“反对男子蓄发女子缠足的建议及宣传”。
[[3]]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123页、124页，群众出版社， 1964年版。
[[4]] 有关庄士敦个人经历的史实，本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 1964年版；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5]]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4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6]]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4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7]] 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见《孙中山选集》，上卷，423-42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8]]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162-163页，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
[[9]]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3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10]]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62页，郑大华译、任菁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将来》，见《评孔纪年》第2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2]] 帕梅拉·艾特威尔：《英租威海卫及归还始末》（威海市档案馆译本，威海市档案馆1998年作为内部资料印刷了100本，没有公开出版发行），10页，威海，1998年。
[[13]]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14]] 转见[马来西亚]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威海卫英国法庭的华人民事诉讼”，《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
[[15]] 同上引[14]。
[[16]]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17]]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96、97、99， “海西头村长的模范行为”、“奖赏巡捕邵学仁、朱连元的训词”、“表彰丛福宝兄弟二人救落水儿童的训词”。
[[18]]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98，“嘉奖勇救溺水者、指责旁观者冷淡的训词”。
[[19]]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20]]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2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127页，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
[[22]] 王家桢：“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英国租占威海卫三十二年（威海文史资料第十辑）》，191页，1998年。
[[23]]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24]] 庄士敦临别演说词中文文本中的“职分”一词，在英文文本中为“duties”，可译为“义务”。
[[25]] 陈玉心在她的文章中说：“实质的公正要求抛开这些证据原则”。见“清代健讼外证”，《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
[[26]] 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3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27]] [马来西亚]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
[[28]] 王一强：“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札记”，《环球法律评论》，2004/春季号，总第30卷。
[[29]] 参见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233-249，“划定租界及其过程中的边境动乱事件”等。
[[30]] 此事据《威海旧事》一书作者梁月昌先生调查告知。梁月昌先生现正从事威海当地口述史的收集工作。
[[31]]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3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32]]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关键词：庄士敦，中国化，英租威海卫，治理方式。
1930年10月1日，威海卫结束了32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就在威海卫即将交还中国政府的前两天，时任英国驻威海卫办事大臣的庄士敦发表了一篇充满依依不舍的临别演说，听众为租界内的总董、商会代表、教育机关及英政府职员、巡捕队成员等，地点在威海卫副华务司署。演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现在是中国式，和我们三十二年以前初来威海的时候是一样，我们从没有一点野心要使你们变为别种人。你们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和你们合作。或者在威海和你们住在一块儿的英国人跟你们学的，最少也比你们跟我们学的一般多。恐怕我们没使你们英国化，你们倒使我们的人中国化了。[[1]]
此言不虚，庄士敦本人就正是一个被深深“中国化了”的人。
庄士敦的这篇临别演说，对英国人在威海卫32年的殖民统治做了回顾，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材料，其中涉及法律制度与法文化的内容引起笔者特别的注意。他说：“中英间之法律及别种要例，多有不同之处。”“本政府对于中国风俗习惯，并不加以干涉，至于在法庭上，极力依照中国法律及惯例办理，其有在道德上与公正上与英国观念相抵触者，则修改之。”他举例说明道：“中国习惯中有一最残酷无道者，即妇女缠足。本政府已尽力劝告界内人民脱离此唯一之恶习[[2]]。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能用强迫手段使你们解除此种习惯，所以我们除此之外，用尽方法劝导你们，但是所得之效果很少，这是本大臣很抱歉的。本大臣曾对你们说过总有一天你们的后代必以这种万恶的习惯为厌恶为希奇，并且疑惑你们为什么只管姑息，恐怕你们自己也要这样的，到了那时你们就要后悔当初没听我们的忠告。”庄士敦的上述说辞涉及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二元法律，而这一问题又与中西文化问题有密切关系。读解庄士敦的这篇临别演说词，有助于我们了解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赖以存在的法文化环境，特别是作为法律制度制定与实施之主要参与者庄士敦的法律思想。
一、“洋儒”：庄士敦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化”
庄士敦不是一个仅仅出于猎奇而顷心于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而是一个立志探求中国文化真谛并深刻卷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的英国人。在他的中国故事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帝师”经历。作为末代皇帝宣统的英文老师，一个为恢复帝制不遗余力的“帝师”，一个将西方生活与现代文明带给皇帝的“怪人”，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他穿大清朝服，行大清礼节（但没有行跪礼），崇尚儒家思想，讲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官话（在香港时期则学会了广东话），以至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中国话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给溥仪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庄士敦“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3]]
1874年，庄士敦[[4]]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茀莱明·约翰斯顿。中文姓名庄士敦，字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1894年，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之后，考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庄士敦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34年。1904年，经骆克哈特推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1919年2月，庄士敦离威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当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英国政府这时似乎突然发现了庄士敦的价值，在其离威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后来，溥仪则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
庄士敦出任“帝师”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1918年，徐世昌准备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继续为留有帝号的溥仪当老师。徐世昌等人决定为博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物色人选的任务交给了李经迈。李经迈是李鸿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担任不同要职，辛亥革命后，李经迈来威海避难期间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极为赞赏，在李经迈看来，庄士敦当然是最佳人选。庄士敦在充当“帝师”角色的同时，也是清室的保护人，是复辟势力试图与英国人保持某种关系的联络者。然而，庄士敦充当的却是复辟闹剧中的滑稽角色，中国历史不可逆转地向另一方向走去。1924年底，在庄士敦陪同下，溥仪装病躲进德国医院，庄士敦立即去和英国公使馆接洽，然而却与英国公使争吵起来，公使对庄士敦试图让英国卷入阴谋迭出的中国政治震怒不已。原来，英国外交部曾明确指示驻华使馆：“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庄士敦在这位公使心目中，可能早已是一个一心效忠外国主子的“英奸”。就在庄士敦迟迟不归时，赶到德国医院的罗振玉则和日本人联络妥当，等到庄士敦赶回医院时，溥仪早就处于日本人的“保护”下了。此后，庄士敦与英国外交部的关系槽糕到了极点，而在溥仪的圈子里，庄士敦也失去了影响力，尽管他还保持着与“小皇帝”的联系，并为此雇佣了一个从前在宫里做事的人。
次年，庄士敦任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1927年，庄士敦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威海卫并出任行政长官。这时，庄士敦发现他自己居然“已经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5]]。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
庄士敦回国后，经骆克哈特等人推荐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但他身在英国，却“心在汉”。对中国尤其是溥仪的关心使他对周围的生活漠不关心，对溥仪痛苦而艰辛的遭遇以及难以预测的命运，庄士敦始终满怀同情。“九·一八”事变后，他代表英国外交部来中国办理归还威海卫等遗留问题时，又到天津去看过溥仪，他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一篇一百多字的“御制序文”。当得知溥仪有意出关重建清朝帝业时，庄士敦兴奋不已，说要在书稿后面增写一章“龙归故里”。1935年，庄士敦亲往长春谒见了已是伪满“康德皇帝”的溥仪，这是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也是与他的倒霉学生的最后一面。1934年，他的《紫禁城的黄昏》在伦敦出版，轰动欧洲，不久，中文版与日文版也相继问世，给他带来巨大声誉。这本书记述了困居紫禁城中“清室”的黄昏———从民国成立到1924年溥仪出宫期间的事变，庄士敦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与末代皇帝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通过对事件的记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政治上的复辟主张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他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最真诚地希望溥仪皇帝陛下及其在长城内外的人民，经过这个黄昏和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更为幸福的时代曙光。”[[6]]
翻看庄士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就可以鲜明地看到庄士敦的上述基本思想。庄士敦认识不少皇族，包括光绪的弟弟，溥仪的爸爸。庄士敦喜欢康有为，崇拜光绪，认为他是伟大的皇帝，而对慈禧和袁世凯则大加贬斥。此外，庄士敦也极力贬低共和之父、中国帝制的覆灭者孙中山，认为他的理论“漏洞百出”，缺乏实力和能力，还说他思维方式不清晰。庄士敦一再强调，当时的中国人并不向往共和，共和只是一些政客争权夺利的筹码，自从共和之后，中国人获得的自由更少了。孙中山也承认，民国建立后，许多情况反而变得更糟，这倒是与庄士敦的看法有共同处。1919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现在国内的政治，比较满清的政治，没有两样，依兄弟看，满清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满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如现政府滥捕滥杀良民，在满清政治专制时代，还没有发现，如现在武人官僚的贪婪，亦较满清时代为甚。兄弟记得清代某粤督于一年内，搜刮得一百多万，人已诧为奇事；由今日看来，像督军师长等，有一年发财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财到千余万的。方今贪婪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7]] 然而，庄与孙的药方却截然不同，一个要复辟帝制，一个要继续革命。庄之所以贬孙褒康，显然出于他与溥仪相同的复辟政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向我密陈恢复“大计”的人，到处都有，比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父子，打着“中华帝国宪政党”的招牌，在国内国外活动。而他们的活动情况，则通过庄士敦传到宫中。“民国十三年春节后，康有为给庄士敦的信中说：‘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大为欢欣鼓舞。”[[8]]
庄士敦是一个汉学功力深厚、具有学者素养的人，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中国》、《狮龙共存威海卫》、《儒教与近代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庄士敦原先信仰基督教，后对中国佛教发生兴趣。他曾遍访名山宝刹，与高僧、法师讨论玄奥问题。通过阅读大量的佛家释典，他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比基督教圣经高深，他曾经常和一个英国神甫通信，用佛教理论驳斥圣经，以至后来他不再到教堂作礼拜。1901年，庄士敦以“林绍阳”的中国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该书指责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反对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谴责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胡乱干涉，并指责传教士所用的种种恫吓言辞如不信上帝要下地狱，异教神是魔鬼等等。他特别喜欢旅游，1902年7月，他穿越云南、越南、然后又到了缅甸；1906年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1908年，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1913年，他又一次走上了最终一站为普陀山的旅行。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由于“帝师”的身份，他卷入中国政治。后来，他弃佛从儒，1934年出版的《儒家与现代中国》，可列入现代新儒家的作品。我们看到，庄士敦的由佛而儒的中国化路径，竟与地道的宋儒相合，与他的政治文化盟友康有为异曲同工。
庄士敦的政治理念与文化立场是一致的。在庄士敦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著述中，充满了“国粹”主义色彩，这种由外国人表达的“国粹”言论，读来格外有种怪味。在他的著述中，我们很难发现同期西方人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对中国人的歧视，更多的则是对中国传统的赞美与辩护。他认为，“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9]] 这与当时孔教会的思想同调，孔教会的人认为，“孔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10]]
民国初年，孔教问题成为中西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一个争论焦点。有些学者从学术上论证孔教为宗教，如张东荪就认为，自宗教上观察孔教，“知孔教确为宗教”，孔教既是中国故有文明之结晶，又是维系中国故有文明的基本文化传统，孔教足以挽回今日人心之堕落！是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民初孔教活动中，一些外国人也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表达了对孔孟之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赞叹。1910年，在爱丁堡召开的世界传教大会认定，“归根到底是孔教的教训使中国伟大。”美国的西卫琴博士欲“为孔教会尽力”，专程来到中国，他宣称“欧洲将归依于孔子矣”，所以中国万万不可“自弃圣人”。
1912年，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陈焕章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当时除李提摩太、李佳白、狄考文、花之安等传教士成为孔教会的支持者外，许多外国在华官员也都表示支持和赞助。庄士敦听说“外国人可以入孔教会”，感到“不胜庆幸”，马上捐款入会。他说中国人如果不崇敬孔子，“不诵习孔教之奇经伟典”，就会成为“中国人之祸害”。他还写文章论证了孔教应定为国教，说：“中国两千年来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归依，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哉！”他认为，“欲保孔教之地位，救孔教于衰微，舍定国教外无他法”。否则，“大教就湮，道德沦丧，中国四万万人民，将随其先圣先贤相传之国粹而并尽，其不可寒心哉。”[[11]]
1934年，庄士敦买下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三个小岛，岛上悬挂“满洲国”国旗，宣称这三座小岛为“小中国”，以示对宣统的效忠。他还在住所办了一个陈列馆，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饰物等。他给岛上的居室分别取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逢年过节则穿戴清朝朝服邀请亲友聚会。不负“怪人”之议，“庄士敦去世时要求把他的所有私人文件销毁”。[[12]] 中国帝制随着大清的覆灭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了，但这位苏格兰人却忠贞守侯了一生。庄士敦一生未婚，陪伴他的是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中国情结”，这种情结我们可以在他的这篇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的临别演说词中读到，他说：“你们将来会得到一位比我更加能干的中国长官，但我自信你们永远不能得到一位比我更加爱恋威海的长官”[[13]]。1938年，庄士敦在对中国往事的无限回忆和对遥远东方的另一座小岛——刘公岛的惦记中去世，死后就埋葬在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的版税买下的小岛上，时年64岁。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此深地卷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事件，除了庄士敦，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例。
二、“德治”：治理方式的“中国化”
庄士敦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这主要体现于他在威海卫的行政实践上，庄士敦的“亲民”决非仅仅是一个“形象”，他的“亲民”决不是做做“姿态”，而是由其理想使然。这位除了与骆克哈特有共同语言而与他的英国同事格格不入的“怪人”，经常下乡巡回，用一口流利的威海地方方言与各色人物交流。当然，他的“亲民”也“中国化了”，“亲民”的深层是“父母官”与“青天”的自居。庄士敦写道：“无论作出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我经常从儒家经典著作或者圣谕那儿载抄一些恰当的文句，目的是针对眼下的案件所提出的问题给我的听众以一点道德训教。例如，有两个邻居为一些小事争吵，我就会给他们讲讲康熙引用过的箴言及其诠释者们有关同村邻里之间应和睦相处的大道理；或许我是在提醒他们如果乡邻之间争吵不休，各不相让，不仅会彼此终身成仇，且会殃及子孙后代，永难和解。”“理论上说，作为一县父母，凡有两造争讼到庭，不仅要允执其中，惩罪罚恶，昭雪无辜，还要化其‘子民’之心，言之以义，喻之以例，使其乐服往圣之遗教，无论居家治国，处邻里待陌路，均能敬古畏威。”[[14]]
对此，马来西亚学者陈玉心在“清代健讼外证”一文中写道：“尽管庄士敦并不相信所有的中国地方长官都能成功地履行了其在这方面的职责，但是他自己决定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官。裁判官一职从形式上看近似中国的地方长官，二者之主要相似点在于一人兼有司法和行政的双重职能，例如裁判官需要负责辖境内士民百姓各方面的事务，不仅限于法律。有证据表明，威海卫的当地中国人确实把英国裁判官视同于租借前的中国地方长官。”[[15]]
笔者注意到，“中国化了”的庄士敦，在许多方面或许比他的中国同道更能理智或“经验”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庄士敦在描述威海卫问题时曾说，“没有祖产，没有祖先牌位”，用以说明财产和祭祀的互惠关系，这里，他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
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说：海西头的车硕学，“是很好的表样，对于一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恭敬、应该纪念车先生。在中国海岸对于上岸及遭风的风船有一种很不好的风俗，就是只知道抢货物抢东西，对于救命是不管的。威海的人民对于此种事情大大改良，是大半因为车老先生的模范，所以英政府送他的纪念品是应该的。他对于遭风的船是极力救命，并且救他们的东西。”[[16]] 庄士敦上面提到的车硕学是海西头村的村董，其“应该恭敬”的事情是这样的：1905年1月的一天，一艘货船“在海西头村长沙套偶遭风雪”，触礁搁浅，是时，风大浪高，天气恶劣，车硕学等人古道热肠，拯人于危。当船主王佐纲驶着由车硕学等人修复好的船返回福建后，写信给骆克哈特，表达对车硕学的赞扬和感谢。骆克哈特对此非常重视，特意在香港定作了一面用檀香木制作的匾额，上刻“拯人于危”四字，亲自送到海西头并与车硕学及家人合影留念。骆克哈特还在村董大会上，号召村董们向车硕学学习，为使车硕学舍己救人的事迹家喻户晓，又在四乡张贴布告。此后，他几乎逢会必讲、逢人便提，车硕学已然成为头号模范人物。
继车硕学之后，不断有人受到当局的奖赏和表彰。在英租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表彰好人好事的文件。[[17]] 不仅表彰“好人好事”，当局还刻意批评、谴责“不仁不义”现象。1916年，有人“投井自尽，有五十余人环井边袖手旁观”。骆克哈特闻后发训辞道：“你们这般狠心人，生于孔孟之乡，习闻圣贤之教，竞无恻隐之心。不知尊重人命，不肯救人出危，所行既显违孔孟之道，即不配生于圣人之乡，就应该迁徒圣教不至之处。……你们众学生，读书学理，自幼宜习仁民爱物之心，勉尽救人助人之义”。[[18]] 我们看到，庄士敦与骆克哈特在治理理念上都把“德治”置于极高的地位，而他们的“德治”，无论其理念还是用语都是“儒家化”的。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重提车硕学一事后，说道：“现在的总董也是很好的，有许多在威海帐饥那一年，很出力的。政府得静子苗作宝先生的帮助，有数次可纪念的，是对于两次调查界内户口。对于羊亭到凤林修一汽车道路的计划的成功，本大臣大半是仗着羊亭总董孙文杰先生的深切合作。”[[19]] 这里，总董们的“深切合作”具有了“德”的意味，在上述说辞中，孔子的“为政以德”跃然而出。然而，无论对于骆克哈特还是庄士敦来说，“德治”并非唯一所求，“事功”才是追求的现实目标，一个雄心勃勃的打造北方香港的计划，一直让骆克哈特与庄士敦耿耿于怀，这符合儒家的“裕民”“惠民”思想。
为了打造北方香港，发展威海地方经济，他们意识到首先要改善和提高威海的交通条件。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说：“界内人民之公益心很有几种可以说的，本大臣现在只说其一。英政府初来威海时，道路有无有的、有很坏的，只可走轴子、牲口及行人，英政府要改良道路，只得慢慢的进行，一部分是因人民不知道好路之必要，再因为财政上的关系。政府要筑可以行车的道，无钱购买修道所必用之地，地主不应允，而政府强占与政府不给钱的事，英政府决不办，这一层是无须说的。英国的政治是自由的、民主的，若是那么样，是与英国政策完全相反的。大困难平均起来就是向村民说公众的利益，他不但对于公众有利，就对于自己也有益，他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东西。可是这几年来，对于道路与他种事情，这种私利主义渐渐没有了。照着去年羊亭区与凤林区之间开的新道，就可以看出来，约在二年前本大臣允许界内通行汽车，就是因为道路有进步，再是因为人民对于生计的重要及交通的价值有点醒悟，所以到现在界内汽车很多。”[[20]]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英国版的“义利之辨”，庄士敦一方面借机宣扬了英国人的自由、民主理念；另一方面则把经济建设与道德及人们公益心的培养联系在了一起。庄士敦斤斤乐道的“私利主义渐渐没有了”，与儒家的“天下为公”理想相通。而在筑路用地问题上，“政府强占与政府不给钱的事，英政府决不办”的政策，则让我们看到这位“洋儒”的“轻赋税”与“义中取利”。
有意思的是，庄士敦虽不能劝说他的威海卫臣民们剪掉辫子，但在他的劝说下，“中国皇帝”却剪了辫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从民国二年起，民国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非常和婉，根本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成了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现在，经庄士敦一宣传，我首先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功夫千把条辫子全不见了，只有三位中国师傅和几个内务府大臣还保留着。”[[21]] 而庄士敦治下的威海卫却是另一番景象，直到1930年中国政府收回威海卫时，租界内的男人还疏着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以至于接收大员王家桢于四乡考察时不禁唏嘘感慨。[[22]] 这种现象与英国人的统治政策大有关系。骆克哈特早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中就提出了一个温和的保守的租界地施政政策：“尽可能地利用现存机构”、“尽可能地保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统治下尽量维持中国的现状”，来威海卫后，这一政策得到贯彻。骆克哈特来威海后的第五天，便召见各村村董，赋予他们协助威英当局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之后不久，威英当局开始为村董们颁发执照，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与道德等手段，威英当局把村董们牢牢控制在殖民政府手中。1906年，威英当局在村董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总董制，对此，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不无得意地介绍并评价了这个“系本大臣所计划的”制度，他说：
“自从组织总董以来，众位及前任总董与英政府管理威海这种深切适宜的合作，本大臣极表感谢的。此种组织的成功，本大臣个人十分满意。全租界有三百五十余村，占地三百方里，分为二十六区，每区有一总董，作为英政府与各村之媒介，此系本大臣所计划的，此种计划继续进行，并未修改，已有二十五年。在此计划实行以前，界内村庄形同孤立的公会，政府只得任其为公会，对于管理上自然发生困难障碍，除此之外，那时候交通的方法也很恶劣。自从分为二十六区，每区约有九村至十五村之数，在一位总董指导之下，代表其所辖之村，与政府接洽公事，管理上难办之事因之大容易解决。最重要的是各村居民因为得彼此合作，发生一种社会上的觉悟，知道与较大的团体结合起来，此较单独的公会是有利益的。在本界内政府与人民协商各种重要的事情，是自然的政策，即如社会上、生计上、财政上的各事，不但政府对于行政上之动机可得公论之指导，并且人民也可藉以知道作公民的职分和权利。”[[23]]
这里，一个“得公论之指导”的“与人民协商各种重要的事情”的政府形象被勾勒出来，在此制度下，公民有了权利义务[[24]]意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上的觉悟”。而这一切，都与“本大臣所计划的”总董制分不开。庄士敦何止是得意，简直就是盖棺论定了。
温和的保守的租界地施政政策，由于是在骆克哈特与庄士敦这两位崇尚儒家思想的人物主持下贯彻实施的，其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就势所必然了。概括地说，“中国化”的治理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对德治与教化的高度重视；2、村董制及总董制的建构与运做；3、诉讼制度的调整与“权变”——轻证据[[25]]、重教化、注重调解等。比较而言，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在政府运做与行政管理方面明显表现出这样几点优越：精干，高效，廉价。这与当时弥漫于整个中国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反差。正是这种反差，促使英国人的殖民统治逐渐在当地获得了某种“认同”。1904年，在庄士敦初来威海任职的当年，境内商绅就为他赠送卷轴，赞誉他为“父母官”。“1930年他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按中国传统又为其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26]] 直到今天，“庄大人”为政清廉的口碑还在民间流传。
应当指出，英租威海卫32年的历史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交往的历史，而“承认”包含着交往的真正秘密，以至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一场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从理论上探索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那么，“承认”是一个基本点。它既是一个经验领域也是一个思辨问题。英租威海卫的历史，英租威海卫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可以告诉我们“承认”在权利义务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英国殖民统治在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居然渐渐获得当地人的某种“承认”，笔者认为其中存在这样几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政府的廉洁高效；其二是它的“中国化”，其中最高行政长官及其主要官员的“中国化”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健讼外证”一文的作者陈玉心女士证据充分地说，威海卫的当地中国人确实把英国裁判官视同于租借前的中国地方长官了。她引用庄士敦的话说，“从总体上说，威海卫在聆讯和处理案件的方式上和中国其他地方非常相似：因此，如果有人从中方边界一侧来到威海卫打官司时，即便他久已适应了本国的诉讼方式，也不会有身处异国他乡之感”；[[27]] 其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具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另一地方[[28]]说：英国人初来威海卫时，当地居民抗英甚烈，然而，几年后却变得温顺服帖，竟视殖民统治者为“父母官”。查阅英租威海卫1900年的历史档案便可感受到，“划界遭袭”是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峻问题。[[29]] 当初，抗英活动主要是反对英国人的划界埋碑，英国人白天立界碑后，当地居民竟夜里或将之拔除或偷偷向租借地内侧移动，然而多年后，却发生了当地居民偷偷向租借地外侧移动界碑的事。[[30]] 个中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笔者以为是与土地制度及税费问题密切相关的。据笔者粗阅档案材料看，英租威海卫的土地税远低于周边区域，此项制度必然引起当地居民的好感；最后，相对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与租界外动荡、险恶的环境形成强烈反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上可见，无论庄士敦本人的“中国化”还是威海卫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实质上其核心都是“儒家化”，而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则是骆克哈特与庄士敦施政时从一开始就着力进行的。庄士敦初来威海时，就决心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31]]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庄士敦的这篇临别演说词，有许多意味深长之处，他说：“我与威海人民交接甚久，很相亲睦，一旦分离，我心中所受之感动，自然比较殖民大臣因放弃治理威海所受之感动重大的多，因为殖民大臣计划威海的一切事情是远在伦敦”。说这话时，想必庄士敦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参杂在那些酸甜苦辣中的或许更多的是他与伦敦殖民部的多年积怨。庄士敦说，“和你们住在一块儿的英国人跟你们学的，最少也比你们跟我们学的一般多”[[32]]，然而，这位“中国化了”的英国人究竟学到些什么呢？我们在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过程中或许会发现更多鲜为人知的东西。
“恐怕我们没使你们英国化，你们倒使我们的人中国化了”，这就是32年间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碰幢、交流的一个结果。
2004年2月9日—29日 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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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强: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副教授。
[[1]]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此文件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成。本文在引用中文文本时根据英文文本对中文文本中的个别错误文字做了适当调整。
[[2]] 关于缠足问题的历史档案可查阅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 335卷，“禁止缠足的告示及建立女子学校建议”；卷号： 551—560卷：“天足会章程”、“反缠足告示”、“威海原足会劝谕放足广告”、“劝释缠足论”“请禁缠足书”、“戒妇女缠足论”、“反缠足宣传单”、“反缠足的告示、广告”、“反缠足告示”、“反对男子蓄发女子缠足的建议及宣传”。
[[3]]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123页、124页，群众出版社， 1964年版。
[[4]] 有关庄士敦个人经历的史实，本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 1964年版；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5]]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4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6]]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4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7]] 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见《孙中山选集》，上卷，423-42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8]]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162-163页，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
[[9]]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3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10]]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62页，郑大华译、任菁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将来》，见《评孔纪年》第2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2]] 帕梅拉·艾特威尔：《英租威海卫及归还始末》（威海市档案馆译本，威海市档案馆1998年作为内部资料印刷了100本，没有公开出版发行），10页，威海，1998年。
[[13]]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14]] 转见[马来西亚]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威海卫英国法庭的华人民事诉讼”，《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
[[15]] 同上引[14]。
[[16]]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17]]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96、97、99， “海西头村长的模范行为”、“奖赏巡捕邵学仁、朱连元的训词”、“表彰丛福宝兄弟二人救落水儿童的训词”。
[[18]]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98，“嘉奖勇救溺水者、指责旁观者冷淡的训词”。
[[19]]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20]]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2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127页，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
[[22]] 王家桢：“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英国租占威海卫三十二年（威海文史资料第十辑）》，191页，1998年。
[[23]]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24]] 庄士敦临别演说词中文文本中的“职分”一词，在英文文本中为“duties”，可译为“义务”。
[[25]] 陈玉心在她的文章中说：“实质的公正要求抛开这些证据原则”。见“清代健讼外证”，《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
[[26]] 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3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27]] [马来西亚]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
[[28]] 王一强：“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札记”，《环球法律评论》，2004/春季号，总第30卷。
[[29]] 参见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233-249，“划定租界及其过程中的边境动乱事件”等。
[[30]] 此事据《威海旧事》一书作者梁月昌先生调查告知。梁月昌先生现正从事威海当地口述史的收集工作。
[[31]]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3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32]]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卷号：77卷，“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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