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2006-06-06 23:06:22 作者：张玉法 来源：中国法律研究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摘要]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份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份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由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且孝道也呈式微之势，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ZHANG Yu-fa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entral Academy of Research , Taipei, China)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 society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balance to expla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becomes the dynamic for the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needs new intellectuals and peop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se people beco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first transformati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came the classe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se classes and bankers beca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ris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population was centered in cities, which forms the third transformation. Wh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underway, family system also began to change, from the big family to the small family, and the virtue of filial piety declined. This is the fourth transformation.
一 前言
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一个旧的社会，当社会发生垂直或／和水平流动的时候，或受新观念和新技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基本的改变。通常的情形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先发生改变，连锁地带动其它社会部门的改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说：
社会生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会系统的任何一部分改变，都会带动其它部分适应性的改变。第一波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经过各部门在功能上调整适应以后，就会产生整合、适应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系统。[1](p34～35)
一个旧的社会变为新的社会的过程，可作下列的表解：(图表略)
帕森斯认为，第一波的变动造成社会的不平衡，使原来平衡的社会受到干扰，各种恢复平衡的力量就会发生，社会也因而发生变迁。[1](p39)
如果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找出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改变的第一波新力量。此第一波新力量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为应付此入侵，中国从事工业化；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先须了解中国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分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都市化变成自然的结果，因为新的工商人士都集中在都市地区，而他们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替其工作，因而人口集中城市。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因为工业化的社会，人不仰赖土地，为了职业奔走四方，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人多自食其力，不必承袭父母的田地为生，也不必守着父母，孝道也因而式微。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二 经济变迁：从农业到工业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第一步是由传统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经济。传统农业经济是匮乏经济，由于不讲求科学技术，生产少，生活需自我节制。现代工业经济是富裕经济，此种经济是人不断改善科学技术以控制和利用自然的结果。[2](p3,7,11)由于生产多，人的生活趋向享受。
在1900年代前后，当中国开始发展现代经济时，是农业与工业并重的。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孙在1894年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中，建议李鸿章设立机关以改良农业、设立农业学校以研究农业知识，并改良农具。[3](p3)1895年孙在广州谋起兵，组农学会以号召群众，自谓其农学会的主要工作在翻译外国农业书籍、推动建立农业学校、并促请政府设立农业机关。[3](p13～14)另一方面，孙对工业发展也非常留意。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李发展工业，并谓科学与机器是发展工业的主要手段。[3](p5～6)到1921年，孙出版《实业计划》，声言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并谓发展工业的方法为借用外资和促进机器生产。[4](p264)
孙中山在经济发展的构想上何以农业、工业并重?一方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主要生产靠农业，另一方面，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中国的工业落后甚多。除孙中山外，与孙同时代的名流，如郑观应、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都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当时相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广大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由农业来解决。
清末民初，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到1931年时河北定县的调查，在10 803个13岁以上的男子中，83．4％为农人，1．3％在农田帮工，3．9％为商人，1．9％为技工，1．6％为非技术工，1．7％为教育工作者，1．6％服务军警，0．4％在政府工作，4．5％为其它。[6](p38)据陈翰笙调查，1935年广东的38个县152村庄的家庭，85％为农家，另15％为商人、军公教人员和工人。[7](p2)
这种大量的农业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后遭遇到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据1918年农商部的统计，中国约有50％自耕农，20％半自耕农，30％佃农。[7](p34)据前述陈翰笙1935年在广东38县152村庄中所作的调查，在24 776个家庭中，32．6％为地主，57．2％为佃农，10．2％为农家的长短工。[7](p115～117)
由于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工具，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增强了阶级的对比(见表1)。部分统计资料显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见表2)。(图表略)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这些农民很难维持家庭的温饱。1922年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在直隶(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浙江调查240村庄7 079家庭的37 191个成员，发觉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17．6％的家庭，和直隶、山东二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据当时估计，一个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费为100～150元。在这种情形下，饥荒是经常发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饥荒使50万人丧生。[6](p69～70，76)饥荒也使人逃离家园，在1923～1926年的四年间，平均每年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514 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一年中就有1 178 254人去东北。此后在1927～1929的三年问，平均每年有1 021 005人去东北。[6](p105)
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子组织农学会以研究农业技术；农民购买外国农具、使用杀虫剂及化学肥料、讲求灌溉及开垦，并引进新的品种。[8]到民国初年，上述的农业技术改良继续推行，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灌溉面积，从1914年的三亿五千二百万亩，增至1924年的三亿九千五百万亩。化学肥料的进口，1912年为80万担，1928年增至250万担，1930年增至380万担。据柏金斯(Dwight H．Perkins)估计，在1350～1950年间，由于使用新品种、改良品种、和轮作，使每年的粮食增加39至57万吨。不过，由于粮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则每年增加0．8％，粮食短缺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之年。[9]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8，196)
大体说来，在1900～1949年间，在农业技术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权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那50年可以说是农业衰退期，特别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及水旱灾频仍，农业衰退更甚。
在20世纪前半期，政府于改良农业的同时，也发展工业。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政府与官僚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兵工业全为政府所办不必论，即就棉纺织业而论，据严中平统计，在1897～1911年间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19家棉纺织厂当中，12家为官僚所办，3家为买办所办，2家为旧式商人或绅士所办，另2家不详。到民国建立以后，一般商人投资于新工业者渐多，在1912～1922年间于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32家棉纺织厂中，21家为商人所办，6家为官僚所办，2家为绅士所办，2家不详。[12](p55)
其二，新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外资竞争。据估计，在1895～1911年间的490家工矿业的111 313 000元总投资中，88．25％属于外资。[13](p203)不过，也有的统计，外资的比例没有这样高，譬如建于1900～1911年间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厂中，26％为外人所办，74％为国人所办。[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间，中国在矿业、工程、纺织、食品、电力、造船等方面的总投资为223 438 000元，其中46．16％为外资。[14](p82～83)
其三，新工业及新企业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在1930年代，江苏、辽宁、河北(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改直隶为河北)、广东、山东、湖北六省，土地占全国10％，人口占全国36％。但外资占全国92％，铁路占全国53％，公路占全国42％，煤铁生产占全国64％，纺锤占全国93％，缫丝车占全国92％，榨油机占全国86％，电力占全国87％。在1920～1930年间所存在的1 302家工厂中，827家(占三分之二)设于上述沿江沿海地区的四大城市中：上海645家，无锡110家，汉口38家，大连34家。[6](p127)
其四，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工业一直仍居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912年雇用7个工人以上的20 749家工厂中，用机器动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厂用机器动力)，而在363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中，总共使用的机器不过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现代部门的生产(除去手工业)只占国内总生产的3．4％，即把建筑、现代商业、金融、现代交通运输加进去，当年现代部门的生产，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p64)
上述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工业化的一般情形，但许多其他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工业化也有些许成就。在1910年，中国只有4 500英里铁路，26个棉纺织厂，31个现代面粉厂。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资输入的断绝或减少，中国商人能够扩展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就有很好的发展。尽管内战、外债、高税率和资本上的困难，在1918～1930年间工业继续发展，1929年的煤产量较1913年高出79％，铁路英里数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国有9 500英里的铁路，35 000英里的公路；有41个现代煤矿，加上旧式煤矿，年产量约2 500万吨；有9家钢铁公司，年产共约100万吨生铁，11万吨钢。棉纺织厂增至127个，有400万纺锤，3万架织布机。此127家棉纺织厂，58家在上海，25家在无锡，7家在天津，6家在汉口。上海、无锡、天津、汉口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总数252 032个棉纺织厂的工人中，上海占94 342人，天津占16 798人，无锡占15 780人，汉口占1 951人。此外，中国当时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90～200家面粉厂，280～300家榨油厂，190家火柴厂，1 500～2 000家其他现代企业。[6](p16～17，85～87，146)
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受挫，但在抗战期间，中国继续建立各式工业。在1938～1940年间，488家工厂和12182个技术人员从沿海和长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据1943年经济部的调查报告，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 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时已存在，3168家建于1938～1942年间。工业总投资，除掉10倍的物价上升指数，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资本(不包括外资)差不多，工人数也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工人数略等。[17](p19)就全中国而论，工业生产毛额仍有增加。战后由于国共全面战争，生产毛额才下降。据张长基对1912～1949年间15种重要商品所作的总生产毛额统计，以1933年为100，1912年为11．9，1922年为34．7，1932年为91．6，1942年为115．7，1949年为105．6。[15](p60～61)
三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兴起，与旧教育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关。所以要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应合工业社会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制度第一次改变在1860～1895年间，当时为应合洋务运动的需要，设立了一些外国语言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技术学校(如机器学堂、船政学堂)和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国教育制度的第二次改变在1898～1911年间，此期间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了现代的学制。现代学制分为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中、高级皆有一般的、师范的和职业的三类学科。此一学制自1902年开始建立，迄今仍大体未变。
新教育制度与旧教育制度极为不同，旧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而论，只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诗文。在旧教育制度下，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对儒家经典有研究兼习诗文的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第一级考试在州县，通过后给予生员资格；第二级考试在省，通过后给予举人资格；第三级考试在京师，通过后给予进士资格。生员、举人、进士考试都是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生员约3万人，举人约1 500人，进士约300人。[18](p13)此外尚有较小的考试，从生员中考选优秀者给予贡生或监生的资格，送往京师，贡生可授官，监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贡生或监生的资格也可捐款购得，称为捐贡或捐监。[19](p3)生员和监生属下层士绅，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属上层士绅。[19](p5～7)士绅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有许多特权，如不服劳役、不受鞭刑，受官吏礼遇等。[19](p43)
士绅阶层的人数，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及以后有所不同。在清廷对抗太平军期间，为了鼓励地方捐助军费，规定该州县捐若干钱可以增加该州县若干生员名额。[19](p83)在这种情形下，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全国的生员名额原只有46 322人(文生员25 089人，武生员21 233人)，到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就增至56 919人(文生员30 113人，武生员26 806人)。[19](p88,94)生员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文生员而论，据估计，每三年有200万人竞争30 113个名额。[19](p92)整个士绅阶层的人数，据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约110万人，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约145万人。[19](p137)
士绅阶层属于儒家学者，缺乏现代知识与技能，无法应对采用新武器、新战术的外国军事侵略，无法应对外国工商业的入侵，也无法应对外来文化的传布。为寻求西方富强的奥秘，在改革派的怂恿下，清廷在1900年代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并把旧的教育制度废除，新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共造就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特别在某一个年代，中国有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没有统计数字。为了方便，只能就在校的师生数作为示例。小学生不在计算之列，此处把各级学校的老师和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列为知识阶层，可以分成两个等级：一为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小学教师、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二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大学教师、中等学校教师和大专学生。1909年，在学校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147 871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38 197人，计共186 068人。①
近代以来，发展教育被视为富强的一种快捷途径。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学生的数目即不断增加，到1923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达448 620人，上层达58 104人，总共506 724人。②
1928年北伐完成以后，国民政府谋求各方面的建设，对教育的发展尤为注意。在抗战期间，对教育亦不忽视。抗战胜利后，各级学校迅速恢复，1946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达2 825 863人，上层达229 687人，总共3 055 550人。③
假如以1909年(宣统元年)代表清末，1923年(民国12年)代表北京政府时期，1946年(民国35年)代表国民政府时期，在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数，国民政府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的6倍，为清末的16．4倍，为清末整个士绅阶层的2．1倍。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后，不仅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学习的内容几乎也完全改变。关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专长，如以全国为范围，并无统计资料可循，但在校大专学生各科系的人数，也许可以作为示例。譬如在1928～1937年间，历年大专学生的数目从25 178至44 167不等，各科系的学生在全部学生的比例上，有的科系是逐年上升的，有的科系是下降的。在比例上下降的科系，学人文的从21．7％降至13．3％，学法政的从37．6％降至22．8％，学商的从6．7％降至5．9％。在比例上上升的科系，学医的从3．9％升至39．7％，学工程的从11．0％升至18．5％，学自然科学的从7．6％升至14．3％，学教育的从6．6％升至7．9％，学农的从4．1％升至5．8％。[20](p525～526)另一种示例是留学生所学的科系，以1909～1929年清华大学1 268个留美学生为例，学工程的占32．33％，学科学的占10．99％，学医的占5．19％，学农的占3．63％，学军事的占1．94％，学人文的占5．54％，学音乐的占0．25％，学社会科学的占23．84％，学法的占2．77％。[18](p111)
近代以来，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汪一驹依据伍海德(H．G．W．Woodhead)所编的《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book)中的人名录(Who’S Who)所作的统计，在历年所列载的名人中，归国留学生所占的百分比，1916年为49．5％，1923年为52．5％，1932年为68．8％，1939年为71．0％。[18](p177)地质学家如丁文江，工程师如詹天佑，工业家如穆湘玥，物理学家如李书华，数学家如陈省身，文学家如鲁迅，外交家如颜惠庆，教育家如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均为留学归国者。[18](p82～85，378～421，465～470，473～474)
四 现代工商阶层的形成
传统中国为农业国家，工商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所谓工商人士，近代以来包括贸易商、矿业家、银行家。从事金融活动者，以及服务运输业的经理人，由于人数渐多，已形成一个阶层，称为工商阶层。中国工商人士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虽可上溯至晚明，主要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的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商阶层约有七类人，即盐商、行商、买办、钱庄和票号及银行业者、制造业者、矿业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盐商最早成为社会上的有钱阶层，因为他能垄断盐的制造和运售。盐商为增进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供应子弟参加科考，在1649～1801年间，有143个进士来自盐商家庭，在1646～1800年间，有346个举人来自盐商家庭。[21](p83)到太平天国之乱时，由于许多盐商城市(如扬州)为战争所毁，导致盐商的衰弱，但盐商人数仍然很多，譬如在民国初年，只两淮盐区，就有35 000个盐商。[22](p148，157～158)
行商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他们自1720年以后获得对外贸易的特权。[23](p24)从1720年至1842年开五口通商，广州是中国惟一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地方，对外的丝、茶、棉，以及非法的鸦片贸易，都操纵在行商手里。1842年以后，行商的影响力渐减，因为有更多的口岸可以从事对外贸易，而行商的对外贸易特权也已废止。到1856年英法联军前夕，由于亚罗船事件，广州的行商区被广州群众所焚，行商乃归于式微。[24](p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53、70、78、62、69页和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6、112、125、127、134、152页统计。
② 据《民国十五年中国年监》(日文版)，第461～497页统计。
③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17、223～224、230、238、243、244、254、298、303、304、310、311～312、319、336各页所列数字统计。
继行商而起的重要商人是买办，他们最初受雇于行商，为行商职员。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特权于1834年废除后，许多外商在中国雇用代理人，掌管银钱，并监督手下雇用的一些中国人。在行商制度消失之后，买办即变得重要。[24](p43)买办的数目，1854年约有250人，1870年350人。最初买办多为广东人，后来浙江人、江苏人增多。在1920年代的100个著名的买办中，43个为浙江人，31个为江苏人，7个为广东人，1个为安徽人，1个为江西人，3个籍贯不详。有些买办，如唐景星、郑观应和虞洽卿，投下许多资本在新式工业、矿业上，他们被视为外国资本家的走狗，但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确也有贡献。[25](p51～54，100～102，114～136)
银行金融业者，在清末民初，势力较大的有两类，传统的一类叫钱庄，起源于南宋时期。民国初年资本额在4 000元以上的钱庄至少尚有1 500家。现代的一类是银行，在1896～1937年间，有390家银行建立。在1936年，有25 652人在164家银行及其1 332家分支机构工作。清末民初的著名银行家有盛宣怀、梁士诒、朱葆三、叶景揆、张嘉璈、钱永铭、胡筠、陈廉伯等。[26](p51，54，67～82)
制造业为工商业的主体，这方面有成就者甚多，苏云峰统计的377个民初商人中，制造业者101人(将所列制药业者并入)，占百分之26．8％，著名的如胡文虎(制药)、张謇(纺纱)、穆湘瑶和穆湘玥兄弟(纺纱)等。[26](p59，76，72，82)
矿业家的人数不多，但因为采矿为新兴的行业，也有人因采矿有成成为工商业界的名人，如周学熙(皖人)、李国钦(湘人)、殷楚贤(湘人)等。[26](p70～72)
其他工商界人，范围至广。仅就苏云峰的统计，可列表如下。[26](p59)(图表略)
统计中的377人，一般商人130人，占34．5％。由于一般商人成名者不多，在整个工商阶层中的人口比例，当较34．5％为高。
就工商阶层全体而论，其影响力是日渐增加的，特别在各地商会普遍成立以后。商会是1902年由清政府鼓励而设立，到1908年全国31个大城市和135个小城镇中都有商会设立。[27](p217～218)到1910年，全国商会会员达20万人，其中广东人占13．1％，江苏人占11．4％，直隶人占8．8％，浙江人占8．7％，其他各省人数较少。[28]民国初年，商会及商会会员人数继续增加，1912年有商会800个；1915年有商会1 242个，会员25万人；1919年有商会1 447个。[27](p218,220)
在1920年前后，工商阶层相当活跃。他们参与了联省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如教育、国民卫生)运动，也参加了一连串的罢市(如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从一市，到全省，到全国，逐渐扩大。在1920年，天津有一个丝商名赵俊卿(原资料为 Chao Chun-ching)，在天津商会中表示，工商界应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在1921年末，有人在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中讲演，表明工商界人士了解国家的处境、了解国家的需要，可以把他们的经验与知识贡献给国家，并表示只有工商银行界及教育界人士有余暇和经验而关怀国家，并能受到人民的尊重。[27](p225)另一方面，到1926～1927年，上海的金融界领袖逐渐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接近，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国家统一运动，协助打倒军阀，因为军阀的战争对金融业的发展是有妨害的。[29](p95)
大体说来，工商阶层的人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各省的城市，其人数在整个中国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不高。据估计，在1920年代，中国工商阶层约有一千万或稍多一点[26](p57)，约占全人口的2．5％。
五 都市化的趋势
19世纪的中国，大部人民住于乡村，村民大多从事农业，彼此之间相当熟识。城市与乡村不同，在政治事务方面，城市有政府和警察，乡村主要靠士绅；城市的识字率较高，乡村较低；城市的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维持，乡村则重礼仪与道德；城市的社会流动较大，乡村流动较小；城市的社会关系是业缘的和组织的，乡村的社会关系是血缘的和地缘的；城市的经济生活是互相依赖的，乡村是自给自足的。[2](p4～5,10)从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工业、商业、运输业及其他企业的发展，城市成为移民和离村农民的集居地。以1935年的沈阳为例，在50万人口中，生在沈阳的只占39．2％，有17．4％自辽宁省各地移入，35．3％自山东和河北移入，3．6％自日本和朝鲜移入。[30](p374～376)
城市有四种特性，其一，集居的人口较多。各国所定城市的人口标准，通常依国家人口密度状况而定，如瑞典200人，丹麦250人，加拿大1 000人，法国2 000人，美国2 500人，比利时5 000人，埃及10 000人，苏俄12 000人，荷兰20 000人，日本30 000人。其二，人口密度较大。各国标准亦不同，西方学者一般以每方公里800人以上为准。其三，城市的人口较富异质。他们大多不业农(农民不超过25％)，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其四，为周围地区的文化、经济及政治中心。[31](p397，399，412，p15～17)
都市化起于服务业与工商业的兴起，一个聚落(包括村、镇、城)，其人口成长率大于自然成长率、高于周围聚落的人口成长率，即为都市化现象。城市在古代就发生，西周有城邑375个，春秋时增至466个，战国时有万户(约五万人)的大城约70至90个。古代城墙是用土筑的，唐代的大城才加砖。又据施坚雅(G．W．Skinner)估计，1893年中国内地有2 000人口以上的城市1 779个，人口共23 513 000人，占全国人口6％。[7](p26～28)清末民初，都市化在沿江沿海的省区进行。当时都市化最显著的地区是江苏。1919年江苏有10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7个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6个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到1932年，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增至17个。上海是江苏的最大城市，其人口，1843年20万，1872年25万，1911年100万，1921年150万，1936年350万。与江苏相比，浙江省小城市较多，如1921年浙江有1至2万人口的城市66个，而江苏在1919年，这样的城市只有33个。浙江最大的城市是杭州，其人口，1884年25万，1911年68万，l928年81万。长江中游的城市以湖北的汉口最重要，其人口，1888年18万，1906年52万，1917年70万。由于铁路的修筑，近代以来华北的城市有显著的发展。在山东省，济南的人口，1906年10万，1911年20万，1917年27万；青岛的人口，1910年16万，1927年32万。在直隶省，北京的人口在19世纪后期为50万，1919年增至93万；天津的人口，1903年32万，1910年代增至75万。[28](p483～484)依据20世纪初年日本的调查，江苏、直隶和四川为中国三个都市化最显著的省区，三省住在一万人以上或重要城市的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江苏为13．6％，直隶为11．2％，四川为9．9％。[32](p6)
六 家庭结构的变迁
前述的许多改变，促使了家庭结构的改变。其一，人口由乡村移向城市，不少青年人离开了同居的父母，原来同居一起的兄弟姊妹，也分散在各处工作，这使传统的大家庭制度解体。其二，离开一大家人耕田的农村，到工商社会工作，使年青人在经济上独立，仍倾向于单独住，小家庭因而增多。其三，无论移居还是因职业变动而搬迁，大多以个人或小家庭为单位，这样也促使了大家庭的衰落和小家庭的兴起。[33](p303)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不同。传统家庭的特色：1．与父母同居的大家庭为理想形式；2．夫权高，妻和子女的地位均低；3．父母替子女选择配偶；4．家族对家庭的管辖多，协助也多。现代家庭的特色：1．不与父母同居的小家庭为理想形式；2．夫妻和子女的地位平等；3．子女自己选择配偶；4．家族对家庭无管辖权，协助也少。[34](p45～46)
家庭变迁的动力为工业化、都市化和新思想。家庭变迁，最重要的是家庭人口的减少。一般说来，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家庭人口的平均都是5～6人。[35](p269)据何柄棣研究，中国家庭人口的平均数，1393年为5．68，1812年为5．33。[36](p10)此种平均数，与l930年代初期大陆家庭人口数相比，都没有显著的变化。据统计，1934～1935年大陆地区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为5．5人。[34](p97，274)家庭平均人口减少的趋势，台湾地区到1960年代以后才显著。据统计，1969～1979年间，台湾家庭人口平均数，逐年缓慢递减，从5．64人减至4．86人，从无回升现象。[35](p274)
一般认为传统家庭是大家庭，现代家庭是小家庭，实际上大小不以家庭人数多少来分。一个四口之家可能是大家庭，如果此四口的组合是父、母、子、媳；一个十多口之家可能是小家庭，如果此家庭的份子组合是父、母及未成年的孩子们。从家庭结构来看，有三种家庭模式：一种是以夫妇和未成年的子女所结合的家庭，叫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种是直系血亲家庭，是父母、长子媳等直系血亲同居，叫主干家庭(stem family)；一种是几代的小家庭同居，叫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或联合家庭(joint family)。这三种家庭数目在中国消长的情形，有系统的统计数字无多，仅可举若干数据加以说明。1946年调查华北农村的458个家庭的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36)。(图表略)
1946年在上海所调查的208个家庭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37)：(图表略)
1946年在福建所调查的44个家庭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48)：(图表略)
由上列三表显示，53．0～66．6％的上等家庭属延伸家庭，47．6～71．0％的下等家庭属核心家庭。说明愈富有的家庭愈大，愈穷的家庭愈小。
此类家庭的比例，很可能代表传统社会的情形。但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延伸家庭逐渐减少，核心家庭逐渐增多。此种趋势，在台湾地区，到1960年代以后才显著。据1964年在台北市古亭区的调查，在1 712个家庭中，69．8％属于核心家庭，12．6％属于主干家庭，0．6％属于延伸家庭。[34](p92)不过，核心家庭的比例，在乡区可能较市区为低。据1971年在台中县农村所调查的360个家庭中，50％属于核心家庭，38％属于主干家庭，7％属于延伸家庭，5％未分类。[35](p279)
七 结论
自清末以后，工业化是关心中国富强的人所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便逐渐由农业转向工业。工业化的要求以及工业化的本身，对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一，推动工业化需要新的知识与技术，因此中国自1900年代开始建立新学制、废除科举制。此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即取代了士绅的地位。其二，工、矿、商业、运输、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发展，使工商阶层兴起，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且对政治的影响力日增。其三，工业化使许多人从农业生产部门转到工业生产部门，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准。而由于许多工业生产部门都集中在都市地区，工业化也带来了都市社会，此都市社会，与传统的农村社会截然不同。其四，工业化和都市化，使个人与小家庭自大家庭和乡土游离而出，使小家庭增多，使人与乡土、大家庭的关系转为淡薄，个人主义逐渐滋长。上述的变迁，以台湾地区为例，到1960年代以后显著。
参考文献：
[1] Ruth A, Wallace and Alison Wolf, eds. Contemporary Socio- logical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N. J. 1980.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
[3] 国父全集：第五集[M]．
[4] 国父全集：第二集[M]．
[5] 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M]．
[6] R.H.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M]. Boston,1966.
[7] Chen Han-s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M]. Westport, Connect. 1936.
[8] Chang Yu-fa. China\‘ s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1901～1916.. Regional Studies on Thirteen Provinces [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ugust26～29, 1977 [C].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9] Ts\‘ui-jung Liu. The Problem of Food Supply in China,1912～1927[A]．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Z]．
[10] 沈宗翰．中国农业科学化的初期[R]．1975年12月17日在中央研究院讲演论文．
[11] 黄俊杰．沈宗翰先生年谱[M]．台北，1981．
[12] 引见 Rhoad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A].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M].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13]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卷二[M]．
[14] Albert Fewerwerker.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M]. C. D. Cown, ed.
[15] John K. Ch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A Quantitive Analysls[M].
[16]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M] Elvin and Skinner, eds.
[17] Albert Feuerwerke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M].
[18]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M].
[19]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M].
[20]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21]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M].New York, 1962.
[22] S.A. M. Adshead. The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1900～1920[M] .Cambridge, Mass, 1970.
[23] Kuo-heng Shih.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A]. Institue of Pacific Relations, e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M] . New York,1949.
[24] Wellington K. K. Chan.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M]. Harvard University: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7.
[25] Yen-ping Hao. 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M]. Cambridge, Mass,1971.
[26] 苏云峰：民初之商人[A]．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
[27] Shirley S. Garrett. 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YMCA[A].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M].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28] Chang Yu-fa.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60～1916: Regional Comparisons in Thirteen Provinces [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C]. Los Angeles , California, March 30～Aprial, 1979.
[29] Susan Mann Jones.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0] Irene B. Taenber. Migrants and Cities in Japan, Taiwan,and Northeast China[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1] 王维林：自人口学观点看我国都市化社会[M]．朱岑楼编：我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M]．陈伯中：都市地理学EM]．
[32] Mark Elvin. Introduction[A].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3] Alden Speare, Jr.. Migration and Family Change in Central Taiwan[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4] Chun-kit Joseph Wong. The Changing Chinese Family Pattern in Taiwan[M] . Taipei, 1981.
[35] 朱岑楼：中国家庭组织的演变[A]．我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M]．
[36]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M].
[37]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M]. New York,1968.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ZHANG Yu-fa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entral Academy of Research , Taipei, China)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 society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balance to expla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becomes the dynamic for the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needs new intellectuals and peop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se people beco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first transformati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came the classe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se classes and bankers beca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ris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population was centered in cities, which forms the third transformation. Wh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underway, family system also began to change, from the big family to the small family, and the virtue of filial piety declined. This is the fourth transformation.
一 前言
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一个旧的社会，当社会发生垂直或／和水平流动的时候，或受新观念和新技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基本的改变。通常的情形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先发生改变，连锁地带动其它社会部门的改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说：
社会生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会系统的任何一部分改变，都会带动其它部分适应性的改变。第一波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经过各部门在功能上调整适应以后，就会产生整合、适应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系统。[1](p34～35)
一个旧的社会变为新的社会的过程，可作下列的表解：(图表略)
帕森斯认为，第一波的变动造成社会的不平衡，使原来平衡的社会受到干扰，各种恢复平衡的力量就会发生，社会也因而发生变迁。[1](p39)
如果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找出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改变的第一波新力量。此第一波新力量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为应付此入侵，中国从事工业化；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先须了解中国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分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都市化变成自然的结果，因为新的工商人士都集中在都市地区，而他们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替其工作，因而人口集中城市。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因为工业化的社会，人不仰赖土地，为了职业奔走四方，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人多自食其力，不必承袭父母的田地为生，也不必守着父母，孝道也因而式微。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二 经济变迁：从农业到工业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第一步是由传统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经济。传统农业经济是匮乏经济，由于不讲求科学技术，生产少，生活需自我节制。现代工业经济是富裕经济，此种经济是人不断改善科学技术以控制和利用自然的结果。[2](p3,7,11)由于生产多，人的生活趋向享受。
在1900年代前后，当中国开始发展现代经济时，是农业与工业并重的。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孙在1894年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中，建议李鸿章设立机关以改良农业、设立农业学校以研究农业知识，并改良农具。[3](p3)1895年孙在广州谋起兵，组农学会以号召群众，自谓其农学会的主要工作在翻译外国农业书籍、推动建立农业学校、并促请政府设立农业机关。[3](p13～14)另一方面，孙对工业发展也非常留意。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李发展工业，并谓科学与机器是发展工业的主要手段。[3](p5～6)到1921年，孙出版《实业计划》，声言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并谓发展工业的方法为借用外资和促进机器生产。[4](p264)
孙中山在经济发展的构想上何以农业、工业并重?一方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主要生产靠农业，另一方面，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中国的工业落后甚多。除孙中山外，与孙同时代的名流，如郑观应、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都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当时相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广大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由农业来解决。
清末民初，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到1931年时河北定县的调查，在10 803个13岁以上的男子中，83．4％为农人，1．3％在农田帮工，3．9％为商人，1．9％为技工，1．6％为非技术工，1．7％为教育工作者，1．6％服务军警，0．4％在政府工作，4．5％为其它。[6](p38)据陈翰笙调查，1935年广东的38个县152村庄的家庭，85％为农家，另15％为商人、军公教人员和工人。[7](p2)
这种大量的农业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后遭遇到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据1918年农商部的统计，中国约有50％自耕农，20％半自耕农，30％佃农。[7](p34)据前述陈翰笙1935年在广东38县152村庄中所作的调查，在24 776个家庭中，32．6％为地主，57．2％为佃农，10．2％为农家的长短工。[7](p115～117)
由于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工具，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增强了阶级的对比(见表1)。部分统计资料显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见表2)。(图表略)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这些农民很难维持家庭的温饱。1922年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在直隶(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浙江调查240村庄7 079家庭的37 191个成员，发觉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17．6％的家庭，和直隶、山东二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据当时估计，一个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费为100～150元。在这种情形下，饥荒是经常发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饥荒使50万人丧生。[6](p69～70，76)饥荒也使人逃离家园，在1923～1926年的四年间，平均每年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514 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一年中就有1 178 254人去东北。此后在1927～1929的三年问，平均每年有1 021 005人去东北。[6](p105)
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子组织农学会以研究农业技术；农民购买外国农具、使用杀虫剂及化学肥料、讲求灌溉及开垦，并引进新的品种。[8]到民国初年，上述的农业技术改良继续推行，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灌溉面积，从1914年的三亿五千二百万亩，增至1924年的三亿九千五百万亩。化学肥料的进口，1912年为80万担，1928年增至250万担，1930年增至380万担。据柏金斯(Dwight H．Perkins)估计，在1350～1950年间，由于使用新品种、改良品种、和轮作，使每年的粮食增加39至57万吨。不过，由于粮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则每年增加0．8％，粮食短缺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之年。[9]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8，196)
大体说来，在1900～1949年间，在农业技术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权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那50年可以说是农业衰退期，特别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及水旱灾频仍，农业衰退更甚。
在20世纪前半期，政府于改良农业的同时，也发展工业。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政府与官僚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兵工业全为政府所办不必论，即就棉纺织业而论，据严中平统计，在1897～1911年间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19家棉纺织厂当中，12家为官僚所办，3家为买办所办，2家为旧式商人或绅士所办，另2家不详。到民国建立以后，一般商人投资于新工业者渐多，在1912～1922年间于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32家棉纺织厂中，21家为商人所办，6家为官僚所办，2家为绅士所办，2家不详。[12](p55)
其二，新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外资竞争。据估计，在1895～1911年间的490家工矿业的111 313 000元总投资中，88．25％属于外资。[13](p203)不过，也有的统计，外资的比例没有这样高，譬如建于1900～1911年间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厂中，26％为外人所办，74％为国人所办。[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间，中国在矿业、工程、纺织、食品、电力、造船等方面的总投资为223 438 000元，其中46．16％为外资。[14](p82～83)
其三，新工业及新企业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在1930年代，江苏、辽宁、河北(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改直隶为河北)、广东、山东、湖北六省，土地占全国10％，人口占全国36％。但外资占全国92％，铁路占全国53％，公路占全国42％，煤铁生产占全国64％，纺锤占全国93％，缫丝车占全国92％，榨油机占全国86％，电力占全国87％。在1920～1930年间所存在的1 302家工厂中，827家(占三分之二)设于上述沿江沿海地区的四大城市中：上海645家，无锡110家，汉口38家，大连34家。[6](p127)
其四，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工业一直仍居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912年雇用7个工人以上的20 749家工厂中，用机器动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厂用机器动力)，而在363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中，总共使用的机器不过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现代部门的生产(除去手工业)只占国内总生产的3．4％，即把建筑、现代商业、金融、现代交通运输加进去，当年现代部门的生产，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p64)
上述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工业化的一般情形，但许多其他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工业化也有些许成就。在1910年，中国只有4 500英里铁路，26个棉纺织厂，31个现代面粉厂。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资输入的断绝或减少，中国商人能够扩展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就有很好的发展。尽管内战、外债、高税率和资本上的困难，在1918～1930年间工业继续发展，1929年的煤产量较1913年高出79％，铁路英里数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国有9 500英里的铁路，35 000英里的公路；有41个现代煤矿，加上旧式煤矿，年产量约2 500万吨；有9家钢铁公司，年产共约100万吨生铁，11万吨钢。棉纺织厂增至127个，有400万纺锤，3万架织布机。此127家棉纺织厂，58家在上海，25家在无锡，7家在天津，6家在汉口。上海、无锡、天津、汉口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总数252 032个棉纺织厂的工人中，上海占94 342人，天津占16 798人，无锡占15 780人，汉口占1 951人。此外，中国当时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90～200家面粉厂，280～300家榨油厂，190家火柴厂，1 500～2 000家其他现代企业。[6](p16～17，85～87，146)
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受挫，但在抗战期间，中国继续建立各式工业。在1938～1940年间，488家工厂和12182个技术人员从沿海和长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据1943年经济部的调查报告，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 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时已存在，3168家建于1938～1942年间。工业总投资，除掉10倍的物价上升指数，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资本(不包括外资)差不多，工人数也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工人数略等。[17](p19)就全中国而论，工业生产毛额仍有增加。战后由于国共全面战争，生产毛额才下降。据张长基对1912～1949年间15种重要商品所作的总生产毛额统计，以1933年为100，1912年为11．9，1922年为34．7，1932年为91．6，1942年为115．7，1949年为105．6。[15](p60～61)
三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兴起，与旧教育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关。所以要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应合工业社会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制度第一次改变在1860～1895年间，当时为应合洋务运动的需要，设立了一些外国语言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技术学校(如机器学堂、船政学堂)和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国教育制度的第二次改变在1898～1911年间，此期间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了现代的学制。现代学制分为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中、高级皆有一般的、师范的和职业的三类学科。此一学制自1902年开始建立，迄今仍大体未变。
新教育制度与旧教育制度极为不同，旧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而论，只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诗文。在旧教育制度下，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对儒家经典有研究兼习诗文的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第一级考试在州县，通过后给予生员资格；第二级考试在省，通过后给予举人资格；第三级考试在京师，通过后给予进士资格。生员、举人、进士考试都是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生员约3万人，举人约1 500人，进士约300人。[18](p13)此外尚有较小的考试，从生员中考选优秀者给予贡生或监生的资格，送往京师，贡生可授官，监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贡生或监生的资格也可捐款购得，称为捐贡或捐监。[19](p3)生员和监生属下层士绅，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属上层士绅。[19](p5～7)士绅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有许多特权，如不服劳役、不受鞭刑，受官吏礼遇等。[19](p43)
士绅阶层的人数，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及以后有所不同。在清廷对抗太平军期间，为了鼓励地方捐助军费，规定该州县捐若干钱可以增加该州县若干生员名额。[19](p83)在这种情形下，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全国的生员名额原只有46 322人(文生员25 089人，武生员21 233人)，到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就增至56 919人(文生员30 113人，武生员26 806人)。[19](p88,94)生员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文生员而论，据估计，每三年有200万人竞争30 113个名额。[19](p92)整个士绅阶层的人数，据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约110万人，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约145万人。[19](p137)
士绅阶层属于儒家学者，缺乏现代知识与技能，无法应对采用新武器、新战术的外国军事侵略，无法应对外国工商业的入侵，也无法应对外来文化的传布。为寻求西方富强的奥秘，在改革派的怂恿下，清廷在1900年代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并把旧的教育制度废除，新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共造就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特别在某一个年代，中国有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没有统计数字。为了方便，只能就在校的师生数作为示例。小学生不在计算之列，此处把各级学校的老师和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列为知识阶层，可以分成两个等级：一为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小学教师、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二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大学教师、中等学校教师和大专学生。1909年，在学校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147 871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38 197人，计共186 068人。①
近代以来，发展教育被视为富强的一种快捷途径。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学生的数目即不断增加，到1923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达448 620人，上层达58 104人，总共506 724人。②
1928年北伐完成以后，国民政府谋求各方面的建设，对教育的发展尤为注意。在抗战期间，对教育亦不忽视。抗战胜利后，各级学校迅速恢复，1946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达2 825 863人，上层达229 687人，总共3 055 550人。③
假如以1909年(宣统元年)代表清末，1923年(民国12年)代表北京政府时期，1946年(民国35年)代表国民政府时期，在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数，国民政府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的6倍，为清末的16．4倍，为清末整个士绅阶层的2．1倍。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后，不仅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学习的内容几乎也完全改变。关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专长，如以全国为范围，并无统计资料可循，但在校大专学生各科系的人数，也许可以作为示例。譬如在1928～1937年间，历年大专学生的数目从25 178至44 167不等，各科系的学生在全部学生的比例上，有的科系是逐年上升的，有的科系是下降的。在比例上下降的科系，学人文的从21．7％降至13．3％，学法政的从37．6％降至22．8％，学商的从6．7％降至5．9％。在比例上上升的科系，学医的从3．9％升至39．7％，学工程的从11．0％升至18．5％，学自然科学的从7．6％升至14．3％，学教育的从6．6％升至7．9％，学农的从4．1％升至5．8％。[20](p525～526)另一种示例是留学生所学的科系，以1909～1929年清华大学1 268个留美学生为例，学工程的占32．33％，学科学的占10．99％，学医的占5．19％，学农的占3．63％，学军事的占1．94％，学人文的占5．54％，学音乐的占0．25％，学社会科学的占23．84％，学法的占2．77％。[18](p111)
近代以来，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汪一驹依据伍海德(H．G．W．Woodhead)所编的《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book)中的人名录(Who’S Who)所作的统计，在历年所列载的名人中，归国留学生所占的百分比，1916年为49．5％，1923年为52．5％，1932年为68．8％，1939年为71．0％。[18](p177)地质学家如丁文江，工程师如詹天佑，工业家如穆湘玥，物理学家如李书华，数学家如陈省身，文学家如鲁迅，外交家如颜惠庆，教育家如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均为留学归国者。[18](p82～85，378～421，465～470，473～474)
四 现代工商阶层的形成
传统中国为农业国家，工商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所谓工商人士，近代以来包括贸易商、矿业家、银行家。从事金融活动者，以及服务运输业的经理人，由于人数渐多，已形成一个阶层，称为工商阶层。中国工商人士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虽可上溯至晚明，主要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的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商阶层约有七类人，即盐商、行商、买办、钱庄和票号及银行业者、制造业者、矿业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盐商最早成为社会上的有钱阶层，因为他能垄断盐的制造和运售。盐商为增进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供应子弟参加科考，在1649～1801年间，有143个进士来自盐商家庭，在1646～1800年间，有346个举人来自盐商家庭。[21](p83)到太平天国之乱时，由于许多盐商城市(如扬州)为战争所毁，导致盐商的衰弱，但盐商人数仍然很多，譬如在民国初年，只两淮盐区，就有35 000个盐商。[22](p148，157～158)
行商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他们自1720年以后获得对外贸易的特权。[23](p24)从1720年至1842年开五口通商，广州是中国惟一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地方，对外的丝、茶、棉，以及非法的鸦片贸易，都操纵在行商手里。1842年以后，行商的影响力渐减，因为有更多的口岸可以从事对外贸易，而行商的对外贸易特权也已废止。到1856年英法联军前夕，由于亚罗船事件，广州的行商区被广州群众所焚，行商乃归于式微。[24](p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53、70、78、62、69页和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6、112、125、127、134、152页统计。
② 据《民国十五年中国年监》(日文版)，第461～497页统计。
③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17、223～224、230、238、243、244、254、298、303、304、310、311～312、319、336各页所列数字统计。
继行商而起的重要商人是买办，他们最初受雇于行商，为行商职员。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特权于1834年废除后，许多外商在中国雇用代理人，掌管银钱，并监督手下雇用的一些中国人。在行商制度消失之后，买办即变得重要。[24](p43)买办的数目，1854年约有250人，1870年350人。最初买办多为广东人，后来浙江人、江苏人增多。在1920年代的100个著名的买办中，43个为浙江人，31个为江苏人，7个为广东人，1个为安徽人，1个为江西人，3个籍贯不详。有些买办，如唐景星、郑观应和虞洽卿，投下许多资本在新式工业、矿业上，他们被视为外国资本家的走狗，但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确也有贡献。[25](p51～54，100～102，114～136)
银行金融业者，在清末民初，势力较大的有两类，传统的一类叫钱庄，起源于南宋时期。民国初年资本额在4 000元以上的钱庄至少尚有1 500家。现代的一类是银行，在1896～1937年间，有390家银行建立。在1936年，有25 652人在164家银行及其1 332家分支机构工作。清末民初的著名银行家有盛宣怀、梁士诒、朱葆三、叶景揆、张嘉璈、钱永铭、胡筠、陈廉伯等。[26](p51，54，67～82)
制造业为工商业的主体，这方面有成就者甚多，苏云峰统计的377个民初商人中，制造业者101人(将所列制药业者并入)，占百分之26．8％，著名的如胡文虎(制药)、张謇(纺纱)、穆湘瑶和穆湘玥兄弟(纺纱)等。[26](p59，76，72，82)
矿业家的人数不多，但因为采矿为新兴的行业，也有人因采矿有成成为工商业界的名人，如周学熙(皖人)、李国钦(湘人)、殷楚贤(湘人)等。[26](p70～72)
其他工商界人，范围至广。仅就苏云峰的统计，可列表如下。[26](p59)(图表略)
统计中的377人，一般商人130人，占34．5％。由于一般商人成名者不多，在整个工商阶层中的人口比例，当较34．5％为高。
就工商阶层全体而论，其影响力是日渐增加的，特别在各地商会普遍成立以后。商会是1902年由清政府鼓励而设立，到1908年全国31个大城市和135个小城镇中都有商会设立。[27](p217～218)到1910年，全国商会会员达20万人，其中广东人占13．1％，江苏人占11．4％，直隶人占8．8％，浙江人占8．7％，其他各省人数较少。[28]民国初年，商会及商会会员人数继续增加，1912年有商会800个；1915年有商会1 242个，会员25万人；1919年有商会1 447个。[27](p218,220)
在1920年前后，工商阶层相当活跃。他们参与了联省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如教育、国民卫生)运动，也参加了一连串的罢市(如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从一市，到全省，到全国，逐渐扩大。在1920年，天津有一个丝商名赵俊卿(原资料为 Chao Chun-ching)，在天津商会中表示，工商界应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在1921年末，有人在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中讲演，表明工商界人士了解国家的处境、了解国家的需要，可以把他们的经验与知识贡献给国家，并表示只有工商银行界及教育界人士有余暇和经验而关怀国家，并能受到人民的尊重。[27](p225)另一方面，到1926～1927年，上海的金融界领袖逐渐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接近，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国家统一运动，协助打倒军阀，因为军阀的战争对金融业的发展是有妨害的。[29](p95)
大体说来，工商阶层的人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各省的城市，其人数在整个中国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不高。据估计，在1920年代，中国工商阶层约有一千万或稍多一点[26](p57)，约占全人口的2．5％。
五 都市化的趋势
19世纪的中国，大部人民住于乡村，村民大多从事农业，彼此之间相当熟识。城市与乡村不同，在政治事务方面，城市有政府和警察，乡村主要靠士绅；城市的识字率较高，乡村较低；城市的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维持，乡村则重礼仪与道德；城市的社会流动较大，乡村流动较小；城市的社会关系是业缘的和组织的，乡村的社会关系是血缘的和地缘的；城市的经济生活是互相依赖的，乡村是自给自足的。[2](p4～5,10)从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工业、商业、运输业及其他企业的发展，城市成为移民和离村农民的集居地。以1935年的沈阳为例，在50万人口中，生在沈阳的只占39．2％，有17．4％自辽宁省各地移入，35．3％自山东和河北移入，3．6％自日本和朝鲜移入。[30](p374～376)
城市有四种特性，其一，集居的人口较多。各国所定城市的人口标准，通常依国家人口密度状况而定，如瑞典200人，丹麦250人，加拿大1 000人，法国2 000人，美国2 500人，比利时5 000人，埃及10 000人，苏俄12 000人，荷兰20 000人，日本30 000人。其二，人口密度较大。各国标准亦不同，西方学者一般以每方公里800人以上为准。其三，城市的人口较富异质。他们大多不业农(农民不超过25％)，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其四，为周围地区的文化、经济及政治中心。[31](p397，399，412，p15～17)
都市化起于服务业与工商业的兴起，一个聚落(包括村、镇、城)，其人口成长率大于自然成长率、高于周围聚落的人口成长率，即为都市化现象。城市在古代就发生，西周有城邑375个，春秋时增至466个，战国时有万户(约五万人)的大城约70至90个。古代城墙是用土筑的，唐代的大城才加砖。又据施坚雅(G．W．Skinner)估计，1893年中国内地有2 000人口以上的城市1 779个，人口共23 513 000人，占全国人口6％。[7](p26～28)清末民初，都市化在沿江沿海的省区进行。当时都市化最显著的地区是江苏。1919年江苏有10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7个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6个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到1932年，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增至17个。上海是江苏的最大城市，其人口，1843年20万，1872年25万，1911年100万，1921年150万，1936年350万。与江苏相比，浙江省小城市较多，如1921年浙江有1至2万人口的城市66个，而江苏在1919年，这样的城市只有33个。浙江最大的城市是杭州，其人口，1884年25万，1911年68万，l928年81万。长江中游的城市以湖北的汉口最重要，其人口，1888年18万，1906年52万，1917年70万。由于铁路的修筑，近代以来华北的城市有显著的发展。在山东省，济南的人口，1906年10万，1911年20万，1917年27万；青岛的人口，1910年16万，1927年32万。在直隶省，北京的人口在19世纪后期为50万，1919年增至93万；天津的人口，1903年32万，1910年代增至75万。[28](p483～484)依据20世纪初年日本的调查，江苏、直隶和四川为中国三个都市化最显著的省区，三省住在一万人以上或重要城市的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江苏为13．6％，直隶为11．2％，四川为9．9％。[32](p6)
六 家庭结构的变迁
前述的许多改变，促使了家庭结构的改变。其一，人口由乡村移向城市，不少青年人离开了同居的父母，原来同居一起的兄弟姊妹，也分散在各处工作，这使传统的大家庭制度解体。其二，离开一大家人耕田的农村，到工商社会工作，使年青人在经济上独立，仍倾向于单独住，小家庭因而增多。其三，无论移居还是因职业变动而搬迁，大多以个人或小家庭为单位，这样也促使了大家庭的衰落和小家庭的兴起。[33](p303)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不同。传统家庭的特色：1．与父母同居的大家庭为理想形式；2．夫权高，妻和子女的地位均低；3．父母替子女选择配偶；4．家族对家庭的管辖多，协助也多。现代家庭的特色：1．不与父母同居的小家庭为理想形式；2．夫妻和子女的地位平等；3．子女自己选择配偶；4．家族对家庭无管辖权，协助也少。[34](p45～46)
家庭变迁的动力为工业化、都市化和新思想。家庭变迁，最重要的是家庭人口的减少。一般说来，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家庭人口的平均都是5～6人。[35](p269)据何柄棣研究，中国家庭人口的平均数，1393年为5．68，1812年为5．33。[36](p10)此种平均数，与l930年代初期大陆家庭人口数相比，都没有显著的变化。据统计，1934～1935年大陆地区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为5．5人。[34](p97，274)家庭平均人口减少的趋势，台湾地区到1960年代以后才显著。据统计，1969～1979年间，台湾家庭人口平均数，逐年缓慢递减，从5．64人减至4．86人，从无回升现象。[35](p274)
一般认为传统家庭是大家庭，现代家庭是小家庭，实际上大小不以家庭人数多少来分。一个四口之家可能是大家庭，如果此四口的组合是父、母、子、媳；一个十多口之家可能是小家庭，如果此家庭的份子组合是父、母及未成年的孩子们。从家庭结构来看，有三种家庭模式：一种是以夫妇和未成年的子女所结合的家庭，叫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种是直系血亲家庭，是父母、长子媳等直系血亲同居，叫主干家庭(stem family)；一种是几代的小家庭同居，叫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或联合家庭(joint family)。这三种家庭数目在中国消长的情形，有系统的统计数字无多，仅可举若干数据加以说明。1946年调查华北农村的458个家庭的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36)。(图表略)
1946年在上海所调查的208个家庭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37)：(图表略)
1946年在福建所调查的44个家庭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48)：(图表略)
由上列三表显示，53．0～66．6％的上等家庭属延伸家庭，47．6～71．0％的下等家庭属核心家庭。说明愈富有的家庭愈大，愈穷的家庭愈小。
此类家庭的比例，很可能代表传统社会的情形。但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延伸家庭逐渐减少，核心家庭逐渐增多。此种趋势，在台湾地区，到1960年代以后才显著。据1964年在台北市古亭区的调查，在1 712个家庭中，69．8％属于核心家庭，12．6％属于主干家庭，0．6％属于延伸家庭。[34](p92)不过，核心家庭的比例，在乡区可能较市区为低。据1971年在台中县农村所调查的360个家庭中，50％属于核心家庭，38％属于主干家庭，7％属于延伸家庭，5％未分类。[35](p279)
七 结论
自清末以后，工业化是关心中国富强的人所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便逐渐由农业转向工业。工业化的要求以及工业化的本身，对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一，推动工业化需要新的知识与技术，因此中国自1900年代开始建立新学制、废除科举制。此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即取代了士绅的地位。其二，工、矿、商业、运输、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发展，使工商阶层兴起，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且对政治的影响力日增。其三，工业化使许多人从农业生产部门转到工业生产部门，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准。而由于许多工业生产部门都集中在都市地区，工业化也带来了都市社会，此都市社会，与传统的农村社会截然不同。其四，工业化和都市化，使个人与小家庭自大家庭和乡土游离而出，使小家庭增多，使人与乡土、大家庭的关系转为淡薄，个人主义逐渐滋长。上述的变迁，以台湾地区为例，到1960年代以后显著。
参考文献：
[1] Ruth A, Wallace and Alison Wolf, eds. Contemporary Socio- logical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N. J. 1980.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
[3] 国父全集：第五集[M]．
[4] 国父全集：第二集[M]．
[5] 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M]．
[6] R.H.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M]. Boston,1966.
[7] Chen Han-s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M]. Westport, Connect. 1936.
[8] Chang Yu-fa. China\‘ s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1901～1916.. Regional Studies on Thirteen Provinces [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ugust26～29, 1977 [C].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9] Ts\‘ui-jung Liu. The Problem of Food Supply in China,1912～1927[A]．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Z]．
[10] 沈宗翰．中国农业科学化的初期[R]．1975年12月17日在中央研究院讲演论文．
[11] 黄俊杰．沈宗翰先生年谱[M]．台北，1981．
[12] 引见 Rhoad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A].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M].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13]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卷二[M]．
[14] Albert Fewerwerker.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M]. C. D. Cown, ed.
[15] John K. Ch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A Quantitive Analysls[M].
[16]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M] Elvin and Skinner, eds.
[17] Albert Feuerwerke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M].
[18]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M].
[19]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M].
[20]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21]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M].New York, 1962.
[22] S.A. M. Adshead. The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1900～1920[M] .Cambridge, Mass, 1970.
[23] Kuo-heng Shih.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A]. Institue of Pacific Relations, e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M] . New York,1949.
[24] Wellington K. K. Chan.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M]. Harvard University: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7.
[25] Yen-ping Hao. 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M]. Cambridge, Mass,1971.
[26] 苏云峰：民初之商人[A]．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
[27] Shirley S. Garrett. 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YMCA[A].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M].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28] Chang Yu-fa.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60～1916: Regional Comparisons in Thirteen Provinces [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C]. Los Angeles , California, March 30～Aprial, 1979.
[29] Susan Mann Jones.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0] Irene B. Taenber. Migrants and Cities in Japan, Taiwan,and Northeast China[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1] 王维林：自人口学观点看我国都市化社会[M]．朱岑楼编：我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M]．陈伯中：都市地理学EM]．
[32] Mark Elvin. Introduction[A].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3] Alden Speare, Jr.. Migration and Family Change in Central Taiwan[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4] Chun-kit Joseph Wong. The Changing Chinese Family Pattern in Taiwan[M] . Taipei, 1981.
[35] 朱岑楼：中国家庭组织的演变[A]．我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M]．
[36]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M].
[37]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M]. New York,1968.
关键词：|无|
相关文章
[错误报告] [推荐] [收藏] [打印] [关闭] [返回顶部]
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