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婚：女儿国亲历记》连载之二

    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纳西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目前有2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的丽江、中甸、宁蒗、维西、永胜，四川的盐源、盐边、木里和西藏的芒康。他们有两种方言：一种为西部方言，自称纳西，它称摩些，有东巴文字；一种为东部方言，自称纳日、纳恒、玛丽马沙，它称摩梭，而居住在泸沽湖的流行走婚（阿注婚），盛行母系家庭，子女随母不识父，崇拜女神，遂有“女儿国”之美称。

    女儿国是谁发现的呢？又是谁进行了科学报导？《后汉书.西南夷传》、《新唐书.东女国传》、周致中《异域志》、道光《盐源县志》这些古籍都有相关的记录，可惜过于简约，让人难知其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西南藏族、彝族和纳西族中的确有过母系制。

    早在1930年，庄学本先生深入泸沽湖地区，随后在《良友》“新西康号”上以《么些》为题发表了专题报导，刊登了不少照片，得出结论说：摩梭人“婚姻尚自由，但一般女子多不嫁，不赘，而性交极乱。家庭以母系为本位，财产继承亦为女子，故有女儿国之称” 。不久，美国人洛克也亲历摩梭人居住地，在他的著作中对摩梭人走婚也有所提及 。40年代云南大学学生杨锐到永宁实习，在毕业论文中这样描述摩梭人家庭：“女子有继承权，没有固定的丈夫”，“没有结婚仪式，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一个女子可以拥有几个男人” 。1960年，宋恩常、朱保田和吴光湖对泸沽湖母系制进行了系统调查，写出了具有开拓性的《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的调查报告》 。1962～1963年，中国社科院和云南民族研究所又对当地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调查，出版多种田野调查报告 。前人在摩梭人母系制问题上所做的大量工作，表明学术研究如同接力赛跑一样，总是一棒接一棒，这是不应该忘怀的。

    我从事摩梭人母系制研究，已近四十载。我本来是学考古的，一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从事史前史研究，负责陈列展览设计。经常所想的是怎样利用博物馆的形象舞台，再现中国史前社会。经过几年摸索发现，考古资料是不会说话的“死化石”，往往还残缺不全，必须借助于“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资料，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利用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才能较好地复原史前史。博物馆很支持多学科的研究，于是我开始了民族田野调查之旅。

    我的田野工作，是从1961年开始的。先赴内蒙古大兴安岭调查鄂伦春族狩猎文化，搜集民族文物；第二年又赴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佤族社会历史及文物；1963年转赴滇西北宁蒗县永宁地区，对泸沽湖西岸摩梭人的婚姻家庭进行了详细考察，为摩梭人母系制研究奠定了基础。

    人类是否经过一个母系氏族社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泸沽湖女儿国正好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赴泸沽湖的最初动机，原本是想搜集一套摩梭人母系制的文物，回北京后举办一个《摩梭人母系制文物展览》。所以我的工作从物质文化入手，大量搜集文物，了解走婚、母系家庭情况，最后雇了40个骡子才把文物驮到丽江县城。

    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正当在泸沽湖调查开了一个好头，有待消化资料作深入研究之时，时局骤变，“文革”开始了，正常工作被迫停下来，我只好转向理论探索，先后出版了《永宁纳西族母系制》、《共妻制与共夫制》、《伙婚与走婚》几个小册子。

    对泸沽湖摩梭人母系制的认识，仅凭一次调查是不够的，必须经过多次跟踪调查，反复印证才能取得科学认识。好在从1979年到1981年春夏之交，我又有机会先后四次前往令人魂牵梦绕的泸沽湖，从而为综合研究泸沽湖摩梭人的母系制积累了更加丰富的资料。

    近20年内五次赴泸沽湖调查，每次短者三、四个月，多者达10个月，加在一起超过两年时间，搜集文物之广，编写报告之多，付出的辛劳与得到的收获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事实也一再表明，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基本方法，是研究民族学的基础和前提。

    在我们的视野里，摩梭人的婚姻家庭面貌日渐清晰起来：

    1．走婚与母系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腹地，包括云南宁蒗县永宁区、四川盐源县左所区和木里县屋脚乡。这是摩梭人比较古老的婚姻家庭形态。

    2．走婚与伙婚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西北部，包括四川木里县俄亚乡和依吉乡。这是山居摩梭人的基本婚姻家庭形态。

    3．单偶婚与父系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南部、东南部，包括宁蒗县白脚坝、盐源县瓜别，因受汉族影响较大，婚姻家庭形态与汉族相近。

    如今，距第一次泸沽湖调查已近40年，距我出版的相关专著也十多年了，尽管印刷了多次，还有了日文、英文译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但那毕竟是十多年前写作的，今天看来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诸如条条框框较多，过于侧重理论分析，公布第一手资料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很有必要对摩梭人的母系制加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工作的。我十分感激上述学者、师长和朋友。说到我的研究特点，或许是在于我更侧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田野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里不是一次调查，而是五次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一次比一次深入，达到正确认识泸沽湖的目的。我认为这种调查可概括为跟踪调查。

    二、突出物质文物研究，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在作者的田野工作中，不仅注意做调查记录，大量搜集文字资料，还把搜集民族文物当作自己的使命之一。这也是自己从事研究的重要营养。论著中既注意人，又关注物，书中有大量照片、插图，这是上述特点在著作中的必然反映。

    三、从事交叉学科研究。作者出身于考古专业，又一直在博物馆工作，对考古和物质文化是较熟悉的，同时又对30多个民族进行过历史调查，受过民族学的训练，在研究中能将历史、考古、民族等学科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能有所开拓，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单一学科灵活。

    近年来，走出女儿国的人有之，进入女儿国的人更多。一些有关女儿国的著作，观点新颖，资料翔实，不乏新意，这是学者们辛勤耕耘、积极探索的结果。但也有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以介绍“奇风异俗”为借口，歪曲事实，严重失真，鼓噪说“阿注婚（走婚）是性解放的样板”，把母系家庭视为“人类的归宿”，把摩梭人朴实的风俗故意写得离奇花哨，哗众取宠，借以招徕读者，追名逐利。这在内行人看来，恐怕只会以“瞎扯”两字嗤之。

    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好端端的女儿国，让某些笔客写得混乱不堪，无奇不有，这不是误导吗？我们要看看女儿国的本来面目，希望民族学家公布实证，以正视听！”这个建议非常好。过去出版过不少有关民族调查报告，可能发行不畅，难与广大读者谋面，或者写法上罗列资料有余，可读性不足，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传播不广，鲜为人知。

    读者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民族学著作是给谁看的？我想，民族学家不仅要面向专家、学者，写出有高水平的民族学专著，还应该走出书斋，面向广大民众，写出一些科学性、普及性和可读性较强的作品。民族学的营养来于民众，也应该还于民众，服务于民众，为振兴中华而努力。这是民族学具有活力的所在，也是每个民族学家的神圣职责。

    作为民族学战线的一个老兵，我手边积累许多田野调查资料，包括几十年前在泸沽湖征集的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往昔在泸沽湖的所见所闻，加以尽可能生动形象的介绍、评说，借以帮助读者真正走近神秘的“女儿国”。新近从泸沽湖传来消息说，女儿国文化博物馆即将落成。我想，这本小书的问世，既可作为对这个好消息的一个由衷的祝贺，同时又或可成为那些乐于探访泸沽湖旖旎风光和“女儿国”神奇文化的人们的一个热心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