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困局——以《乡土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2006-11-04 17:44:59 作者：王 英 来源：世纪中国 2006年7月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一、礼治、秩序与道义

　　在讨论转型话题之前，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不可忽略，那就是：传统中国乡村的基本秩序是什么？这种秩序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熟悉了改造、革命和拯救叙事，其实乡村可能并不像描绘的那样，是一个黑暗和压迫的旧世界，而是有自己一套生存逻辑，这套生存逻辑和他们的生命感受融为一体，塑造了乡土社会自身的品格，也表达着乡土社会自己的公正和道义。努力接近乡土中老百姓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也许会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比较真切的乡土中国的意义图景。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个礼治的社会，一种自动的秩序，是个“无为而治”的社会。1国家权力所维持的法律规则，在乡土社会并不起主导作用，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漫长的时间积累下来许许多多经验，经过祖祖辈辈传承，人们形成了对事物评判的准则，也约定了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乡村的每一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履行相应的职责，如同斯科特所言，乡村社会有自身的公正和道义的秩序，社会权利和被渲染的乡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保护的网络。2乡里读书人是上层典籍文化的道德和朴素乡里到一混合的象征，他们维护者规范的同时，维护者自身的合法性。3乡村社会也有一套维持自身的生存机制，这种机制保护着乡村免受外在力量的侵扰和损害。4对于这样一个相对而言十分封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而言，权力基本上是被关在们外面的，名义上专制独裁的权力，在人们实际生活中，是十分微弱和松弛的。5乡土自身的礼仪和秩序有效的应付着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并不诉诸于个人专断的权力，或者呆板僵化的法规条文，秩序的维护者是漫长的历史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中为人们所认同的风俗、人情、习惯、礼仪等等。

　　所以，在乡土社会的秩序中生存，要知礼，懂人情，懂规矩，礼治秩序统摄着生活的各个方面。“行为者对这些规则从小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规则转化成了内在的习惯”。6内心的自我约束同外界礼仪规范结合起来，构成乡村生存特有的品格，也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最大特色。

　　也许，讨论中国农村问题，首要一点在于理解乡土社会的品格和特点，努力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理解他们自己的感受。诚然，乡土中国的许多特点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受了剧烈的冲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被改造，理解乡土中国自身的生存逻辑和话语体系，依然是我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阵痛

　　当传统乡村面临着现代化不可阻挡的潮流时，乡土中国也开始了极为艰难的转型。上层政治势力开始直接介入乡村内部事务，乡土社会一向封闭和自我保护的系统，经受了剧烈冲击。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逐渐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农民被迫以现代化国家的公民身份，直接面对政治和政府。国家政权和个体农户进行直接交易，行政的触角伸到家家户户的门前，国家开始通过榨取农民获得现代化必要的资源。传统道德系统，由于教育和学校制度改革，也处于失范和混乱之中，乡土固有的精英开始分化和蜕变，礼治社会渐渐失去其内在核心。7由于行政力量的扩张传统文化权威的弱化和丧失，乡土中国的礼治体系也开始渐渐走向瓦解和崩溃。礼治分崩离析，转向新型“法治”秩序，这是乡村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也伴随着无法忽略的阵痛。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配合现代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和法律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在农村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农民被迫进入了一个新型“政治社会”。8农民直接面对着法律，但法律却并不维护民众的利益，事实上，在司法机关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的“败类”人物，司法机构实际上成为一种包庇作恶的机构。9凭借这有限的法律知识在乡间为非作歹的败类，不但得不到惩罚，反而受到现代法律秩序的保护，这不能不算是转型中的一大问题。

　　杜赞奇指出，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新型的乡村领袖需要从原有的文化网络之外获取资源，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暴力机器结成联盟，乡村领袖也从保护型转为盈利型。10现代化国家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保护农民和乡土社会的作用，更多是和流氓恶棍联合起来，对普通百姓进行压榨和盘剥，而且损害了人们的道德感和价值系统，构成了一种传统秩序的破坏力量。

　　“法治”作为一个新词语，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跨语际实践的结果。11词语的跨语际内涵，暗示着政治法律制度的跨文化和跨国界的征服品格，暗示着把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乡土的秩序嫁接到本土习俗上来。这也意味着，需要在中国传统礼治社会基础上，嫁接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政治法律结构，但乡土社会的蜕变不能一日完成，民间的诉讼观念，传统的伦理道德，还根深蒂固的保留在思想和行为中，这和西洋引进而来的法律，经常格格不入，使得新型的法律制度根本无法有效的推行。12

　　转型中的乡土社会，自身的礼治秩序在外在强有力冲击之下，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崩裂。然而，有效维护乡民利益的法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内在信仰、道德的失范和外在政治强力的压榨相结合，乡土中国可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也承受着旁观者无法完全体会到的阵痛，这也成为所有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酷现实。

　　三：一个延伸的讨论：融合还是对抗的两种秩序？

　　法治思想源于西方，这一点毋庸置疑。西方的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和统治的工具。法律的意义在漫长西方思想传统中，有其深厚的底蕴和积累。法律在西方获得了一种主体性的独立地位，不仅仅是为行政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代表了对于某种正义秩序的信仰。如同考文教授指出的那样，法律旨在追求正义的秩序，它不是被制造出来，而是被发现的，法，意味着判断和区分善恶的永恒准则，实际法遵循高级法的背景。在法律背后是神圣的上帝的意志。13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法治思想可谓蔚为大观，不同时代，法治理论得到详尽的阐发和补充，形成了他们所独有的一套对社会秩序的理解方式。

　　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礼治社会，尊重的是教化的权力，通过教化，获得关于长幼尊卑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理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礼俗基础上的“长老统治”。14中国传统中，即使有法律，也基本上为儒家的礼教所支配，法律与道德、伦理一起维护着社会基本的制度和价值观念。15

　　转型中的中国，尤其是乡土社会，实际上面临着两种意义和秩序系统的碰撞，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力量，扩展到了中国乡土，试图建立起一种法治的普遍性。然而，现实中时时会发生普遍性法律制度和本土人情、伦理、习俗和习惯之间的冲突和对抗。16两种意义系统之间的隔膜，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苏力本人正是试图融合这两者，并弥合这两者之间巨大的裂缝，他强调现代制度不能靠变法和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资源中演化创造而来。17也是努力在普遍性法治秩序和地方性的礼治秩序之间，做一个调解人。然而，吉尔兹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地方不仅仅指时间和空间，也指一种特色，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必须按照本地区的想象和意识来理解。18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固有的儒家化的法律秩序和礼治系统，是否不需要被迫屈就于西方的“法治”呢？当法律的建设和精英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法律秩序成为精英意志的贯彻者，谁会考虑到普通民众的生存呢？换句话说，这样的较量当中，受到怀疑的是某些个别的法律制度，还是整个司法系统，所有司法问题来源于判决和执法过程中的疏漏和不公，还是这个秩序本身就是不合理，其合法性就应该重新思考呢？

　　那么，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在一个空间中碰撞，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未来，和解还是对抗，融合还是分歧，相互配合还是彼此疏离，中国固有的伦理秩序和人情法则，是否会在西方新型法制秩序之下，无声无息的默默消失，而建立起真正对于法律的信仰，又有多远的距离？

　　或许，没有人能够在纷乱复杂的场景中，给出一个最为完美的方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从礼治性法治转型中的困境，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解决，中国是否能够走向和西方一样的法治道路，还是一个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然而，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必然真理，不顾现实情景，一味把法律和法庭推到乡土的做法，的确值得大大反思了。那些掌握着话语和知识的霸权，完全不考虑普通百姓生存和感受的种种制度设计，也需要反思了。在摸索着向前的同时，我们或许永远免除不了痛苦的自我拷问，这才是我们生存的本真状态吧。

　　【注释

　　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第231--237页。

　　3 张鸣：《一份“村图”的故事》，参见张著：《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4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4页。

　　5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66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7 张鸣：《新政阴影下的村政》，参见张著：《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

　　8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76页。

　　9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10 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05——226页。

　　11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3 爱德华 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8页。

　　15 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53—354页。

　　16 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载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0页。

　　18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参见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