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中的小村庄大关怀
2006-11-09 11:20:35 作者：朱静辉 来源：http://www.zhinong.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如果我们把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实业来说，那么20世纪的村庄治理应该是从清末河北定县乡绅米迪刚开始。但是假如我们把乡村作为研究的对象来讲还是应该从20世纪的20年代起始，20世纪的中国乡村由于不断的遭受天灾人祸及乡村破坏。于是在20年代兴起了一股振兴乡村的建设运动，主要以从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民间乡村建设派在建设的过程中意识到必须对中国的乡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此第一步就是对农村村情展开调查研究。由此滥觞于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治理建设为20世纪初期的乡村研究拉开了序幕，展开了一系列的乡村研究项目。晏阳初在广泛的研究调查之后认为要建设农村需从平民教育开始于是在河北定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促进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的问题在农民缺乏团体合作能力以及科技运用能力，他在山东邹平开展了他的乡村建设主要还是着眼于这两点的认识。此后就是一些学者凭借个人之力完成的村庄研究著述，例如人类学者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杨懋春的《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以及社会学者费孝通所著的蜚声中外的《江村经济》。
这一波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打断，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阶级动员的方式成功的再造了农村，乡村建设也就自动被压抑消亡，乡村研究也至此被打断。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消去，人民公社解体，中国重新回到世俗理性社会的时候，乡村问题再次凸现。到了90年代后期又出现一些关于农村研究的范著如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于秩序——20世纪双村的表达》，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再研究》以及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这些关于当代村落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乡村社会的认识，确切的说使我们认识到了在现当代急剧社会变迁中农村现实生活的百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更多的关于乡村村落个案研究的著作却埋没在了浩瀚的书籍中，许多只是成为了历史研究者的档案文献。在当下的乡村研究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认为学者不应该在一个村庄研究中注入自己的主体关怀，这样会阻碍我们对一个村庄的正确认识，从而会失去研究的客观性。在这方面让人很容易想起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大师兰克的治史方法，“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应该怎样叙述”治史当是“如实直书”。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许多学者也反对把村庄研究作为理论的注释，尤其是反对一些学者把中国的农村研究往西方理论中硬套。在他们看来理论只能在现实的农村研究中得来，理论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而且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应该说这一点说的没有错，而且相当敏锐的指出了当前农村研究中一种浮躁的心态，例如有学者在研究农村村民自治中加入自己的民主关怀，这就直接屏蔽了对村民自治在现实中的种种生存状态，又有些学者就直接生搬自我理解基础上的西方理论应用在农村研究中。
应该说前面指出的问题是现下农村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本文的用意却不在批判这些浮躁心态，而是警惕批判理论所不经意失去的另一方面，也许这就是所谓批判的批判。首先我要提出的一个前提就是农村研究必须要渗入学者自身的关怀，注意不是作者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我们知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政治学界风行一时的行为主义理论在70年代就开始遭到了批判修正，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缺陷就是行为主义宣传价值中立，但是学者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价值观，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因此在农村研究中要求学者抛弃自身价值那也是不可能的，即使研究者本人自己时时自我告诫但是一落到具体的书写时还会不自觉的流露出自身的价值理念。我们虽然不提倡抛弃价值观但是我们提倡农村研究中研究者尽量客观要不断接近现实，同时不能抛弃乡村研究的一种主体关怀，换句话说当作者面对着自己研究的农村，可能会不由自己的产生一种关怀，为什么看到的自己看到的农村会是这样而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那么自己能为这个村庄做出何等的期盼，有些时候这种关怀是作者不由自发，正是这种关怀是我们农村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旦抛弃了这种学者的关怀，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一个死气沉沉、了无新意的村庄。
现下在乡村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种离开经典回归现实的呼声，我并不是否定这中说法，因为当下的乡村已经不是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古语“世易时移”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要做出不同的对策，不能老是停留在古代已有的一套传统方法上，必须要做出革新。现在农村中出现的问题和以前的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往的研究不能代替现实的研究，这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我们要离开经典，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必须超越经典，反观现实，我们超越了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研究的经典了么？别的我不想说我只想说的如果我们提到乡村研究就不能不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三角》这些经典著作，这就是说我们的乡村研究已经不可能脱离这些经典了，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在现实的研究中超越这些经典，我认为当下的乡村研究这一方面其实做的很不好，主要的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缺乏学者的关怀，缺少注入一种对民族、国家生存的大关怀。
回到经典的著作中，例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一再强调的是“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反止于乡村问题而已”；晏阳初认为一国的强大必须以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基础，没有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复兴，而乡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乡村农民教育的提高是中国复兴的必需；在看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著作虽然他们都局限在一个村庄社区的研究，然而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只得响应作者预言式的愿望：在这个村庄和其它许多村庄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中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可见费老最终的关怀还是落实在了自己国家的振兴之上。同样的是林耀华在《金翼》中通过一个家族的崛起对民族的循环往复做出了自己的关怀，认为这样一个“均衡”的民族不可能打垮的，它最终还是会走向自己的繁荣。
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宗旨在现代的乡村研究中被学者所继承，然而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关怀却在学术中消失，所以我们看到了不断的为乡村研究而研究的书籍，然后又不断的被埋没，就是现代乡村研究中的范著的作者如吴毅、毛丹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一再声称自己从没有想构建宏大理论的任何雄心，尽管如此，我们在他们的书本中读到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缩影，双村一百年的政治权威和秩序的变迁分明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年中国的政治变动，尖山下一个单位的村落共同体却浓缩了20世纪后期沿海地区农村的变动。从他们的书中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了前辈们的心理路程。
在结束本文的写作之前，或许要澄清的一点是关于宏大理论与大关怀之间的关系，宏大理论并不代表着一种大关怀这是很清楚的，让一个个的个案村庄研究来承受这份重担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村庄却能分担一种大的关怀这已经在前面的分析中说过了，我想说的也是这一点，不要因为拒绝宏大理论的同时却也抛弃了自身的大关怀，现在从许多的研究者中可以看出有这种情况，从一村的个案推出解决中国整体乡村问题的理论这个诱惑一直在学术界中存在，但是这种情况也一直被学术界所警惕无论是二三十年代的乡村研究还是当代的农村研究。在这个警惕的同时学者自身同时也抛去了自己声上的一个使命——自身的主体关怀，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大量关于一个个村庄的毫无生气的研究，有的只是关于村庄各个方面的一大堆资料的累积，最终这些研究也只能留在故纸堆里作参考注释之用。
这一波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打断，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阶级动员的方式成功的再造了农村，乡村建设也就自动被压抑消亡，乡村研究也至此被打断。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消去，人民公社解体，中国重新回到世俗理性社会的时候，乡村问题再次凸现。到了90年代后期又出现一些关于农村研究的范著如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于秩序——20世纪双村的表达》，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再研究》以及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这些关于当代村落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乡村社会的认识，确切的说使我们认识到了在现当代急剧社会变迁中农村现实生活的百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更多的关于乡村村落个案研究的著作却埋没在了浩瀚的书籍中，许多只是成为了历史研究者的档案文献。在当下的乡村研究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认为学者不应该在一个村庄研究中注入自己的主体关怀，这样会阻碍我们对一个村庄的正确认识，从而会失去研究的客观性。在这方面让人很容易想起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大师兰克的治史方法，“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应该怎样叙述”治史当是“如实直书”。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许多学者也反对把村庄研究作为理论的注释，尤其是反对一些学者把中国的农村研究往西方理论中硬套。在他们看来理论只能在现实的农村研究中得来，理论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而且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应该说这一点说的没有错，而且相当敏锐的指出了当前农村研究中一种浮躁的心态，例如有学者在研究农村村民自治中加入自己的民主关怀，这就直接屏蔽了对村民自治在现实中的种种生存状态，又有些学者就直接生搬自我理解基础上的西方理论应用在农村研究中。
应该说前面指出的问题是现下农村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本文的用意却不在批判这些浮躁心态，而是警惕批判理论所不经意失去的另一方面，也许这就是所谓批判的批判。首先我要提出的一个前提就是农村研究必须要渗入学者自身的关怀，注意不是作者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我们知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政治学界风行一时的行为主义理论在70年代就开始遭到了批判修正，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缺陷就是行为主义宣传价值中立，但是学者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价值观，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因此在农村研究中要求学者抛弃自身价值那也是不可能的，即使研究者本人自己时时自我告诫但是一落到具体的书写时还会不自觉的流露出自身的价值理念。我们虽然不提倡抛弃价值观但是我们提倡农村研究中研究者尽量客观要不断接近现实，同时不能抛弃乡村研究的一种主体关怀，换句话说当作者面对着自己研究的农村，可能会不由自己的产生一种关怀，为什么看到的自己看到的农村会是这样而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那么自己能为这个村庄做出何等的期盼，有些时候这种关怀是作者不由自发，正是这种关怀是我们农村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旦抛弃了这种学者的关怀，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一个死气沉沉、了无新意的村庄。
现下在乡村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种离开经典回归现实的呼声，我并不是否定这中说法，因为当下的乡村已经不是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古语“世易时移”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要做出不同的对策，不能老是停留在古代已有的一套传统方法上，必须要做出革新。现在农村中出现的问题和以前的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往的研究不能代替现实的研究，这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我们要离开经典，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必须超越经典，反观现实，我们超越了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研究的经典了么？别的我不想说我只想说的如果我们提到乡村研究就不能不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三角》这些经典著作，这就是说我们的乡村研究已经不可能脱离这些经典了，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在现实的研究中超越这些经典，我认为当下的乡村研究这一方面其实做的很不好，主要的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缺乏学者的关怀，缺少注入一种对民族、国家生存的大关怀。
回到经典的著作中，例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一再强调的是“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反止于乡村问题而已”；晏阳初认为一国的强大必须以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基础，没有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复兴，而乡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乡村农民教育的提高是中国复兴的必需；在看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著作虽然他们都局限在一个村庄社区的研究，然而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只得响应作者预言式的愿望：在这个村庄和其它许多村庄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中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可见费老最终的关怀还是落实在了自己国家的振兴之上。同样的是林耀华在《金翼》中通过一个家族的崛起对民族的循环往复做出了自己的关怀，认为这样一个“均衡”的民族不可能打垮的，它最终还是会走向自己的繁荣。
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宗旨在现代的乡村研究中被学者所继承，然而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关怀却在学术中消失，所以我们看到了不断的为乡村研究而研究的书籍，然后又不断的被埋没，就是现代乡村研究中的范著的作者如吴毅、毛丹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一再声称自己从没有想构建宏大理论的任何雄心，尽管如此，我们在他们的书本中读到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缩影，双村一百年的政治权威和秩序的变迁分明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年中国的政治变动，尖山下一个单位的村落共同体却浓缩了20世纪后期沿海地区农村的变动。从他们的书中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了前辈们的心理路程。
在结束本文的写作之前，或许要澄清的一点是关于宏大理论与大关怀之间的关系，宏大理论并不代表着一种大关怀这是很清楚的，让一个个的个案村庄研究来承受这份重担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村庄却能分担一种大的关怀这已经在前面的分析中说过了，我想说的也是这一点，不要因为拒绝宏大理论的同时却也抛弃了自身的大关怀，现在从许多的研究者中可以看出有这种情况，从一村的个案推出解决中国整体乡村问题的理论这个诱惑一直在学术界中存在，但是这种情况也一直被学术界所警惕无论是二三十年代的乡村研究还是当代的农村研究。在这个警惕的同时学者自身同时也抛去了自己声上的一个使命——自身的主体关怀，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大量关于一个个村庄的毫无生气的研究，有的只是关于村庄各个方面的一大堆资料的累积，最终这些研究也只能留在故纸堆里作参考注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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