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研究乡村--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2006-11-28 22:24:15 作者：项继权 来源：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在时下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研究佳作频出的时期，吴毅的新着《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其独到的观察视角、丰富的原始资料、精致的结构安排、细腻的分析描述及有创新的学术见解，无疑又成为一篇上乘之作。

本书最引人注目之处首先在于其分析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方法论问题涉及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手段的运用、研究成果的表达及研究结果的评价，它是一个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史来看，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常常是源于方法上的创新和变革。同样，对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的研究也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支持。从中外学界来看，学者们早已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历史学的多种方法和技术引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的研究之中。本书作者的独到之处在于更自觉地将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政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一个村在20世纪百年村治历程进行详细而深入的考察分析，突出强调对社会政治生活及权力运作的"情景"及"场域"的理解和解释，从而使研究视角从"乡村之外"和"乡村之上"转向农村基层和乡村内部，从乡村自身来理解乡村，从农民们生活的环境来理解农民。其实，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强调的任何历史现象都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理解的主张是一致的。只不过作者更加清醒而自觉来运用这种方法，并将它与当代社会科学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反映了，也将推动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研究方法论的转变。

正是由于研究视角的转换，作者更加专注于从乡村自身寻找事实，并据此来理解和解释乡村变迁的原因和动力。为此，作者进行了长期的驻村调查，不仅查阅和收集了大量的文本文献，也搜集和记载了不少碑文传说，还访谈并积累了大量口述资料。依据这些丰富而翔实的原始资料并利用民族志的叙述架构，他得以以相当充分的事实来重新"建构"双村的百年历史，再现业已逝去的村民生活的"场景"，并由此来描述并解释双村的百年的权威与秩序及其变迁。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他不只是为我们积累和提供了一个乡村的百年史料，事实上也为现在和今后的人们理解和解释中国乡村社会及其变迁提供了一个透视的窗口。他的努力及所提供的事实显然是今后所有关注20世纪中国乡村的人们所不能忽视的。

学术研究的基本宗旨不仅在于发现新的事实，也在于总结和发展理论。对于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的变迁，人们已经提出了不少分析和解释，如有的基于"国家建设理论"，强调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主要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干预；有的基于"中心与边缘"的理论，认为乡村社会政治的结构的特点及其变迁是边陲的乡村社会对中心（如城市）的依赖及中心对边缘的影响造成的；还有的依据"现代化理论"及"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但不少分析更多地是强调乡村社会政治及其变化的外来动因。与此不同的是，作者在强调乡村社会政治变迁的外在原因和背景的同时，更强调一定背景下内外因素的互动，特别是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和作用。在他看来，影响20世纪双村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基本变量是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而进一步决定这三种变量互动关系和结构的背景则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的互动表现出了不同的状态，进而造就了不同时期村庄权威与秩序的不同形态。这一结论显然是有启发性的。他将理论解释的基点从宏观的、外在的推向了乡村社会内部，从单一因素的解释扩展为多因素的互动。

其实，作者的分析及其结论不仅是试图从乡村社会内部来对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变迁的机制进行理论上的解释，事实上也是尝试突破现存的理论范式而建构一种新的解释范式。然而，一种新的范式的建构及对现存理论的解构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依然受到西方流行话语的束缚，虽然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求从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依然在其行文之中会发现某些现存话语的桎梏。当他强调现代性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之时，我们依然看到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及"国家与社会"理论的深刻影响；当他强调地方性知识之时，我们也看到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子。当他提出建国后的"后革命"及乡村改革的"去政治化"等命题时也时常让人们觉得为了对现存的历史观念及历史本身的解构而又落入所谓"新话语"及"新范式"的圈套。事实上，中国革命并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有经济、社会及文化革命更广泛的内容和追求，建国后的"继续革命"事实上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至于"去政治化"对于改革之后乡村"泛政治化"的消退无疑是有解释力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乡村"去政治化"的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再政治化"。如推进村民自治及民主选举本身就是政治化的内容。另外，当作者追求表达的学术化的同时也让有些词语变得相当学究化，而社会科学一旦远离大众，便可能丧失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沦为"小圈子"的孤芳自赏。如此等等，不仅显示作者自身的困惑，也会增加人们对作者及其著作的认识的困难。其实，这些困惑可能是这一代学者们的困惑。毕竟历史是不可能完全割断的，理论也不可完全抛弃。虽然死人可能会拖住活人，但是，我们依然是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行的。现存的支配性理论及其逻辑永远会成为致力创新的人们的枷锁。可喜的是，作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摆脱一些流行话语的纠缠，从中解脱出来。对作者的一些判断和结论我们也大可以进行讨论，但是，作者关于乡村社会政治变迁的新的解释，以及对进入中国乡村的"革命"、"国家"、及"现代化"等等的分析和看法，无疑会激发人们新的思考。尤其是这些讨论不仅可以深化人们对乡村治理及其多样性的理解，也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人们对中国革命、现代化及国家本身尤其是"乡村中的国家"的理解。作者的这些理论探索显然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大约二十年前，美国学者柯文（PaulA.Cohen）在对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反思中就曾提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应走向"从中国研究中国"。当我们再读吴毅的著作之时，我们不禁为他类似的反思和努力感慨。其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作者本书所"表达"的不仅是一个村20世纪的百年历史，也是作者及当今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人们对现存乡村研究的反思，同时也是他们新的学术理念和追求的表达，这就是"回到农村去，从农村研究农村"，在推进理论本土化的同时，实现本土经验理论化！无论作者的努力是否成功，但这种研究方法及学术旨趣的根本性转换应该说代表了当今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从乡村研究乡村"无疑也是任何试图理解中国乡村、理解中国农民的人们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