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目标维度——从卡尔－拉伦茨到保罗－利科尔

2007-08-14 17:31:41 作者：沐溪淮 来源：http://www.fatianxia.com/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学界尤其法学界对于解释的目标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主要的论调：主观论和客观论。主观论者认为，解释就是要寻获文本创制之初创制者的原意；客观论者则认定，文本做成之后，其本身即有一个真确的原意存在，解释就是要阐明文本本身的这个唯一的真实的“原意”。

       虽然拉伦茨在其《法学方法论》的“法律解释”一章中对上述两种论调给出了各自含有“部分的真理”的评价（[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版，第193页），但笔者更倾向于当代解释学名家保罗?利科尔所给出的说法。 在利科尔看来，文本一旦生成，便脱离了著者，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当然，文本之于原著者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它有一个客观的本己的“意义”，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因此，文本独立的主张与所谓文本意义的“客观论”并不等同——因之，文本的意义与其原著者的写作蕴意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区隔，著者并不因其著者的身份而成为该“文本”意义之解释的天然权威——“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 （参王庆节著：《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尔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载氏著：《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5-28页）。

       文本 “去作者化”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使人能够立刻洞见认为作者意图在衡量文本真正“意义”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张所具有的过分乐观和偏执的倾向。然而，紧接的一个问题是，“去作者化”之后，文本自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利科尔紧接着提出了“筹划”与“自得”的命题。展开来说，文本生成之后，它的“意义”与它的处在历史境域中的读者的理解密切勾连，并借此勾连而展开其本己之当下意义的存在性“筹划”，最终得以在当下实现其意义的“自得”——“文本与读者在阅读中各自需要对方来达成自身的实现，文本需要读者来激活、实现它的在书写文字中被悬搁起来的非形式化的生活的、生命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世界”。

       如果我们接受上述的判断，则解释目标维度上的“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争吵或者都可以休兵了。因为，“去作者化”击退了“文本创制者原意”的袭扰，立足于当下现实的“筹划”与“自得”又足可以显见那种主张文本之内在唯一意涵的“客观论”论调的生硬与苍白。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关于法律解释的目标，我们或者亦可做成一种与拉伦茨“部分的真理”不一样的表达——法律之解释，既不盲从于所谓“立法者原意”或者任何类似的主观主义，亦不自陷于任何绝对客观主义的渊薮；它不主张法律文本只有一种唯一正解的“意义”，亦不认为法律文本的意义与立法者在创制之初即赋予它的“意义”之间有什么绝对的勾连——在这一点上，拉兹亦有过类似的表达，参[英]拉兹：《无需重寻原意的解释》，载[美]安德雷－马默主编：《法律与解释》，张卓明、徐宗立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99页）——它对所有这些“意义”开放出自己，只要其中一种“意义”能够与各案情境有效对接并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那么此种面向的意义阐释就是有效的。

       须申明的一点是，此意义上（法律）解释的“开放性”并不是没有界限的。诚如拉伦茨所言，法律解释如欲维持其区别于“续造”的个性特质，那么它就不能逾越字义及脉络所划定的范围，亦不可缺失法律目的之必要考量。站在法律人的立场上，无论怎样强调“解释”在各案情势中个殊性与开放性，强调“意义”生成的“效果历史”色彩，都必须关照到“法”与“法秩序”本己的特质与规定性。这种“关照”，是法律解释目标维度的现实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