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制度的发展脉络

2007-09-20 22:28:28 作者：牛铭实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乡约是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的理想境界，发展出这种乡治理论。乡约是自治的一种体现。由乡民自动、自发地制订规约，处理众人生活中面临的治安、经济、社会、教育、礼俗等问题。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陕西蓝田吕大钧(1031—1082)制定的《吕氏乡约》。制定者的目的，是使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它是由人民主动起草的成文法则。乡约采取自愿原则，“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组织上，每约有“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同约人，“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然而，“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①萧公权推崇“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

《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没有多久，北宋就被金人所灭，宛如昙花一现。南宋时，朱熹(1130—1200)重新提倡这个乡约，考证出真正的作者是吕大钧，并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②由于朱熹学术上的名气，加上他对乡约热心地编辑和改写，使《吕氏乡约》在出世一百年后，重又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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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氏乡约》，三原王承裕校勘《关中丛书》，见《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881—884页。

②朱熹《增补吕氏乡约》，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朱文公文集》卷74。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刊本，1937年，第二册，1376—1379页。

    到了明代，乡约的发展受到朝野的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丰硕的成果。许多名臣大儒和各级官员，留下很多乡治的经典。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的乡约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它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来，如吃饭的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社会风俗。人们生老病死都由乡约组织，通过自治互助的办法来处理。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根据隋吉的建议，令户部编民百户为里。隋吉①建议以几十家农户为“社”，在春夏农忙时节互助为主要目的。朱元璋则“置民百户为里”，并引申为婚姻、死丧、疾病、患难、春秋耕获诸事的乡民互助，以使百姓亲睦，淳厚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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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吉是应天府上元县典史，上疏说一对农民夫妇受田百亩或四五十亩，在春夏农忙时不幸丈夫生病，妻子要照顾他。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待病愈，农时已过，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家室，穷困流离。他建议，“职此之由，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特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百姓亲睦，而风俗厚矣。”“上善其言。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岂习俗之固，未易变耶?朕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其谕以此意，使民知之。’”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3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3456—3457页。又见《明史》，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耕秋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这段文字印证了上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清张廷玉等撰，《明史》，本纪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52页。

洪武三十年(1397)，他又“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亩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①这个所谓的洪武六谕，是明代教化的主要内容，被乡约、族约、家规等广泛引用。明成祖(1360—1424)是最早提倡吕氏乡约的皇帝，“表章家礼及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②

    名臣大儒中致力于推行乡约的也很多，方孝孺、王阳明、吕坤、章璜、刘宗周、陆世仪等都对乡约的制度或实践有很大的贡献，有的是用乡约行保甲，有的是融乡约、保甲、社仓、社学、乡礼为一体。另外大批士人也提倡或率乡人实行。他们有的是学派的继承，有的是看到乡约的实用价值。李春芳、唐鸿儒等人，把婚丧嫁娶、日常来往、地方治安都纳入到乡约的互助、互劝范围之内，使它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清初一些地方官延续明代的乡治传统。陆陇其(1630—1693)在灵寿县申明乡约、乡长、保甲、地方之制。举乡约，让他们讲解孝弟睦姻之训，使之教于乡。其规条备具，巡抚于成龙(1617—1684)把这套办法推行到其他郡县。③汤斌(1627—1687)在潼关曾力行社学、乡约、义仓、保甲四事。他推崇吕坤，说“《实政录》不可不读”。④

魏裔介上疏(1655年)，说乡约自明末以来成为虚文，建议顺治皇帝“复乡约”。⑤名臣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期间，寓乡约于保甲，继承和发扬了吕坤的办法，并劝设社仓。后来在京户部侍郎时，又上疏设置社仓，提出一套寓乡约保甲于社仓的独特办法。社仓是完全自治的组织，而且体现各种互助，可以说继承了乡约的真精神，实在是乡约制度上的一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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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255。

    ②王樵《金坛县保甲乡约记》，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编，交谊典，乡里部，卷28。

③陈敬廷《监察御史陆君墓志铭》，见《午亭文编》卷44。

④《柘城窦克勤日录》，汤斌《汤子遗书》卷1。

⑤魏裔介，《兴教化正风俗疏》，见《兼济堂文集》。

    但是类似张伯行这样的制度，在清代是凤毛麟角。清政府普遍推行的乡约，是一套僵化的宣讲制度，因而缺乏实效。那时是把乡约、保甲、社仓等单独分开，互不相干。在乡约方面，不少皇帝纷纷颁布圣谕，各地的主要做法是宣讲圣谕，偏重教化。在形式上偏重仪式，成为形式主义。乡约演变成一种文化，不再解决百姓的疾苦，不再涉及人民的实际生活。

    直到太平天国占据金陵，江南岌岌可危，威胁到清政府的存亡时，地方绅士和官府才又重新采用乡约这套制度，希望靠它来和团练相结合，以解燃眉之急。江南各地振兴乡约，突破了圣谕的宣讲内容，把内容扩大到有益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上。但是，它仍然局限于“宣讲”。

    清代乡约制度上是一个倒退，实行效果也不好。直到晚清，中国又面临一个内忧外患的关头，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和制度的传入，出现了重大的变革。一些思想家们试图从传统中和西方制度两个方面，探索出路，接续了自清代中断的思想发展的脉络。在这些思想家中，冯桂芬尤其突出。

    1861年，在上海躲太平天国的冯桂芬(1809—1874)，有机会了解西洋地方自治制度。他主张效仿西洋地方自治之意，并融合古代的乡官制度。冯桂芬提倡乡以下应该行使自治，仿效宋明乡约宗法之制，以乡族为政治之基础。

    清末民初讨期，直隶(河北)定县翟城村米氏父子等人，以吕氏乡约为村治的鼻祖，带领村民制定规约和自治章程。1930年代左右，梁漱溟等“村治派”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也仿照乡约的模式设立乡农学校。他们当时认为，“东洋”的办法或者西方的办法不太适合国情，所以下了很大功夫去找古代的传统，结果找出乡约这套办法。

    民国时期，在政府推动的地方自治中，阎锡山的山西村政在当时成效最大，实行上有强制的一面，理论上是杂糅古今各制度，包括近代地方自治和古代的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等。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保甲，也进行一些县级地方自治实验，成效普遍不佳。当时推行的所谓管、教、养、卫，不过是把乡约制度的各要素重新定义一遍。

    改革开放后，广西合寨村的村民，在生产队解体基层治理真空的情况下实行自治，选举成立村委会，议定村规民约，开启当代村民自治的先河。广西合寨村成立村委会是民间自发的。当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议定规约，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制度很简单，没有什么理论背景，重点是在实践上。但是影响很大，被周围地方模仿，后来受到中央注意并加以推广。

    自1988年起，中国各地陆续开始试行《村委会组织法》。然而推动村民自治，不只是定章程、立机关、筹经费、选干部。为了不使自治成为一种形式或一个口号，村民需要有机会参与决策，以维护保障个人权益。如此，人民才有参与的热忱。像清代这样，把关系到人们疾苦和日常生活的事项抽出去，不放手让人们自己管理，而是单纯地把它变成教化的工具，人们不会有兴趣。一定要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的、解决他们现实问题的规约，人民才乐于遵守。这样的规约，才不会成为空文。今天的中国农村，许多地方的村民正在行使村委会组织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自发、自愿的参与制订关系到他们权益的村规民约。

    下表列举历代一些主要乡约制度。可见，乡约的产生和发展差不多有一千年了，这个脉络延续到了当代。这是一个相当悠久的传统。

    在下面各节，分别简略介绍在不同朝代它的特点。读者可以参照本书第二部分的制度原文。最后一节，介绍当代村规民约的几个案例。希望本书能为关心当代中国村民自治者提供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