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为何缺乏推理

2007-10-10 14:19:54 作者：方流芳 来源：《中国青年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法官通过个案审判而独立解释法律，这本是司法应有之义。可是，中
国当代法制从来没有认同这一常理。按照现有法院组织规程，不是法官个
人，而是法院作为一个机构进行“独立审判”，法官只是合议庭的一个成
员，合议庭又受制于审判委员会。既然审判权的主体是机构，在判决中凸
显个人见解显然偏离制度本身所要求的正统性，而将互相对立的意见同时
写进判决书则更是离经叛道。按照现有司法解释规则，只有最高人民法院
才能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法律解释——司法解释是专属最高人民法院
的法定权力，在实践中，司法解释一贯是脱离个案而制定一般性规则，司
法解释与审判分离而靠近立法遂成为中国法制固有的特色。随着审判权从
法官个人集中到法院，司法解释从个案解释演变为一般规则的制定，法律
推理在审判中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既然法官个人不应加入、也无从加入
司法解释，要求法官在判决中进行充分说明和论证，无异是让他们“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

　　法官解释法律的另一半障碍来自学者重复了无数遍的“外国故事”：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没有法律解释权，中国属于大陆法系，所以，中国
法官也不应该有法律解释权。”不需要争辩，只要从互联网上查找大陆法
系法院最近的一些重要判决，就可以发现这个老故事没有任何真实性。从
19世纪末开始，一知半解的学者靠编造“外国故事”出尽风头，而信息闭
塞的中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外国故事”所误导；如今国际交往频繁，信息
渠道畅通，英语教育几近普及，与其听信他人讲述“外国故事”，不如亲
自接近第一手资料。

　　在现有法制下，法官智慧只能是“无言之知”。在阅读那些有关“假
集体”企业产权归属的判决，医疗事故民事赔偿不适用行政法规有关最高
赔偿规定的判决，农民购买伪劣种子而受损害可以获得期待利益赔偿的判
决，人身伤害赔偿应当包括辅助恢复身体功能的费用的判决之后，我相信：
中国不乏聪明、正直而富有经验的法官，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在判决中表达
自己的智慧。如果翻阅一下宋代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明代的《廉明公
案》和清代的《府判录存》，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遗憾：无论文风或说理，
当今的法院判决都比数百年前的衙门案牍逊色许多。但是，这并不是古代
官吏比当代法官聪明，而是古代官吏比当代法官有更多的表达机会。

　　人们常常担心法官解释法律会导致裁量权的滥用，但是，我们更应该
看到：没有什么比法官任意适用法律而不必解释法律更容易导致裁量权的
滥用了。当法律将司法解释定义为最高人民法院独占权的同时，法律也就
免除了法官解释法律的义务，法官因而得以任意选择本案适用的规则而不
必阐述选择理由，裁量权遂成为一种司法专断。

　　“法官是否具备解释法律的素质？”这恐怕是必定要产生的另一种担
忧。然而无论法官现有素质如何，如果不允许法官名正言顺地解释法律，
法官的素质就永远不会有提高的机会。相反，如果允许法官去做他们该做
的事，他们一定能够从个案积累经验，逐步形成法律解释的规则和方法。

　　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司法应有灵活性，适应变动社会特殊问题。来自
个案的司法智慧比建构性的立法智慧更适应那种“试点推进”的改革模式，
因此，法官在这样的时代本应具有更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但是，偏爱立
法和一味追随想象中的大陆法系大大限制了司法在转型时期的功能。用
“大干快上”的造法运动去回应一个变动社会的问题，实际上是指望立法
包治百病的迷信。立法膨胀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妨碍问题解决和制造
更多问题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然而，人们仍然习以为常地将由此产生
的无序状态归结为“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中国实现法治，确实需要走
出“凡兴利除弊，必以呐喊立法为先”、“凡法律，必多多益善”的“两
个凡是”的误区。因此，在批评司法判决程式化的同时，似乎需要回应一
些至今仍然被忽略的问题：在转型时期，如何充分发挥法院的审判功能？
如何破除那些埋没法官聪明才智的陋规和陋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实在是中国法制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