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学导言

法律解释学根植于解释学(hermeneutics)，解释学又名诠释学、释义学和阐释学。其构词源于希腊神话之赫尔默斯(Hermes)，该神为众神信使，负责将众神晦涩之启示释义天下。古希腊作家赫西俄德(Ἡσίοδος，约公元前8世纪)在其《神谱》中写道：“阿特拉斯之女迈亚睡上宙斯的圣床，为他生下永生诸神的信使，光荣的赫尔默斯。”[1]解释学构词附会希腊神祗，这显示其出身富有悠远古意。的确，解释学本为西学旧学，在其产生之初，主要被运用于解释圣经和解释法律，由此分别形成神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作为赫尔默斯之学的解释学，其任务即在通过翻译、注释等各种解释方式使各方意见得以通达。而通达即是搭成连接自我与他者理解的桥梁：神学解释学通过神职人员的讲道通达人神之际；法律解释学则以法官的释法行为使得正义观念通达个案。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所言：“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神学的诠释学和法学的诠释学，这两种诠释学与其说具有科学理论的性质，毋宁说它们更适应于那些具有科学教养的法官或牧师的实践活动，并且是为这种活动服务的。”[2]

由此可见，法律解释学绝非新鲜之物，而是滥觞于法律产生之初始，其源头至少可追溯至古罗马之《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此立法是古罗马成文立法之首。法律文本应当自始固定，若原本变动不居，解释亦无处可行。因此法律文本多以成文法为佳：不成文法口耳相传，随风而逝；成文法则白纸黑字，固定不迁。在此渊源中，我们亦可以依稀辨出法权神授的古老观念。

缘起之后，法律解释学又历经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19世纪法国注释法学派，德国潘德克吞(Pandekten)法学，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解释学，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解释学，进入20世纪，又有贝蒂(Emilio Betti，1890～1968)解释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解释学、伽达默尔解释学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解释学。但总而言之，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前，法律解释学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而存在的，而在其后，法律解释学才发生了由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

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专注于对文艺作品的理解与解释，这在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伽达默尔认为在艺术作品的理解当中，重要的并非作者的原义如何，而是读者在领略作品时与作品文本间的交互理解，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3]，而这种理解便是艺术本身。虽然法律不是什么意味深长的文艺作品，但是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在此亦可化为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法律文本的专业性在法律人与民众间产生隔阂；法律文本的抽象性又与无限多样的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天然的距离。上述的客观差异必将滋生对法律的诸多理解，而有权解释者的权威解释指明了诸多理解之路中的唯一可行者，这种理解敞开了大道而壅塞了他途。而西谚存留“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通达法律正义之途亦不必局促于一端。但法律解释的浓烈教义学色彩逼迫真理在独一的大道上仅存。无疑，解释总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法律解释更是对法律原本的独断再造，而其所造之物即是法律本身。法律原本时时处于为法律解释所取代的危险中，而此隐忧于今日中国法律界似乎更甚：法官可知司法解释而不知法律原本。在对法律文本的多样理解与解释中，法律解释学的本体论意义便有了存在的可能。

况且，对法律的解释不能囿于法条解读——这只对居于书斋的研究者富有意义，法律解释总要走向实践：法律不是供人阅读欣赏的文艺作品，而是确实处分当事人各种权利的依据。而解释学亦是融合“理解、解释和应用”的三位一体，并在其初生之时便服务于法律实践。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要力图填平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鸿沟，对个案的法律事实进行解释与判断，以求切实地实现个案正义。精研对法律事实的法律解释问题，即是法律解释学的本意，并更富有理论俯就于大地的意义。事实解释者多为案件主审法官，中国法官虽无造法的传统，但亦不可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谓之“法律自动售货机”，毕竟法律万象难于归至于规范一端。其实正如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洞察“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4]，正是凭借法官在个案中必得作出的事实解释，使得法律解释学的本体意义愈加昭然若揭。

上述解释学理论以西学源流展开，但解释学并非西方专有之学。神学解释学固然并非中华土生之物，但于唐时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5]自西域传入我国，于全国皆建造“十字寺”，为众多非汉族民众信仰，时人命名为“景教”，于明时更有泰西大儒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神父来华作工，基督教教义随之汉化，此中教义演绎，即为实质意义之神学解释学。而自古学人注解儒家经典自成注经之学，其间常有“义理明”与“训诂明”之争；古旧佛经迻译中华后亦得注经以还原本真意[6]；至于法律解释学，于中华更是源远流长：邓析(前545～前501)制“竹刑”，“张杜”注《晋律》；秦时《法律答问》始开官方法律解释之先河，而《唐律疏议》之律疏更为中国法律解释学范例。宋代理学家陆九渊(1139～1192)尝洞察：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此句即道出中国解释学要义：解释对象乃是国学经典，解释目的或还其本意，或可为我所用。注经中曲解可谓难免，“先见”不可排除，主体绝难超然无偏，故注解者常假借昔贤之言浇胸中块垒。此说与伽达默尔观点颇有契合之处，而后现代解释学旗手德里达更是大谈“延异”(la différance)，强调真理的不可能，公度性的不在场。“正确解释”的存在更显扑朔迷离。

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解释学为法律立义之础石；而本体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更为智者天才之洞见。两者需等量齐观，不可偏执于一端，下文将首先于方法论探寻然后至本体论研究。而在此之前，还是回顾一下来时的道路：起源昭示着未来，任何创见来源于其旧有的道路。在行走向新的道路之前，我们应当回顾，而回顾本身，便是反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