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缘何购买？

2011-01-19 17:21:22 作者：王勇等 来源：http://images.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近期，偶然在书店看到美国社会学家薇薇安娜·泽利泽的《亲密关系的购买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时，就一下子被这书名吸引住了。“亲密关系的购买”！似乎挑战着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亲密关系是一种软弱的花朵，市场及金钱力量的引入会使她枯萎”。大部分人的看法似乎也是如此，在个人生活中，往往认为把经济与亲密关系分离开来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我们有着一种长期的禁忌，反对工作场所存在浪漫情感；同时，我们认为婚内情爱与卖淫不同，因为其根本上不是一种经济交易。然而泽利泽的分析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从而揭示了被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所束缚着的真实生活世界的逻辑。泽利泽将这种担心的理论基础归结为“分离模式”——亲密关系与经济交易不能混合在一起。但是，在实践社会生活中，亲密关系与经济交易从来没有截然分开过，而是复杂而微妙地交织在一起。

基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我也认识到，泽利泽的分析是深刻的，是揭露了“皇帝的新衣”。为什么我们现在从情感上不容易接受“亲密关系的购买”这样的赤裸裸的命题呢？因为我们是以传统形态的亲密关系为参照（“成见”、“前见”或“前结构”）来移情式地想象我们今天的市场化时代的人际关系的。我们也许清楚地看到了今天的人际关系中展现着更多的世俗化的交易，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传统的亲密关系中的“购买”和“交易”。在我看来，真实的情况是：延续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形态的亲密关系（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实质上也在存在着“购买”，比如“养儿防老”这样一种代际之间的交易方式（即所谓养老的“反哺”模式），只是由于这种“购买”采取了“隐性互惠交易”的方式而已。（当陈志武得出中国人“养儿防老”是不道德的命题时，实际是上以现代西方的养老中的“接力”模式来批评中国传统的养老的“反哺”模式的。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错误。）而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却出现了“显性互惠交易”的方式，我们之所以清楚地看到了这种“购买”关系，不是因为我们具有了“福柯般的眼睛”，而是这种直接以货币为纽带的显性的购买关系在现代工商社会开始变得普遍起来而已。

所以，当我们在今天看到世俗化的所谓“关系紧密群体”之间的“交易”时，就大喊世风日下了。要知道，“隐性互惠交易”和“显性互惠交易”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交易”和“购买”，只是“隐性互惠交易”在传统社会采取了家族互助和邻里接济等非现金形式的互惠方式；而现代社会中的“显性互惠交易”则多用现金形式进行互惠交换，揭下了传统互惠形式中的所谓“温情的面纱”，使货币等显性的利益因素彰显出来了。换言之，在传统农业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和商品意识并不普遍，货币并没有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通货”，因此，较少会看到亲密关系之间的货币支付，更多可以看到的是通过人情、实物和相互之间的“帮忙”的形式来支付；但是，在现代社会，货币（money）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通货”，并成为一种能够显著降低交易费用的支付手段，因此，亲密关系之间的“通货”支付也就应运而生了。另外，传统社会的亲密关系通常是真正意义上的“紧密关系之群体”，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重复博弈关系，是“神形聚合体”，相互之间的支付可采取抵消或扯平的方式，而不必每一次都相互结清。由于存在这个“贴现”的时间差，所以人们不容易看清这里面的“交易”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以及社会流动的加速，亲密关系之间往往是“神聚形散”，只有更多采取高贴现率的通货支付方式，方能真正降低亲密关系之间的“交易费用”。勿庸置疑，社会转型直接导致的是人际之间的互惠交易方式和手段的转变，而不是所谓“道德观”的转变。

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来看，互惠交易是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永恒主题，是维系人类种群生存和延续的基本制度。我在看来，泽利泽的书名“亲密关系的购买”乃是一语双关：“购买”的亲密关系和亲密关系的“购买”。前者旨在维持亲密关系，后者旨在创建亲密关系（比如通过嫁妆和彩礼来创建夫妻关系）。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型的“购买”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购买”的亲密关系甚至发生在表面上看来是“敌—我”之间的阶级关系之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中有这样一个实例，简明地展示了地主与佃农（农民）双方互惠交易的情境。

见面分割是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主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种多半是肥田。……当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场监视分割时，要吃有猪肉有鱼（有些还有鸭子）的午餐。午餐过了，禾分割好了，农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地主家里时，还要加上两个鸡蛋，放在谷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年都是如此。农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个鸡蛋的也有。

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佃农付出的是体力，地主付出的是鸡蛋和有肉的午餐。这是一种典型的互惠交易。在类型上属于“购买”的亲密关系，旨在维持双方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

   至于亲密关系的“购买”，最典型的应该是夫妻缔结和夫妻生活中的互惠交易。窦岩在其《结婚离你有多远》(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第一人称”式的表述：

我的爸爸妈妈已经为了我们的婚事在市区里买了一套40多万的房子，装修、家电都是我们家出的。就连她们家的摆酒钱也是我爸妈给出的。我是家里的独子，为了我结婚，家里的家底几乎都空了。就在我们定完婚决定去登记结婚的时候，她的妈妈又提出要我们家给她女儿8万元的彩礼钱。她妈说，做父母的不是在卖女儿，是为女儿担心。这笔彩礼是为女儿要的，如果日后我们离婚了，她的女儿还可以有一笔基础生活费。……走到结婚这一步，很多问题都凸现出来了。你和他一下子变成谈判桌上的两个对手，互相为着各自家庭的利益争辩着。……在这一环节中，你要和男友商量着一起过好结婚四重门，即新房、彩礼、嫁妆、婚庆。它是考验准夫妻间的理解程度、配合程度、沟通程度是否纯青的绝佳机会，也是可以反射出你和他是否真的成熟到可以结婚的时候了。……

这仅仅是一种“购买”夫妻关系的最新“版本”而已。在人类社会中，应该说没有比夫妻关系更为亲密的人际关系了。就因为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所以才更需要一种实质性的交易和约——“郎才（财）”“女貌（第二性征）”，才更需要特别的“购买”。唯有不断地进行互惠交易才能培育爱情的沃土，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才能长期维持。不只是夫妻这样的亲密关系，在泽利泽的视野中，亲密关系覆盖了整个的个人关系范围，包括书中所讲的如帕蒂塞与米勒之间存在的那种两性关系，也包括父母－子女、教父－教子、兄弟姐妹、亲密朋友这样的关系。而且，亲密关系还包括心理医生－病人、律师－委托人、牧师－信徒、仆人－主人、妓女－嫖客、侦探－侦探雇主、大亨－大亨保镖、小孩－小孩看护者－小孩父母、老板－秘书、公寓门房－房客、私人教练－被训练者、美容理发师－消费者等关系中所涉及的不同程度的、各种各样的亲密性。所有这些关系都会产生它们自己的经济转让或支付形式。经由购买，这些关系才得以“亲密”，已经创建的亲密关系才得以维持和发展。

（[美]薇薇安娜·A·泽利泽：《亲密关系的购买 》，

高柏、姚伟、刘永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10年12月23日于华中师大

附：与文昭的讨论

文昭：王老师，这种对于文化的解构还是要慎用，任何的解释都会带来某种作者意想不到的价值倾向，而这些倾向可能会引发社会群体的情感震动。我在想，社会科学是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有一些最好不要涉足的禁区呢？

王勇：文昭:很高兴你能直言相劝。我也能理解你的意思。我是这样想的：学者只应服从于“真理”，就是把真实的生活世界中的逻辑揭示出来，这是其一；其二，历史经验证明，更多引起社会情感震动，或者说，更多误导民众的理论是披着理想化的正义外衣的宏大的道德叙事理论.从鲁迅到毛泽东的道德理想到文革的发动，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有许多这样的历史教训。在读过朱学勒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后，对这相关的两种体会深刻。“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我这解释小文根本算不上是“惊天动地文”。其三，只有告诉人民“真相”，才是对人民的真正启蒙。启蒙应该是没有禁区的吧。

文昭：记得王老师曾经说过，做人做事做学问，是分不开的。现在我觉得这也是在中国做学问的微妙之处，那就是做学问不能脱离做人和做事的范畴，否则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很多学术问题在国外可以问，因为全体公民在承担社会使命，但在中国就不行，人民在期望学者承担更多的社会使命，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应有的常态。为难的是很多时候政府和群众批评学者，不是因为学者走得太快，而是学者们没有保持好社会发展的“队形”。

文昭：另外一个，学者只应服从于“真理”。但“真理”是谁定义的呢？真实的生活世界中的逻辑完全是多面的，相对的。如果一种理论、一篇文章就能引起社会情感震动的话，那应该说是群众的问题，是民族的问题，将原因归结到理论层次的探讨是肤浅的。越深刻的理论解释性越强，但解构性往往是同解释性成正比的。如果现实生活被解释清楚了，一切都被解构了，“不过如此”了，那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消失了，学术的生命也就此完结了。因此我还是认为，需要对社会科学的人文价值有所保留。

文昭：其实，妄想某种思想能救世，以此引起社会的巨变，是人性本就有的弱点，也怪不得谁。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多元，慢慢消解这种趋势，要一下子完全根除，是不可能的。

王勇：是的，文昭。你在这里讲的这个“悖论”我深为认同。保留一些最后的“人文”价值也是许是必要的。韦伯是一个倡导形式理性化的学者，但他也看到了高度形式理性化的“血色黄昏”。除（祛）魔（魅）过头了,就需要返（复）魔（魅）了。社会也许最终还需要一些“神圣”的东西。这是我们生存的悖论，也是时代的悖论。

王勇：我们已经或正在走向一个法理型统治的时代，这同时也是一个形式理性化的时代，是一个颠簸一切神圣（密）的东西的时代，因此，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神圣（密）”的价值需要有魅力型的人去守卫。但当代社会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我们还真的需要他吗？当他来统治我们时，我们还放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