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锦屏三寨当江之“利权”考——兼与杨有耕先生商榷

2011-04-01 17:53:14 作者：程泽时 来源：http://czscss1975.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清代锦屏、天柱境内发生了围绕木材交易的著名“清江四案”，即皇木案、白银案、争江案和伕役案。四案的诉讼文书和政府公文曾经被杨有耕先生从民间被收集起来，其中的一部份曾经集中地编入1988年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余者被焚毁于失火之中。[①]由于资料的缺乏，使得对于木材交易诸多环节还存在疑问和空白。本文拟根据新收集的锦屏文书资料，就木行的利权问题进行考证和解释，以期能接近历史真实。

所谓三江木行之“利权”，是指三江木行在山贩和水客的交易过程中通过那些抽扣名目获取丰厚的、不正当经济利益，以及抽扣名目的由来。“利权”不具有权利的正当性。[②]

一、张广泗批准三寨当江的时间不是雍正年间，而是乾隆年间

首先要确定三寨当江始于何时。杨有耕先生认为，贵州巡抚张广泗于雍正年间在三江设立总木市，明文规定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开行，独享利权。[③]姚炽昌点校的《锦屏碑文选辑》中收录了卦治木材贸易碑六块碑文，其中只有“光绪十六年文告碑”记载：“雍正年间蒙承各大宪悯恒民贫难谋生活，经示准职等三寨歇客轮流当江，凡各岔大小河之木，概归值江主家行客购买，不准冷江私相受授，与夫役之事，无相干涉”。而“光绪十四年文告碑”只记载：“自国初以来，轮流当江，一切规模不敢紊乱”；“光绪十三年文告碑”只记载：“缘三江荷蒙宪示，大小各河轮流当江”；特别是“嘉庆六年文告碑”只载：“照得黔省黎平府地处深山，山产木植，历系附近黑苗陆续采取，运至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地方交易”。这四块碑的碑文是杨友耕先生于1964年抄录的，现在原碑不知去向。[④]大概杨友耕先生的依据就是他当年看到的那块“光绪十六年文告碑”。

但是，笔者不同意他的观点。理由有三：一是张广泗是乾隆元年后再到贵州且任经略的。据《清史稿》载：“自鄂尔泰定苗疆，至是九股苗复为乱。尚书张照偕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率兵讨之，久无功。高宗即位，授广泗经略，赴贵州，将军以下听节制…三年復请濬治清水江、都江，增炉铸钱” 。[⑤]此前，张广泗于康熙六十一年任思州知府，雍正四年调任黎平知府。从雍正四年到六年，张广泗剿抚都匀、黎平、镇远、清平等苗疆，不大可能在三寨开行立市。此后去平定准葛尔，直到雍正十三年才回师，并担任湖广总督。乾隆三年张广泗曾上疏，请求疏浚镇远以上的清江河道，“资輓运以济商民”。[⑥]因此，张广泗不可能雍正年间,而应该在乾隆三年以后批准三寨当江。

第二点理由是现存锦屏的林业契约文书中雍正年间的极其罕见，但是乾隆时期极其丰富。在《清水江文书》第2辑第1卷中只有雍正九年一份卖山场杉木约和雍正十年一份卖田约。[⑦]假如张广泗是雍正初年呆在贵州的短短几年中，批准了三寨当江，为何不会留下相应的林业契约文书呢？

第三点理由是，在《清水江文书》中发现一份“具禀”文稿和一份“禀稿并粘单”，却载明是乾隆年间张广泗批准三寨独享当江的利权。“具禀”文稿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禀稿并粘单”虽然没有署明时间，但是可以断定在光绪十三年稍后。因为前后“禀稿”的内容相同，且具禀人也是相同的。而粘单是官府对禀稿的答复批示件，是非常正式的官府公文，远比碑刻可信。

兹分别录如下：

具禀:黎镇大下两河绅商姜兴国、龙大楷、姜名卿、姜兴渭、袁济川、颜光禹等禀大人台前，缘绅商等为射利灭规、谨呈时弊、禀恳伸详、以复旧章事，窃绅民等地方山多田少，栽杉营生，先辈各自砍伐沿河售卖。嗣后乾隆年间张军略平抚苗疆后，统至卦治、王寨、毛坪三寨售卖，则三江之名自此而起。其卖木兑价壹两即是壹两，并无毛价扣平申水等弊，延及嘉庆道光初年，而毛价兴焉，每两折兑九钱八分六厘。道光中年改为五兑，每两毛价尚兑银五钱。至道光二十三四年兑价不一，争竞无休。禀控制宪，蒙批饬黎平府主仍照五兑，每两毛价合九八，扣实银三钱八分七厘，断定以九九五之漕平。咸丰以来，每两兑三钱一分三厘，内除行用九厘、牙口七厘、江银三厘五、经费银五厘四，共  银二分四厘，仅得二钱八分八厘五，除扣招扣卦子在外。至平码银水，先辈原议库平库色。今则平用九八，复于九八内，每百实银扣银壹两六钱。银用低色洋纹水，仅九九五色。若以大宝兑价，每百申水三两六钱，合平水行用等项，扣去银十五两零，每百实银仅得八十四两零。其有行用牙口，着议主家劝盤灯油房租之资。而江银者，始因盗贼砍缆偷窃上下游河客木植，议抽此项以作缉盗赔木之费。近年来江上失木，不惟不缉，盗亦不放守，所抽之项網首行户分肥。盗窃其木，首吞其利，即拟与同情，未为冤枉？最可怜者，山贩木排到江，行户即请议价，不顾血本输赢，妄行乱喊，一言已出，千金不易。若不肯卖，起岸烧毁，较之国法，尤为森严。嗟乎，剥山贩之脂膏，媚各帮之木客，待各帮则严若祖父，视山贩不啻木土。尤可撼者，价未议妥而故留难三天五天盤不放，倘已售成而任意迁延十日八日银。又掯在秋冬，拖累盘缠尚可交待。遇春夏洪水泛涨，更觉难堪。此皆三江之积弊，实为两河之公愤者也。兹幸宪台奉委弹压，凡属华夷，悉何生成，为此具禀。

抚藩臬道各大宪外理合録情禀明  大人台前赏准申详并恳移知黎平府主查阅开江原案，是否如江规，剔除时弊，率由旧章，以苏民困，永定章程施行

光绪十三年  日  禀[⑧]

正是因为有以上的“具禀”，才有下面的“禀稿并粘单”。从内容和修辞上看，后面所附的“禀稿”是在前面“具禀”的基础上的提炼和补充完善，遂有“八弊”之说。

禀稿并粘单

具禀黎平古州清江天柱四属绅商姜兴国、姜名卿、龙大楷、姜兴渭等为弊重害深、民生日蹙、缕晰条□、恳示禁革事，窃维懋迁有无，所以利民生之用权衡律度，所以示无□之谟。朝廷开市便民，原相期各得其所，何容与革自由私相刻削，不谓奸刁日起，射利灭规。莫若黎属之卦治王寨茅坪为尤甚。绅商等世居黎柱边隅山多田少，栽杉为生。先辈自行砍伐沿河售卖，嗣后因乾隆年间张军略平抚苗疆后，统归至卦治、王寨、毛坪三寨售卖，三江之名由此而起。其时人心古朴，弊无由生。道光年间，虽有变更而整顿有人，害不至剧。惟自咸丰至今，地方粗静乘时射利，百弊丛生。上河木贩愚朴居多，下河客商皆精明素裕。主家行户皆陷媚下河客商，串剥山贩。待下河客商，则俨若祖父；亲山贩不啻土木。即有赴愬衙门，而父母官以为贸易细故，漠不关心。殊不知两属之民全靠木植为生活。去冬奔控府主周蒙批候经会费局委员於本年正月内，到江齐集，上下客商三面会议，禀复等。因乃卦治总理龙道云、文显贵等不待委员到局，砌词先禀，府主恐耽误经费，反斥绅商□为多事。而三江行户与下河客商见官批如此，更为得意。窃思绅商等杉木八九十年方可一伐，今近处业已砍尽，所在存远者不过十之二三。然非越界逾溪，经数百里之远不能达河。若任其多方刻剥，即有资本，不敢搬运，数年之后必至流离失所、束手待弊。绅商等怀此隐忧□期上达，然非遇保赤诚求之上宪不难，惟叨怙冒之仁必先招本府越控之谴。兹幸天星痌众，在抱善政旁敷，兴地利以裕财用之源，广倉储以备凶荒之患。因将为上建久安之业，为下垂百世之仁，此正荒隅引领待哺之时，绅商等云开见日之候也。是以谨将时弊另缮粘单上呈和词呼吁云云。

 一、木行交易先时安价但批实银。道光年间议批毛价，每两毛折兑实银五钱，每两毛抽行用实银九厘，抽牙口七厘，抽江银三厘五。咸丰至今，每两毛仅折实银三钱，而所抽仍是每两毛取九厘、七厘、三厘五。山贩之折兑，任行户更改。而行户抽头则一定不易，折轻抽重，暗受削剥。然行用、牙口尚取之有因。惟三厘五之江银，初议原归众上收存，着为守江防盗之费。一有被盗，即以此项照顶木赔还失主，百余年来并无他议。近来山贩屡屡失木无数，众上行户概置不理。只愿坐抽江银，反饬山客自催人守木。前年八月山贩被盗劫，去木百数十簰，曾遍控於古州、黎平、天、黔阳、合（会）同、洪江各衙门，皆有告而无追。窃思既收江银，则守江缉盗赔木控官是其责。成兹既不理则抽江银何用？倘於此项中筹一缉盗安商之策目，属優優有余，不致於有用之材，施於无用之地。

一、抽经费始於咸丰八年因军需支绌，本府委员劝抽厘金，颁发告示，谕以军务平静即行停止，断不为例等因。因派山贩四厘，下河一厘，迄全省□渍。蒙前抚宪黎巡宪易出示豁免，而三江总理龙道云等匿示不贴，串通厘局委员，逢迎地方官长，面禀此厘自是山客乐输，当将厘局改为经费。各帮木商知此消息，期奔上控。而总理等私商下河各帮，暗将下河一厘统山贩完纳。三江总理等每人每年坐分银五十两，致负抚宪豁免洪恩，山贩莫沾实惠。为一己之私，刻及万姓山贩，非不明知其弊，亦只思官绅能分民忧。即出此项亦不大害，乃委员只知抽厘，江岸盗贼横行，及一切不公不平事件，概置不理。即有赴府恳告，蠧役又多方需率，则经费二字愚民实不知所取义，伏恳豁免以广生聚。

一、兑价平码，向以漕平为则。道光以前，遵行无异。咸丰八年以后除牙口、江银外，每两毛价议兑实银三钱。又云买卖无足平，着九七五折，每两毛价该实银弍钱九分二厘五，内扣经费四厘，故每两毛价山贩仅得弍钱八分八厘五，是平已经折扣。至同治十一年，节外生支，於二八八五之中，每百纹银扣平弍钱，继则四分，后又八分。去年春，竟扣至壹两六分。六月山贩奔愬，府主郭案下，蒙批皆减六钱。目前尚扣搭壹两。谚云：争价不争平，何堪已扣再扣？

一、银两鋥色，以九八为通用，高申低补，公私顺遂。道光二十四年因银太低，奔控制宪，蒙批饬黎平府兑价以漕平为则，银色以九八为准，宝银兑价始申二色。今竟申至三色六。至於荆沙新火票锭，不比宝银，皆一例坐申，甚至有假打宝银，亦必照申三色六。恳赏示谕，银以九八为准，票锭、荆沙等银，看其高低申补，惟大宝色二色，事归尽一，庶免争竞。

一、买卖各有江步，三江主家既已当江，则利有专司。上下码头，均不准其买卖，老案最严。近来三江行户，每向下河客商，领取资本，径上山头，与民争购。山贩血本有限，屡被加价夺买，是上下之利概归三江，且有刁滑之徒，一至上河买木，假以些微银两，下定生意，一起即行全兑。木价稍跌，逼写退书。倘江运又转，木主放下售卖，稍有利息，伊即伸鸣将卖，伸贴阻木。久之非遭水流，即当月利山客坐受其害。

一、开盤，议价向例三日。三日议妥，次日即交数兑银。三日不妥，即行放盤。今则故为留难，竟有购至五六天、七八天。晚不等明系磋磨软困，希图灭价贱卖。倘不待辞盤而卖别户者，不拘木数多寡，尽行起排烧毁，较之国法尤为森严。

一、议价随主家一喊为凭，即错喊亦无更改。喊有亏下游河客者，则呼赫山客减价，不照所喊比兑，主家或喊有亏山贩者，则下河客商坚执要所喊，方肯比兑。主家亦只逼劝山贩依从所喊。曾有苗民至江卖木，被伊等妄喊，折本太多，退木不能，加价不肯，不得已而投河自尽。伊等各户自撰书一联云：一声喊断千金价，数语能降四海宾。其威权赫赫，不知奉何贴谕而森严若此。

一、兑折向无定局，俯恳颁发严示。一切抽扣外准山贩实得三兑或四兑五兑，概用漕平，无搭无扣兑。不能复旧章而案经上定，期愚皆晓然，於行市无欺，可望利益丰盈，公私求赖矣。

布政使司李 示谕 一件据黎平古州清江天柱绅商姜兴国等为弊重害深恳示禁革一案。批查各行贸易价值皆听买卖二家当面议定为准。他人不过从旁赞成而已，若如粘单所呈，黎属卦治王寨茅坪等处木价系随主家一喊逼令山贩依从，其余开盘议价争购山料、锃色、短平码抽经费加江银，山贩脂膏几何，岂堪层层剥削。阅之实深愤懑，准即如禀逐条示禁，以杜争竞。此谕。六月十五日示。

贵州通省缮后总局  为据黎平等绅商姜等弊重害深各情一案。

批仰该据禀移 东道转饬弹压委员杨守会同黎平府查明妥议以凭核办可也。此谕。六月十六日批示。六利九计抚藩臬加总局共遽四一处。[⑨]

二、三江木行之“利权”的流变

    三江木行之“利权”，应从乾隆年间张广泗批准设立总木市起。此前是“自行砍伐沿河售卖”，没有独专利权的情况。 

㈠从乾隆立市起，至嘉庆初年的木行“利权”

据嘉庆六年（1801年）的断案公告，茅坪、王寨、卦治“三寨苗人，邀同黑苗、客商三面议价，估着银色交易后，黑苗携银回家，商人将木植即托三寨苗人照夫”，“而客商投宿三寨，房租、水火、看守、扎排，以及人工杂费，向例于角银一两，给银四分，三寨穷苗得以养膳，故不敢稍有欺诈，自绝生理”。[⑩] 

又据嘉庆十一年贵州布政使司、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的布告，“出产木植，向来分年运茅坪等三寨，听候各省客商，携资赴三寨购买。该三寨人，与主议价成交。商人即托寓歇主家雇工搬运，扎排看守，每价与一两，商人给钱四分，以为主家给商人酒饭、房租及看守木植人口，并扎排缆索等费用。茅坪三寨等山多田少，穷苗赖此养膳”。[11]

可见，此阶段木行还刚起步，没有形成可以“一口喊断千金价”的权威。在官府的文告中，都是称呼这些为“木商”、“客商”服务的木行,为“三寨人”或“穷苗”。他们提供的服务项目有：雇工搬运、扎排、看守、提供住宿、酒饭和缆索等。他们获得的报酬是多少呢？是一两码子木材，给报酬银四分，还是所付木价每一两银子，给报酬银四分呢。

如果是后者，则每两银价，给佣金是四分，则佣金的比例是4%。如果是前者，则要看木材单根的大小，如果是中等，可能是四根一两码子，则要数木材交易的根数，来确定佣金报酬。因为清朝白银的计重单位从大到小依次是两、钱、分、厘，相邻之间的进率是10。而木材体积计算单位，从大到小依次是两、钱、分，围木计码，逐地增值，不同于白银的进率换算。[12]当然，笔者倾向于按银价比例计费。

由此，似乎不能就下结论：“木行的主要收入是按照规定向木商提取佣金，亦称牙口。一般是按交易额提取百分之五”。[13]牙口的使用也是值得商榷的。留待下文探讨。

总之，此阶段的木行的“利权”，来自于为木商（即水客）提供垄断性服务所获固定比例的佣金。从资料看，并没有向黑苗（山贩或木主）收取什么佣金。但是，“估着银色交易”，肯定存在兑比率的问题。也留待下文探讨。

㈡从嘉庆末年起，至道光末年的木行“利权”

从前引的“具禀”文稿可以看出，从嘉庆末年、道光初年开始出现一个新名词“毛价”。按照“毛价”，起初“每两折兑九钱八分六厘。道光中年改为五兑，每两毛价尚兑银五钱。至道光二十三四年兑价不一，争竞无休”。后来，地方绅商禀报官府，“仍照五兑，每两毛价合九八，扣实银三钱八分七厘，断定以九九五之漕平”。

前引“禀稿并粘单”解释道：“道光年间议批毛价，每两毛折兑实银五钱，每两毛抽行用实银九厘，抽牙口七厘，抽江银三厘五”。

联系下文将引的《黔南利弊问答》，可见，这一阶段出现了新的抽扣名目：一是木材交易的毛价折兑成实银，会扣减山贩的实际收益，扣减幅度是50%，而由行户得利；《黔南利弊问答》给出解释道：“毛价者，虚价也，张大之言也。每壹两毛价折银三钱壹分三厘，必三百一十九两五钱毛方折银壹百两”。“毛价”可能就是木行开盘时的喊价。

二是向水商抽行用，每两毛抽行用实银九厘，抽扣比率是0.9‰，即万分之九；三是向山贩抽牙口七厘，抽扣比率是0.7‰，即万分之七；四是向山贩抽取江银三厘五，抽扣比率是0.35‰，即万分之叁点五。

由此，可知牙口和行用是不同的收费名目，不混淆。

㈢从咸丰初年起，至光绪十四年的木行“利权”

由前引“禀稿并粘单”可知，木行除抽扣毛价、行用、牙口和江银外，还增加了名目，即抽取厘金，山贩为四厘（万分之四），下河水客是一厘（万分之一）。后来，厘金政策被取消，木行改“厘金”为“经费”，水客不交，而统统由山贩交，抽取的比例是万分之五。

此外，还向下河客商，领取资本，径上山头，与山贩争购木材。故意拖延开盘议价的时间，故意拖延兑银的时间，让山贩和木商的歇店时间延长，赚取更多的行用和牙口。兑换银两，不是根据“银两鋥色，以九八为通用，高申低补”，擅定标准，损害山贩和水客的经济收益。擅自喊价，逼迫山贩接受，损害山贩利益。

㈣从光绪十五年，至宣统年间的木行“利权”

光绪十五年（1889年）坌处、清浪、三门塘也请贴设店开行。下面所引的《黔南利弊问答》，可以推断是宣统年间天柱县坌处等寨人所作，它较为详细地解释了一些抽扣名目，并大致估算了木行的利润之厚。

《黔南利弊问答》

客自黔南来者，主人问曰：“客亦知夫两江之情形乎？亦知夫木行之利弊乎（黎属之毛平、王寨、卦治为“三江”，在上流，故曰“内三寨”，轮流充当木行，名曰“当江”；天柱属之坌处、清浪、三门塘、大冲，在下流，为外江，亦当木行，故曰“两江木行”，相去三十里）？”曰：“知之。何为而不言曰难也。夫木植之利过如土药（土药一百两仅值银二三十两，若木每百两码必值银一千四五百两不等），而行户之弊甲于苛政。溯两江之私充木行也，已历两百余年矣。相沿既久，流弊滋多，痼习已深，剔除非易。然在昔日之客商尚未深受其困也。迄黎平俞（俞渭）任内，适天柱余（骏年）改私为公，请帖在江外之坌处开行（即同仁和木行），遂亦使王寨之王庆云依照坌处办理（请帖者只王庆云一人，而当行户者三江不下五六百家。名虽公行，其实与私无异）。又虑两江口岸利不能专，乃每年认纳天柱公费银六百两，愚坌处撤行歇业，让三江独当行户（坌处行户方开半月，时镇黎两府主在毛坪会合商定坌处撤行，三江每年照纳天柱练饷六百两。迄歇行后，竟被黎府粉词上禀，全数骗销），于是三江特揽利权，多方剥削。其所抽扣者，较昔加倍。盖客商之困不在无贴前，而在有贴后也。

查三江无贴之时，山贩卖木，每壹百两毛价（毛价者，虚价也，张大之言也。每壹两毛价折银三钱壹分三厘，必三百一十九两五钱毛方折银壹百两），水商兑出实银叁拾壹两三钱，山贩收银贰拾捌两八钱五分，行户抽银贰两四钱五分。请帖之后，木商兑银则照旧规，而山贩收银减至贰十六两，行户抽银伍两三钱。除纳厘金玖钱，加补厘金库平库色壹钱，余银四两叁钱统归行户，谓为牙口、行用、纲银、扣称扣色扣招、经费等项费用，合捡每年薄据，卖木共有六百万毛价之多，即生意减色，亦不下四百万余两，以肆百万两照抽四两三钱，应得银叁拾柒万余两。而山贩必卖毛价叁百壹拾九两伍钱方得银壹百两，内除去以上所抽，共去壹拾柒两零八分，只剩银捌拾贰两九钱贰分。又开去行户伙食、雇工、买缆、夫脚各色外，则所余之银不过柒拾余两。此山贩所以困于江内有贴后之加抽也。

若江外行户无有牙贴，专抽水商，而水商买木既于每百毛价内开去江内行用银玖钱，又于每百实银外重出江外行用叁两六钱，则买壹百实银之木，合出行用银陆两伍钱三分，一买木而两当行。此水商所以困于两江行户之明同也。江外抽水商约三万两,合江内抽山贩拾柒万两，共抽银贰拾万两有奇，皆系行户陋规以之靡费者也。

问：何为牙口？盖行户抽山贩以作房租、灯油、雇工之费也，于买百两毛价内抽银柒钱，以肆百万两毛价计之，每年抽牙口银贰拾八千余两。不知山贩住在三江行内，每人每天必另开行户伙食银一钱，实与饭店无异。若雇照料之工人，山贩自行开钱。木运到行，行中无人招扶。设遇失盗漂流，亦不耽承理落，惟坐收木数、议木价、坐抽行费而已。

问：何为行用？盖行户抽水商以作房租、劝盘、工人之费，于每百两毛价内抽银九钱，以肆百万两毛价计之，每年抽行用叁万六千余两。不知“三帮”水客（徽州、临江、陕西为三帮，住三江买木，名内帮客）住三江行内自行开伙造食，自带小伙下力。又开行户月费犹如徙居者。若系五勷水客（五勷者，芷江、天柱两属勷成之客也，江外行户住五勷之内，亦住三江买木），每人一天开伙食壹钱，现山贩同一规模，所抽行用单作劝盘一宗而抽银至九钱之多。又俨与厘金相类，况此项全在山贩卖木价内扣除，名抽水客，实抽山贩。至于江外避讳私行，改行用为用钱，住江外者为外水商（湖南之河洑、永州、长沙、益阳、湖北之大冶、江夏、黄州、汉镇等处之客，住江外，为外帮客），无有三江码头，不能进江，均由江外水行户代买，兑木银壹百两必开三两六钱以作用钱，每年约抽叁万两有奇，合两江所抽行用，共六万六千余两。

问何为纲银？纲银者，众银也。三江各设纲局一所，随活菩萨轮流抽银。其抽法有二：一于长木每百两毛价内抽山贩银三钱五分，一于卖短椿木桐每百实银抽山贩四两，二宗共抽银壹万五千余两，谓作纲绅薪水、巡丁口粮、练军月饷、纳解贴课等费。不知三江共设守船一只，巡丁四人，每年发口粮共垸百贰拾两。毛坪缉捕练军拾名，每年支月饷银贰百肆拾两。至于贴课，所纳不多，即除去一切应用之费，亦必每年余”万贰千两，半归纲局花用，半归纲绅瓜分。所以，三江人视为利数，争当纲绅。或谋夺不遂，抑郁而服毒毙命者有之（如卦治文千层之子毒毙时），或分赃不平，因仇隙而酿成诉端者亦有之（如毛平龙春方被控是）。若无故之设筵演戏、有事之行贿公庭，是又三江之陋习，亦即三江之能技也。现任万府深悉诸弊，委绅设局，于纲银内提抽四分作膏火，并选三江子弟送入书院，翼望培植人才，以化蛮苗气习。殊被纲绅（文名正、龙秉震）纠集闲亡毁局殴差，并抄已允提抽之王森林等八家，旋敛鑫上控万府，官长倘敢抗违，而民商之受其欺侮无论矣。今年四月会匪縻集王寨，斗杀姓王名牛皋者，继此连杀四命，而三江纲绅不惟通融，且代贿和苟，不与匪同情，何其纵容乃尔痞徒充斥劫夺之事？时常有之谓纲银皆之属，谁曰不宜。

何为扣称扣色扣招？扣称者，三江每百银兑帐必九八五过称，扣到搭称码银壹两五钱；扣色者，三江九层（锃）银色作九六四申水，扣色银叁两六钱；扣招者，山贩每挂毛排用水招壹把，卖木扣银壹分。照壹百两毛排，作叁拾壹两叁钱，兑帐折摊合成扣银壹两七钱。以四百万两毛价计之，共扣银陆万捌千余两。惟水招素扣山贩以补水商。若称色二项，昔则扣诸水商以补山贩，今则转口山贩以补行户。揆其弊端，由三江兑帐专由行户，在水商既行补足称头、水色，而行户仍以九八五之称、九层水之银过付山贩。或将银汇兑银号，致银号从而愚弄之，扣于之，拖欠之。而所谓补称补色者，仅充行户之中饱已耳，安保血资之不入市侩榖乎？兑帐之案如林，正坐此弊。[14]

这一阶段，除了前面抽扣名目外，又增加了纲银、扣称、扣招三项名目。扣色，即前面“禀稿兼粘单”所提到的八大弊端之一的“兑折向无定局”，到宣统年间变成“扣色者，三江九层（锃）银色作九六四申水，扣色银叁两六钱”，百两九层银色的银子,扣3.6%。

三、三江木行之“利权”的根源

清代三江木行之所以能独享“利权”，首先自然是得益于官府的批准，类似于现在行政许可的垄断经营性质；其“利权”之厚，则是由于行户的垄断地位决定的，他们“有抽扣无服务、有抽扣少管理”，甚至私抽乱扣，官府的日常监管不力。最重要的是，木行的职能是既公又私的。不仅负担着很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比如缉道、发展教育，而且还负担着政府财政职能，是政府的税收机关。木行是一个公私混合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