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寨木行“当江”的“合法性”考辨——兼谈清代牙帖、苗杉人工林问题

2011-09-13 09:01:35 作者：程泽时 来源：http://czscss1975.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一、清代的官牙制度

    ㈠牙帖制度的演变

    据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考证，“牙帖初由藩司颁签，而收其课报部存案。康熙初，或言地方光棍，自称经纪，十百为群，逐日往州县中领牙帖数十纸，每纸给银二三钱不等，持贴至集，任意勒索，遂命各省藩司查禁。雍正十一年，谕内阁各省商牙杂税额设牙帖，俱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防增添之弊。近闻各省牙帖，岁有增添，即如各集场中，有杂货小贩，向无籍牙行者，今概行给帖，而市井奸牙，遂籍此把持，抽分利息。著各省藩司，因地制宜，著为定额。后牙帖改由部发，各省按所给以其税解中央。税则分三等，上则纳银三两，下一两，私立牙行名色者有禁”。[①]清代牙贴颁发，经历了三个方面的演变：一是颁发主体依次是州县→省藩司（布政使）→户部；二是牙贴数量，由不定额到定额；三是牙税由无税则、无定额，到有税则、有定额。后两个方面的演变，也得到同治十三年版《钦定户部则例》的印证。惟有牙帖颁发主体，尚有商榷的余地。

据同治十三年版《钦定户部则例》，清代“各省牙帖有定额，由布政司钤印颁发。广东、广西二省向无额设牙税。惟广西宣化一县，因安南通市，乾隆五十七年奏准添设牙行。奉天省牙税，由旗员征收者，盛京户部颁发；由民员征收者，奉天府尹颁发”。[②]可见，至1874年，颁发牙帖主体，主要还是布政司（“承宣布政使司”的简称），也即藩司。因此，清代颁发牙帖主体的演变过程可能是：州县→省藩司（布政使）→户部→省藩司（布政使）。

㈡颁发牙帖的条件

⒈积极条件

“各该省地方官员查，系殷实良民，本身并非生监者，取具邻右及同行互保各结，准其充补”。[③]据此，省藩司（布政使）颁发牙帖的积极条件有三：一是请帖之人，必须是“殷实良民”。不仅有开办牙行的资本，而且有经营牙行的诚信品行；二是邻居和同行商户提供担保，出具“保结”；三是地方官员必须查实。

⒉消极条件

省藩司（布政使）颁发牙帖的消极条件有四：一是请帖之人，不能是生员和监生等；二是请帖之人，不能是“各衙门吏胥”；三是请帖之人，不能是“缘事不安本分之人”；四是请帖之人，不能是“年老有疾”的。

㈢对牙行的监管

⒈依照《大清律例·户律·市厘》“私充牙行埠頭”所附“条例”治罪

《钦定户部则例》规定：“倘有顶冒朋充，霸开总行，恃强依势，巧立集主，包头揽头等项名色，勾结朋踞，及各衙门吏胥更名捏姓，兼充牙行，甚至诓骗客货者，分别治罪。地方官失察狗纵，均分别议处”。《大清律例》规定：“凡在京各牙行，领帖开张，照五年编审例，清查换帖。若有棍徒顶冒朋充，巧立名色，霸开总行，逼勒商人，不许别投、拖欠客本、久占累商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附近充军，地方官通同徇纵者，一并议处”。可见，户部则例和大清律例相互援引，户部则例援引“条例”增加威慑力，“条例”因为户部则例的新例发展而丰富《大清律例》的效力范围，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刑律规范的需要。

⒉依照《大清律例·户律·市厘》“市司评物价”和“把持行市”所附“条例”治罪

《钦定户部则例》依据《大清律例》的律条和条例，规定“凡牙行有把持争夺，扰累商民，私立行规，高抬时价等弊，并追贴治罪”。

⒊不得拖欠客户的本金

“牙行铺户拖欠客本，分别勒限追比。如系铺家累商，追缴牙帖，限三个月内清还，仍给还原帖；如限内不完，即行更换”。类似今天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措施。

⒋不得诓骗商人和客户

“倘牙行诓骗商人者，本牙并互保行贴一同追缴，勒限清还，本牙更换，互保行帖仍给还。逾限不完，将互保之人一并更换。如系铺户诓骗客商者，将铺户限追。比追不足数，令牙行赔补。其牙行侵吞客帐者，将本牙勒限比追，变产抵还不足之项，令互保摊赔”。互保牙行，要承担补充的、部分的连带（按份）赔偿责任。

⒌退帖

“凡额内各牙有事故歇业及消乏无力承充者，官令退贴，随时另募顶补，换给新帖”。[④]“牙行经纪，除病故准其募补外，其缘事退贴，必须查明实系年老有疾，及缘事不安本分之人，方准革退另募，不得任意去留。如有昔废今兴、复设者，许以该行原有废贴募补。如该行本无废帖，不准以别行废贴改补”。[⑤]

⒍编审牙帖

“在京牙行五年编审一次，另换新帖输税。外省牙行五年编审一次，另换新帖，但是，同治十三年以后永行停止。总不得於额外增添。其有新开集场，必应设立牙行者，确查结报转详覆给。地方官朦混请增及径行滥给并侵蚀税银等弊，分别参处”。[⑥]

⒎牙税定额

牙帖，按照每张税银多少,分为上则、中则和下则。譬如浙江省，上则每张征银八钱；中则每张征银六钱；下则每张征银四钱。牙帖，还可按照牙行的经济实力大小，每张征收不同的税额。譬如湖北省，将牙行分为六类：繁盛上行和偏僻上行、繁盛中行和偏僻中行、繁盛下行和偏僻下行。其中，繁盛上行每张征银二两；偏僻上行和繁盛中行每张征银一两；偏僻中行和繁盛下行每张五钱，偏僻下行每张三钱。贵州额设牙帖四百柒拾柒张，不分等则，其中，镇远府每张一两六钱八分八厘有奇；黄平州每张二两。没有黎平府额设牙帖的记录。[⑦]换言之，至同治十三年（1874），黎平府没有持有牙贴、缴纳牙税的牙行，也就没有持有牙贴、缴纳牙税的木行。黎平府属的卦治、王寨、茅坪三寨木行，还没有申领牙贴。

二、清水江木行制度

清代国家正式的牙行制度，即官牙制度，是和国家牙税联系着的，是需要持有牙帖的。其实，在存在一种非正式的牙行制度，即私牙，不缴纳牙税，不持有牙帖的。清水江木行经历了三个阶段：私牙→官府“认可”的私牙→持有牙帖的官牙。

㈠当江：私牙

清代贵州木料无税。木商多在卦治、王寨、茅坪三寨买木，运至湖南靖州、常德一带，或直下江南北，或运至粤省码头各处出售，境内向不设关。府属及清江、台拱等处，俱产杉木，周围约计千余里，均系苗地。苗汉言语不通，惟茅 坪等寨俱系同类苗人，是以各处木植，俱运至三寨售卖。该三寨首人，分年开设歇店，凡与木商交易，俱系伊等代为议价收木、评估银色，彼此相信有素，向议每木价一两取银钱四分，给店家，以为客商饭食及守木扎牌工费，三寨藉以为资生。该处并非官设牙行，惟苗人临河开店歇客，三寨轮流输值之年谓当江。

 ㈡争江：官府“认可”私牙

⒈争江简述

康熙四十六年，湖南天柱属之坌处，有木客伍定祥，控告坌处一带地方拦江抽税，经湖广抚臣禁革抽税名目。

    雍正九年，天柱已归黔属。坌处人王国良，与卦治苗人互争当江，控经巡抚和贵东道，委黎平知府滕文炯审断，革去当江名色，听从客便，各省客商任在茅坪三寨交易。

    乾隆四十六年，坌处王美凤等，禀请给贴开行，经巡抚图思德批，该处并非新开场市，历无牙行，不准开设。

    嘉庆三年，伍士仁复行请贴开行，布政使常明，移贵东道周纬讯，系伍士仁欲图网利，谋夺苗人恒业，断令茅坪三寨住客交易，不准坌处设行滋事，会详批结在案。[⑧]

    嘉庆六年伍士仁，复同王志勋、王绍美，招木商孙怡盛投歇坌处，往压苗人运木至彼售卖，苗人不从，两下凶殴，杨阿拉等遂拦止高永兴木牌，以致漂失，控官差拿伍士永，复主使孙怡盛等，赴各抄关，捏控茅坪店家龙承仁，把持病商，经巡抚常明檄司道审明，龙承仁并无把持病商情事，实系伍士仁滋事，照棍徒扰事例拟遣。各省木商，仍令在茅坪三寨照旧投宿买木，咨部核结在案。

嘉庆十一年，坌处王朝富、刘秀刚、刘林山等图谋当江，复先后拦阻木商李瑞丰、瞿从文缆船，与王大有木牌，各赴天柱县具控差拿，王朝富等持刀伤差，经镇远知府驰往督缉，具禀到省。巡抚福庆委东道张晖吉、贵阳程卓樑督拿王朝富、刘林山到案，经两司审断，王朝富、刘林山拟军，余犯各有处治。以后木商，仍照旧在三寨分年投歇交易，坌处不得滋事。经巡抚福庆核明咨部，逃犯刘秀刚潜赴京师呈控。奉旨交贵州巡抚福庆亲提案内犯证，秉公研审，定拟具奏，其原告刘秀刚，该部照例解回备质，钦此等因，咨行贵州巡抚福庆，审明奏疏，刘秀刚一犯应照凶恶棍徒扰害地方加一等，发配黑龙江，给彼甲人为奴。各省木商，仍请著循旧章，在茅坪三寨分年投宿买木，严禁坌处民人不得再行拦阻滋事。

⒉官府“认可”私牙

官府通过禁革晓谕、批示和审断等方式，“认可”了三寨木行的当江的合法性。卦治、王寨、茅坪三寨“每遇输值，该寨歇客之年，谓之当江。凡有售卖木植，俱系店主代为议价、收木、评估银色，因彼此相信已久，并无欺骗，山贩木商均乐从向章。每毛价一两，抽银二分有零，以作店家伙食、灯油、房租及照料木植、雇船扎牌等项，并官署办公之费，均一并在内，俱系自行办理，并非由官设行抽收，历经二百余年，相安无异”。可见，三寨木行，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官署办公之费。

㈢天柱坌处领牙帖

光绪十五年，天柱县知县余骏年，据该属举人吴鹤书等禀请，於坌处开行抽费养练，转详善后总局。知府余渭奉札饬三江总理禀覆。据总理王勋臣、三骧五帮、客贩木商等，以在坌处开行实属不便，纷纷禀府。知府余渭禀覆批准。又通禀三寨绅民自愿请贴开行纳课，输流办理，经布政使史念祖祥奉巡抚潘霨批准发贴，每年纳课银二十四两，仍於奏销册内，声明咨部定案，行用仍照向章，每两抽银二分四厘五毫。将坌处前领之贴，饬天柱县知县追缴，呈司注销。坌处先以请贴开江设行，自经禀奉此批，追缴以后仍归三寨开设，始成定案。

这里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天柱坌处的木行牙帖，是由哪一级地方政府颁发的？是天柱县知县，还是贵州省布政司？二是天柱坌处的木行牙帖，后被追缴的理由是什么？后文讨论。

    ㈣三寨请有牙贴

在天柱县坌处取得牙帖后，三寨木行和黎平知府当然不愿乐观其成。三寨木行抄录旧案文书，联合绅民商贩，联名向贵州巡抚禀祈，力陈坌处开行之弊。同时，推荐殷实之户王庆云，照例请贴纳课，并以“三合德”为牙行字号。黎平知府也向贵州巡抚禀明立场。[⑨]

三、三寨木行当江的“合法性”之考辨

㈠三寨木行的“合法性”：“牙帖”乎？

杨有庚、罗洪洋认为，三寨“当江”可分为三个阶段：雍正之前，当江自发形成阶段；雍正至光绪十五年（1889），法定当江；光绪十五年至清末，内外江并存。他们都认为，张广泗奉命开辟苗疆，需要筹措大量军费，在三寨设立木市，卦治、王寨、茅坪取得法定当江的垄断资格（杨有赓先生称之为“专利权”），可以征收木植税。木行每年上交的营业税的标准是白银二千两。 [⑩]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考证三寨是否取得官府所颁发的“牒”或“牙帖”。因此，以“牙帖”或“牒”来论证法定“当江”是不充分的。

笔者以为，三寨从未取得官府所颁发的“牒”或“牙帖”。理由有三：

一是《钦定户部则例》（1874）中没有黎平府的牙帖数额的记载。有镇远府和黄平州的牙帖牙税定额的记载，没有黎平府的记载。且清代黎平府的建制始终存在，卦治、王寨、茅坪三寨皆属黎平府的行政隶属关系一直未变。假如三寨取得贵州省布政司所颁发的牙帖，就会在户部则例有牙税定额的记录。

    二是《黎平府志》（1892）记载“木料无税”，“境内向不设关”。“境内物产素多油蜡、花布、粮食、牲畜尤夥，均无税课。古州厘卡，自咸丰乙卯年乱贼余正纪、杨播五等啸众十余年，开市抽收，於河干设卡。船凡往来货物咸税之，以赡其众。同治十年余匪投诚。总兵张文德、同知储裕立安抚后，由省局委员司榷，并于小东门、永安渡口添设查卡，以防偷漏。光绪四年夏大水民物凋敝，抽厘不足供局员书役费，巡道易佩绅请撤，后复设”。整个黎平境内，只有“古州厘卡”。因此，清代向三寨木行征收木植税或营业税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三是《黎平府志》（1892）所载黎平知府余渭禀善后总局的报告中称“各大宪因其相安无事，亦听从民便，并未饬令请贴开行”，“惟三寨输年当江，向未请有牙贴，虽经禀明有案，究非正办，是以坌处迭次相争，莫不因此之故”。即非常明确地告诉，三寨从没有申领过牙帖。

因此，三寨木行的“合法性”不能从“牙帖”中得来。

㈡三寨木行的“合法性”：“张广泗筹军费”乎？

杨有庚、罗洪洋认为，三寨木行的当江垄断，来自于张广泗筹军费的需要。笔者以为，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看似合理的推断，没有充分的史料根据。

⒈剿抚苗疆军费来自“公帑”（国库），非木植税。

雍正和乾隆年间，剿抚苗疆的军需，不从贵州地方特别是苗疆筹措。

《清实录》载：“雍正七年九月，谕内阁，年來用兵西藏。剿抚苗蛮。一切办理军需，皆动支公帑，而粮饷转输，不无资於民力”。即军需来自“公帑”（国库）。

乾隆元年张广泗任苗疆经略，于“乾隆元年正月上，又奏称，黔省军需銀，张照任意糜费,今支用将完，军需未竣,请拨銀八十万两，来黔接济。…从前张照办理苗疆事务,将拨解黔省军需银一百万两,收储贵东道库”。

可见，雍正年间，剿抚苗蛮的军需，就从国库就拨银一百万两。有固定的渠道，无需从地方筹措。即使从三寨木行每年征收二千两，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粮饷转运，需要征调民力当夫。

⒉张广泗设立弹压局和总木市，没有史料依据

张广泗，雍正五年在锦屏设立弹压局，征收木植税；雍正七年在王寨设立总木市，没有史料根据。

⑴雍正五年，张广泗不可能设立“弹压局”

   《清实录》记载：“雍正五年閏三月，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鄂爾泰疏言，湖廣五開、銅鼓、平溪、清浪四卫，改歸黔省管轄。…尋定五開新改縣曰開泰。銅鼓新改縣曰錦屏。平溪新改縣曰玉屏。清浪新改縣曰青溪”。雍正五年润三月以前，尚不存在锦屏县，卦治、王寨、茅坪属于五开卫管辖，属于湖广省管辖。张广泗只是贵州省黎平府的知府，自然没有权力在湖广省的辖地内设立所谓“弹压局”。

《清实录》记载：“雍正五年九月，云贵总督鄂尔泰折奏，花苗一种，介在楚黔，兼连西粵，獷悍难驯，謬冲尤甚。今黎平知府張廣泗，率領弁員，攻破其地，陸續擒獲賊苗，共二百三十餘名。所有渠魁姚相明等，現在定擬會題。自此各寨畏威懷德。有歸歐、鬼壘、九厥、交椅、几馬等寨，俱花苗種類，其頭目率領群苗，册开戶口花名。同詣行营，願求內附”。雍正五年九月，张广泗依然只是黎平府的知府。即使锦屏县归其管辖，但是设立“弹压局”，征收课税，依然是贵州布政司的职权，且需要贵州布政使上报户部，但是并未见诸户部则例。

⑵雍正七年张广泗并不没有设立“总木市”

《清实录》记载：“雍正六年六月, 升贵州按察使张广泗为贵州巡抚”，“諭吏部，张廣泗現有招撫生苗等事，貴州巡撫事務，仍著沈廷正署理。令張廣泗得以從容辦理，俟張廣泗到任後。沈廷正再赴雲南新任”。“雍正六年十一月，吏部議覆，署貴州巡撫沈廷正疏言，黔省命盜案件，向援苗例，多屬外結”。雍正六年六月，张广泗升任贵州巡抚，但是并没有行使巡抚事务，专务招撫生苗事务，差不多该年没有料理巡抚事务。

“雍正七年三月，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丹江雞講生苗，自恃地險人众，不服招撫。經新任撫臣張廣泗，調遣官兵，分路進剿，苗众投誠，其上下九股、及清水江、古州等處，現俱以次寧貼。朕見新任巡撫張廣泗、才具優長，周詳縝密，必能副朕委任，是以諭令辦理。今張廣泗親歷苗境，剿撫兼施，苗民懷德畏威，莫不抒誠歸嚮，使自古未服王化之地。均得沾被朝廷之聲教”。至雍正七年三月，张广泗依然在苗疆剿抚事务。雍正皇帝才正式“諭令辦理”贵州苗疆事务。因为云贵总督远在云南昆明，离苗疆千里之外。

《清实录》载有：雍正七年润七月，張廣泗疏报貴筑等十三縣開墾的情况；雍正七年十一月，“进呈黔省瑞谷”的情况。可见，张广泗在雍正七年下半年，才料理巡抚政务。如果张广泗是在雍正七年下半年，批准设立总木市，抽收木植税，那么为何不见诸户部则例呢？为何不见三寨保存其批准的官府文书？既然三寨知道珍惜并保存了“争江”的禀稿和其他审结文书，为何不珍惜和保存张广泗的批文呢？因此，雍正七年张广泗并不没有在王寨设立“总木市”。

为何后世，特别是三寨光绪年间的碑刻，都提是张广泗批准呢？其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为了与天柱坌处“争江”，而寻求历史根据和正当性。

㈢三寨木行的“合法性”：形式与实质

⒈三寨木行的“形式合法性”：禁革、审断与存案

 三寨木行的形式合法性，并不来自其持有贵州省布政使司所颁发的牙贴，并不来自贵州巡抚张广泗的批准文书。其形式合法性只能来自地方官府的“禁革”、“审断”与“存案”。既然没有官府书面的积极的“授权”，那么消极的、对“竞业者”的禁革文告，也是三寨形式合法性的凭借。

⑴禁革批示

康熙年间，天柱坌处的木行私牙，被湖广巡抚禁革抽税名目。乾隆年间，坌处禀请给贴开行，贵州巡抚不准。

⑵审断文书

雍正年间一次，嘉庆年间三次，天柱坌处与锦屏三寨“争江”，最后的审断结论都是：木商在茅坪三寨分年投宿买木，严禁坌处民人再行拦阻滋事。

⑶存案

历次争江，审断文书或在省抚，或在刑部存案。

⒉三寨木行的“实质合法性”：交易习惯与合意

  三寨木行，以非官设牙行（私牙），而“当江”两百余年。天柱坌处等地屡次“争江”，均无法撼动三寨木行的垄断地位。其实质合法性，端在于交易习惯与合意。

 罗洪洋教授认为，汉苗语言不通、征税和维护苗疆稳定三个方面的原因，[11]是三寨木行“当江”的“实质合法性”之所在。细究三者，语言互通是交易之必要手段，是技术性因素，是“技术合法性”之所在；征税和维护苗疆稳定，则可以划归一类，属于“政治合法性”的范畴，代表朝廷、皇帝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天柱坌处以“抽费养练”的名义，取得了“牙帖”，也是贵州布政司和统治集团出于维护苗疆稳定的政治合法性的考量。[12]但是，最后也被追缴和吊销。这正印证了西方法谚“习惯与合意可以使法律无效”。因此，主要以“政治合法性”，解读起“实质合法性”是不深刻的，必须考虑交易习惯和合意。

 ⑴交易习惯

 清代普通的黎民百姓，包括锦屏三寨苗人，对于国家制定法一般都不甚“关心措意”，他们也不知晓国家法的“规则体系”，更多地是采用一种“实用”的态度。遇到争讼，更关注地方官府的“审断”和“晓谕”。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用法官的判决解说法律，不无道理。美国法学家格雷认为，法律只是法院在判决中所规定的规则，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司法判例、专家意见、习惯和道德原则等等只是法律的渊源，也就是法官在规定规则时考虑的因素。[13]在“争江”中，锦屏三寨始终把地方官府的审断和晓谕，视为“江规”，视为法律规则。

贵州地方官员，在处理争江问题中，无不重视“习惯”。一是认为天柱坌处没有木行习惯。乾隆四十六年，贵州巡抚图思德就坌处请帖，批示“该处并非新开场市，历无牙行，不准开设”。二是认为三寨当江就是习惯。嘉庆三年，贵东道道台周纬就认为三寨当江系“苗人恒业”（恒者，惯常也）。三是认为木商“在茅坪三寨分年投宿买木”是“旧章”。这也似乎可以作为西方法谚“习惯胜法律”、“习惯乃法律之最佳的证明”的最好注解。

当然，天柱县坌处等地，并不认可木商、三寨木行和苗民三者的杉木交易习惯，试图打破它。除了采取暴力之外，他们试图以国家的、正式的牙行法律制度去改变交易习惯，试图取得“牙帖”及其所代表的“形式合法性”，去“重塑”交易习惯。但是，企图以官府和统治集团的意志，去强迫和强制木商、三寨木行和苗民之间的合意；企图以“牙帖”去网利，自然不具有“实质合法性”。

⑵合意

在争江的“审断”中，雍正九年黎平知府滕文炯的审断中的“革除当江名色，听从客便”，是最闪烁“民主性”光芒，体现了近代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所谓“革除当江名色”，就是废除天柱县坌处等地木行的“霸王格式条款”；所谓“听从客便”，就是尊重木商（客）的自由意愿，尊重木商的平等交易资格。

此外，还有一个“准合意”，是发生在木商与地方官府之间的、关于抽课的。“咸丰年间，因筹办练费，曾於瓮洞设局抽厘，即系商等所出”。“瓮洞距坌处仅六十里，坌处既抽练费行用，甫至瓮洞又须抽收厘金，则一再抽收，亦未见客商等即肯应允”。[14]在英国历史上，为限制国王的任意征税权，由此催生了西方宪法和宪政，产生了西方契约型政治和法治。其实，中国封建皇权和地方官府在抽课，虽无与民协商的程序，更没有形成“政治契约”，但是其内心和心里上无不掂量黎民的意愿和承受力。事实上，正是贵州巡抚潘霨考虑到这个重复抽收的“准合意”不能达成，于是，“将坌处前领之贴，饬天柱县知县追缴，呈司注销”。

四、余论：苗疆人工林之肇始

罗洪洋教授撰《清代地方政府对黔东南苗区人工林业的规范》对笔者颇有启发，但是对“人工林”似有深究的余地。即清代清水江地区的人工林开始于何时？地方官府“认可”三寨木行，是否有直接规范人工林的目的？《清实录》载，乾隆四年十一月，“貴州古州鎮總兵韓勳奏，軍苗田畝，早晚稻豐收。向來新疆地方，小麥、高粱、小米、黃豆、脂麻、荍麥等種，素不出產。自安設屯軍之後，地方文武，設法勸種雜糧”。乾隆五年十一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將署貴州布政使陳德榮奏“黔省開懇田土、飼蠶紡績、栽植樹木”一摺，认为“樹木宜多行栽種。查黔地山多樹廣。小民取用日繁。應如所議。令民各視土宜。逐年栽植。每戶自數十株、至數百株不等。種多者。量加鼓勵”；乾隆六年七月,遵旨議准雲南巡撫署貴州總督張廣泗奏稱“黔省開墾田土、飼蠶紡織、栽植樹木”一摺，认为“黔中無地非山。儘可儲種材木。乃愚苗知伐而不知種。以致樹木稀少，應勸諭民苗，廣行種植”。此似为清水江人工林的肇始。 清水江的杉木人工林栽培技术之一，就是杉木苗栽下的头五年杉木幼林地间作小米等杂粮。但是苗疆的杂粮引种和试种，始于乾隆初年的屯军屯田。因此，清水江苗疆的杉木人工林，应该肇始于乾隆初年，且得益于官府的鼓励和倡导，得益于屯军的对内地杂粮品种的引种。罗洪洋教授的结论“清代地方政府对黔东南苗区人工林业的规范从林木交易始”，似有待商榷。笔者以为，既规范交易，又规范栽植。倡导性规范也是一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