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契约文书与大传统、小传统

2011-09-13 09:11:47 作者：程泽时 来源：http://czscss1975.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一、大传统、小传统概述

人类学上的 “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是雷德斐（Robert Redfield）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此后，西方史学界又提出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高层文化（high culture）和低层文化(low culture)或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之类具有相近含义的概念。[①]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借用大、小传统的范畴，引用古典文献，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作了极其精辟的阐发。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中，他探讨了中国的大传统及其对小传统的影响，指出汉代以来的徇吏利用“吏”的职权推行“师”的教化，发挥重要的文化传播作用。在《从史学看传统》中，指出所谓大小传统的人类学“新经验”，在中国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大传统必须从各地小传统中汲取养料”；“自觉地要把大传统贯注到民间，以改造小传统”，就是礼乐教化和移风易俗；“大传统形成之后又渗透到农村的小传统之中，并在那里获得长久的保存”。

谢晖教授将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关系理论引进中国法学领域，并与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沟通理性”进行“嫁接”，倡导“民间法”的研究路径，即“大小传统的沟通理性”。[②]

有趣的是余英时先生把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称为“异义怪论”和“怪说”，质问倡导者“究竟怎样才能和中国思想史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他告诫年青学者不要接触一些似通非通的观念后，而轻视中国史料，并援引了陆象山的诗句“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设譬。[③]他们的研究让笔者深受启发。

愚见以为，中国的人类学、法人类学、民间法研究，还没有达到与能中国思想史研究沟通对话的程度。或者说没有很好地依据中国的民间文化资料，与西方理论结合，同时没有很好地基于外国资料理解西方理论（可能存在误读）。可能是余英时先生抱怨的“中国通俗文化极少史料可依据”，[④]也可能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局限和不够多，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实证研究还不够深入，也就无法实现“大小传统的沟通理性”的证成和制度实现。

讨论中国文化（法律）的大小传统中，鲜有提及中国民间契约的（包括余英时先生）。中国民间契约，应该是属于农村小传统的范畴，属于通俗文化、底层文化。徽州契约、清水江契约，都是值得依据的小传统史料。本文将结合清水江契约文书，初步探讨一下它对于深化研究中国法律文化大、小传统研究的可能意义。

二、清水江契约是的中国小传统文化的典型“样本”

大传统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层的，小传统文书是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清水江的田契、林契、典契、借契、抵契、当契、婚契、家契（分关文书），以及诉状禀稿，多是清水江畔的苗、侗、汉等各民族农民订立的，或请人代笔，或自己书写，反映了他们生产生活中重要活动。大多用毛笔所书写的汉字，字迹潦草，不甚规范。足见其汉文字教育水平不高。

古代没有“人类学家”去观察、记录农民的生活、想法，但是清水江契约文书，就如同他们的家庭“年谱”或“大事记”，基本可以代替了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清水江文书，具有罕见的“归户性”。一个家庭最多收存了1千余份契约，从清代乾隆至新中国成立，基本没有漏失毁损的，记录该家族近300年历史。这是徽州契约不具有的特点。

清水江契约，还有文化传播和文化征服印痕。它既有与雷德斐所研究的西班牙人征服的拉丁美洲和吉尔茨（Glifford Geertz）所研究的荷兰人统治三百年的殖民地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

清水江契约，还有少数民族的因素。它不同徽州契约。

三、研究清水江契约的何以产生，探讨小传统形成机理

     清水江契约，尽管在日本和国内公开出版中、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常常冠以“苗族”。这是不科学的。清水江畔至今留存契约的，不只是苗族农民，还包括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的农民。苗族、侗族等均无文字，因此，汉字书写的清水江契约不是其“发明”的。

对比徽州契约，就会发现清水江契约在格式有着和汉族地区很多相同的地方，似乎存在某种“继承”关系。如果把清水江的“割木契”算着起源头，[⑤]就会发现它和汉族地区的契约有着共同的源头（刻木为凭），[⑥]具有“亲源”关系。

   史载，雍正三年，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雍正四年五月，贵州狆苗负险横行，议抚久无功，分三路进剿。又奏《经理狆苗事宜十一条》，并获朝廷批准，其中有两条：一是“苗多占地仇杀，令契开明界趾，官给印信承业”；二是“同名各照祖先造册，不知本姓者为立姓”。[⑦]可见，田土契约在清水江的推行，是清代这位封疆大吏倡导和实施的。当时，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姓名，也就无法订立契约。鄂尔泰，不是“奉法循理”意义上的循吏，也不完全是教化型的循吏。他是“武功文卫”，“刽子手“加“教师”。他是有教化之功的，他在乾隆年间主持修订了第一部《贵州通志》。各级循吏，开官学，设义学和书院，让苗侗农民的子弟读书识字，也是清水江契约流行的重要前提。不过，他并非以“大传统来贯注小传统”，是以其他高度教化地方的小传统（民间契约）来贯注和改造清水江的小传统（“多占地仇杀”的陋习）。

在锦屏县加池寨至今留存一篇文章的稿件，题目就叫《定与一》，就是大传统对清水江苗疆统摄的确证。兹录如下：

定於一

合不一以统于一，天下所由定矣。夫天下之不定，由于不一故也。决之于一，非定天下之要论，不想其述对襄王言。若曰王者定中图治，岂惟是尚偏安成割据？争雄长於中原已哉，盖必有削平六雄，荡涤群邦，以逞材角智为无功，以拓土开疆为好事。斯寰海三境清之颂黔黎奠盤，固之安懿乎？铄哉，一人垂拱，大同之化洽矣。王虑天下之不定，王殆木求定之道乎，将挟其武略，以之恃金城汤池以为险。逞苍头奋击以为雄具，兵构怨无虚日矣。沟垒尤多於四郊，冠裳未亲□□□□国，果何□弓□□雍容陈王会之图，将假其权术□定，士以招徕为胜算，谋臣以要结为阴图，合纵连衡且多事矣，□□□□□□解体众庶，未见其同心，果何以航海梯山，揖让向听，承乎之奏。此无他不一故也。今夫众星之垂象於天也，□布珠联,纷纭无纪,而且箕好毕好雨繁，然者允各任其情不定，孰甚乌及？观夫北辰之朗然，众星无不於此拱向也。此於一定之说也。今天群山之耸峙於地也，屏开笏立，层叠不穷，而且名三百，支三千，杂然者允难尽壮，不定莫甚乌及。观夫东岱之尊崇，群山无不於此环列也。此又定于一之说。於星欢定天下者，共杈无不一矣。人第见休祥集符瑞，陈似定之者，关乎天运。而不知大权既属，万物无所角其材能，於以见圣天子之均有真也。试观阪泉具师於三世，首素蚩尤苗反，达命於中天化字干羽，一道同风共盛治，犹堪想象耳。梁而扼要，中邦也。大河安邑之间，威权克振，纵荆楚界南，燕赵居北，齐秦旁落於东西，何难大一统，以廓共规模也哉。且定天下者，其势无不一矣。人第见壶浆迎□□寔似定之者，出於人为而不知全势所归。国不自为，风气於以见群，诸侯之莫敢抗也。试观战於邑，而六军用命，咸戴声灵讨於洛，而三监悉乎永延统绪，同心一继，其休风足挈人思耳。翟泉城濮之烈胜，势尤存继，苏秦柄燕吴，起於楚衍，仪赞化干，秦庭何难奉一尊，以彰其震叠也哉，王惟求所以一天下，可矣。梁而克成霸业也。□□□□□□□□□□□□□□□□□□□□□□□□□□□□□□□□□□□□□□□□□□□□□□□□□□□□□□□□□□□□□□□□□□□□聚米为山□□□□□□□□□□□□□□□□□□□□□□□□□□□□□□□□□□□胜算筹关陇，功成仗伏波。为山排点，有米聚灵，敌势阶前蚁军，情掌上螺粲，然形错落峙，及象嵯峨，地讶□仑，是城□小谷过掷珠奇，似此叠石较如何，八阵囚阶绘三军路不讹嵩，□□□□□□□□□□□□逢圣寿听奏凯旋歌。    

这篇八股文，以北辰、东岳设譬，论证“定於一”合法性。还提及“首素蚩尤苗反”，暗指苗民不服而不断起义之事，为清朝剿抚清水江苗疆辩护；还提到“逢圣寿听奏凯旋歌”，作者应是清廷军队中的军旅文人或加池寨地方士绅，此文应为某位皇帝寿辰献礼之作。

当然，立姓和起名，并非没有利用大传统改造小传统的考虑。试想，宗法伦理的前提是需要姓氏符号的存在。有姓氏，才有家族的符号和象征，才可能有家族伦理，才可能从家推及至国，移孝于忠。

 有了田土契约制度的推行，慢慢地林契、典契、借契、抵契、当契、婚契、家契（分关文书）也流行起来，就成了苗侗农民的熟悉的民间契约文化。而且，不断有地方特点的创造，比如佃山契的“契约链条”,即“佃字”→“抵（当）字”→“分合同”→“分银清单”，以保证交易的安全。[⑧]

四、研究清水江山林田土契约及纠纷解决文书，探讨中国固有法律传统与西方大陆法系法律传统的“沟通理性”[⑨]

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近代法律有着明显的“壕沟”。清末修律，开始法律近代化和法律移植。法律是文化的一部分，都是建立文化的价值系统之上。价值系统的中西差异，可能最终影响着法律现代化的成败。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即源于价值观念的混乱；而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笼统的看作两个不相容的对立体，尤其是乱源之所在。…将价值系统与古代某些特殊制度与习惯牵混不清，那更是一个不易避免的通病了”。[⑩]愚见以为，在中国法史研究中，此通病尤甚。特别是在中国契约制度研究上，没有与中国思想史有效沟通，即民间契约的小传统，没有和中国思想的大传统实现理性的“接榫”。中国法科学生和多数研究者只知道或熟悉西方契约、法律制度及其西方哲学思想基础（它们之间是“接榫”无缝的），只知道并夸大中西契约的“鸿沟”，俨然不可通约。

依据清水江契约文书，可以研究：⑴民间契约之小传统与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沟通理性”；⑵中国法律小传统（民间法）与西方近代法律传统之间的“沟通理性”。从而中国现代法律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风格”，让深处小传统之中的现代中国草根阶层，对现代中国法律有亲近感、信任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法律传统没有因为法律移植而产生古今“殊途”和“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