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纠纷判决中的“遵循先例”与判例法——从锦屏山林纠纷“第一判决书”谈起

2011-09-13 09:15:08 作者：程泽时 来源：http://czscss1975.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一、民国六年和民国八年的两份锦屏县知事判决书

     ㈠民国六年的锦屏县知事初审判决书

    完整地录下民国六年的锦屏县知事初审判决书，不仅是因为立论的需要，而且在于笔者对这份高质量判决书由衷的钦佩，并称之为“锦屏山林纠纷第一判决书”。由于没有断句，且山林股份让渡和变迁时间跨度长，涉及众多人名，没有诉状资料，笔者颇费思量，才清楚地断句。兹录如下：

判决书（盖有“锦屏县印”四字方形红印）

锦屏县知事初审判决书

原告人：龙照德、刘耀书、龙汉川，本属平秋，年不一岁，农。

被告人：彭仁彬、范锡美、彭仁泮、彭仁谕、欧国清、刘万先、補安来，本属平略白岩塘、甘乌，年不一岁，农。

参加人：杨春富、欧本荣，本属平略，年不一岁，农。

右列当事人因山杉案本署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

平略平秋山界仍照嘉庆四年黎平富知府堂断，以土名鄙脚坡之脊岭分界，前属平略，后属平秋。

归见溪高朗屋脚穷怒山即鸟奴山杉木，仍照契据，土栽作二大股，范锡美占栽手之一大股。又将全山分作十八股，欧国清占十八股之一，其余十七股分作六股，欧国清又占六股之一，彭仁彬、彭仁泮等占六股之二。又将十七股分作八股，彭仁彬等占八股之一，范锡美占八股之二。各照股分配。

讼费十八元两造分担，各种契据发科税验给领。

事实

缘县属平秋人民与平略人民屡因山产界址争议，经前清嘉庆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黎平富知府断结有案。此次由范锡美、彭仁彬、欧国清等砍伐高朗屋脚窮怒山，一名鸟奴山杉木，行将搬运出河，落行售卖。有平秋人民龙照德、刘耀书、龙汉川等以租业有凭、越境霸占等情具诉，经本署一面饬卦治团防局，将范锡美等砍运木单，向文裕隆行内封阻，一面传集两造审讯。龙照德等呈出墨摹道光五年碑文一帋，载明界内有土名：圭建、圭皎、黄莺岭、彼脚坡、鸟奴山等，系平秋所管等语，原呈并未声明山木系何人栽手、载自何年。初次庭讯，该龙照德等供称山本系黎平顾姓所栽，并未呈出有栽手合同。二次庭讯，始赶到栽手顾顺新呈出合同二帋，墨均非老陈，俨然新造。该顾顺新亦供情恍惚，并称系伊父顾布三不知何年所栽，出门多年，今由平秋人找我才来等语。而范锡美所呈买得土股契据二帋、合同二帋、换栽手约据二帋，彭仁彬等所呈契据五帋，欧国清所呈契据三帋，载明坐落均属窮怒，即鸟奴山场，并叙明该处山杉土、栽分作二大股，由附近居住之刘杨欧三姓名占，刘姓占一大股，欧杨二姓共占一大股。咸丰三、四年分，杨学珍、杨成杰、杨成刚、欧在和、欧万全、欧在奇、欧在国、欧万亨等立约四帋，将该鸟奴山分作十八股，除刘姓已占一半作为九股外，先后卖八股于刘万先之前辈刘昌品、刘永烈等绍业，只余欧在隆名下一股未卖。光绪十六年有高朗寨民補应达、谢松福、佃栽刘永沛、刘作栋、欧明祥等合同二帋足据，该合同内并批明“该木成林砍伐，土栽二股平分，土股分作十八股，刘姓占十七股，欧明祥占一股”字样。光绪十七年范炳刚、范锡美父子与補谢二姓订立换约二帋，全然换得窮怒山補应达、谢松福之栽手一大股。该山土统作十八股，除欧在隆名下一股，光绪十九年由欧名祥卖于欧国清之父欧荣金名下外，余十七股分作六股。光绪十一、十七、十九等年，彭仁彬之父彭高祥、叔高怀、母杨氏兰音买占六股之二；光绪十九、二十两年，欧国清之父欧金荣买占六股之一。以十七股分作八股，光绪二十一、二十二两年，范锡美之父基相买占八股之二、彭仁彬之父彭高祥买占八股之一。先后皆刘万先之伯叔弟兄刘作栋、刘作霖、刘万坤、刘荣恩、刘万忠、刘永沛等所卖也。总之，范锡美、彭仁彬、欧国清等既有红契合同足据，且管业多年，该平秋人民龙照德等何能越界混争？先年栽手谢姓虽经物故，二次庭讯補安来亦到庭证明，语言确鉴可信，不似平秋人民请来栽手顾新顺供词之恍惚也。正讯办间，旋据该平略人民吴焕然等以铁证呈阅、免混经界等情具诉，当即集讯查阅所呈嘉庆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黎平富知府堂断，与抄粘吻合，内载明“当堂指图查讯，如比之归绞溪等处，乾隆十九年平略龙甫明等与彭玉昌等控争，经胡耳司给照，归平略管业。若平秋有山在内，彼时何以不联名出控？此北之一带原属平略之山，信而有徵。又如西之鄙脚坡、归建溪等处，雍正年湖耳司造送地界册载，正西六十五里至中林司八洋、甘乌交界，今查鄙脚坡等处正与甘乌联界。雍正十年造册，非为讼事，岂平略人预料今日有讼，暗嘱埋根乎？此西一带亦属平略之山，亦确有可据也。不特此也，平略居坡之前面，相距该坡只数里；平秋居坡之后面，居隔三十里。以大势论亦应以山之脊分界，前属平略，后属平秋，并载明当年平秋人龙寄乔、刘玉珍、刘双才曾佃过平略之山，则该山为平略之山，更不问可知”等语。查富府之堂断，既在嘉庆年间判以以鄙脚坡分界。该平秋人所呈碑文系道光年间所刊，究竟何所依据乎？接据平略人民欧荣本诉称，刘万先吞谋股分等情，经本署并案审理，当庭查阅咸丰年间刘万先前辈买契，该鸟奴山即穷奴山，欧在国、欧万亨父子卖契载该山分为六股，刘姓已占三股，在国、万亨名下占一股，出卖于刘昌品、刘承烈叔侄。又杨学珍、杨成杰、杨成刚卖契内，载该穷奴山分为六股，刘姓已占三股、欧姓占二股，杨姓占一股，亦卖于刘昌品、刘承烈叔侄。欧在和、欧万全卖契及欧在奇父子卖契，则载该山分为六股，刘姓占三股、欧杨二姓共占三股，杨姓一股已卖于刘姓。欧姓二股，又分为六小股，欧在国、欧万亨名下三小股俱卖于刘姓。欧在奇、欧在隆、欧在和弟兄名下共占三小股，今欧在和名下一股、欧在奇名下一股，亦均卖于刘昌品、刘承烈叔侄。其余欧在隆名下一股，由欧明祥卖于欧国清之父欧荣金。细玩此项契载，该穷奴山作六股分派，欧姓只占二股；作十八股分派，欧姓只占六股；即就以十八股分派、欧姓占六股论，欧在国、万亨已卖去三股。在奇、在和各卖去一股，只余在隆名下一股，又经欧名祥卖与欧荣金，则是该欧本荣对于该山实无股份之可言。经杨学珍之后裔杨春富证明属实。爰引各种证据并博采舆论予以判决。

理由                                      

据由各情，查不动产之争议，应以合法契约为有效证据。据平秋、平略两寨人民之界址争议，既有嘉庆四年黎平府富府之堂断可稽，自不待繁言而解。该平秋人民提出碑记在道光五年，夫嘉庆年间既已定案，则道光年间之刊碑，应以富府之堂断为根据。乃该碑文所载竟溢出陈案范围之外，安知非平秋人民因讼事失败，暗刻碑记，以为将来争竞地步乎？况界址问题必与相手方两相比较，或援引官厅判断，或双方同意订界刊碑，始能有效。兹之碑文所载，乃平秋人民片面之自由意志，何能发生效力，应取销作废，免将来仍持以作争竞地步。且查阅范锡美、彭仁彬、欧国清等所呈契据合同，范锡美之先辈范炳刚等得买该山土股于刘万坤、刘荣恩、刘万忠等，得换该山杉栽股于補应达、谢松福等，并持有上手光绪十六年栽股合同。彭仁彬之父叔彭高祥、彭高怀等，得买该山栽股于刘作彬、刘祥恩、刘永沛等。欧国清之父欧荣金，得买该山栽股于刘作栋、刘作霖、欧名祥等，皆持有虒处租、买卖红契，管业多年，自应照契绍业，计股分摊。该平秋人民所呈栽股合同，原呈既未声明有实在栽手，即到庭之顾新顺供词恍惚，称系由平秋人请来的等情，足见未曾耨修管业，非真正栽手，自可断言所呈合同批销存案。至该欧明祥之子欧荣本提议各节，以该穷怒山作十八股而论，刘姓先占九股，杨姓占三股，欧姓占六股。查阅各种字据均载之明晰，即杨姓后裔杨春富亦到庭供称无异。嗣后欧姓六股，欧在国、欧万亨、欧在奇、欧在和等共卖去五股，只余欧在隆名下一股。又经欧本荣父欧名祥，卖于欧国清父欧荣金，则欧姓之一股未卖者，应归欧国清绍业，欧荣本何能混争？更查刘作栋、刘作霖等于光绪十九、二十两年卖该山杉木于欧荣金之契，亦载明该山土分十八股，刘姓占十七股，欧姓占一股字样。向使先年欧姓尚有股分未曾卖于刘姓，该荣金亦为欧姓一分子，断不肯承认刘姓有十七股之说，且自光绪十六年刘姓与谢補二姓栽杉木立约以后，历年耨修，历经变卖基业，易主绍管频更，该欧荣本未必毫无觉察，如先年有股未卖，何早不出首争议，直待范锡美、彭仁彬、欧国清等砍木放运到江，经平秋人民因经界争议，始行插诉，主张理由俱不正确。爰判决如主文。

                                  知事 邓卓汉

本案由八月十五日送达判词。九月五日确定理合证明。

                                  书记  汪鹤鸣

華民国六年八月十五日送达[②]

     这份初审判决书，依次包括首部、主文、事实、理由四部分，和现在大陆基层法院的判决书的结构顺序稍有不同。但是，其陈述事实要而不烦，剖析理由丝丝入扣，透彻细致，不主观武断。是今天黔东南自治州法院的此类判决应该学习的范例。

由于案情复杂，似有简单陈述之必要。所争议的标的物有二：一是鸟怒山的两寨界址；二是鸟怒山的杉木收益股分。谁拥有“土股”几何，谁拥有“栽手股”几何？

⒈关于鸟怒山的两寨界址

这位湖北汉阳籍的、锦屏县知事邓卓汉，遵循了嘉庆四年（1799）黎平知府富坤的“堂断”，并且在判决书中大段地引用富知府的判词，即“当堂指图查讯，如比之归绞溪等处，乾隆十九年平略龙甫明等与彭玉昌等控争，经胡耳司给照，归平略管业。若平秋有山在内，彼时何以不联名出控？此北之一带原属平略之山，信而有徵。又如西之鄙脚坡、归建溪等处，雍正年湖耳司造送地界册载，正西六十五里至中林司八洋、甘乌交界，今查鄙脚坡等处正与甘乌联界。雍正十年造册，非为讼事，岂平略人预料今日有讼，暗嘱埋根乎？此西一带亦属平略之山，亦确有可据也。不特此也，平略居坡之前面，相距该坡只数里；平秋居坡之后面，居隔三十里。以大势论亦应以山之脊分界，前属平略，后属平秋，并载明当年平秋人龙寄乔、刘玉珍、刘双才曾佃过平略之山，则该山为平略之山，更不问可知”。从此引文，可知清代清水江地区的山林纠纷的解决，乾隆前期（至少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由土司处理，发给管业执照。乾隆后期、嘉庆以后由黎平知府等地方“流官”处理。且“流官”一般依然会遵循“土官”的判例。[③]

⒉关于鸟怒山的杉木收益股分

为了让读者清晰了解其股分权属变迁过程，笔者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

鸟怒山最初二股均分，由附近居住的刘、杨、欧三姓分占，刘姓占一大股(占50%)，杨姓和欧姓共同占一大股（占50%）；

咸丰三、四年（1853-1854），可能是人口繁衍，为了便于管理经营，就将该鸟怒山细分为十八股，刘姓占九股。此后杨姓和欧姓后裔，陆续将他们分占的九股中的八股，出卖与本案被告人之一刘万先的前辈，只留下欧在隆名下的一股未卖。

光绪十六年（1890），高朗寨的補应达、谢松福，佃种鸟怒山，约定土栽二股均分，土股分为十八股，刘姓占十七股，欧明祥（为欧在隆的后裔）占一股。

光绪十七年（1891），范炳刚、范锡美（本案被告之一），从補应达、谢松福手中，换得鸟怒山栽手一大股。

光绪十九年（1893），欧明祥所占土股一股，出卖与欧国清（本案被告之一）的父亲欧荣金。

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85-1896），刘姓所占土股十七股，由刘万先的先辈，陆续多次出卖股分与彭仁彬、欧国清、范锡美三人的父辈，其中，彭仁彬的父辈买占六股之二（将十七股分作六股）和八股之一（将十七股分作八股），欧国清的父辈买占六股之一（将十七股分作六股），范锡美的父辈买占八股之二（将十七股分作八股）。此后，股分无变化，直到民国六年。

可能是当时人们还没有接受分数、约分和通分的数学概念，也可能是分作六股或八股与山林的区域范围有对应关系，总之，这种股分表达方式，今天看来很别扭和费解。我们如果采用通分处理，就可以知道：至起诉时止，彭仁彬占十七股土股的11/24，欧国清占1/6，范锡美占1/4，三人共占7/8（21/24）。刘万先还占有十七股土股的1/8。此外，欧国清还占有土股十八股之一股。

㈡民国八年的民事判决书

民国三年（1914），民国北京政府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在条件较差的县实行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司法模式。民国六年（1917）五月公布《县司法公署章程》，要求单设县司法公署。但是，直到1926年锦屏县才设立司法科。可能是贵州省当时没有，按照《暂行法院编制法》，建立起完备的“四级三审制”的法院机构，在初审判决书中没有告诉上诉的途径和法院（民国南京政府时期锦屏司法处的判决是上诉至镇远地方法院的）。于是，民国八年平略和平秋两寨又就鸟怒山的界址提起诉讼，锦屏知事判决如下：

此案平略、平秋两寨人民争控鸟怒山，依照邓前任内原判，以鄙脚坡脊岭为界，前归平略寨人民管业，后归平秋寨人民管业，按照此判执行，准於鄙脚坡脊岭上勒石垂碑，永远为界，各具遵结存案。

民国八年阳历一月十六日判即阴历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④]

     此判决没有援引近代西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而是“遵循先例”。

二、清代民国初年的锦屏地方司法中的“遵循先例”

㈠清代锦屏地方司法中的“遵循先例”

锦屏所在的清水江苗疆，在雍正年间经历了一个改土归流和开拓“新疆”的变化过程。在熟苗地区，改土归流前，由土司治理，山林田土纠纷由土司处理，发给管业执照。改土归流后，山林田土纠纷由流官裁判。为了稳定治理秩序，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土司”的判例。比如前引的初审判决书中的判例：归绞（建）溪等处，乾隆十九年（1754）平略寨龙甫明等与彭玉昌等控争，经胡耳司给照，归平略管业。在该判例中，诉争的一方彭玉昌既不是平略寨人，又不是平秋寨人。归建溪山场经胡（湖）耳土司判给平略寨后，嘉庆四年黎平知府在裁判中就遵循该判例。

㈡民国初年锦屏地方司法中的“遵循先例”

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在清末修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法制的近代化，其中，包括司法制度。由于民法没有实现法典化，地方经济和法律人才条件不成熟，遵循大理院的判例，不实为推进民事司法近代化的现实途径。

笔者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锦屏邓知事遵循了大理院的哪一则山林纠纷判例。但是，笔者发现该判决书已经熟练地运用了近代的民法原理。比如“不动产之争议，应以合法契约为有效证据”；“片面之自由意志，何能发生效力”。颇令人钦佩！

但是，笔者发现，锦屏地方民事司法判决，的确在遵循其自身的判例。民国八年的锦屏县新知事的同一争议，遵循了前任的判决。

㈢锦屏山林田土纠纷之判例法

需要指出的是，从清朝到民国初年的山林田土纠纷的裁判中，都遵循了“诉争以契约为凭，契约尤以认定真伪为断”的判例法规则。当然，这里的契约，主要是纸契，还包括碑刻（石契），以及官府裁判之后的“遵结”。这种判例法规则，主要是裁判规则，而不是行为规则。

三、中西判例法之简单比较

孔见以为，自清代以来，至《中华民国民法》颁布止（可能在民法典颁布后也亦然，表现在类似判决中不援引民法法条），锦屏的山林田土纠纷司法裁判中，是存在着“判例法”的，存在着地方官府因循沿用的裁判规则，比如，综合考虑契约、官断和碑刊；区分契据真伪；契据是否为“过契”和“故纸”。尽管他们没有“法学理论”的自觉，也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和西方英美法系判例法有相同之处（但是民国初年的少数法科出身的县知事可能除外），但是他们是从实践中意识这套规则的社会功效（百姓安居乐“业”）。从一定程度上将他们是自发的“社会法学派”，自发的“判例法”适用者。当然，当时也不会有中国的“法学家”来整理它，搞一个判例法重述。至少，锦屏山林纠纷“第一判决书”，让笔者开始质疑近代中国不具有实行“判例法”的条件的流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