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纠纷解决机制之成本比较及其他

2011-09-13 09:38:16 作者：程泽时 来源：http://czscss1975.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清水江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三元”格局，或向地方官府具控，或向地方寨老伸理，或向神庙拈阄、具阴状。不论采取何种渠道，都不能不考虑纠纷的解决成本。三种方式的成本比较分析，往往是他们选择纠纷解决渠道的决定性因素。以往的研究结论，大多认为民间“伸理”的成本要小于控官的成本，但是缺乏分析论证；还有不适当地强调地方“伸理”的自发性、自足性和独立性的嫌疑。本文试图深入、细致的揭示不同机制的程序环节，计量分析各环节所发生费用，分时空地讨论“三元”格局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程序衔接关系，强调三种机制是一个整体，相互影响和“切换”，任何一种都不是独立、自足的，实现正义的形式特点上各有差异，互为补充。

    一、控官之成本与程序

    要细致分析控官的成本,必须了解控官的程序和环节。

    ㈠控官的主要程序和环节

    清水江畔自古就是苗疆腹地。明清以来，中央王朝不断用兵征服，不断有苗人纳粮附籍，朝廷也因此设立地方官府。比如天柱县就是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会同、天汶二所（驻军单位）改设的。嗣后，“凡一切斗殴、婚姻、田地事件，俱令亲身赴府控告，不得擅行仇杀”。[①]

    明景泰（1450-1457）初年，黎平经历胡宗政“机警有方略，时广西苗人和西山洞猺相仇杀，当事者、属吏抚之皆不听，宗政入洞中为析曲直，猺苗皆服，事乃息”。[②]明正德（1505-1521）中年黎平推官徐馨“谳狱平允”。[③]可见，明朝清水江上游的黎平民间纠纷解决中，官府诉讼就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地方官府曾深入瑶族、苗族山寨，处理纠纷，达到服官息事的效果。

    ⒈控官的前置程序：地方伸理和预先禀明

    咸丰二年天柱县石知县赏准刻立的“复旧除弊永定章程碑”载：“民告状，务先投保长、保甲、乡老伸理，倘事出难已，必有保长、保甲、乡老、包告人等预先禀明，方准投词。不准勾串差役，私具词状，致累良民”。[④]由此可知，清朝地方官府将民间伸理作为官府受理的前置程序。这也是“清白字”、“和息字”等民间调解文书何以在清水江文书中大量存在的一个制度上原因。

    ⒉递、收诉状

    地方官府的吏役，在接受诉状后，要做三件事：⑴审查格式：诉状的格式是否符合要求，书写字迹是否清楚等。有时可能发给方格纸，在规定的方格内正楷填写诉状；清代诉状的格式，除了形式上的格式外，还有很多实质的要求，则在《大清律例·诉讼》有很多的规定。是否是“越诉”；是否是“匿名文书”；是否属于“告状不受理”；是否属于“听讼回避”；是否属于“干名犯义”；是否属于“禁囚告举他事”等。特别明确规定：“凡词状止许一诉一告，告实犯实证，不许波及无辜，及陆续投词，牵连原状内无名之人”。[⑤]“凡属切己之事，方许陈告”。[⑥]⑵戳记：即在合格式的诉状上盖官府的印章；⑶挂号：对诉状进行编号。清代要求地方官府，“将自理案件，作何审断，与准理拘提完结之月日，逐件登记，按月造册，申送该府、道、司、抚、督查考”。[⑦]

咸丰二年天柱县石知县赏准刻立的“复旧除弊永定章程碑”载：“受冤之家，□递词状，贫无所出，任从伸诉。嗣后戳记，只准给钱二十二文，格式钱二十四文，挂号钱六十四文，如有违例浮取，公同革除”。[⑧]可见，这三项收费是镇远府、天柱县、台拱厅在递、收诉状环节的“法定”收费项目，而且概不减免。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环节可能在一桩纠纷中反复出现原、被告双方多次递状的情况。在《清水江文书》中，最多一个案件出现6份“具禀”和“具续禀”，原告1份，被告先后有5份。

   ⒊差役持票下乡提人

    为了讯明事实，必须将诉争的双方和证人等提传到官府堂中，一并审理。知府、知县都要下传票，明确所提人名单、差役名单及相关要求。下面就是道光二十七年黎平知府的一则传票。

署贵州黎平府安顺府正堂加十级记录十五次常 为差提事。案据加池寨姜明德具报，伊子姜法祖因与同姓不宗姜江氏之孙女姜益秀通奸，益秀许嫁到别姓，本月初五日，伊子在姜益秀家口角争殴，将姜益秀杀伤。伊子畏累，用小刀戳伤肚腹、身死一案，当经前府验讯差提，因人证未齐，尚未审讯卸事。兹准移受，合行差提为此票，仰该役前往加池寨，协同寨头甲首丁人等，即将后开有名人证逐一提齐，依限赴府，以凭讯究。去役毋得延迟滋扰，如违重究不贷。速：该票计提：被告姜之琏，现押候；奸犯女姜益秀；应讯人姜江氏；原报人姜明德；

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

差：易红、易兆林、蔡广学、胡廷献、王元金、左国元、周显贵、王廷肇、顾秉忠[⑨]

    但是，就在差役持票环节常常发生非常的诉讼成本。差役常常要求票传人等供应鸡肉、酒食，要鞋脚钱、骑马钱、铺堂使钱。下面就是乾隆二十七年云贵总督吴的一条禁革刊示：“准理一切词讼差役持票下乡，严禁供应鸡酒，索取鞋脚钱、马钱及铺堂使钱”。[⑩]

     ㈡控官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及计量举隅

    ⒈地方官府诉讼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

    从以上分析可知，地方官府诉讼的成本主要包括：一是向保长、保甲、乡老“伸理”的费用。该项费用实际就是后文要分析的民间调解的成本。如果事不了，则发生后续费用；二是保长、保甲、乡老“预先禀明”的费用。是他们上城到官府投书禀明，还是由讼争一方上城具控时将他们的禀明意见捎带去，尚不清楚。如果是前者，盘缠费用应由讼争一方承担；三是上城投词具禀的食宿盘缠和格式、戳记、挂号钱。多次反复上城投词，要耗费大量的银钱。特别是知府、知县们不能作到“每听一讼，曲直立折之”时，则常常是“羁延致弊狱”。四是差役的摊派勒索。五是请状师、誊写诉状、契约和判词的费用。五是“废时失业”，即时间或机会成本。比如，加池寨在清代距黎平城一百四十里，[11]步行去黎平需要四到五天时间。

     ⒉控官成本的计量举隅

    控官可分为刑狱和词诉两大类。清水江苗疆，刑狱以命案居多，词诉以山林田土纠纷居多。分别举隅如下，并比较其所费银钱的直观“价值量”，即通过当时银钱的购买力，来反映其直观“价值量”，或通过同时期官吏的俸银比较的相对价值量。

㈠命案

    按照《大清律例·人命》，命案必须“勘问”，经官勘验尸场。尸场周边的山场的主任、村寨民人，皆有嫌疑，必须接受盘问。在勘验尸场环节，发生巨额的官差费用。下面一则“断山场并杉木约”：1802年，命案发生后，官差未来，尸场周边的平鳌寨的山主们提前商议，将“东仰凹列”和“凹比”两处山场杉木作为“四甲”将来发生的官差费用。

立断山场并杉木约人姜文昇…等因向姓、谭姓二比斗伤人命，彼今自赴府投报，恐委官到尸场勘验，我等之山，土名东仰凹列，近尸场，诚恐带累我等，情愿将此山…，凹比…，将来补贴四甲众等费用，日后用成多少，俱在众等开销，不至重亘山主，自今以后其山杉任凭众等管业发卖。恐后无凭，立此断约存照。

……

嘉庆七年正月十七日  代笔姜建周 立[12]

    黎平熟苗地区，早在明朝就实行了“里甲”制度。明正德（1505-1521）中年黎平知府祝寿“编置里甲，民皆称便”。[13]平鳌寨实施“里甲”应在清朝康熙三十三年以后。康熙三十三年黎平副将罗淇“平清水江韩世儒等之乱，与知府宋敏学请巡边以缉奸匪，於是平鳌、文斗、苗光、苗馁等寨皆纳粮附籍”。[14]里甲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通过实施连坐，以达到相互监督，预防犯罪的目的。“一家有犯，九家连坐”，一旦在“甲”所辖的区域内发生命案，甲内民户都难逃官府的追究，要承担官差费用。该契内所载的断山杉的姜文昇等应为“四甲”的民户，但是“四甲”之内，又要具体落实谁该承担责任。由于尸场在姜文昇等山场内，故他们主动向“四甲”人等承诺承担费用开销。但是具体费用金额不清楚。下面一则“立收帮补盘费字”则清楚的记录了一则1820年的发生在文斗寨的命案，因官差下乡审验发生的费用竟达二百一十两银子。

立收帮补盘费字人中房姜伟、姜通义、六房姜大相、通圣、光荣、岩湾范维远、范维□并二寨三甲人等，情因有黄闷王姓招到杨姓在高打住，坐凶闯一事报官下乡审验，累及我三甲并龙光华、姜光远等所费盘缠二百一十两。今龙光华、姜光远名下帮三甲人银三十两补清，日后恐湖广尸家并内外滥人寻及光远滋事，我众人三甲不得推躲，一体协力捉拿送官。若有推躲支吾不前，凭光远砍伐三甲木植，而三甲人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字为据。

                          凭中  姜绍牙  春发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通圣笔立[15]

    清朝黎平知府的每年俸银才一百零五两，全知府共皂壮丁等役二十四名，每名工食银才六两。[16]二百一十两盘缠，相当两倍黎平知府的一年俸银，相当于三十五名官役的一年工食银。

    ㈡山林田土细事

清水江畔本是山区，山林田土纠纷较多，一直被官府视为“细事”或“细故”。但是当地方调解难了纠纷，或争持二比不愿神判，或不愿具阴状时，他们往往控官。当涉及共山，则事先订立一个诉讼成本的照股分摊的契约；当共山股份太多，诉讼费用难以迅速收齐时，则卖山筹款；当部分共山股份持有人对官司结果不乐观时，会伙内转让讼争的份额。还常常涉及山林界址的勘验，官差也要收费。

⒈照股分摊讼费契约

下面的两则契约分别是文斗寨1799年和1817年的照股分滩讼费契约。纠纷所涉的山场均是共有祖产，伸讼一般由房族的族长或主事者提起，代垫支付“盤缠费用”。但是，官司结果难料，费用发生几何尚难预测，恐后生产推诿，故订立契约。

立同心合约人姜应辉、姜世模、姜绍宗、望、祖等，为因所遗祖业山场土名培拜，今偶遭姜廷瑾霸占，请中理讲，伊持横不耳，我等无奈，只得与讼，盤缠费用，所照有名人等股数均派，有名之人不得推委问卸，如有此情，执字赴公，自取不便，立此同心合约为据。

                              代笔 姜绍望

嘉庆四年三月初八日立[17]

    该则契约约定的违约责任是“执字赴公”，追逃讼费其所应承担的份额。

立分合同承愿字人上房姜绍略、绍宽，下房姜宗智、魁元、举周、朝琏等，为因祖遗剪东山木原作二十一股，以为二十一两之山，下房占落壹十伍壹钱弍分半，上房占落伍两捌钱七分。今被吴正贵盗砍起造一事，横行不耳，我等有分，老幼俱已难甘，故此伸讼日后费用多寡，照依山之两数派用，银钱其有股者，不得推捐。如有此情，山内之木，伊无系分，不得后悔。恐口无凭，立此承认合同为据。

宗智存一纸

绍略存一纸               朝琏笔押

                        姜宗智押发达

                          绍略押

                          绍宽押发   举周押 魁元押

                       嘉庆弍拾二年十月初四[18]

该则契约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是“山内之木，伊无系分”，剥夺祖产继承份额。

⒉卖山筹讼费契约

下面的契约是1753年魁胆寨十六人同小江争山，卖山筹集讼费银四两捌钱。清朝雍正九年后至乾隆年间，一个苗寨向开泰县纳银才两钱至四两不等，苗光寨是四两，番鄙才两钱，平均一个苗寨不到二两银子。[19]“每斗米作银九分”，[20]四两捌钱大约可换米五十三斗多。

立卖荒山字人魁胆寨王地文…壹拾陆人等因跟小江争地界，无银使用，将到坐落地名季热荒山一块…问到本寨王文凤承买为业，当面议定价钱四两捌钱整。…

乾隆十八年辛未岁五月初八日立卖字[21]

    ⒊讼前转让讼争杉山份额契约

    官司结果难料，也可能将来讼费份额高于其杉山股份的价值，于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个别山主，不愿介入讼争中，并承担不确定的讼费份额，而向伙内转让起份额。下面这则1817年平鳌寨的“外批”契约（乾隆五十九年卖山场杉木契约上的外批），就反映这种情形。

至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为姜文忠等罩佔归界溪之木，控经府主冯，因人多盤费难凑，众等情愿将契内先年得卖姜文佐之杉山出卖与伙内姜烈弟兄为业，面议定价银捌钱，其山自卖之后，任凭买主管业，其有盤缠帐务，不干卖主开销，今欲有凭，立此再批字为据。

          凭中启爵、宗海、三祥、启灿、启姬

          姜启华笔批[22]

卖主将在讼前宁可“高买低卖”，得较少的价银捌钱，换来“任凭买主管业，其有盤缠帐务，不干卖主开销”的安宁。

⒋山林勘验收费

     勘验费在清代的清水江文书中尚没有发现留有凭证，但是，在风水诉讼文书中经常提到实地勘验。另外，民国时期，山林纠纷诉讼中，勘验往往是需要进行的环节，而且可能复验。下面就是一则勘验收费的命令。

贵州锦屏县司法处命令   卅六年度民字第82号

令姜东成

查该民与姜元翰为杉山一案，业经审理，双方均请求覆验，当核定勘费各缴壹拾伍元整，已据被状缴前来，合行令仰该民于奉令五日内备款具缴，以凭定期勘验为要。此令。

               主任审判官杨亲睦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九日[23]

二、地方伸理之成本与程序

清水江苗疆地方官府，要求民人控官之前，先经过地方伸理。即向保长、保甲、乡老等伸理，由他们居中劝解和息。这在《大清律例》上没有依据，是地方官府的谕示，是一种地方性纠纷解决的正式制度。

㈠伸理之程序

⒈“里甲”制度：“伸理”的组织基础

     清水江苗疆官府之所以将民间伸理，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在于清代苗疆建立比较完备的“里甲”制度，设立牌首、甲长、保正、副总社长和总社长。[24]后被民国政府沿用，“每家给一门牌，十家给一总牌，择一家为牌长；九家听其编查十牌，设一甲长，数甲设一总甲，均选公正有声望着充当…每十家牌内须互相稽查，如一家有窝贼入会为匪情事，九家查知出首。倘敢隐忍，九家连坐。如系挟嫌诬指，反坐连惩。又遇盗贼火灾等事，毋论同牌同甲，甲长及牌长等务督率，互相援救，不得坐视，违者科罚”。[25]

⒉伸理之程序

伸理的程序相对比较灵活。争持的二比和中人构成伸理的结构。

⑴一方请中人。争持的一方请中人，告诉自己的理由和要求。中人可以不只一个，可以是多个；可以是争持的二比共同信任的寨老、保长、保甲，也可以房族的族长、尊亲属等。中人的一次伸理不成，还可以再次、多次劝解；争持的一方也可以更换中人，换另外一个中人。

⑵中人上另一方的门。中人将委托一方的意见，上门转达到另一方，听取其辩解意见，分析双方争论的焦点所在，并提出多个和解方案，试探其“底线”。最重要的是促使双方能面对面的和谈，约定三方和谈的时间和地点。

⑶三方商谈，形成共识。可能一次不成，多次反复。

㈡伸理之费用

其实，民间伸理也发生不斐的费用。这是常常被忽视的。下面是一则1899年文斗寨的“请中花销账单”。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请中上寨开贤、际春、下寨贤清、永和。

付买猪肉四斤，去钱贰钱五十六文。

又付买豆腐六件，去钱叁十六文。

又付买盐四两，去钱十二文，付买……

又付买米八件，去钱□□□四文。

又付买丝烟、清油，一共去钱卅文。

又付洋烟贰钱，去钱一百廿七文。共开去钱六两七十六文。

十七日早，又请中。…共开去钱五百七十六文。

廿七日晚，又请中上寨开贤、际春、下寨交明、贤清、□□、保长永文。…共去钱四两八十文。

十一月初六日晚，又请中交明、际春、贤清、永和。…

初七日早，交明、贤清二人。

八共去钱六两五十六文。

十月卅日晚，付去典钱一两，作永文下江用，卅两九钱除付之用，前银一两九钱五分，扣钱，该钱贰千四百廿五文。

卅一股共请。[26]

可以看出：一是所请中人有文斗上下两寨的乡老和保长。其中，乡老五人，保长一人。而且先两次所请的都是乡老，第三次请保长永文参加。最后两次，保长没有参加；二是请中花销项目多，开支大。吃的包括猪肉、牛肉、米、豆腐、盐、酒、清油。抽的包括丝烟、洋烟。吃和抽两项，花去十四两七百八十八文钱。还给保长永文下江用的盘缠银一两。光绪年间一根杉木的价格也就是二钱九分捌厘，[27]这五次的请中花销，就值五十根以上的杉木了。三是请中的时间或晚或早。三次晚上，两次早上。最后一次请中（早上）只有两位中人。可能是中人是临时的，还其他生理或农务要作，和调解时间冲突。四是尚不清楚乡老是否给付报酬，但是保长是要给来回的盘缠的。

三、神判之成本与程序

清水江的神判有捞汤、烧汤粑、踩热铁、砍鸡头、拈阄和具阴状等方式。其中，捞汤、烧汤粑、踩热铁属于一种类型，以手（足）之焦否为曲直，或统称“凭天断”，或可视为“神本”之上的校正主义和分配主义的结合。手（足）之焦灼伤害，可视为“惩罚性”的校正正义，但是其目的还是为“分配正义”之实现。砍鸡头、拈阄属于一种类型，将偶然和概率性结果的出现，归结为“神本”之上分配正义。所不同的，砍鸡头必须在神庙之上进行。具阴状则是一种独特的方式，不以争持双方的同意为前提，追求阴谴，即一种“惩罚性”的校正正义的实现。[28]由于资料所限，这里只讨论拈阄的成本和程序。

     ㈠拈阄的程序

    ⒈拈阄的前置程序：一般是先经过民间请中人伸理，且伸理结果不清。

    ⒉争持二比自愿鸣神：就拈阄的标的（所争或为山土，或为杉木等）、神庙的地点、贡献的承担等达成一致。

    ⒊请中人书立“立请字”书契：载明拈阄的标的、贡献的承担，以及得阄的规则。

    ⒋神前宰杀鸡狗：还需要请中人和神庙里管事之人共同完成。“请伽蓝一尊、皇经一部”，可能是神庙里提供。

    ⒌拈阄、得阄：定分止争。

    ㈡拈阄的成本

    嘉庆年间一次鸣神拈阄，需要鸡狗六付，[29]其费用如果二比平摊，也不是小数目。另外，还要请中人书立“请字”书契，需要费用。鸡狗是否作为贡献，酬谢神庙？尚不清楚。

    四、控官、地方伸理、神判与纠纷解决成本的可控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三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会发生费用。从争持的二比控制纠纷解决成本的能力上讲，或从纠纷解决成本的可控性来讲，神判的成本是最高的，控官是最低的。

    但是，神判的贡献可以伸缩的，但是依然有成本，甚至可能让争持的双方接受不了。因此，宁愿将所争山林冲公。比如下面的一则“山场充公字”契约，他们不会不知道可以神前拈阄，但是最后将山场捐献给南岳庙。

立山场充公字人本寨姜大荣、姜献瑞、姜凤仪、恩瑞、光朝、庚寿等所有共山壹块地名冉皆豆，此山界止上凭土坎，下凭大荣叔侄之山，左凭世培之山，右凭大荣叔侄之山，四至分清。此山为因争论，各山主自愿凭中将充与南岳庙管业，自充之后，各山主等不得异言。其有田砍（坎）下之壹幅，凤仪、光朝二家不得混争，俱系大荣叔侄管业。恐口无凭，立此充公字存照为据。

                    凭中  南孟 龙永清

                          本寨 姜保生 兆璋

                     代笔   克顺

                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立[30]

    ㈠控官成本的不可控制性

控官的成本是最不可控制性的。其原因在于知县、知府和差役的行为的不可控制。更进一步讲，是他们的审判能力和廉洁性的高低，决定着控官的成本的大小。

嘉庆十八年古州厅同知张保“日坐大堂，凡事皆经其手，不假书役。乡村有盗牛者，事主觉而追之获牛，并获贼一人，余贼逃窜，事主捆送至署，保鞠之，佯以事主为诬，反加重惩。命贼具保结，贼寻具保之人即前同盗牛者也。二贼俯首折服，照律办之。此诚不烦一票，不劳一差，而案结于一堂之上。所谓以盗拿盗也。即此一端足见保之明允也”。[31]可见，受理民词的官员的办案能力高，具有珍惜民力的情怀，就可以节约差役下乡差提的成本。

控官成本的不可控制性，可能还有财政体制上的原因。清代黎平知府设立二十四名差役，每年的工食银六两，是否与差役的劳动强度和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出相称？如果不成比例，差役自然要从原被告处索取。道光六年古州镇总兵李龙彪“以营兵苦差役，遂与诸将捐俸三千金，发商生息，岁获息金四百，为兵丁公费，自是永除兵饷摊扣之弊”。[32]这位总兵通过放袋，为兵丁差役公费的补充，可见一斑。

    当然，吏员、差役的道德素质低下，对其管束不严，是导致成本过高的重要因素。道光十八年开泰知县冉玉嘉“听断明决，慎於动刑，而曲得民隐，射利健讼者闻风而遁。严束吏役，惩治凶顽，壅弊为之一开”。[33]可见，大多数时候，知县们是管束不严的。

最后，落后的交通条件，决定了控官的盘缠路费是硬性支出。且比民间伸理的该项成本要高的

     ㈡民间伸理成本的可控制性

民间伸理成本的可控制性，首先在于乡老中人的调解能力和声望是可知的，可选择的。争持的双方可以无障碍地和乡老中人沟通。且乡老中人，一般不会发生道德风险，不大可能索取钱财。

    其次，甲长、保长、乡约等中人可以有选择地请，还可以不请。由于三者的权威是地方官府所认可的，具有和地方官府沟通的畅通渠道，具有一定的官府权力色彩，可能会对将来控官产生影响，因而可能会发生道德风险。清水江地广人稀，他们的参加理讲的盘缠路费，一般要请中的一方承担。

    最后，劝解、理讲的时间和地点选择灵活，不会产生较大的时间或机会成本，不会影响中人等的生理和农活。

   五、控官、地方伸理、神判之间的关系：实现正义，互为补充

   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区分苗疆开辟前后。中央政府进入后，生苗渐成熟苗，纠纷解决机制也发生变化。在苗寨归属地方官府之前，没有甲长、保长、乡约，地方乡老伸理是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神判是辅助的机制。在苗寨归附地方官府之后，推行“里甲”，设立甲长、保长、乡约，寨老们许多兼理前三职，地方伸理成为控官的前置程序。地方伸理被地方官府认可，增加了一定官府权威性，还是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换言之，地方伸理前后有性质的转变。

    苗疆开辟之后，地方伸理是以控官的存在为前提的，尽管在苗疆，地方伸理出现在先。地方伸理不具有最后权威，没有达到和息了局，还可以控官。另一方面，控官案件也不是一定走完程序，可能因另一方拒不到案，或因控告的一方考虑成本因素而中途放弃，或因官府不予受理，又重新回到民间伸理或神判机制上来。地方伸理和控官之间事实上可以“自由切换”的。

    控官和神判之具阴状有共同的地方，就是不以争持的二比同意为前提。但是地方伸理和神判的其他方式，都以二比自愿为前提。神判在清水江畔民人的观念中，能补救前二者在查清事实上的不足，是具有最后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神判也有其不足。具阴状，只能求得心灵的安慰，不能立即实现物质上效果。其他审判方式，需要二比同意。如果不同意，则可以选择具阴状或控官。

控官、地方伸理、具阴状都是为了实现校正正义，但是他们实现校正正义的方式，可能是“填补性”的，也可能是“惩罚性”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重新分配资源式”的“二次分配正义”。但是，追求正义，都是要或多或少地付出成本。

“伸理”一词，顾名思义“将弯曲、扭曲、压抑的道理伸直，恢复自然之理”，颇有现代西方“商谈理性”理论的部分意韵。在苗寨那个乡土社会中，恰恰具备达致“商谈理性”的客观条件。它是最具有正义价值的纠纷解决途径，也是具有比较效率优势的纠纷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