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自洽——系统观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自组织

与志松兄同窗数载，每感佩于其笔耕之勤，而钻研日深。今以新作赠观，并嘱我为序，却着实令我惶恐莫名。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志松兄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见识上，都过我甚多，弄斧班门，贻笑大方恐不可免。然推辞不过，只好忐忑为文，以半纸浅见，作引玉之砖吧。

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结构，在理论上的诱惑力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秩序结构的特质、元素与运作轨迹，以及秩序结构中的行动者如何适应甚至是强化这种结构，都是极其重要且颇有意味的议题。并且，这一理论议题始终是世界性的，这并不仅仅由于在空间意义上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多是因为在近代世界史的变迁洪流中，中国本身似乎成为了一个例外，一个问题。

在近代以来被普遍感知的中国历史大变局下，对置身其中的历史人物而言，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正日渐破碎，对中国己身的解释框架亦面临崩解，陷入一种“中国意识的危机”。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普遍的自我陌生化和自卑感。西方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变色龙”的样态，甚至在中国的中国形象也变得怪异莫名，严复就曾在译介西学时感叹到，“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这种普遍的自我陌生化在方法上反映的是西学理论框架和中西比较视野的适用，在问题意识上则无疑是以启蒙达致救亡的用心。进而理解传统中国往往被当成是发掘中国传统的缺陷，以图变革。而由此催生的诸多理论呈现出两个貌似矛盾的面向：一方面，中国的问题成为了西方理论的佐证材料，并不断巩固那个现代化线性史观的框架，另一方面，西方理论又未尝没有被有意无意地删略、扭曲，乔装打扮成符合推动中国变革的话语资源。这样，在对中国问题过度焦虑的情况下，中国问题在被西方化的概念术语所切割和表达后反倒被遮蔽，而在对西学澎湃汹涌之际，西学理论恰恰又容易被囫囵吞枣，其内在的核心理路和问题意识可能从未真正被当时的中国思想家们所理解。而此后有关中国传统特质的许多批评和捍卫因而可能都只是一种表达策略，尽管不免时常显得愤激或乖张。

在中西对比的语境下，“西学中源说”显然是早期处理西方冲击的重要方式。这经常被认为保守派用来围堵西学的穿凿附会之论，然而实际上亦反映了对一种不容忽视的威胁的警惕和焦虑。此后更被用来作为破除“夷夏之防”，沟通中西的迂回策略。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派继承和改进了这一方案，穿梭于中西思想世界之间的“附会论”成为了中国进入世界的出口。然而，尽管康有为等人的理论实践有着难以遮掩的思想光芒，但很快地被认为是太过含蓄和扭捏了。随着存亡危局的加剧，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再有耐心去做这种多少有些费力不讨好的迂回，而全盘西化论显然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滥觞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遭到了全面而几乎毫无保留的攻击，并被认为是专制的、封闭的、停滞的、奴性的，是羁绊中国迈入现代文明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过去决裂，宣扬新文化，培育新国民，从而达致建立新中国，就成为新的解决方案。其激进的姿态甚至连西方人都感到讶异，“中国人正显示出这种征兆：全盘怀疑他们民族圣贤的智慧，民族文学的魅力和民族艺术的光辉。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正当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显得不再荒唐时，她却开始在自己许多儿女眼中显得怪诞”。在西化论占据言论主流阵地后，却很难对它的真正效果进行评价。在上世纪30年代文化大论战中受到保守思潮反扑时，胡适就发出感叹，“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这种现实自然不能使人满意。尽管动用政治暴力来改变中国的文化状态从来都不是早期西化论者的选项，但全盘西化的激进姿态仍可能暗示了更为激进的做法也许是行之有效的。而共产主义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的胜利为彻底扫荡“封建余毒”和资本主义余孽的“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一场动员了全体人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变成了空前的文化大破坏。对这一沉重代价的检讨和反思，使得人们一再怀疑那场号称改天换地的运动可能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积弊的反映。在思想大解放的旗帜鼓动下，追随“五四”精神，反传统、追寻西方化的民主、自由、宪政和个体解放又一次成为一时风潮，并大声呼吁“中国要走入‘现代’的世界，这就不能不要求它彻底地、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转折年代，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舍此别无它路可走”。然而，正如当时已被部分知识分子所预感到的，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尚未落实，而负面价值却日渐彰显，而后现代主义（包括后殖民）思潮的持续涌入也为反思之前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资源。也许更为深刻的是，正如东亚四小龙的出现使充实新儒家的底气，随着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从中国内部找寻历史进步的正当性资源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学术的旨趣开始积极引入以“中国为中心”的表述模式，并同时以解构西方现代性理论实践作为自我论述的前提。一时间似乎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布满了迈入现代的积极因素，并也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而西方式的发展路径并非唯一理想的选择。清末民初时期相对保守的思潮得到了重新的评价和肯定，但此次的反转与此前的文化保守思想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在于，后者往往基于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信仰和坚持文化传承的信念，是一种拒绝退场的姿态，而后者则更多是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应对现代世界的能力，并且显然在欢呼中国已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为此提供正当性的论据。正如墨子刻所说的，“韦伯要解释的是中国为什么要失败，而我们要解释的则是中国为什么成功。”。吊诡的是，与此有关几乎所有最具影响力的著述都来自于西方汉学，这似乎仍然是用中国的事例来论证在西方喧嚣已久的自我反省。而此种学术旨趣所隐含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到底是否真的如此扎实，无疑仍是一个难以断定的命题。

之所以对百余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是要提请我们注意，尽管国内的社会史和法律史学界一直强调超越西方、回归本土，我们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西化的理论和中西比较视角始终是当前学术研究中一个走不出的背景。这意味着我们研究的，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中国与世界的，因而也就是世界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就必须注意汇通中西的理论资源。而要恰当地做好这一点，避免前述所提到过的对问题的削足适履，以及对理论的生搬硬套，就必须重视东方与西方各自历史与现实的细节，重视其中的复杂性，同时对各种理论更要有通透的理解，方能发现新问题，催生新理论，实现一种真实的文化自觉。

坦白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非所有的研究领域都存在这种可能。中国的乡土社会也许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而在近代中西对比的语境下，这是中国文化最基础的特征，加上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乡村生活的变化过程，对其的考察无疑是理解中国现代性，同时也是反思西方现代性所包含的市场经济、城市化、个体主义等诸多议题的基本途径。其中所蕴含的问题的丰富性，及问题本身的重要性，都使得其最有资格被赋予以理论发掘实现文化自觉的重任。自1947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问世以来，乡土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也因而成为了众多学者们表达现实关切，展现理论抱负的理论演练场。尽管如此，说实话，在对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宏观理解方面，尚无人能对费老的以下洞见形成有力挑战，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家族治理、长老统治、礼治秩序等等。值得进一步推进的或是加强对各种细节的研究，或者建立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进一步阐明乡土社会各类特质之间的关联结构。

志松兄显然志在后者。本书以自组织系统理论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自治现象的论说与阐释不胜繁举，但从更加抽象的理论高度来解读此种自治的性质及其运作尚不多见。从系统思考的角度出发，较为容易注意到乡土社会自治结构的整体性，以及各种自治因素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这就体现了本书所极力强调的一个概念转换，即从“自治”到“自洽”。自治只是描述了相对于外部政治实体的相对独立性，而自洽则能更完整地表达内部的自我创生和自我修复的内部稳定机制，并能和外部更广大的秩序结构实现沟通，这也就更彰显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结构的合理性。毋庸置疑，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志松兄尽管在理论框架上推敲甚多，却并未满足于泛泛之论，同时也注意运用较为翔实的史料来予以佐证。志松兄向以考证见长，对史料的搜罗自然苦心独具。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典籍、乡约、档案、族谱、碑文、批文等各种类型的史料，为本书增添了较强的可读性。尤其是对“官批民调”问题的论证更显生动。

然而，坦白说，个人感觉书中对自组织系统论的阐述与之后的现象描述之间多少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如乡土社会的要素为何是权威、规则和模式？此三者又如何相互作用并支撑起一个自洽的结构，其中的理论构造尚不清晰。三者的分别描述足够精彩，但整体框架却未能圆满。另外，稍显可惜的一点是，系统的演化进程对于自组织理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要全面理解乡土社会的自组织，则可能需要分析乡土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突破费孝通所建立起的对乡土社会静态描述理论的可能机会。这些缺憾的原因可能在于自组织理论本身并不成熟，现代科学还不能系统地揭示自组织的一般规律，只存在一些尚难系统论证的基本理念。在此情况下，对该理论的操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无法与所研究对象特有的复杂性相偎贴。事实上，这种理论挪用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这也是何祚庥教授提醒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必须慎重使用工程科学里的系统概念的原因。不过，书中所论及到的帕森斯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仔细思量起来也许更具可操作性，尽管其抽象程度仍会让人倍感头疼。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足以证明重建一种理论体系是多么艰难之事，而志松兄的努力更可堪敬服。

另一个隐含的风险是，无论是自组织理论还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说，都很难建立起自组织与他组织，自发与建构之间的合理分际。人类及其意志自身就是一个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自组织与他组织可能只是所观察系统的范围大小导致的差别，而由建构生成的“奴役之路”也有可能是一种“自发秩序”。乡土社会是自洽的，城市社会也有可能是自洽的。因此，强调一种结构的自组织性是否就一定能建立起该结构的合理性，是一个很难加以判断的问题。而我们在思考和论述乡土社会的自组织特征并据此作出决策时，我们很可能实际上干预了这种自组织结构的运转，或者用一种悖谬的姿态来说，我们建构了一个“自发秩序”。

很难避免但仍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尽管目前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反思已经不少，但即便是已经意识到该框架的问题所在，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能够成功超越的范例屈指可数。少有争议的是，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形态肯定与目前流行的概念出入甚多。因此在探讨古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时，保持一定理论上的警觉是很有必要的，这将促使我们更多地注意到国家体制（如皇帝和地方官员）和乡土社会（如地域差别）内部的异质性因素。

值得借题发挥的是，“乡土中国”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从费孝通的礼治秩序理论及其阐发、黄宗智的“第三领域”理论，以及本书所作出的努力，都一再强调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运行的独特逻辑，及其中治理策略的信赖。只是也许我们一直未曾仔细思考的是，如果不是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而是放在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内做比较，它是否还会如此独特，如此值得钟情。在很多时候，我们抱怨西学的宰制遮蔽了对我国历史真实的理解，却往往忽略了我们同时也忽略了对西方社会变迁历史进程细节的足够了解。事实上，从中央集权的深入程度来看，西方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更像是自组织的，而古代中国的里甲、“路引”等制度也未必不能对“皇权不下县”的定论产生冲击。事实上，诸多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批评，从未达到完全遮蔽该问题的作用。我们对乡土社会的热衷和投入绝对值得嘉许，但对于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运作技术，对于西方中世纪时期的社会形态的研究，是否也应该朝更深入和细化的层面上发展呢！可以肯定的是，对中西历史当中的这些细节的深入了解会一再动摇我们之前的理论判断。理论体系需要对各式各样反证因素保持一定的包容性，是因为这些反证蕴含了新知的可能性。

对乡土中国研究的辩难回应了我们前述提到的问题：如何做到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语境下，既不穿凿附会，又不自我贬抑。放开视野，不仅要在中国发现历史，也要在世界发现中国，不仅要思考中国的传统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什么，也要思考中国的传统能为世界的历史进程贡献什么。有此抱负之外，仍必须重视对象的复杂面向，注意理论的严谨脉络，少做轻浮之论。通过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方法的乡土，方能挖掘到真实的本土资源。

然而，这真的可以做到吗？或许文化自觉和本土资源又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故作的姿态，一种被发明的传统，被想象的异邦，等待着未来的解构。

这是一个宿命？

                                 温荣

2011年8月30日于金华

留在上个世纪的20年生命里，我的记忆只有乡村的颜色。在那个地处华北平原的小村庄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挥着小鞭，赶着羊群，肩上斜挎着一个绿色军用书包，书包里放着父亲手抄的《百家姓》和三爷爷给我的《隋唐演义》。这是我三十年里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在母亲的肚子里，我经历了村里的生产队大锅饭“散伙”，包产到户。所以说，我是在中国大变革来临的时刻与那个时代不期而遇的。我记得大伯从镇上买回来半袋化肥，爷爷认为那是小石头，坚决不允许往麦田里撒；还记得爷爷在晚饭后动情地给我讲“土改”与“平分”，我后来回忆起每每惋惜那被烧掉的古画和家谱……后来，原来的村干部承包了村办企业成了“万元户”；包括父亲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乡村，到城市里去打工了……再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家乡的一切都变得模糊，我越来越不关心那片土地了。我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毕业参加工作，成了一个城市人。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娶妻生子，把父母也接到自己的身边住，那个原本就模糊了的乡村似乎再也与我没什么关联。然而，我的许多东西似乎被那段记忆左右，每每谈起乡村，我都兴味盎然。我选择了农村作为我学习和研究的领域，我总是不由得给学生们讲起农村的见闻……现在，我总是趁着清明节和中秋节回乡的机会，在家乡住上一段时间，这一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恍如我从未离开过那里一般。此刻，我才明白，我根本一点都没有改变……

受着那段乡村情结的召使，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把乡村中那有形与无形的东西写出来。我把这个想法跟朋友们讲，他们劝我不要写，认为“写出新东西来很难”。我也深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所以首先要选一个好的视角，其次要选择一套好的研究方法。通过反复思考，我选择了乡村社会的秩序生成模式为研究对象，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期为乡土社会研究的一次新尝试。这一研究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着重理论分析，重在对乡土社会系统的深层问题进行探讨，建构研究模型，辅之以明清乡土社会例证，意在对传统的乡土社会秩序生成机制进行考察；一部分着重实证分析，重在对当今农村社会的秩序生成现状进行探讨，通过对农村具体现象的考察，讨论当前农村社会与传统农村社会之间的历史继袭与演变，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自生机制在当前农村社会城市化进程中还是否存在并发挥作用。本书即是这一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名为《乡土自洽——系统观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自组织》。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会把重点放到当前农村社会的现状当中去，为本书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与疑问提供补充与解答，尤其是对当前农村社会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继承到底有多少，当前农村社会的未来前途命运如何等关键问题作出回答。

本书作为天津市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得到了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部门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柏桦教授、侯欣一教授、于语和教授的指导，令我受益匪浅；刘风景教授、岳纯之教授、潘允康研究员、刘晓梅研究员对本书进行了鉴定，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我的好友温荣为本书作序；闫文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杨苏诺女士、林梅女士为本书出版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理解与宽容，尤其感谢我的女儿，她的成长与此书同步，其天真纯敏让我在写作之余得颇多乐趣。感谢所有在本书的写作与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付出辛劳的朋友们，感谢所有在生活、工作、学习中关心、支持、帮助我的朋友们。

我自己亦知本书作为一种新尝试仍存诸多不足之处，甚至有许多“硬伤”未及解决，请各位师长、同仁不吝指正。我也会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不断探索完善，以期为我国农村发展道路之选择提供些许助益。

以记之。

                                 刘志松 于沽上见素堂

                                  2011年5月2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