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特纳与法人类学的象征分析

2011-09-19 17:49:39 作者：曾令健 来源：http://dice.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研究的钟摆运动：在艺术与科学之间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是二十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人类学研究者之一，其研究不限于人类学，还跨越到民俗、宗教、戏剧和文学等人文学术领域，甚至涉足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过心理学和人体神经学等。特纳的学术生涯与其家庭生活、求学经历等有莫大干系，其中，诸多学术大师的思想对其产生过重大影响。

      1920年，特纳出身于苏格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从事演艺业，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受家庭文化、氛围的浸染，早年的特纳就读伦敦大学的文学专业，主要关注英国古典文学与诗作。

      二战的爆发中断了特纳的学业，并对其学术轨迹产生了影响。在军队服役期间，特纳与低层民众有了更多接触，并开始阅读一些人类学著作。战后，特纳回伦敦大学转修了人类学。尔后，特纳投身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门下，后者领衔曼彻斯特学派。据称，以格拉克曼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深受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影响，而早年的特纳对马克思的观点也颇为心仪。1957年，特纳出版了博士论文《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和延续：一项关于恩登布人村落生活的研究》(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 A Study of Ndembu Village Life)。该书面世，遂赞誉四起，甚至被视为曼彻斯特学派在冲突研究和过程分析方面之最杰出、最精彩的代表作。

      然而，为特纳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仪式研究却是在其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才得以放手进行。据载，格拉克曼曾安排特纳到非洲赞比亚从事田野调查以准备博士论文的创作，但调查开始后不久他在就将研究重心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领域转向仪式。对此，格拉克曼以父权式的威严将特纳的研究着力点暂时性地从仪式拉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方面。

      1963年，有过在美访学经历的特纳接受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职。自此，这位曼彻斯特学派的骄子开始全面转变为仪式研究的扛鼎者。特纳选择到美国开展学术研究同格拉克曼有一定的关系：虽然格拉克曼引导特纳深入研究人类学，并以自身的智识和声誉为特纳的学术发展提供契机、创造条件，但二人在学术旨趣和个性方面的迥然差异却使得特纳更愿意接受美国的开放性学风。虽然特纳的研究被公认为具有叛逆风格，但他对格拉克曼的尊重却从未改变。

      在美国的二十年间，特纳先后执教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特纳在此期间的研究对人类学、民俗、宗教、戏剧、文学、心理学和人体神经学等领域均有涉猎。其中，较熟悉的作品如《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学的象征性行为》、《苦难的鼓声：赞比亚恩登布人宗教过程研究》(The Drums of Affliction: A Study of Religious among the Ndembu of Zambia)、《恩登布人仪式的启示与预言》(Revelation and Divination in Nembu Ritual)、《从仪式到剧院》(From Ritual to Theater)等；离世后，其妻还帮助整理并发表了《灌木丛边缘：作为经验的人类学》(On the Edge of the Bush: Anthropology as Experience)。

      对研究领域广泛的特纳而言，其研究进路注定是多元的，其研究的灵感来源必然是开放的，其学术态度自然是包容的。除格拉克曼外，还有诸多学者对特纳的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阿诺尔德·范根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仪式”理论和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的“社会场域”理论等对其仪式研究有重大影响；在反思曼彻斯特风格和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以及批判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时，弗洛伊德的理论和狄尔泰的思想为其提供了灵感和启发。

      一九八三年，特纳与世长辞。综其研究，其父母的智识结构和家庭的文化氛围似乎系特纳研究生涯的某种隐喻：作为电气工程师与演艺从业者的儿子，他的研究总是在艺术与科学间摇摆；这也似乎预示某种追求开放的、包容的人类学研究之使然。

 《象征之林》与纠纷解决研究

      虽然特纳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但其研究(尤其早期著述)仍有曼彻斯特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痕迹。其中，特纳在冲突研究与过程分析方面的努力对其它社会学科具有极大的意义。《象征之林》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该书被誉为二战后最具开拓性和影响力的民族志之一。

      该书是一部关于恩登布人通过仪式以及相关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行为、器物实现社会控制、延续的人类学著作，也是一部对纠纷及纠纷解决过程进行动态分析的作品。该书讨论的纠纷是广义的，既包括财产、人身纠纷，也包括集团、社群间的利益纷争，甚至及于情感层面的紧张和冲突。这种广义的纠纷更符合人类学家视野中作为生活事实的存在的纠纷，将狭义的纠纷及其解决从生动、有机的社会生活中机械地剥离出来往往不是最佳选择，而从更高层面考察纠纷及其解决更富价值。

      该书对纠纷及其解决问题的分析主要通过关注“仪式—社会”而展开。在分析恩登布人的社会结构之后，特纳探讨了恩登布人仪式及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并提出了象征符号的若干命题。其中，“意义的两极性”(即“感觉极”和“理念极”)对象征主义人类学研究价值甚大，对阐释仪式在具体、微观事物与抽象、宏大规范的结合过程中的表达功用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其关于工具性象征符号与支配性象征符号的分析对分析纠纷及其解决有重要价值。

      在阐释仪式的象征体系及社会结构之后，特纳认为，恩登布人仪式象征符号的使用过程就在于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并能为有意图的公众行动所利用。这在此后若干仪式化处理社会问题的场合中被反复证实。鉴于仪式所蕴含的涵义可以被展示出来并为仪式参与者所感知，这也表明对纠纷予以仪式化处理之可能。特纳尤其强调研究仪式中的阈限阶段，并借助“过渡仪式”及“社会场域”等理论来分析仪式化解决纠纷过程中的矛盾、紧张、冲突之边缘化、模糊化。

      该书对仪式中的颜色进行了探讨，通过触及该原始分类问题，不仅实现了从性别二元论到更为广阔的色彩三元分类模式的认识转换，也意图通过三元化揭示预防、修复、转换社会冲突时，色彩对仪式象征性的内在支持。

      该书还分别分析了巫医、割礼仪式、狩猎仪式及隆达医学，并描述了仪式化解决纠纷在社会活动中的再现，还勾勒出不同活动场域中仪式与社会现象的互动、共生。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紧张和冲突如何在仪式化、戏剧化的场景中被修复或“合法”演进。

法人类学的象征分析何以可能？

      虽然特纳对纠纷及纠纷解决的分析只是其所追求的开放、包容之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其从仪式、象征等层面切入到研究社会冲突及其解决的研究进路却意义重大。特纳在此方面的努力不仅为人类学研究推开了一扇新视窗，也逾越了学术藩篱给其它社会学科(包括法学)注入研究范式革新之思潮。

      特纳在仪式与社会冲突问题上的努力及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跨学科研究在方法、进路层面的可能优势，也预示一种法人类学的象征分析得以可能。正如特纳曾尝试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的分析迈向仪式研究那样，法人类学的象征分析既意味一种研究领域的开拓，也代表一种研究视角及分析方法的创新。须注意，在特纳的仪式研究早期，“仪式—社会”的二元结构在其研究中仍有清晰的印迹，但随特纳追求开放、包容之人类学研究的步伐加大，仪式最终回归了社会。这也是特纳后期作品开始关注心理学、人体神经学的一个原由。

      应当说，特纳对纠纷、纠纷解决进行的象征分析对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以及其它以纠纷、纠纷解决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科的确是可资借鉴。目前中国法学界中也有一些强调跨学科研究和多元研究进路的学术范例。此际，更多地关注特纳对仪式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进路及分析方法将更具现实意义，毕竟很大程度上讲，正是方法与进路决定了对事物的观察与认识。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0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