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渡、庙庵习惯法及其“公益诉讼”

2012-10-16 16:18:17 作者：程泽时 来源：http://czscss1975.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一、    清水江流域的桥渡、庙庵习惯法

 清代对桥渡、庙庵是有国家法规定的，但是由于没有法律实效，给民间习惯法的发展留下空间。清水江流域，水系河网密布，为杉木运输提供便捷利条件，但是，阻碍商旅交通往来。于是，架桥设渡成为了公益需要。中国古代就有“治国必先治水”的格言，但是，明清朝廷只重视危害国家经济命脉的运河以及泛滥成灾的黄河、淮河等局部重要河段，给予拨款，派遣河工，修筑河防。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为巩固新辟苗疆的政局，满足补给屯军给养的需要，黎平府和土司也曾征调民夫，对清水江航道进行疏浚。为调动沿河村寨民夫的积极性，疏浚后建立和实行了沿江村寨分段放木收益“江步”制度。但是，清水江支流上的大小河流上的桥渡问题，都仰赖民间自行解决。

    ㈠《大清律例》规定地方官员对桥渡的修缮职责，但徒成具文

《大清律例·工律》有“失时不修堤防”和“修理桥梁道路” 两条律文，既赋予府州县地方官员于农闲时提调民夫修理堤防、桥梁、道路的职责和权力，又赋予他们“提调官”失于修缮的笞杖刑罚。其中，“失时不修堤防”律规定，失于修缮河防，导致“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杖六十”；导致“伤人命者”，“杖八十”。但是，“其暴水连雨，损坏堤防，非人力所致者，勿论”。[③]如何界定“非人力所致”，在当时水文、气象和工程技术条件下，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如有堤防失修，酿成生命财产损失，多归咎于天灾，“非人力所致”。因此，该律条实际起不到督催地方官员的作用。

“修理桥梁道路”律规定，桥梁道路“若损坏失于修理，阻碍经行者，提调官员笞三十。（此原有桥梁而未修理者）”。“若当渡之处，应遭桥梁而不造，应置渡船而不置者，笞四十。（此未有桥梁而应造置者）”。[④]但是，该两条都没有规定修建经费的来源渠道，是朝廷拨付，还是地方筹集，没有明确。另外，何处有桥梁、道路，朝廷未必清楚，也就无法有效地监督地方官员是否履行该职责。

按照近现代民主制国家职能理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应该是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当然，《大清律例》不可能有如此的立法理念，更不可能给中央政府和朝廷设定该项义务。

㈡《大清律例》对民间增创庙庵实行审批制，但只是空文

《大清律例·户律》有“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律文，“凡寺观庵院，除见在出所（先年额设）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地基材料入官）”。[⑤]所附条例有“民间有愿创设寺观神祠者，呈明该督抚具题，奉旨方许营建。若不俟题请，擅行兴造者，依违制律论”的规定。[⑥]清朝对庙庵的创设实行审批制，限制其发展。但是，对庙庵的田产并无专门的规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寺庙的数量和位置，淹没在历史的风雨之中，是无法确切知悉的。因此，就无法查清民间修建的寺庙是否是创建增设的，也无法按照违制律论处了。

㈢清水江流域的桥渡、庙庵习惯法

⒈“济物利人”是桥渡、庙庵习惯法之精神

    “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但是，清水江流域至今还保存不少关于桥渡、庙庵的碑记，其所彰扬和传承的是一种“济物利人”的精神。《论语》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隽语，佛家有“慈航普渡”之典故。其实，在“济物利人”这一点上，儒家和佛家是基本一致的。这些碑记铭文，也为我们了解其习惯法，提供了依据。

⒉私人捐资、出力、出材料，架桥、设渡、建庙庵，捐赠田产充作桥渡、庙庵义田，是桥渡、庙庵习惯法之建设和管理行为模式

桥渡、庙庵习惯法，无非两端：一是建设，二是管理。关于建设，一般是由私人捐资、出力、出材料建设。至于管理就非常复杂，建设的投入是一次性完成的，但是管理运行的费用，是以后逐年发生的。比如，桥是石砌的，风雨侵蚀，需要修缮。渡船购置后，撑渡的“舟子”，需要人工火食费用，以及渡船维修更换的费用。庙庵，需要修缮费用，还需要主持的膳食、供奉香油等费用。如果没有后续的资金来源，无法长期、有效地发挥“公益”。[⑦]但是，清水江流域的先人们，一般会设置桥渡、庙庵义田，以收租作为运行管理的费用，做到了“既有建设，又有管理”。天柱县三门塘至今保留的“次修渡船碑”，刻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就有如下记述：

“…仍募本寨中，并附近村内，又得银百余两，一文不苟，购买渡田，积造舟费，庶招舟子，可无俯仰不足之忧，而莘莘征夫，永免坐矶待舟之叹。…”[⑧]

⒊桥渡、庙庵义田 “官不能夺，吏不得迁，军不能占，民不能粘”，是桥渡、庙庵习惯法之“物权”规则

近现代物权法，都强调物权的对世性和排他性。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观念表达，比如“官不能夺，吏不得迁，军不能占，民不能粘”。当然，这种表述可能更多地强调庙庵祀产、桥渡义田的公益性和“神圣性”。我们的固有观念中，公义要高于私利。但是，并不具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所有权绝对神圣”的观念。

⑴桥渡义田的物权规则

桥渡义田，至少有三个利害相关人，比如，捐田或捐钱买田的施主，“司渡”或“舟子”，佃种义田的佃户。施主在捐赠之后，不能再享有对义田的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是保有监督“舟子”履行“司渡”义务的权利，以及选择和更换“舟子”的权利。“司渡”或“舟子”享有招佃义田的权利，但是，必须缴纳钱粮税收的义务，及时修砌“水涝损田”，修缮更新朽坏的船体、缆索的义务。

天柱县三门塘至今保留的“禁条碑记”，刻立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就有如下记述：

“…计开列禁条於后：

一禁，捐买司渡粮田，钱粮应在司完纳。而料理钱粮之人，不得私行外派。倘有水涝损田，司渡三人即宜修砌。如有懈，不整，将禾花追出，另招。如抗，鸣官究治。

一禁，司渡者，凡往来客贩货物，不得勒索。如私伙地棍暗取，将渡田追退外，鸣官究治。

一禁，司渡者，专任乃事，不得兼谋生理。若误往来客旅，亦追退田禾，另招司渡。

一禁，遇洪水之时，独力难扒。倘一时不急，不得出言无状，亦不许客吊船木在两岸码头，有防过渡。违者，鸣官究治。

一禁，司渡之人，若非轮流，恐久怠玩。议每年正月初一更换交待，禾花半分下手。如强者，鸣官究治。

一禁，过渡之人，不得恃强争先，而寨内捐资者，不得倚酒虎哧。司渡之人，不时照料，恐雨绸水泛，缆索朽坏误事，在司渡赔偿。违者，鸣官究治。

一禁，船支司渡，任为专业。倘有寨中支持强过，并借载石者，明禁在前，不遵，送官究治。

一禁，船支当招老成，会众公立，承认付约合同。若始勤终怠，渡田凭众区处。如抗，鸣官究治。

一禁，渡田在司渡招人耕种，施主与寨内人等，不得强种。如违，鸣官究治。

一禁，外买田，截取二把，另招一人耕种，将禾逐年积凑买木，倘船朽坏，以备整造。如有期满，并强耕者，鸣官究治。

以上拾条，俱遵县主颁赐，刻碑世守，永垂不易。

燕山贡夫刘敬夫谨撰，刘兴、周沐手书，石匠罗义发敬刊

乾隆伍拾年秋月吉日立”[⑨]

这十条禁条，都是天柱县认可的，并都有“鸣官究治”、“送官究治”的救济途径，即以施主为主体的公众，可以据此提起“公益诉讼”。

⑵庙庵义田的物权规则

今锦屏县铜鼓乡城南的白云崖，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建有白云山寺，嘉靖十四年（1535年）毁，天启二年（1622年）重建。清代屡毁屡建。至今保留有成化元年（公历1465年，农历乙酉）刻立的“田土碑”，于白云崖石壁之上。由于历经五百年的风雨，风化严重，许多字已经不可辨识。兹录如下：

铜鼓卫，□□□圣寿。除依家处 □□□ 栽种□树，□□□车戽水□□□，左六坵，共约□□□，南至卫所前，□□□□，北至本寺。所种稻谷，收买□□，共应□□□□□□佛天伏睹。永乐二年正月□□□，敕谕内开天下，但有荒芜田地□□百亩，随力开种，官府不许比较，钦此。□□思得前捐田地，均系□绩常住殿基，启同福□□□，用工挖掘开垦，并不时原先造报有额官田，若不预告给凭，恐后无知一概骗占。至期□□□□告，蒙拘田邻杨震、王纪等□□□□帖，仰住持僧俗即将所告田亩，永如法耕种，秋收稻谷□□合用供应常住，后人□□侵欺争占。□此，今命石匠刻石，万世为照者。

成化元年岁在乙酉 叁月初三日 奉三宝开荒种田，老夫沈文启彰恭贵札

本山住持僧福兴 杨 斌（后66人姓名，略）[⑩]

研读碑文，可以识其大意：一是白云山寺有六坵田的庙产；二是永乐二年有圣旨鼓励开荒造田；三是此前白云山寺因战火而破败荒弃的殿基，被僧俗、信士开垦成田，捐回寺庙；四是为了杜绝以后与“田邻”的产业纠纷，寺庙向官府“预告”，并要求“给凭”。官府拘提“田邻”杨晨、王纪等人，分清界址，作出批示“仰住持僧俗即将所告田亩，永如法耕种，秋收稻谷□□合用供应常住，后人□□侵欺争占。”五是将预告给凭的经过和官府批示刻石于崖壁上，作为万世执照。

该白云山寺后来可能更名为广福寺。为了维护寺庙义田的安全，后世的僧人，还利用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在崖壁还刻有“广福寺常住盟誓箴”，照录如下：

所开福田，告官在先，给凭凿石，万古千年。

立斯誓语，远近通传，以十传百，以百传千。

官不能夺，吏不得迁，军不能占，民不能粘。

恐后愚徒，骗占牵连，举此不仁，神眼观瞻。

阳报以祸，阴报以衍，岳司减禄，神鬼争嫌，

家颓产丧，男女痴颠，绝门绝户，绝人绝烟。

九玄七祖，永不生天，托化驼驴，羽毛之间。

助赞善者，家道兴然，□祈祸散，福寿增延。

荣华日进，出贵生贤，田蚕倍利，非横无沾。

予书笔迹，曰永曰坚，当来观此，再述嘉言。

铜城玉峰道人题

信士朱敬 黄孟善 王谦 王锡 舍人余朴 石匠常宣彭敬[11]

二、    关于桥渡庙庵的“公益诉讼”

前文所引的天柱县三门溪渡口所刊立的“禁条碑记”，既规定了三门塘渡口的司渡、施主、寨内捐资者、商旅、佃户等人的行为规范，又规定了违反“禁条”的诉讼救济途径，可谓一部实体和程序兼备的综合性专题地方立法文件。那么，是否发生过真正的关于桥渡庵的“公益诉讼”呢？

请看以下两份关于天柱县坌处的公渡、会龙桥和潮源庵的诉禀稿：

具公呈南二区公民彭亨礼等,各村零星居住,年不一

为提公作私、妨害公益、恳准予饬退、以维常款事。窃坌处公渡,造於雍正三年，因无常款，募捐以供舟子，而频有不敷之虞。迄乾隆八年，村民王选连内人龙氏孀居，见舟子每年缺粮停渡，隔岸致叹汪洋，捐田作常年经费。后缘工价昂贵，其谷仍有不敷。地方父老有社谷田，一户收谷三十余箩，转移以助坌处公渡，已历多年，粮册已注明渡船田户口，其田谷花早经转移为坌处公渡。迄今撑渡尚不敷其一年工食，每年犹募捐一二月，方能卒岁。又坌处有会龙桥一座，上通云贵，下达武汉，为五省共建之大桥，建造非数万金不能，倘一崩颓，非良工不能起而架之。而其溪流偏於东隅，每年水涨一次，必须修砌挡水一次，每次所费辄以百金计。昔人所以於架成石拱后，置田收谷，以备逐年砌挡水之用。而近年倾盆辄作，甚至年修二三次，或四五次，此田谷常有不敷之患。又坌处潮源庵，乃借设区立第一国民校地点，招有主持住坐，一则侍奉佛神香灯，一则洒扫洗涤秽气，方免妨害卫生。兑有田谷不多，仅足供住持香灯伙食，此外兹无余积。此三者，均属通地要公，非一乡一村之私有也。讵有清浪永伦，不知如何蒙混前任县长，并不经公众开会议决，背地私行垫案，胆将坌处公渡、会龙桥、潮源庵三处之公谷，每处提二十余箩，以作该私学校经费。兹据各佃户报明，民等始知，夫清浪一村人烟，仅三十余户，而其学校乃该村之私立，，坌处公渡、会龙桥以及潮源庵，胥属通地不可无之公益。况提款须化无用为有用，然后可公渡、公桥、公校非无用者，此岂公立者无用，而私立者独有用？又岂有有私校，反提公校款之理？而况坌处区立学校，每年尚有不敷开消，坌处公渡及会龙桥之谷，并无余积。所以坌处学校犹[不]敢提该二处之谷，盖以渡为湘黔要津，桥为云贵要道也。倘以大公大益之款，反任提作小村私立学校之用，则桥梁或有毁坏，公渡若有停止，公校如有废弛，又将问谁负担耶？似此只图利私，不顾损公，割大公之肉，补私校之疮，妨害万载公益，莫此为甚。夫公渡、公桥、公校，犹恨无力捐以助之。乃竟以一小村之私校，而反提其款以妨害之，不惟民等绝对不承认，揆之办公条件，谅亦无如是之规定。若不早行恳示免提，恐惹临时之冲突，理合联名公叩钧长台前，伏乞核准批示，饬遵施行。谨呈天柱县县长官。[12]

    天柱县清浪寨的王永伦，未经公众开会议决，就提请前任县长批准，把坌处寨的公渡、会龙桥、已经办设区公校的潮源庵的义田租谷，各提二十多箩，充作清浪私立学校的经费，坌处彭亨礼等人不服，提起诉讼，请求免提。其基本理据有三：一是公渡、公桥、公校的义田公谷，尚且不能满足需要，不能提挪；二是公益大于私利；坌处会龙桥为云贵要道，公渡为湘黔要津，潮源庵为全区公校，而清浪小学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寨的私学。三是程序不合法。“不经公众开会议决，背地私行垫案”。现任县长派人把三处的公谷封存了起来，要求原告彭亨礼和被告王永伦“赴案质问”，但是王永伦不到案，致使案悬不结，坌处公渡、公桥和公学无法使用义谷，无法正常维修和运转。于是，原告方提呈“为案悬无着、公益破坏、公恳令饬开封、维持公益事”的续禀。

为案悬无着、公益破坏、公恳令饬开封、维持公益事。窃公民等坌处会龙桥为云贵要道，坌处公渡为湘黔要津，坌处潮源庵为全区公校，前遭清浪假公肥私王永伦，蒙混前任县长官，并不开会，经众等议决，背地垫案，将该三处田谷，每处提廿余箩，借名作该村私校之款，实则席卷入私。公民等曾公呈有案，邀乞冗録，惟是前沐仁廉，令饬前属局长刘△△将谷封阻在案，并沐警使彭亨礼、王永伦赴案质问，而王永伦抗案不归，致亨礼静候日久，仍属案悬。封阻之谷，久不开封。现本年人工价昂，撑渡人往岁每月仅要谷二百二十斤，今岁每月加至贰佰伍十斤之多，犹难觅人撑渡。会龙桥因前岁水涨，挡水已颓。去岁山向不利，未敢兴工。俟今春夏水过后，势必修砌需款。孔假潮源庵漏湿不堪，住持不敷火食，无人经理，妨害公校。况清浪人烟不过卅余户，提桥谷，则妨害万人之行程，且为五省人所不承认。提渡谷，则滞碍万人之步，亦为各寨人所不赞成。提庵谷，则逐出公校之住持，尤为全区人所必公愤。利益小村之私校，妨害大众之公益，莫此为甚。矧其中尤为假公肥私之弊，恳密查清浪村民众，该校果得享受三处之谷否，则不难□□一照，怪状悉显。兹值收获在迩，若不公恳开封，恐起临时之冲突。为此不採冒渎，联名具呈，续叩钧长台前，赏准饬令开封，俾大众公益得以保存，永久公便德便。谨呈天柱县县长官。[13]

      这份续禀中，重在指出公渡的人工费用上涨、会龙桥亟需维修、潮源庵亟需修缮和提高伙食标准等事实，迫切需要开支三处被封存的义谷。还含沙影射王永伦贪污所提三处的义谷。

    三、结论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历史，但其政治文明理念的价值重心，不在民生。桥渡庵这样关涉民生的公益事业，绝大多数时候，是由民间社会自发组织发展起来的，也是得到州县地方官员支持的。慈善捐赠成为地方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资金来源，中央王朝基本没有投入。像锦屏县铜鼓白云山寺“田土碑”、天柱县三门塘“禁条碑记”这样经过官府认可的成文习惯法，代表了清水江明清时期桥渡庵习惯法的“实定化”的最高水平。比如，“司渡之人，不时照料，恐雨绸水泛，缆索朽坏误事，在司渡赔偿。违者，鸣官究治”，就是一条公渡侵权责任法的完整规定，司渡之人应该经常检查和更换缆索，防止其腐朽坏掉，有保持渡船缆索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类似海商法的“适航”义务)，如果因为“缆索朽坏误事”，出现财产、人身损害，应该由司渡之人赔偿。可见，它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对于桥渡、庙庵这样关涉民生的公益事业，都能够设置义田，通过长期稳定收租，为建成之后的运行、维修、更新提供资金保障，形成长期有效的运行机制，做到“有建有管”。其智慧经验，仍有启示现实的意义。

为了保障桥渡、庙庵的正常运营，还产生了保护桥渡庵义田管业，特别是义谷专用的“公益诉讼”。前引民国时期的两份“公益诉讼”的禀稿中，原告不告批准王永伦提挪三处公谷的“垫案”的前任县长，而是告向前任县长建议提挪三处公谷的王永伦，体现了了一种实用的智慧。在很多正史的叙述暗示下，黔首平民不应也不能质疑皇帝和命官们的公正仁慈，应该相信他们多为君子，只是小人从旁挑唆，蒙蔽圣听天聪，才导致朝纲紊乱，殃及百姓。但是，黔首平民也十分清楚，只有皇帝和命官们才能为他们申冤。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告命官们。当然，他们既不具有西方行政行为效力的观念，又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观念。他们只能告始作俑者的王永伦，因为王永伦“提公作私，妨害公益”，违背了数百年以来的习惯法，以及根深蒂固的公私分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