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 千年乡约是耶非？

2012-10-25 21:19:03 作者：俞飞 来源：《人民法院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楔子

《白鹿原》热映，全景展现二十世纪前半叶陕西关中地区乡村社会变迁，大时代下小人物悲欢离合，诉不尽人间恩恩怨怨。电影叙事宏大，画面唯美，场景苍茫，一曲曲原生态秦腔，更是荡气回肠，震撼人心，堪称近年难得一见的史诗电影。

片中，乡约一词多次出现，引人关注。首场戏，祠堂中神情肃穆的白嘉轩，领一干族人共诵乡约，一字一顿，铿锵有力；民国年间，鹿子霖获得官方任命为乡约（基层保障所官员），一声声乡约称呼，小人得志，好不别扭；农会成立，黑娃怒砸乡约碑，巨石应声而断，寓意深刻，又留给观众多少思考……

乡约啊乡约，陌生又熟悉。关于乡约，你知道多少？

一．乡约缘起在关中

小说作者陈忠实，《白鹿原》书中引用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一点不错，八百里秦川大地，孕育古老的周秦汉唐文明，黄天厚土承载着长安大地，自古迄今，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无怪乎，陕西人文气息，自古浓厚。关中出大儒，史不绝书。

学界公认，最早的成文乡约出现于北宋时期。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陕西蓝田儒家士大夫吕氏兄弟四人发起制定乡约，推行乡里，史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今日白鹿原，方圆几十平方公里，三分之二坐落于蓝田县，乡约一脉相承近千年，令人不胜感叹。

细看国史上第一份乡约，语言通俗，规定处理乡党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举凡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游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过往迎送、婚丧嫁娶的礼仪俗规，无所不包。

乡民参与乡约属于自愿性质，主要有约规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各有具体要求。

如患难相恤，最能体现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乡约中人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

救助办法，按所受灾难不同，有具体措施应对。水火之灾，“小则遣人救之，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并吊之”。盗贼之祸，“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疾病之灾，“小则遣人问之。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吕氏乡约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完整体制，涵盖组织机构、聚会时间与赏罚方式。这一点，使得它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富于中国儒家特色的民间基层组织，而区别于今天乡村的乡规民约。

按照吕氏乡约，约中须推举正直不阿者为约正，负责决是非、定赏罚；每月再以长少为序，选一人为“直月”，料理约中杂事。乡约内容，鼓励民主讨论。“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乡约多举行定期聚会，使乡人之间相亲相爱，淳厚风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具酒食”。聚会中公开赏罚：“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有善则书于籍,有过及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纵观吕氏四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人生出处进退，轨迹不一，或以良吏治郡县，或以宰相持国柄，或以操行闻士林，或以名儒扬关学，但有一共同点，都是在儒家经世思想熏陶下的士大夫。在关中大儒张载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致力“躬行礼教”，“变化风俗”。

四人身体力行，在家乡推行乡约，以期礼渐成俗，风化社会，最终达到经世济民、及乎后世的目的。乡约以儒家道德，教育民众，扬善抑恶，移风易俗，守望相助。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明代冯从吾赞扬：自从《吕氏乡约》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洵非虚言。

一言以蔽之，乡约制度早期实为一种民间自治制度，所谓“官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由人民主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

乡约强调合作对于乡土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提倡乡民守望相助，有助于强化乡民彼此的共同体意识，同时体现儒家学者对理想大同社会的不懈追求。

二．朱子功劳岂能忘

金灭北宋，吕氏乡约逐渐湮没无闻。杨开道在《中国乡约制度》一书中感慨：“假使没有朱子出来修改,出来提倡,不惟吕氏乡约的条文不容易完美,吕氏乡约的原文，吕氏乡约的作者，也会葬送在故纸堆里，永远不会出头。”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立志将局限在儒家士大夫的礼教，推广到庶民阶层，使一般庶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遵循儒家之礼。接触到吕氏乡约，朱子一见倾心，大加赞赏。致友人信中，他直言：“乡约之书，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实恐亦难行如所喻也。然使读者见之，因前辈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目，亦庶乎其小补耳。”

此前，在处理一起兄弟争财案时，他感叹，自己任官时间已达月余，推行教化却“诚意不孚，未有显效。” 兄弟尚且争财不休，民间风气不问可知。

南康任职时，他张贴告示：“今请管下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并加教戒。间或因事反复丁宁，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圣天子敦厚风俗之意。”

朱熹认定乡约有“彼此交警”、“教人善俗”的功用，在尊重原文基础上，斟酌损益一番。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三条，修改个别字句，略作修正，如约正改为都约正，加上畏法令，谨租赋一款，取消原来罚款做法等等。惟礼俗相交一条，与《乡仪》结合，更为具体完整。最大变化莫过增加“月旦集会读约之礼”，一连串繁琐仪式表演，将民间教化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为明清乡约官方化埋下伏笔。

朱熹五十余年政治生涯，仕途并不得意，立朝仅46天，罢官不说，学术也被斥为伪学。他修改的《增损吕氏乡约》，生前影响有限。随着后世朱夫子声誉日渐提高，乡约声名远播。“正因为他是一个名重全国，名闻后世的大儒，乡约制度才受天下后世的重视，乡治组织才有四面八方的发展。”

明代采纳朱熹的治国思想，重视在基层推行德治教化。才子谢缙向明太祖建言:“古者善恶，乡邻必记。今虽有申明、旌善之举，而无党庠乡学之规、互知之法，虽严训告之，方未备。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

太祖发布《教民榜文》，颁行全国，宗旨与乡约基本一致，宣讲圣谕六言，举行乡饮酒礼等具体做法，也为后来乡约吸收。永乐年间，朱棣将《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令人诵行。有学者认为朝廷并不欣赏民众自治，乡约或许停留在口头上，未能付诸实践。1966年，福建泉州出土《重修溪亭约所碑记》，镌刻：“其（乡约所）建于溪亭者，自前明永乐间始。”方才解开历史谜团。

正德帝以后，里甲制摇摇欲坠，乡绅官员视乡约为维持地方秩序之妙方，极力倡行。王阳明主政江西期间，颁行《南赣乡约》十六条，要求：“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南赣乡约》将明太祖圣谕六言与吕氏乡约熔于一炉，开乡约以圣谕为圭臬的先河。自此以后，明清乡约无不重视圣谕，不仅在仪式上增设告谕牌，而且把宣讲圣谕作为乡约核心内容。

三．官方操纵奈如何

嘉靖八年，朝廷正式在全国推广乡约，此举意义非同寻常。须知，乡约此前都由地方乡绅主办，民间自发性与自治性不言可喻，导致乡约与国家律法时起抵触冲突。

成化年间，状元郎罗伦在江西吉安乡间制定乡约，有盗窃者“必亲置之死地”规定，好友章懋致信劝诫：“乡约之行，欲乡人皆入于礼，其意甚美，但朱吕之制，有规劝，无赏罚，岂其智不及此？盖赏罚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势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以施之父兄宗族之间哉……何用汲汲乎强人以从约，重法以禁盗耶？”罗果因致人于死，遭到指控，“有讼于官”。

朝廷自上而下推行乡约，教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国法与乡约的矛盾有望化解；忧的是，民间自治组织异化为政教合一的基层行政组织，从关注民生，社会教化，转而以控制乡村社会为主，训诫惩治功能越发吃重。乡约的领袖，变成官府的职役。果然，随着乡约在全国推广，官办乡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民间乡约急剧萎缩。

明末清初，满清入关，天崩地裂。清朝采取高压手段，同时也不忘怀柔策略，双管齐下，巩固统治地位。后一方面，正是恢复明代乡约制度。据统计，从顺治到光绪二百余年间，清廷颁布的直接有关乡约的谕旨，不下32道之多。

顺治九年，颁行六谕：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与朱元璋圣谕六言，几乎一字不差。顺治十六年，正式设立乡约。

雍正二年，将康熙的上谕十六条逐条进行注解，演绎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下旨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从此《圣谕广训》取代其他教本，成为乡约宣讲的正本。乡约日益空洞化、政治化，宣讲乡约沦为例行公事。加之清朝将乡约与保甲隔离，也与社学、社仓无关，乡约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

杨开道评价：“清代乡约制度因为皇帝的提倡，礼部的管辖，所以慢慢的离开人民自由活动的道路，乡治整个的道理，而向宣讲圣谕的方向跑，教化民众的方向跑。乡民组织的乡约，已经变成了民众教育的宣讲，人民自动的规劝，变成政府钦定的规劝了。”

乡约自治精神消失殆尽，效果大打折扣。清人魏禧痛斥：“讲乡约，而不孝不弟益多。”乡约一词愈发扩大化，不少地方，乡约已成地方领导者别称，山西汾阳、四川巴县、洛阳新安县等等，皆是如此。《白鹿原》中乡约称谓，源出于此。

民国肇建，北洋政府颁布《自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规定县以下的市、乡组织为具有法人性质的自治团体。斯时，村政建设之风潮，几乎风靡全国。从1929年开始，梁漱溟等人以蓝田吕氏乡约为蓝本，提倡乡村建设运动。十年时间，在山东邹平等县，“本古人乡约之意来组织乡村”。兵荒马乱，日寇入侵，一场中国乡村重建运动无果而终，传统乡约淡出历史舞台。

四．利弊得失难论定

乡约立意良善，早年多选德高望重的耋老主持。明代一首民间小调：蜂针儿尖尖的做不得绣，萤火虫亮亮的点不得油，丝儿密密的上不得蔻，白头翁举不得乡约长，纺织娘叫不得女工头。有什么丝线儿相牵，也把虚名挂在傍人口！倒也说明彼时，乡约多为民间老者。

越到后期，乡约日益行政化，沦为官方乡村控制工具。所托非人，素质参差不齐，种种负面效应浮现。这一点，明清小说中不乏体现。

《醒世姻缘传》堪称乡约众生相，但全部乡约竟无一个读书人出身。34回,狄员外掘到人家祖上藏银,没有丝毫动心，物归原主杨春。正副乡约秦继楼、李云庵听到风声后，起意讹诈,“果不然,动了那两位的膻心,使人与他(指杨春)说道:‘如今朝廷因年岁饥荒,到处要人捐赈。杨春是什么人!掘了几十万的金银,不报了官,却都入了私己。每人分与我们千把两便罢,不然,我们具呈报县,大家不得!’” 乡约上下其手、毒害乡里，让人切齿痛恨。

倒是22回晁夫人欲行善事,让人原价赎回田地。两位乡约,为防止赖账,主动说到:“也罢,奶奶把这文书总里交给俺两个。俺两人,一个是约正,一个是约副。俺如今立个收地欠银的帖儿,奶奶收着,我替奶奶催赶出这银子来,不出十日之内,就要完事。有昧心的,俺两个自有法儿处他。” 晚明时期,好乡约似已寥若晨星，作者特意给二人命名为任直和靳时韶,即意指“人直”与“今时少”。

小说验证东林八君子之一高攀龙所言:“乡约为教化内一要事,但县官不以诚心行之,徒成虚文。而约正约副等,反成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请邑中德行乡绅,或孝廉贡士,为民钦服者,主其事,而约正服等,以供奔走。乡约行,则一乡之善恶无所逃。盗息民安,风移俗易,皆得之于此。”

学者钱穆对乡约的精神价值，评价最高。《政学私言》地方自治一篇，对乡约再三致意：“宋明时代，乡约即地方自治团体一种精神之宪法。”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掷地有声：“对于乡约的实行，政府是没有办法，决办不好。纯靠官府强制去行，那只是破坏乡约，让乡约丧失其要紧之意，丧失其真精神，故非失败不可。”

少有人知的是，乡约还曾传到韩国、越南与日本等国，开枝散叶。韩国大儒李退溪，对乡约极为重视。李朝中宗年间，儒家学者赵光祖推广乡约，庆尚道观察使金安国刊行《吕氏乡约》，广为流传。普及全韩的乡约，李朝末期逐渐式微。

信奉天主教的韩国学者丁若镛，痛陈：“乡约之害，甚于寇盗。土豪乡贼，差为执纲，自称约长，或为宪长，其下有公员直月等名目，专擅乡权，威喝小民，讨酒征收粟，其求无厌......其恃势作奸，罔有纪极。”乡约之病，中韩何其相似乃尔！

2003年，名古屋大学举办“乡约的比较法研究：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的学术研讨会。韩国学者强调乡约对乡民自治和福利功能；越南学者提出乡约有助于法治国家的确立，因为乡约是乡民认识、接受国家法的直接途径；日本学者力主直亚洲社会的法治，必须与本土人民的习性和传统相结合。四个东亚社会，乡约具有共同性、历史性、地域性，其与现代法治的关联性，值得探讨。

尾声

小说《白鹿原》中，那位近乎神话般的关中大儒朱先生，推演乡约，教化生民。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以一己之力，诠释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电影删掉朱先生，最是可惜。

好在四年前，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曾孙牛锐起心动念，毅然办起芸阁书院，组织国学夏令营。他观察：“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祖宗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它一定是埋藏在你血管或身体中的某一个部位，在某个时段不经意地爆发出来。那时候你会感觉到，祖辈的生活方式对我还是有意义的。”

明天的明天，白鹿原上，还能听到新乡约的琅琅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