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我心目中的严存生先生

2014-09-15 17:36:06 作者：谢晖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在严存生先生法社会学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流浪者按：这是7月8日在西宁召开的“第十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暨严存生先生法社会学思想研讨会”第七单元讨论中我即席发言的录音整理。由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刘晋微根据录音整理。我做了较大幅度的扩充和修改。现发在这里，既表达我对严先生的尊崇，也表达我对学术事业薪火相传的期待。

敬爱的严老师，尊敬的各位同仁：

   首先我想表达一点歉意：在今年我计划写的十篇论文中，其中一篇是我拟专门献给严老师和此次会议的，但是非常遗憾，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大！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增长，也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杂务、个人急务越来越多，反倒是有些很重要的、但又不能三下五除二地解决的事情，只能一搁再搁，直至最终抛诸脑后！但尽管如此，我昨天晚上还是和严老师表达了一个想法，即我想以这次会议为契机，专门就严老师的法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法社会学思想组织、编辑一本书。这样，我就必须在这里向全国各地的学者发出一个邀请，如果您对这一话题感兴趣，请能赐稿！同时也向严老师耳提面命的所有弟子们发出邀请，请能在百忙之中把研究严老师思想的作业完成，以便我顺利编辑成书，并尽早出版。

   刚才主持人宣武教授讲我没有报告题目。是的，我事先确实没报告题目，我在早上的时候还在想给严老师、给各位讲些什么——因为我对严先生想讲的话实在太多，但能讲的时间又确有限。方才在主持严老师法社会学思想研讨活动的开场时，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直白、淳朴却又不乏感情的题目，这个题目是《我心目中的严老师》。我想就这个题目，讲如下六点，也是我对严先生的六点深刻印象：

   第一点，坚韧的毅力

   方才严老师在他的报告当中，已经讲到他个人“重走长征路”的故事，我相信通过他的介绍，各位都不难体会严老师过人的、坚韧的毅力。我记得这个故事是严先生在1995年和我讲的，已经快20年了。当时严先生和我在昆明法理学年会后，共同坐火车从昆明到西安。一路交流了很多问题，但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仍然历历在目。除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外，有些故事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我不妨说说。比如严老师的英语，看没问题，但说、听都很吃力。可是，这位毅力坚韧的老人家在六十岁左右的时候，居然一个人跑到澳大利亚去访学了，在人生地不熟的遥远异国整整呆了半年时间。我们俩在交谈这个话题时，我问严老师您在澳大利亚是怎么熬过来的？严老师率直地讲那倒没问题，我只要能解决吃饭睡觉的问题、散步的问题，即把我的生活问题能料理好了，其他都没问题。不但如此，而且他在澳大利亚期间，还搜集并带来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各位，这样坚韧的精神，对于一位语言功底不怎么强的年轻人来讲都很不容易，但是严先生在年近甲子之时却做到了。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严先生仍然在学校操场的双杠、单杠上引起向上，甩胳膊踢腿。他还能在操场上连续做二十到二十五个俯卧撑。我想，这样的锻炼标准，金钊教授尽管身体很结实，或许还做不到吧？而我的身体相对较弱，就更做不到了。这样的精神，自然充分表现着严老师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

   第二点，恬淡的心灵

   我上大学的那会儿，母校西北政法学院（大学）的法律史学科力量是非常强的，我方才在这里略加回忆了一下，西北政法学院（大学）当时几乎所有法史学科老师的课我都听过，其中有段秋关先生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有张继孟先生的“罗马法史”，有冯卓慧先生的“中国法制史”，有胡留园先生的“考古与法制”的讲座，有方克勤先生的“中国法制史”（近代），有杨永华先生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有李文斌先生的“狱政史”，有李淑娥先生的“蒙元法制史”讲座等，当然，还有严先生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不过，我要在这里说一个或许不尊重严老师的事实：在这么多法律史专家的授课中，如从讲课的形式角度，或耐听程度看，讲的最不受听的是严老师和张继孟先生的课。为什么呢？坦率地说，两位先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都不是很强。这一阵我不知道哲钰在不在场，印象当中哲钰当时也选了严先生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我记得比较清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73位选修了严老师的课，可是每次听课的人未必就有那么多了。记得最少的一次，听严老师课的只有五位同学。但是，即便到课堂的只有五位同学，也不管台下同学对他的讲课是什么反应，严先生讲的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他也决不因此而像如今大学课堂上的一些老师那样，总是通过耗时费工的点名来维系到课率。那么，这究竟反映了严老师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愿意把这样的心境概括为恬淡的心灵。恰恰是严老师的这种态度，对我感染极大。就我个人而言，尽管当时很多同学逃了严老师的课，但我谢晖却把严老师所有的课一节不拉地听了下来。其结果远不是受益匪浅的问题，而是受益终身。直到今天为止，不仅我的法学功底，甚至我的哲学功底，都深受严老师当年的教育和启蒙。他扎实、货足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仍然在我的教学、研究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他恬淡的心灵和举重若轻的态度，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态度。

   第三点，包容的精神

   讲到这一点，坦率地说，对上一单元金钊教授在报告中谈及的一个观点或话题，我并不认同，甚至也不感兴趣，所以我要进行一些批驳。金钊说严先生这代学者是有选择性地引进了西方法学的这个思想、那个思想，言下之意是缺乏对西方法学思想的全面、系统的把握和包容的态度。我觉得，这个结论用在金钊身上，或者我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金钊在长期的研究中，根据其所好很典型地选择了以法律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法哲学理论。对其他的西方法哲学思想，涉略都很有限，甚至在一些场合，还自觉不自觉地排斥。当然，我还要说的是，我不想评价、甚至也没能力评价金钊这种选择的正确还是不正确。我只想说的是相对我俩而言，严先生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包容态度，是我俩远远不及的。他对西方法律思想全方位的介绍，更是我俩望尘莫及的。我记得有一次严先生在一个场合问我：“谢晖，你在研究民间法，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软法’这个概念？”（我们知道，罗豪才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在研究‘软法’，且搞得颇有影响，正好他召集的有关‘软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天就在北京召开，本来会议主办方也邀请我赴会的，但是时间冲突了，我只能选择这个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软法’这个概念，所以，尽管罗豪才先生等今天对‘软法’的研究有声有色，但‘软法’这个概念，我是从严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的。再如霍菲尔德的法学思想，在中国法学界曾经很是热了一阵子。但我第一次得悉霍菲尔德的学说，还是从严先生这里听到的，而不是从专门研究霍菲尔德学说的其他学者那里听说的，等等。这样的故事实在不一而足、不胜枚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任何一位法学者对西方法学思想的汲取，不可能是离开需要而随意选择的结果的话，那么，在相比较的意义上讲，严先生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包容，却在其他学者中是罕见的，其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开放、包容，不仅在他们这一代人中是罕见的，甚至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这一代法学者中，也是很罕见的。这是我通过和严老师的长期接触以及读他的著作，对他的兼收并蓄和学术包容精神的理解。

   第四点，独立的志节

   和很多淡泊明志、缺乏左右逢源能力的学者一样，严老师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也碰过很多钉子，不会拉关系，不会媚上，不会刻意讨人喜欢、甚至有点木呐是我所了解的严老师的基本特点。也因此，老人家也容易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也总是能坚持自己独立的志节。面对某些不公正的待遇，他谈及时不过一笑而过，决不枝蔓纠缠。面对可能影响其学业的事，即便在别人看来这事或许是一本万利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也毫不为动，弃之如撇履。比如在当年，严先生曾是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处的处长。大家知道这个职位在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但当年法学研究生热的时期，更是炙手可热的。可我们的严老师为了他的学术事业，为了他钟爱的研究、探索而放弃了。西北政法学院（大学）有两位这样的老学者，都让我非常尊重，一位是严先生，另一位则是哲学家赵馥洁先生。赵馥洁先生在西北政法学院副书记任上、在一个别人眼中的副厅级的岗位上，为了完成其“中国价值哲学史”的课题，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副书记岗位，最终完成了影响甚大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试问，这种淡泊权位，一心为学的精神和志节，现在有多少人可以做到？严先生、赵先生他们为了研究所钟爱的学术问题，能把一个多少人日夜钻营的炙手可热的岗位轻松地放弃，这样的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卓尔不群的独立志节。这种志节，就是郑板桥所谓咬定青山、立根破岩，“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精神。

   第五点，严谨的行为

   方才严老师自己在发言中，已经告诉我们，他无论在日常生活中也罢，还是在学术研究中也罢，都能始终坚持行为的严谨。在这方面，因为刚才老人家讲了很多，本不想再多说，但还是忍不住想结合我和先生的交往，补充一些。每次和先生一起开会，大多时候还是能在一个餐桌上见面的。每次聚餐，餐桌上的饭食都会比较丰富。像我这种管不住嘴的学者总是占多数，但严先生在餐桌上从不见挑食，酸甜苦辣，他都能吃些，但每种食物，他都不多食。不多食也不挑食，或许是他保持营养均衡、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面对年轻人或他的弟子，他有时也会在餐桌上传授他的健康经，劝我们不要喜欢吃的就大吃海喝，不喜欢吃的就拒绝入食。他和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学者的作息习惯不同，拒绝开夜车，坚持早睡早起的习惯，数十年来，以一贯之。我想，恰恰是这种良好的习惯和严谨的行为，不但让他著作等身，而且能够保持身心健康。而不像许多学者一样，著作是等身了，身体却被埋在书底下了。这种严谨的行为，当然并不仅仅表现在他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待人接物和社会交往中。对此，我想和严先生有所交往的同仁都能体会到，我就不多罗嗦。

   第六点，清新的思想

最难能可贵的是，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严先生，还一如既往地能保持并产出一系列清新的思想。比如说对政党问题的研究，严先生曾经申请了一个政党问题的课题，正好我也是课题评审人之一。当这个课题通过后，大家都担心的是严先生就这个课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呢？是不是只能给目前我们的执政党做些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工作？我想大家的这种怀疑和担心在目前中国国情下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想到严先生通过其多年的严谨工作，作品写出来后就被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现在放在主席台上的这部厚重的著作。在此期间，严先生跟我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人是群体的动物，是有组织性的动物，但人的群体性和组织性就体现在他是社会团体性的动物。我理解，当他讲到团体性动物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概念或思想代入到他对政党问题的研究中，贯彻到各位能够看到的他这部大著中。各位不难发现，他的这种思想是非常清新的。再如“法在事中”这样的理念，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严先生是第一次提交给某次民间法会议上的一篇文章。后来他也跟我多次谈起并探讨、完善这一观点。前些年有一次晚上在重庆散步，他谈到当时写的几篇文章，很是兴奋。谈到文中的新发现、新观点，就像一位好奇地发现了新玩具的儿童一样兴奋。严先生的这种创新精神和清新思想，一以贯之。在三十多年前，算是很早的时候了，他就和他的学生一起探讨“法律、利益和规律”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以为是我所看到的在相关领域中的写得最严谨、最有启发性的作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篇文章发表在《晋阳学刊》上。还有一篇有关“法律、意志和规律”的文章，也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应当是发表在《学习与探索》上。不仅仅如此，严先生对学生们、晚辈们的见解也是非常尊重、宽容并不时能给他们带来清新的思想和启迪。或许正是受严先生这样一种清新、活跃思想的影响，大家也许不难看出，这两天在座的很多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不论是通过努力这些年赚了些名声的学者，还是目前尚籍籍无名的学者，他们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讲的都是非常精彩、非常发人深省的。比如海彬的发言，我知道他这几年虽然写的文章不多，但是他今天的发言就极精彩，极有内涵！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其中有严先生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的结果，有严先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善于创新精神的熏陶。

或许正是受严先生如上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年来在我和金钊教授的合作中，一方面我俩合作了很多事，另一方面我们俩也常常在暗暗较劲，较什么劲是呢？我们都在努力培养我们的“学术圈子”、学术接力手。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善于合作的“学术圈子”，包括民间法、法律方法这两个系列的学术会议，可以看作是我们兄弟俩（当然还有国内其他学者）紧密合作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意识地培养一些有创意的弟子——当然，应是严老师的再传弟子。在这里我可以自豪地说，以我个人微薄的力量，在国内法学界我已培养了十一位教授，二十六位副教授，以及十七八位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学生。对我而言，毫无疑问这是非常自豪的，当然，这种自豪的根源或传承，来自严老师清新的思想、严谨的行为、独立的志节、包容的精神、恬淡的心灵以及坚韧的毅力。我常给我们培养的有些学生说：你们的学术见解已经远远超过我和陈老师了，比如对桑本谦、喻中、焦宝乾、吕廷钧、周赟、魏治勋、钱锦宇、王彬、彭中礼、王国龙等等这些同学，我都说过类似的话，因为他们的学术境界、思想水平、行文能力（或者至少在某些方面）确实已经超过我们了。这正如海彬方才多次用耳提面命这个词表达的一样，是严先生启示给我们这么做的。我想再接过言传身教、耳提面命这样的词，说明严先生的精神给我们的影响是无穷的，我们也愿意把这种薪火继续传下去，争取不辜负严先生的栽培，也竭力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学生。

时间关系，我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我肯定超过时间了，我面前的录音表明我已经讲了十三分钟。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我对严先生的感情和认识，正是如此。最后，我愿意再次代表今天与会的全体同仁，向敬爱的严老师表达诚挚的心情：敬祝严先生生命长寿，学术长青！

   谢谢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