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晖：民间规则、事实解释与权威失落

2016-07-19 00:23:46 作者：谢晖 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陈文华的《民间规则与合同解释》，就基于这样的理念，用民间规则来架构合同解释的根据。合同作为一种法律事实，立基于法律而成立，其理解和解释当然悉以法律为凭，为什么还能用民间规则来架构合同解释？对此，作者是这样理解的：“民间规则来源于经验生活而不是理性建构。合同是对当事人未来生活的安排，也离不开经验生活。因此，当合同模糊不清或条款欠缺或决突时，民间规则就可以弥补合同的缺陷。而且，与国家制定法相比，民间规则更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志，也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在作者看来，对合同的解释，除了体系解释之外，无论文义解释还是目的解释，皆可运用民间规则。其中在文义解释中运用之，是寻求合同的语境；在目的解释中运用之，是证成合同的目的。我特别看重的是作者关于民间规则对于合同漏洞补充的作用，尽管这只是合同漏洞补充的方法之一，且是逻辑顺位并不必然靠前的方法，但在实践中是有力且有效地修补合同漏洞的重要方式。作者在文中只是提出了一种理论框架，并未紧扣个案或合同实践展开论述，这是多少令人遗憾的。法制现代化，乃是循着经济的全球贸易、文化的全球交流和政治的全球对话而发生的。在此过程中，法律的全球化或趋同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社会是如此，一国之内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单一制国家，多元规则和多元的权威体系因为全国统一的法律而逐渐式微，地方性特征越来越被结构在现代性的逻辑框架中，从而也逐渐消失。这种情形，究竟是福还是祸，是颇值得人们用心去观察思考的问题。人们在谈到中国古代的专制思维时，习用的说法是“天无二日，地无二主”，这种天人感应的主张，为地上的专制统治找到了“合法性”。当今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趋同、法律趋同究竟是不是阴差阳错地为统一法律对地方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的解构、销蚀找到了另一重合法性？果如此，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究竟是压制的全球化、现代化还是对话的全球化、现代化？一种压制的全球化、现代化是否必然带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一种对话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又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些都需要当代学人以更高的学术担当和智慧去阐释和解决。

李毅的《传统德古：纠纷解决权威的式微》，就是对在国家权力———乡党委、乡政府以及地方司法急剧介入之下，彝族地区传统的权威纠纷解决方式———德古命运的分析和判断。我在昨天成文的《多元规范的知识整合》中，注意到张邦铺在论述“新型德古调解”时已经发现的一些重要现象，即在传统的“德古”之外，事实上叠加了一重、甚至数重组织化的德古。因此，今之德古，已非昨日德古。李毅的文章更是直面这一问题，运用断代比较的方法，阐释了彝族德古权威式微的现状。在传统彝区，德古既是韦伯意义上的传统权威，也是运用既有判例、规则和习惯处理纠纷的世俗权威，因此，“在彝区，德古解决的纠纷，当事人都自动履行，不会出现不履行的情况，这就是德古作为纠纷解决权威的影响力。”而在现代彝区，德古的权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国家政权及国家法深入到彝区，彝区的纠纷解决权威逐渐由单一转变为多元，纠纷解决不再是德古的‘专利’”。乡村政治精英、派出所、人民法院和新型德古———一种深受国家法影响的传统权威一起，都是纠纷解决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在彝区出现了纠纷解决权威的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的权威毕竟主要受制与一元化的国家法律。因此，这种多元化，反而导致了彝族传统法文化日益走向式微———无论这种式微究竟是利还是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