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在案例指导制度中，“同案”是将一个待决案件的案件事实与一个先决案件或案例的案件事实做对比的结果，由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相同的两个事物，司法裁判中也不存在案件事实绝对相同的两个案件，因此，“同案”的确切表述应当是“同类案件”或“类似案件”，而非“同样案件”或“相同案件”。 最高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似乎就采用了流行的看法，其行文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与上述流行看法不同，我们的观点是，“同案同判”中的“同案”还是表述为“同样案件”比较好，理由主要可以从表述形式和表述内容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表述形式看，“同样案件”与“同类案件”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给人的感觉却相去甚远。在两个事物之间做异同比较时，如果说它们“同样”或“相同”，那么尽管不是意指绝对的“同一”，重心却在同不在异，而如果说它们“同类”或“类似”，则说的是“同”，意指实为“异”。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来分析，“同样”或“相同”似乎既有性质上的肯定，也有数量上的肯定，而“同类”或“类似”则属于性质上的肯定，量化分析上的否定。因此，说“同类案件同样判决”，就如同说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案件要采取完全相同判决，这在逻辑上似乎讲不太通，而说“同样案件同样判决”则因果关联分明。
从表述内容分析，一个待决案件与一个指导性案例是不是属于“同案”，需要有两个步骤的分析，即案件性质上的定性分析和案件情节上的定量分析。
案件性质上的定性分析，是看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在整体性质上是否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这里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眼睛紧盯着案件事实做文章，误以为要解决的是什么单纯的“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实际上，司法裁判是将案件事实“归入”具体法律调整范围，或者说是以具体法律规定“涵摄”案件事实的活动，因此，在认识上要明确，案件事实并不是与法律适用毫无关联的纯粹的“事实问题”，而必然是与法律适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实问题”。应该立足于案件事实与具体法律条文的联系，以案件事实的法律特性为线索，来确定两个案件的事实在整体上是不是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是不是属于同样法律性质的案件。比如，最高法院公布的第一批四个指导性案例，其案件事实整体涉及的法律问题分别是：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实践中的“跳单”行为是否违约的问题，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申请执行一审判决法院是否支持的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在一些特定情形中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以及在婚恋矛盾引发故意杀人的案件中如何量刑（或如何适用死刑和限制减刑）的问题。
对于案件事实的法律性质的比较分析，弄清楚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种类会有很大帮助。也有论者强调案件当事人“诉讼争点”的提示和指引作用，这是正确的，只是在此同时需要细加辨识：任何诉讼案件皆有其涉及的法律问题，但并不一定在案件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上有争议，许多诉讼属于当事人借助司法的权威强化和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情况；也有许多争议只是局部、枝节意义上的，与案件事实整体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认定无关。另外，不同案件事实所涉法律问题在性质类别上的“相同”，可以有上位和下位、大类和小类上的层级区别。例如，最高法院公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案例，其案件事实整体涉及的法律问题可以定位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实践中的“跳单”行为是否违约的问题，也可以定位于买卖居间合同、甚至更高层级的居间合同实践中的“跳单”行为是否违约的问题。具体认定为哪个层级类别，无法一概而论，需要留待裁判者的自由裁量；同时大致可以认为，抽象意义上的层级类别越小，具体意义上的可比性或趋同性越大。
在定性分析确定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在整体性质上是否涉及相同法律问题之后，还需要在案件情节的比较上做定量分析，看两个案件在具体情节上是否可以视为“相同”或“同样”。具体的操作方式是：（1）以择定的指导性案例为基点，与待决案件在具体案情上进行比较，列出事实情节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2）结合具体的场合，针对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比较确定相同点和不同点的相对重要性，并做出“相同案件”还是“不同案件”的判断：如果认为相同点对于认定和处理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更重要，则无视或舍弃不同点，视为“同样案件”；如果认为不同点对于认定和处理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更重要，则无视或舍弃相同点，视为“不同案件”。由于两个案件在案情比较意义上不可能绝对相同，也不会绝对不同，最终视为相同或不同，属于一种“法律拟制”的性质。业界许多论者基于两个案件的案情不可能绝对相同的事实，主张将“同案同判”中的“同案”理解和表述为“类似案件”或“同类案件”，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不了解裁判中对“同案”的认定，不仅有对案情同异点的比较，而且还有针对案件事实整体涉及的法律问题，对案情相同点和不同点所做出的二者有其一的抉择。当然，这样的定量分析所需要的权重和抉择，也少不了裁判者的自由裁量。
“同案同判”不仅涉及对“同案”的理解，而且还必需联系“同判”来理解“同案”。申言之，“同案”是导致“同判”的原因，是支持“同判”结果的根据，我们只有基于“同判”的要求、在匹配“同判”的意义上去选择和锁定“同案”的表述和含义。那么，什么又是“同判”的含义呢？
所谓“同判”，是指“同样的判决”，具体到指导性案例的意义或价值来说就是：如果一个待决案件的案件事实与一个指导性案例的案件事实被认为是相同或同样，那么就应该采取与指导性案例相同的判决。这里，相同判决意指相同的法律处置，包括相同的法律认定以及相应的肯定或否定的法律后果；至于法律后果在数量上是否一般无二，则不可强求一律，因而不属于相同判决所要求的内容。基于这样的分析来看问题，那么业界一些人所提出的与“同类案件”或“类似案件”相对应，将“同判”称为“同类判决”或“类似判决”的主张，则不可能是恰当的了。
当然，按照以上所做的辨析，也可以将“类似案件”和“同样案件”作为一组概念，去刻画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在司法裁判中的实现过程。《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的文字内容，可以理解为是对法院审理案件时的要求，这时与“应当参照”匹配的是“类似案件”：如果案件不类似，应当参照也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再补充写上审理后的要求，整个条文可以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如果审理后认定案件事实相同，应该作出与指导性案例相同的判决。”这里将原条文中的“审判”改为“审理”，“类似案例”改为“类似案件”，则是出于规范性文件讲究用语准确的考虑。由于对指导性案例所要求的“同案同判”在不同裁判阶段的要求的差异缺乏区分，业界对“应当参照”的含义解释，目前存在着某种明显的混乱。
(本文以《对“同案同判”的法理分析》为题发表于2012年3月7日的《法制日报》，发表时略有删节)
相关文章
[错误报告] [推荐] [收藏] [打印] [关闭] [返回顶部]
已有